插隊二三事——列車啟動的那一刻。。。

工宣隊在某一天召開大會，宣布了我們的下一步的去向，就算作是總動員了。那個年月，也沒啥好說的，就像下達命令一樣。我記得從動員大會到走的那一天，滿打滿算也就是個把月的時間。接著就是報名，誰心裡都清楚，鄉是一定要下的，走不走都得走，報名報名，不過是走個形式而已。而且，工宣隊強調，第一批走的還光榮，要是有「問題」的話，頭一批還不讓走！弄的怪嚇人的。要說那時候的年輕人真奇怪，我至今都不能理解自己和我們這一代青少年學生（老初一，當時大都十四、五歲，還算不上是青年吧），當時怎麼都那麼聽話那麼服從安排那麼虔誠，把自己真的當成了「任你隨便搬」的「一塊磚」，要不然就是當時都麻木了。這事要擱現在，不說全部，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孩子會「打死也不走」。說遠了，話題回來——接著就是校園的大操場，一面面的石牆壁上，被批准的第一批走的、所謂沒有問題的、無比光榮的學生們的大名單，一個班一個班的亮相。我和我妹妹都報了名，也都當然地成了頭一批下鄉插隊的「光榮」一員。我倆在一個學校，我在高二，她是老初三。那個時候，我爸爸關在「牛棚」，一直不許回家，就是「死班」，工資也給停了，每月發給三十元錢的生活費，我媽媽在「學習班」，還好，晚上可以回家。自從知道她的兩個女兒不久就要到農村插隊，媽媽很少說什麼也很少囑咐什麼，只是默默地為我們姐妹倆準備行裝。扯布，買棉花（是因為下鄉發給的棉花票，還是當時棉花不要票證，忘了），買其他能想到的日用品，連著許多晚上帶燈給我倆做穿的用的。我媽媽是屬於心靈手巧的人，會一手的好針線活兒。我們從小到大穿的衣服，甚至鞋子，都是她工作之餘給我們一針一線地做的。我回城工作以後，都二十四、五，二十六、七歲了，我穿的棉襖，褲子，棉襖罩衣還都是我媽媽給做的。更別說我結婚時候的很多嫁妝了。當時下鄉的學生每人發了一些票證，都有什麼記不清了，我只記得憑票買過一雙棉水襪子，上世紀六十年代，我們都這麼叫，很奇怪的叫法，不是襪子，其實就是一雙黑色橡膠底棉的高腰到腳脖子的類似農田鞋的一種靴子，還買過幾塊肥皂。那些日子，常常是夜裡起來的時候，還看到我媽媽在燈下縫製衣服，家裡那架上海產的蜜蜂牌縫紉機的踏板「達達達」地響個不停，寂靜的夜裡，聽的十分清晰。我媽媽給我和妹妹倆每人準備了一整套的衣服，記得一人給做了一件半大棉襖，黑色的咔嘰布面，繭綢的里子，絮的厚厚的棉花，兩個斜插大口袋，領子用的深褐色的抓絨，豎起來很暖和，密密的針腳，細細的做工，跟商店裡賣的成品半大衣不相上下；還有棉褲，褲子，上衣，甚至連文胸都是她給做的。除了棉的，其他的都是每一種好幾件。臨走的前幾天，我和妹妹去「牛棚」跟爸爸道別，這一去不知道何時才能再相見，心裡不知是個什麼滋味，別說是下鄉以後了，即便是現在，也是成月成月地不許見面。記不得是和誰人聯繫，通知了我們見面時間，還告知了我爸爸要我們順便給帶的物品。那天去到的時候，我們只能在大門口等候。父親邁著蹣跚的腳步走來（在牛棚里經常受到毒打，很久後一次被允許回家，胳膊都抬不起來了），身旁還有一個「造反派」跟著。與其說跟著，不如說是盯著或者監視著。至今很清楚地記得，父親要我們給他帶降壓藥，名字我還記得，叫地巴唑，父親當時腦後面脖子處起了癤子一直不愈，讓我們給帶的外用藥膏依可度（也叫魚石脂）。父親要一雙勞動用的軍用膠鞋也叫解放鞋。這些東西遞給父親的時候，跟著的人逐一檢查，連膠鞋的鞋裡面都用手摸了又摸，生怕裡面還放了什麼別的可疑的東西。