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政治新星」們能撐多久？

法國「中國與盧瓦爾協會」秘書長

近幾年，隨著歐洲政壇演變，不少國家迅速冒出了一批青年政治家。其中，曾一度被看好的39歲法國總統馬克龍最近可謂麻煩纏身，屢次遭到民眾抗議。除此之外，近日31歲的奧地利外長庫爾茨成功吸睛，有望出任奧地利總理，成為歐洲最年輕的政府首腦。在新老面孔更替之間，歐洲選舉領導變得猶如選快餐明星，端看新人是否比老人更能撐。

2017年10月10日，26萬法國公務員舉行示威遊行，抗議總統馬克龍推行的多項改革政策，其中包括凍結公務員工資上漲指數，未來5年內裁減12萬公職崗位以及削減公共開支等。

雖然馬克龍上任不過半年，但這已經不是他第一次遭到民眾反抗了。

上任僅僅一個月，他的支持率就下降了整整10個百分點， 如此大幅度的掉價，在法國歷任新總統中都不多見，只有1995年希拉克執政時期出現過。8月份的民意調查更是雪上加霜，只有36%的法國人滿意馬克龍的政績，與他5月當選時66%的支持率相比，幾乎是斷崖式掉落。

雖然說不上「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也足夠令人唏噓的了。

憑心而論，馬克龍上台後推出的一系列措施，包括削減福利、削減公務崗位和公共支出、允許企業和僱主更靈活地僱傭和解僱員工等，並無不對。

法國目前面臨的困難是沒有新的經濟推動力，政府赤字龐大和高失業率。人人明白問題所在，個個要求積極改革。但改革不是請客吃飯，總要犧牲某些群體的既得利益。誰都指望犧牲的是別人，犧牲自己是絕對不幹的。

何況，馬克龍也絕對談不上大公無私。

筆者在5月份的《馬克龍未必靠老婆 但人脈可深了》一文中曾介紹過，他雖然出身社會黨，但很快脫離自建中間政黨，而且他的成功得到了工商金融集團的大力支持，「毫無疑問，他的登頂也會給那些支持他的人更大的發展空間。」現在自然是回報的時候。

馬克龍以青年才俊、決斷有為的姿態出現在法國舞台上，縱觀這幾年歐洲的政壇演變，不少國家都迅速冒出了一批青年政治家，比如義大利、奧地利、捷克、希臘、馬爾他、冰島、愛沙尼亞、愛爾蘭等國，都是青年人掌權或正在走向掌權的路上。

他們的成功，除去個人努力，體現出歐洲選民們厭煩老舊政治家們長久無用的爭鬥，迫切希望出現一個新面孔能夠有魄力和決心實施新措施，把國家推上健康發展之路。

年輕領導人的出現，與其說是選民們的新嗜好，不如說是歐洲長期經濟萎靡不振、社會環境愈加複雜和危險的大環境造成的，各個國家的境況都差不多，選民們的心境也差不多，相似的基礎「涌浪式」地推舉出相似的政治新星。

他們和老派政治家有著極大的不同，以上升速度快、顏值高、抓住社會熱點而著稱，當然少不了也伴隨著起得快也落得快、底蘊不足等弱點，而且在時代的大背景中，他們中的不少人也體現出相似的特性。

筆者在《馬克龍》一文中已經敘述了他從哲學領域到銀行家之間的謎之轉變，本來以為就夠獨特的了，細看幾位年輕領導人的履歷，才發現類似情況大有人在：

比如前拉脫維亞總理、現歐委會歐元與社會對話委員東布羅夫斯基斯，他1993年拿了物理文憑，95-96年做大學實驗室助手的同時拿了經濟學文憑，97-98年還是馬里蘭大學電子工程實驗室助手，同時念電子工程博士，1998年就被拉脫維亞銀行錄用為宏觀經濟專家，2002年隨著大選勝利被任命為財政部長。

還有原芬蘭總理，現歐盟委員會副主席（司職經濟、貨幣與歐元事務）卡泰寧，獲得政治學碩士學位後，一路擔任市政委員會成員、國會議員、芬蘭民族聯合黨副主席、主席、歐洲人民黨副主席，2007年芬蘭議會大選，他領導的聯合黨為僅次於社會民主黨的第二大黨，他本人就任財政部長及副總理。

