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長生：西方演變烏克蘭手段、特點及對其應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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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染指烏克蘭已有歷史。2004年11月至12月，以總統選舉「存在舞弊」為由，支持反對派發動舉世矚目的「橙色革命」，組織大規模「街頭鬥爭」，迫使當局重新舉行投票，改寫選舉結果，助反對派領導人尤先科登上總統寶座。2014年2月烏克蘭權力更迭也是在西方大國一手導演下，由親西方反對派組織，以「反專制」、「加入歐盟」為號召，以街頭政治方式，通過暴力手段實現的。它是西方對烏克蘭新一輪演變的結果，是烏克蘭「橙色革命」的發展，是獨聯體國家「顏色革命」的繼續，也是阿拉伯之春的外溢與蔓延，既體現出西方推行「顏色革命」的一些傳統手法與特點，又有新的發展。對此，西方眼中的「異類國家」，必須把西方的演變上升到國家安全的戰略高度來看待，丟掉對西方不切實際的幻想，認真研究，妥善應對，才能獨善其身。

一、西方演變烏克蘭手段

蘇聯解體以來，美歐積極推動對烏克蘭的演變改造，大力培育親西方力量，扶植其掌權，分化俄烏關係，拉烏入歐、融入西方，為此，不遺餘力，翻新手段。

一是利用非政府組織對烏克蘭實施長期政治滲透。非政府組織一般是指獨立於企業和政府之外、非營利性和公益性的民間社會組織。但是，西方國家卻大都把非政府組織作為推行西方價值觀、顛覆他國政權的工具，西方政府喉舌和代理人。西方非政府組織對烏克蘭的政治滲透早在蘇聯解體前即已開始。美國政府資助的美國民主基金會從1988年就開始支持烏克蘭的非政府民主建設活動。1990年在烏克蘭創立了國際復興基金會，大搞民主滲透，網羅親西方人員，物色和培植親美親西方勢力，爭奪、策反高級人才，鼓勵、支持「持不同政見者」和鼓吹自由化的代表人物。2004年烏克蘭「橙色革命」和這次烏克蘭政權非正常更迭中，非政府組織都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迄今，已有美國民主基金會、索羅斯基金會、卡內基基金會等2200多個非政府組織在烏克蘭落地生根。

二是利用烏克蘭「第五縱隊」作為利益代言人。《第五縱隊》原為海明威寫的一部反映西班牙內戰的劇本，以馬德里保衛戰為背景，當時西班牙一叛軍將領揚言有四個縱隊圍攻馬德里，同時城內有一批同情者將裡應外合，名為第五縱隊。「第五縱隊」現指西方國家在演變目標國內培植的內奸、叛徒或顛覆分子。據俄智庫戰略文化基金網站2014年1月28日透露，美國中情局有一秘密行動組（CAS），負責在烏克蘭組建「第五縱隊」，企圖通過宣傳、政治和經濟操縱、軍事行動和半軍事行動推翻外國政府。該組織在烏克蘭強力部門中安插了強大的「第五縱隊」，其骨幹成員是前蘇聯的官僚，蘇聯解體後搖身變為烏克蘭民族主義者。他們中的一些人幾個月前就預測烏克蘭會發生內戰。納利托·格里岑科任國防部長時就竭力促成烏克蘭向北約靠攏，這次烏克蘭危機中又呼籲公民拿起武器走上街頭。烏克蘭強力部門的一些退役將領參與組織了新法西斯主義的行動。