去之前，我給爸爸寫了張紙條，把他要的東西都寫在了上面，我是怕萬一見不了爸爸，就只得把這張紙條轉交給他，所以帶的東西記得很清楚。這張紙條，他去世以後，又轉到了我們家人的手裡。我們父女三人都沒有說許多話，沒有流淚。我們互相注視著，生怕浪費我們之間見面的一分一秒。父親只是囑咐著，要聽毛主席的話，好好勞動，注意身體。還不到十分鐘，如同探監，身邊的人就催促到時間了，叫我們離開。我倆走了，一步三回頭，看到父親依然在那裡站著，依然沒動。。。。。（第二年的這個時候，他就去世了）。當時市裡的中學，大部分都分在市屬縣的農村，離家很近。我們學校則和另外三所學校一起，分到最遠的要乘火車才能到達的遼西農村。記得是一九六八年的十月二十日，這個日子我永遠不會忘，因為十年以後的一九七八年，也是在十月二十日，也是在這同一天，我到大學報到。戶口是怎麼去派出所銷的，行李是怎麼提前送到火車站的，說實話，一點印象也沒有了。當年我們都不知道前方的路在哪裡，怎麼走？只知道上了火車，身份就成了下鄉知青。我媽媽把家裡的兩個樟木箱子給了我和妹妹，我把家裡能帶走的屬於我的所有所有東西都裝在箱子裡帶走了，壓根兒也沒想到有一天能回城，也許真的就在農村紮根一輩子了。離家的那一天，十月下旬，已是深秋了，媽媽和弟弟去火車站送我倆，在火車站前我們四個人照了一張合影，那是個大晴天，天上沒有一絲雲。照片里，我弟弟手裡捧著一本紅寶書，我和妹妹挎著書包，都把媽媽給我們做的半大棉衣搭在胳膊上。我沒讓媽媽和弟弟送我們進站台。媽媽也沒有堅持。有一個要好的我班同學送我到站台，她是烈士子女，留了城，分在市裡一家部屬大型國有企業。她送給我一個新搪瓷臉盆，時逢正是下山楂的時節，知我素愛吃山楂，她買了山楂送給我，一點不誇張地說，裝了足足有半臉盆。站台上，來送行的家長許多許多，互相之間都在站台上說著說不完的話，我坐在車廂里，親人走了，沒什麼可期盼的，只等著列車發動。終於到了非上車不可的時間了，我從車窗望出去，送行的人和要上車的人難捨難分，拽著胳膊拉著手不想分開，上車的人頻頻回頭，車下的人不住地揮別，還扯著嗓門囑咐這囑咐那。其實這時候人心裡很亂，說什麼也聽不見，聽見了也未必記得住。就在火車發動的汽笛響起，火車輪子轟鳴的這一刻，忽就聽到車廂里不知哪個班的同學「哇」的一聲大哭起來，像得了傳染病似得，瞬間就有很多同學一起哭起來，還不是大哭，是嚎哭。聲音撕心裂肺，像要下地獄，又像進油鍋。記得當時火車的廣播里還響著歡快的革命歌曲。悲切的哭聲和歡快的歌聲混在一起，像亂鬨哄的大合唱。那時候我沒哭，一滴眼淚也沒掉，大腦一片空白。我很反常，尤其是這樣的離家這樣的場合。因為過去我媽媽常批評我的眼淚不值錢，我曾是個愛哭鼻子的人。即使下鄉以後，我也從沒哭過，沒有一滴眼淚。有的女生，夜裡想家哭，接到家書哭，幹活哭，沒活干掙不到工分也哭。我沒有，什麼情況下也沒有眼淚。要是沒記錯的話，火車是下午三、四點鐘啟程的，坐了一夜。第二天的凌晨到達目的地。在火車上，我吃山楂，吃了一路，我把那半臉盆的山楂，全吃光了。別人嫌酸，我自己個吃，沒有倒牙，胃也沒有不舒服。這麼多的山楂，都是怎麼吃進肚子里的，一點感覺也沒有。現在回想起來，我竟然當時都沒有和我妹妹坐在一起，她跟她的青年點同學在一起，我跟我的青年點同學在一起。當年的我們，傻不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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