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郭樹勇：中國國關理論建設中中國意識成長及中國學派前途

作者繫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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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際關係理論 中國意識 中國學派 中國特色國際關係理論

內容提要

國際關係理論建設的本國意識有一個局部發育、整體性自覺（強化）、系統化和理論化的發展過程。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是國際關係理論中的中國意識發展的重要轉折期，由發育期進入整體性自覺時期。世紀之交的中國理論大討論實質上是一場理論系統化的學術努力產生了多方面的後果，其中一個重要的後果就是「中國學派」概念的提出。從中國意識，到中國理論，再到中國學派，這是一個遞進向前的邏輯。將關係性這個概念作為中國學派建構的本位，是建立既符合中國特色又有時代特徵的國際關係理論的重要努力，具有理論上的可能性。在中國學派提出的過程中，出現了較多有影響力的理論假定，其中體系程度較高、參與討論範圍較廣、地域性較強的三個理論流派是道義現實主義、共生理論和共治理論。建立和發展中國學派有必要建設一套相互間密切聯繫的概念群或概念體系。關係、共生和共治等概念並不是矛盾的而是相互補充的。未來的中國學派建設，關鍵要在整合、抽象、國際化和創新等方面下功夫。

1導論：國際關係理論中的本國意識問題

國際關係理論是一種兼具國際性和民族性的政治理論。在國際社會仍然主要以民族國家為主要行為體的歷史階段，國際關係理論既有國際合作的普遍性，也有民族國家的特殊性，而且從根本上說是為國家利益服務，具有明顯的民族性和國家性。隨著全球化的推進和國際關係整體性發展，國際合作的比重不斷加大，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共通性內容在增大，國家性內容在減少。與此相適應，在國際關係理論的形式上，民族國家特色也會越來越少。每一個國家，特別是大國，都把發展自己的國際關係理論作為國家軟實力戰略的重要內容。然而，在國家安全、政權建設、經濟發展等任務十分緊迫的形勢下，實施軟實力戰略、建立國際話語權並不一定能夠擺在重要議程上。歷史經驗表明，只有當強烈的大國意識與軟實力戰略緊密結合的時候，才有建立本國特色。

國際關係理論的利益訴求。國際關係理論建設的本國意識，並非與生俱來。它有一個局部發育、整體性自覺（強化）、系統化和理論化的發展過程。

一、局部發育。局部發育是指一個國家的知識精英或政治精英認識到，指導對外關係的國際關係理論要有民族國家的意識，要對抗外來的理論輸入，建立自己的理論陣地，形成自己的理論話語。但是，由於本國的國家軟實力不夠強大，知識分子的自主性成長和國際關係理論知識還處於發展的初期階段，因此意識發育還只能局限在一定的範圍內，往往與意識形態和國家戰略相融合在一起。知識精英與政治精英在國際關係理論建設上尚未達成共識，知識精英的自覺性還未達到影響全國的水平。

二、整體性自覺。整體性自覺是指隨著民族國家的進步，對外關係成為基本國家事務，國際關係理論知識不斷普及，國家實力和民族自豪感不斷提升，越來越多的知識精英加入到國際關係理論的建設中來，並具有了建設本國特色理論的緊迫感，有意識地用批判的視角來對待外國理論，積累起較為紮實的國際關係理論基礎，知識精英與政治精英形成了理論共識，國家意識得到明顯的強化，知識分子的理論自覺達到了更廣泛的水平。但是，理論知識普及雖然實現了面上擴張，其深化和前沿化的任務並未完成。

三、意識的系統化。意識的系統化與國際關係理論知識的系統化是相協調發展的，後者主要是指這個國家的理論工作者已經擁有足夠的能力對已經達到整體性自覺的理論界進行動員，組織強有力的、深入的學術討論，明晰較為系統化的理論知識體系，形成知識共同體，與國際學術共同體進行必要的學術交流。這個時期的本國意識，已經內化為理論工作的指導思想。無論在一般的學術交流中，還是在理論建設中，都把本國或本民族的理論列為基本視角之一，並把外來理論的本土化作為經常性任務。

四、意識的理論化。意識的理論化就是將國家意識有形無形地融入到理論創新之中，在意識系統化的基礎上，把本國的外交實踐和國際社會實踐結合起來，把本國傳統文化與國際政治文化結合起來，創立本國的理論流派，為本國在國際社會發揮更大的主導作用提供理論支持，為國際社會的治理與合作提供國際公共話語，建設影響國際政治的國際話語權。實際上，這是意識的形態化發展。