三是利用烏克蘭青年學生、激進勢力作為運動骨幹。西方國家十分重視培植激進的青年學生組織作為發動「顏色革命」和「街頭政治」的先鋒隊。他們通過開辦培訓班，精心挑選代理人，培養運動領袖和骨幹力量。「橙色革命」前，烏克蘭就出現了以西方勢力為強大後盾的「是時候了」與「我知道」等激進青年學生組織，多位有著指導緬甸反獨裁體制運動和南聯盟推翻米洛舍維奇運動經驗的有著美國中情局背景的人員、甚至是塞爾維亞抵抗運動領導人現身烏克蘭，具體傳授經驗，現場指導幫帶。在烏克蘭選舉前兩個月，為了對學生領袖們進行教育，西方非政府組織在當地組織了一次座談會，告訴烏克蘭年輕人如何組織領導、如何進行宣傳、如何集結活動人員、如何吸引其他市民加入、如何獲取資金援助。座談會結束後的第10天，這些頗具領導才能的年輕人被聚集在一起實習。就是這些年輕人，成為日後烏克蘭「橙色革命」的中堅力量。這次烏克蘭變局前後亦是如此。個別西方人士在烏克蘭群眾抗議示威前1個月便神秘地來到基輔。期間西方民主人士又大量湧入或申請入境。事後發現，參與襲警、襲民的狙擊手、專業人士也大多受過西方的專門培訓。運動中起領導作用的「右區」激進組織也「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工具」。

四是利用弱勢群體作為運動基礎。「橙色革命」看起來是因選舉舞弊而引起的兩個總統候選人間的PK，是圍繞在兩個總統候選人支持群體間的對決，實質上、也更是烏克蘭人民「並不在意誰當總統，而是真誠地希望新總統上台後，國家能夠發生根本性好轉，人民得以擺脫貧窮」心態的表露，也是當時大多數烏克蘭人思變、求變情緒的表達，這是尤先科最終擊敗亞努科維奇當選總統的民意基礎，也是最終導致其下台的動力。這次烏克蘭政權更迭中，廣大的低收入階層，如青年學生、市民、退伍軍人、失業者與無業游民等成為運動的基礎，受「僱傭」的「志願者」也多來自這部分人群，倍受寡頭欺壓、苦不堪言的中小工商業主等意見群體也成為運動的重要支持力量。

五是利用媒體為運動造勢。「橙色革命」期間，西方國家向支持反對派的電台、報刊、電視台提供資助，為反對派候選人做廣告宣傳，西方背景的「第五頻道」一直是尤先科的堅定支持者。在烏克蘭，他們引誘選民：「選擇尤先科便能告別貧困！」這些說法對處於經濟困境中的選民，產生了相當大的誘惑作用。這次烏克蘭變局中，西方國家一方面動用自身的強大媒體資源，對亞努科維奇當局進行「不民主」、「專制」等妖魔化宣傳，同時派出大批媒體記者親臨示威現場組織反當局宣傳報道，聲援反對派；另一方面，美國實施「烏克蘭媒體」項目，製作電視和專題廣播節目，培訓大批從事反當局活動的媒體人，使親西方的媒體覆蓋了烏克蘭所有地區，這些媒體把受眾鎖定在烏克蘭的中產階級、青年人、大學生，成為反動派煽動、動員示威、甚至是募捐贊助的宣傳工具。

六是利用雙重標準混淆是非。所謂雙重標準就是，贊成符合自己利益的價值判斷或行動，反對或限制不符合自己利益的價值判斷或行動；並把符合自己利益的價值判斷或行動強加於人。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是執行雙重標準最多最嚴重的國家，在這次烏克蘭變局中表現得淋漓盡致。烏決定暫停同歐盟聯繫國協定後，西方對親俄的亞努科維奇當局十分惱火，對親西方反對派發起的示威抗議活動從始至終選擇了一面倒的完全支持立場。反對派最初以抗議亞努科維奇當局暫停同歐盟聯繫國協定為口實發起示威抗議活動，很快發展到要求任期未到的民選總統、合法政府下台，建立以反對派為主的親西方政府，並且以暴恐為手段，伴隨著一系列製造搶奪槍支、強佔政府機關、焚毀執法部門，甚至是槍擊警民等公然的恐怖犯罪行為。這明顯是在踐踏烏克蘭法律，也有違西方倡導的自由、民主、人權與法制精神，而美歐卻置若枉聞，反把過錯一股腦兒地推給亞努科維奇當局，謂之「不民主」與「專制」，逼其不斷向反對派作出妥協、讓步。美國一面高調強調「干涉烏克蘭內政將是嚴重錯誤」，一面又暗中插手烏克蘭臨時政府總理人選。