捷克總理索博特卡，攻讀法律獲得碩士學位，1996年首次當選捷克眾議院議員，2002年31歲時就任財政部長。

上述幾位，根本沒有或僅有極少的經濟管理的學歷或經驗，在某個合適的瞬間，一步躍入經濟金融業的高端，其大躍進的升速，足以讓常人瞠目結舌。

相比起來，葡萄牙的莫達斯倒是中規中矩了，他取得了哈弗大學MBA學位，曾擔任法國Suez集團的項目經理，在高盛從事企業兼并業務諮詢工作，之後又在投行從事房地產投資事務。

2008年，莫達斯在葡萄牙創立了自己的投資諮詢管理公司。葡萄牙捲入歐債後，他作為專家被社會民主黨任命為經濟研究單位協調員，以後調至總理內閣，負責監管葡萄牙經濟改革。

歐洲首腦級別的青年人不過八九個，有財政金融背景的佔了一半。

從英國退歐，蘇格蘭公投，到加泰羅尼亞要求獨立，強調個人權利至上的歐洲正在結出割地自保的果實。

2009年後，經濟危機肆虐歐洲，2010年債台高築的希臘更是帶頭引爆歐洲信貸危機。而2012年總理候選人齊普拉斯大聲疾呼「反緊縮」， 主張廢除財政緊縮，要求與債權人商討勾銷此前債務，甚至叫囂以「退出歐元區」為要挾。

即使當時的希臘民眾面對前所未有的狀況還心有疑慮，那麼2015年齊普拉斯的當選，就標誌著這種繼續大手花錢享樂並同時賴債的極端利己主義，已經成為從領導人到百姓上上下下的共同心聲。

馬克龍上台前曾力主同意中國收購圖盧茲機場，但他上台後馬上要求歐盟限制外來資本進入，矛盾嗎？不。這裡的脈絡很清晰，破產的不良資產盡量脫手給外國人，但本國的優良資產絕不允許外人染指，哪怕合作也不行。

聯想到他倡議設立一個歐元財長職務，並發行歐元區共同債券，刻意模糊共同債券誰擔保、誰花費、誰償還的問題，包含著法國希望藉機推卸債務負擔、並獲得更大的歐盟財政控制權的野心，立刻遭到德國明眼人的反對。

其實齊普拉斯和馬克龍的做法我們可以從特朗普身上找到相同的影子，一樣的「本國優先」，一樣的無視他國利益。俗話說「可以共富貴，不能共患難」，如果歐洲經濟持續這樣萎靡下去，可以想見類似的利己主義會越來越多，甚至演變為候選人競爭時的有力武器。

除了盧森堡首相貝特爾當過盧森堡市市長，義大利總理倫齊擔任過佛羅倫薩省省長及佛羅倫薩市長外，幾乎沒有人主管過地區治理。大多數人都是從議員、顧問、某個部門的領導一路走來，然後跳到國家領導崗位。

過快的上升令人羨慕，也隱含危機。

國小人少的地方，基本面平穩，尚不容易出差錯；如果國家大人口多，經濟低迷而利益群衝突的時候，要麼政策執行艱難，要麼強力執行引發大規模抗爭，馬克龍就是一例。

還能看到希臘的齊普拉斯，2015年他上台以來，與債權人「馬拉松式」的談判，萬眾矚目的「退歐」公投，至今仍未取消的資本管制，讓希臘人開始厭倦的同時也感覺到其實他和以往的政黨沒有什麼不同。

在野黨好當，執政黨難做，越是艱難複雜的環境越容易讓領導者水平畢露，一方最好的幫手實際就是另一方。

歐洲長久的平穩生活削弱了選民的警惕心和政治判斷能力，艱難的經濟現狀和黯淡的未來又加重了急功近利性和排他主義，民主選舉往往選出來的不是最善於治理國家的人，而是最善於吸引選票的那一個，選領導猶如選快餐明星，取捨無非是從左右之爭變成了新老淘汰，端看新人是否比老人更能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