七是利用暴恐掀起運動高潮。烏克蘭政權更迭過程中，有兩個重要轉折點。一個是，2014年1月19日抗議示威人群同警方的衝突，造成3名示威者死亡，成為危機爆發以來的第一批遇難者。這次事件直接導致烏政府總理辭職、剛通過的反示威法被廢除。此後，反對派的要求更加高漲，加入抗議的人群進一步壯大。另一個是，2月18日，反對派要求提前舉行總統選舉並修改憲法，基輔再次陷入暴力衝突，造成包括10多名警察在內的28人死亡。它的後果導致更強烈的民憤，兩天後的20日出現更大規模的示威和人員傷亡（80人喪生），4天後總統被迫出走、5天後反對派當權，恢復2004年憲法，烏克蘭政體由總統議會制回歸議會總統制。前者有證據表明，造成第一名廣場人員傷亡的槍手，由反對派僱傭自北約某國。後者也有充分證據顯示，德國總理默克爾接見烏克蘭反對派領袖的次日（2月18日），便引發了造成28人死亡的暴力衝突；還是反對派僱傭的狙擊手既傷平民、又殺警察挑起的事端，而西方卻讓亞努科維奇當局來為反對派買單。

二、西方演變烏克蘭特點

西方為實現改造目的，對烏克蘭的演變注重傳統與創新相結合、歷史與現實相統一、秘密與公開相一致、和平與暴力相呼應，既有傳統手法，又花樣層出，呈現出不斷變幻的特點。

一是政府公然走上干預的前台。如果說「橙色革命」期間，是非政府組織充當先鋒隊，而西方國家政府一般還會有所顧忌、隱身幕後相對還算內斂的話，那麼這次烏克蘭權力更迭中，在非政府組織繼續發揮先導作用的前提下，西方國家政府則更多地走上了前台。美歐國家多位政府官員、議會議員直接來到示威廣場鼓動，外交官投身遊行人群，西方國家政府發言人公開對反對派表示支持，美國副總統拜登致電亞努科維奇逼其作出讓步，德國總理默克爾公然接見烏克蘭反對派領袖。這表明，西方國家政府在演變烏克蘭過程中，開始不加掩飾，越來越多地走上了運動的前台。同時，情報機構與外交機構相配合，聯手推動運動發展。美國國務院主導的非政府組織在更多地扮演起冷戰期間中央情報局角色的同時，中央情報局依然不丟本色，其秘密行動組人員偽裝成外交官、美國公司、研究所和各種組織中的人員，在烏克蘭政黨、協會、學生團體、工會、媒體、軍隊和政府以及經濟圈子培養自己人，指導並組織反對派搞「街頭政治」或「馬路革命」。

二是「普世價值」成為干預理論依據。西方的所謂普世價值內容包括：「民主、自由、法制、人權」等，其核心是人權至上，認為國家有義務捍衛國民與生俱來的權利。在西方國家看來，它是放之四海皆準的價值觀，即人類共同的價值觀。冷戰以來，西方國家以此為理論依據，恣意干預他國內政。「橙色革命」期間，西方國家以第二輪選舉領先的亞努科維奇嚴重貪污、影響選民和選舉舞弊為由，干預烏克蘭總統選舉。美國支持親西方反對派尤先科，向廣場靜坐的其支持者提供帳篷、食品，指責領先的親俄派亞努科維奇大選「舞弊」、「不公正」，施壓重新組織選舉並為反對派提供選舉資金。這次烏克蘭變局中，高高舉起的同樣是民主、自由與人權的旗幟，指責亞努科維奇「獨裁」與「專制」，並為此大肆進行妖魔化宣傳，並揮舞人權大棒，屢屢對烏當局的正當執法行為施壓。

三是腐敗問題成為製造動亂的重要法寶。緊盯對手腐敗問題揭短亮醜，利用或捏造烏克蘭原領導人及其家族的腐敗問題，大做文章，一則可動員群眾廣泛參與運動，二則可逼領導人就範或作出妥協讓步，成為西方國家演變烏克蘭的一個重要特點。烏克蘭前總統庫奇馬，在「橙色革命」中因擔心反對派上台後會指控他在任期間的腐敗行為；擔心女婿大肆侵吞國有資產，插手總統選舉的醜行株連自己，因此，面對美國、歐盟和反對派的威逼利誘，不得不做出妥協和讓步。這次烏克蘭政權更迭中，亞努科維奇及其家族的腐敗行為，在烏克蘭廣為人知，其以大欺小、以強凌弱、巧取豪奪行為也在工商業界流傳，成為很多中小工商業主上街遊行或捐款捐物支持反對派的重要原因。美歐以凍結亞努科維奇家族、同僚在西方存款、資產相威脅，就是要向世人證明，確信其腐敗；開放其住宅別墅，展示豪華裝修、裝飾，就是想坐實其奢侈腐化的貪官形象，儘管後來亞努科維奇在俄羅斯舉行記者招待會為自己正名：作為公眾人物，在西方沒有個人存款和私產；所住公寓是私人存款所購，但此時已是「無可奈何花落去」，失去了總統的掌控力。

四是制裁與威脅制裁成為威逼對手與分化對手陣營的利器。在國際關係中動輒制裁或威脅制裁，是西方國家挾持、威逼演變目標國領導人妥協讓步、瓦解其陣營的慣用伎倆，而且一旦目標國領導人不能潔身自好，屢試不爽。烏克蘭變局中，西方國家一再向亞努科維奇當局發出制裁和制裁威脅，亞因本人及家族腐敗醜聞纏身，在西方制裁或制裁威脅面前始終硬不起來，步步退讓。2013年12月10日晚至11日凌晨，烏克蘭警方開始清除獨立廣場周邊路障和集會者帳篷，遭到西方國家指責。美國當日表示，「無法接受」烏當局行為，不排除對烏實施制裁可能。11日白天，烏警方放棄行動。2014年2月18日至20日，基輔示威演變為騷亂，西方指責烏政府導致局勢升級。美國宣布對20名烏政府官員採取「禁發籤證」措施，並私下威脅支持亞努科維奇的商界大亨，如果烏當局不向反對派交權，將凍結其海外資產。繼美國之後，歐盟也緊急動議制裁烏克蘭，凍結對在基輔暴力事件中負有責任的官員財產、禁入歐盟。2月21日，在西方壓力下，亞努科維奇被迫與反對派簽署和平協議，此後，其重要政治盟友、議長雷巴克辭職，遺職由反對派領導人接任，直接導致亞努科維奇被議會罷免總統職務。

五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西方國家在演變烏克蘭的過程中，為達到扳倒親俄派亞努科維奇、扶持親西方反對派上台的目的，可謂不遺餘力、不擇手段。「橙色革命」期間，在烏克蘭中央選舉委員會宣布亞努科維奇在第二輪總統選舉中勝出的情況下，美歐以「選舉存在舞弊」為由，拒不承認選舉結果，大力支持親西方的尤先科發起抵制運動，推倒重來，終於使尤先科在複選中如意上台，這在國際上是罕見的。在這次烏克蘭政權更迭中，為達到倒亞（努科維奇）目的，美歐政府、政客和主流媒體沆瀣一氣，不惜撕下「人權衛士」面具、犧牲道德形象，堅定地站在烏克蘭親西方反對派一邊，對「親歐盟示威」表示出了少有的同情和全方位的重大支持，不僅提供輿論聲援、人財物支持，還默許、甚至慫恿、鼓勵、支持反對派以暴力、恐怖手段推翻合法政權，達到奪權目的。此外，還對混雜於反對派示威運動中並扮有重要角色的烏克蘭新納粹分子、極端民族主義分子及其暴恐言行抱以包容的態度。這表明西方國家已放棄非暴力顛覆他國政權的理論。

六是西方國家控局能力開始下降。同以往相比，西方國家對烏克蘭「民主運動」的主導能力開始受到挑戰。如果說「橙色革命」期間，運動的訴求比較單一，僅僅是改變現狀、使生活變得更好佔主流，西方尚能把握運動的方向，掌握住運動主導權的話，那麼這次烏克蘭政權更迭過程中，就不那麼靈驗了。「橙色革命」中，運動參與者以激情與選票改寫了歷史，把本已勝出的亞努科維奇趕出局拉下馬、把原本出局的尤先科扶上馬，反映的是民眾思變的一種心態；這次基輔獨立廣場示威則不僅僅是脫俄入歐那麼簡單，雖然運動參與者在要求亞努科維奇下台問題上是一致的，但在是否入歐問題上卻存在重大分歧，以至於出現了反對派三方領導人在西方艱難協調下同烏當局達成的協議都被廣場示威者斷然否定的情況。這主要是由於參與運動的人員成份複雜，不僅有親歐派，還有像「右區」一樣的由多個極右小團體合併而成、以青年為主體的烏克蘭法西斯組織，該組織雖然參與「親歐盟示威」，成員也是街壘巷戰的骨幹鬥士，但他們反對與歐盟簽署協議及加入歐盟。

七是美歐並非鐵板一塊。美歐在演變烏克蘭問題上既有共同點，也有分歧。共同點就是逼迫親俄的亞努科維奇下台、建立親西方的反俄政權。分歧的焦點在，誰應在平息烏克蘭危機行動上發揮領導作用、該怎樣發揮等問題上。美國指責歐盟對亞努科維奇的批評不夠尖銳，對烏克蘭的政策軟弱無力，難以應對俄羅斯的挑戰。德國總理默克爾對此強硬回應，美國的指責「不可接受」。同時，美國還批評歐盟在烏克蘭選擇的代理人也不對頭。美國認為，德國支持的克里奇科是缺乏從政經驗的拳擊手，且其運動生涯主要在國外，在國內缺乏根基，缺乏領導烏克蘭的能力，「沒有必要加入政府」，而烏前總理季莫申科、曾任經濟部長的亞采紐克才是未來烏克蘭總統、總理的最佳人選。美歐的分歧根源在於二者在烏克蘭問題上的目標存在差異。美國希望削弱俄羅斯，但不加強歐盟，美國人通過烏克蘭的親美派、而不是親歐派開展工作便足以說明問題。隨著危機的發展，這種不一致性將會進一步顯現。

三、西方演變目標國應對演變策略

冷戰後，西方國家把冷戰期間重點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放大到所有的「異類國家」，利用目標國的社會矛盾和困難，煽動「顏色革命」，製造政治危機，組織社會抗議、街頭抗爭，顛覆、推翻合法政權。應對西方演變應成為這類國家維護政治、社會、制度穩定和國家、政權安全的當務之急和長期戰略。

一是把發展民生與懲治腐敗作為維護執政地位、夯實執政根基的生命工程、基礎工程。民生與腐敗是任何國家民眾關注度最高的兩大社會問題。其中，民生問題歷來是一個國家和社會的根本問題。縱觀烏克蘭的兩次革命，其因由都與民生和腐敗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放眼其他國家發生的「顏色革命」，也概莫能外，同民生與腐敗息息相關。「橙色革命」是因嚴重貪污、影響選民和直接進行選舉舞弊所導致的在烏克蘭全國發生的一系列抗議和政治事件，根源還離不開民生，體現了參與者強烈的求變心理、對換一個總統執政可能生活會變得更好的期盼；這次烏克蘭政治危機的導火索是當局暫緩烏克蘭融入歐盟一體化的決定，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民眾融入歐盟「生活會好起來」的熱望，對執政當局政治腐敗、無所作為的唾棄與反叛。「阿拉伯之春」事出突尼西亞一個26歲小商販因經濟不景氣、不堪生活重壓、不堪警察和市政官員的粗暴對待而自焚抗議，還是離不開民生與腐敗。因此，「打鐵還須自身硬」，執政者要維護執政地位，首要的就是要解決好經濟社會發展問題，關注民生，發展成果惠及民生，建設廉明政治、廉潔政府。

二是既要加強民主政治建設又要加強法制建設。建設什麼樣的民主與民主政治、如何處理民主與法制的關係，是烏克蘭獨立以來一直沒有解決好的制度建設問題。民主政治是奉行多數人統治的一種政治制度，而烏克蘭推行的民主化進程，看似總統民選，但真正當政者都是前蘇聯政要、金融寡頭及其代言人，奉行的是地道寡頭政治，你方唱罷我登場。平民百姓只是投票機器和被政治家利用的工具，根本沒有機會登上政治舞台；投票結果可以改寫，奪權既可依靠欺騙性選舉、又可通過街頭政治實現，民主走了樣、變了味。民主政治建設要求通過多種手段建立健全民主政治制度，而烏克蘭的民主政治建設，靠的是拿來的所謂西方式三權分立的民主體制，並且一直是在總統議會制與議會總統制之間搖擺。民主與法制本為一體、同為一物。民主是靈魂，法制是載體。失去法制，民主便是「孤魂野鬼」。而烏克蘭式民主對法制卻是選擇式的，不需要時完全拋開，踐踏憲法，用暴力與恐怖奪取他人生命，奪取民選政權，結果是國家分離動蕩、政權飄搖、人民承受苦難與不幸。因此，對於執政集團而言，民主與法制必須要兩手抓、而且都要硬，這是一項根本的制度建設。

三是學習與借鑒而不生搬硬套人類先進文化、優秀文明成果。人類社會7000多年漫長的文明發展，形成了豐富多彩的文化、眾多不同的文明形式和多種多樣的社會制度。文明多樣性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特徵。各種文明和社會制度包容互鑒、兼收並蓄是維護文明多樣性、推動人類社會健康發展與進步的重要保證與動力。正是這些不同的文明相互依存、相互交流，相互借鑒，取長補短，才構成今天這樣一個豐富多彩的世界。而烏克蘭獨立以來卻照抄照搬西方制度模式，原本以為西方式政體可以幫助實現國家穩定和繁榮，結果卻導致經濟從繁榮走向貧困；原本以為可以和平解決社會分歧，結果卻是合法政權失去權威，街頭暴力推翻民選總統；原本以為可以消除腐敗，結果卻是當選總統一個比一個腐敗，貪污腐敗任意橫行。這種西方式體制不僅沒有發揮積極作用，反而成為西方實現地緣政治目的的一種工具，為美西方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烏克蘭製造了堂而皇之的借口。因此，只有確立一種既博採他人之長、又符合國情與民族文化傳統的政權體制，才能真正凝聚民心，實現社會穩定與長遠發展。

四是重視領導團隊的執政能力建設。領導團隊的執政能力決定執政質量和執政效果，事關執政地位，攸關執政黨（聯盟）的前途命運。亞努科維奇及其領導的地區黨在烏克蘭危機處理中暴露出執政能力明顯不足，最終亞本人被剝奪總統權力、地區黨也由執政黨淪為反對派，代價慘重。執政理念偏移。執政不是為了廣大選民、而是為了個人小圈子、為了寡頭集團，未能兌現競選時的承諾，讓選民感覺到「生活在一個穩定、平靜、舒適的國度」。執政方式問題突出。過於放任民主，不能依法執政，在反對派明顯觸犯法律的情況下，亞努科維奇作為總統，依然無原則、無底線退讓；地區黨在反對派的壓力下，自動繳械，放棄執政地位，甘願選擇成為反對派。關鍵時刻，領導團隊不能團結一致，共渡難關，政府與議會兩個聲音，總統決定、議會否決，政令不暢；缺乏堅定執法意志，總統對決定朝令夕改、出爾反爾、自我否定。教訓深刻。對此，執政能力建設是關乎執政黨生存發展的百年大計，只能加強、不能削弱。

五是加強對媒體輿論的引導與監管。媒體輿論一直就是西方國家爭取的重要對象和占居的重要陣地，成為其演變烏克蘭的幫凶和工具。「橙色革命」期間，它在美化反對派、醜化亞努科維奇問題上功不可沒。這次烏克蘭政權更迭過程中，又充當了急先鋒。媒體是領導基輔獨立廣場示威活動的反對派，進行發動鬧事、動員募捐、鼓動宣傳的一個重要手段，西方國家也依靠強大的媒體資源，壟斷了話語權，形成處處向著反對派講話、對烏當局極為不利的一面倒的輿論氛圍，出現當局的聲音幾近湮沒、事實真相完全被顛倒的現象。在對烏克蘭媒體的工作上，西方動手早、本錢下得大，投入巨資多人次、多批次培訓、塑造烏克蘭的媒體人（美國的「烏克蘭媒體」項目成立以來共製作了270個電視節目和1220個專題廣播節目，對3700多媒體人進行了培訓），形成了一個既有傳統媒體、又有新媒體參與的「對自己的國家展開信息戰的媒體人」網路，西方「一旦有需要就可以對烏克蘭政局施加非直接的有效影響」。相對於西方與反對派，亞努科維奇當局則顯得疲軟乏力、相形見絀。為此，了解掌握輿情、正確引導輿論、有效管控媒體、掌握話語權是規避、化解執政風險與危機的有效手段。

六是依法「重拳」打擊「第五梯隊」西方利益代言人。在演變目標國物色、發展、培養「第五梯隊」內奸，成為自身利益代言人，是西方國家推行和平演變與「顏色革命」的傳統做法。這些西方利益代言人在對自己祖國的和平演變與「顏色革命」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扮演著內奸的角色，是西方演變目標國執政當局危險和隱蔽的敵人。長期以來，西方在烏克蘭社會各界都經營了一批這樣的人，親西方反對派一直是西方拉攏的對象，烏克蘭強力部門、新聞媒體等要害敏感領域也都滲透有「第五梯隊」，他們在反政府運動中起著領導、骨幹的作用。對他們的所作所為，亞努科維奇當局幾無防範和應對，無所作為，結果遺害無窮。為此，執政當局對親西方的「第五梯隊」一定要瞭然於胸，對其不重用，對其行為不放任，營造打擊「賣國求榮」行為的有利輿論氛圍與社會氛圍，壓縮其生存的政治空間，降低其登上政治舞台、上升的機率，必要時依法打擊。

七是把軍隊建設成維護社會穩定、政權安全的堅強柱石。軍隊歷來是西方演變的重點對象，鼓吹「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和「軍隊國家化」、隱藏著其搞垮他國軍隊的險惡用心與政治企圖。烏克蘭軍隊在「橙色革命」中曾經扮演過不光彩的角色，當內政部長下令調集警察驅逐基輔獨立廣場上的示威活動時，烏克蘭軍隊情報機關領導人打電話給內政部長，要求撤回維穩部隊，最後內政部讓步。這次烏克蘭政權更迭過程中，烏克蘭軍隊在政權岌岌可危、社會動蕩、國家走向分裂的情況下，仍以「不介入國內政治鬥爭」為由袖手旁觀、無所作為。烏克蘭軍隊在兩場革命中的表現，再度引發人們對主權國家到底要建設什麼樣的軍隊、怎樣建設軍隊的思考。烏克蘭軍隊的表現應該說，是植入西方所謂「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與「軍隊國家化」理念種下的惡果，是西方式政權帶來的後果。它告誡執政當局，西方的「三化論」對軍隊建設是有害的，軍隊要切實承擔起維護社會穩定、政權安全的責任、成為維穩的堅強柱石，首要的在建軍指導思想與原則上就要徹底清除「三化論」的餘毒。

面對和平演變、「顏色革命」的強大攻勢，西方眼中的「異類國家」只要認清形勢，穩住陣腳，練好內功，妥善應對，是完全可以抵禦與防範的。

（作者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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