國際關係理論中的中國意識問題，在不同的場合表達為「民族立場」、「中國特色」、「中國學派」問題等話語形式。這個問題起源於，在國際關係理論西學東漸中，國際問題研究和國際關係理論建設為了適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體現中國國家利益、反映中國傳統文化取向等要求而採取的立場和方法，形成了多種形式的主體性理論訴求。其現實性是，當中國作為大國成長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便緊迫地需要擁有自己的理論貢獻。這一方面與深度參與全球治理的國家戰略相適應；另一方面與中美世界性權力轉移的歷史進程相適應。其本質是堅持意識形態的立場，維護中國文化主權，實施中國軟實力戰略。其核心是國際關係理論與中國實踐的結合之道。其關鍵是以中國智慧創新當代國際關係理論。

以中國智慧創新當代國際關係理論，面臨著一個基本的問題，即理論創新與理論反思的關係是什麼？它包括著一個問題群，即我們今天的理論創新有沒有必要的知識積累和沉澱？我們從什麼樣的基礎上建設中國的國際關係理論？如何看待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中國國際關係理論建設？能否從國際關係理論建設中找到一條中國意識發展的線索？實際上，理論創新與理論反思是一個相互依賴的關係，理論反思是理論創新的基本動力，理論反思得越深，理論創新水平就會越高。理論反思的要義是重新對理論發展史進行梳理，發現其理論發展的規律，重點是發現中國意識的成長路徑，找到理論創新的自信和基礎。這正是本文的努力之處。

2西學東漸與國際關係理論的中國意識成長

國際關係理論作為一個現代學科意義上的理論，始自1919年的巴黎和會前後，是西方知識精英與政治精英試圖防止戰爭爆發，總結和平經驗，發現為人類造福的國際政治規律，培養新一代外交人才的重大努力。自1919年至1949年的30年里，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界經受了兩次重大的學理革命，即現實主義向理想主義的轉變，理想主義向政治現實主義的轉變。前者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意味著認識論上的大轉變，盛行數千年的無節制的暴力以及運行幾百年的歐洲均勢政治開始被國際社會拋棄。後者的革命性意義主要在於開啟了將客觀化、普遍化和科學化的學術努力，反對理想主義烏托邦的一面和過分意識形態化的傾向。這兩場主要發生在美國和英國的學理革命及其論戰，並沒有對長期處於列強侵害和內戰頻仍狀態的舊中國產生多大的影響，因為除卻學術交流的不易，還有無可奈何的殘酷現實。所以，無論是持「槍」的學者還是持「橄欖枝」的外交官，即便可以用國際法和威爾遜主義的理念維護國際正義和國家利益，最終仍然不免發出了「弱國無外交」、「落後必然挨打」的嘆息。

國際關係理論的中國意識發育期大致出現在新中國成立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這個時期是中國政治與外交經歷革命性發展的時期也是國際格局的大變遷、國際關係理論大發展的時期。美國已經在全球取得了穩固的學術霸權地位，在政治現實主義批判理想主義的過程中，以摩根索《國家間政治》的出版和修訂為標誌，確立了政治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學術地位，也確立了美國取代英國成為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大本營的地位。之後，美國學術界不僅執科學行為主義的牛耳，而且在一體化理論、核威懾理論等方面成績斐然。更重要的是，在實現了「方法論革命」（科學主義對傳統主義）的基礎上建立了新現實主義理論和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對石油危機之後的更加相互依存的世界經濟政治新形勢進行了更加有力的解讀，並揭開了後現代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大幕。而這個時期的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仍然是分散的。能夠影響中國的國外理論大體有三支，一支是蘇聯的國際關係理論，特別是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理論；一支是亞非拉國家的國際關係理論，反對帝國主義壓迫和民族解放運動的理論；一支是美國和歐洲的冷戰理論、核理論和西方國際關係理論。面對國外的理論話語霸權，國際關係理論中的中國意識主要體現為反對霸權的意識、追求平等的意識、維護意識形態和文化主權的意識。具體地講，新中國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線，堅持國際主義指導下的愛國主義，並決心把外交學中國化。這時期主要的努力方向有兩個，一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建立自己的國際問題研究立場、觀點和方法抵制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國際關係理論；二是提高我黨的馬列主義研究水平，謀求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意識形態話語權，通過影響社會主義國家而影響世界。這至少包括三個標誌性事件：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共與蘇共之間圍繞意識形態主導權進行的論戰；1964年中國政府決定在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和復旦大學設立國際政治系；1974年毛澤東提出「三個世界」的理論。近40年時間裡，中國國際政治理論的成就主要分布在反對帝國主義、推動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支持民族解放運動，以及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等方面。造成這種局面的主要原因，還是對於要不要、能不能以及如何融入國際政治學術界有著複雜的心情和不同的認識。如何處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關係，如何處理意識形態立場與外交領域的國家利益原則的關係，如何確定中國的國際身份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發展中大國等等，是剛獨立不久的新中國需要慎重考慮的問題。這個時期，在中國意識發育過程中，政治精英的作用明顯高於知識精英，政府起到了主導作用。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是國際關係理論中的中國意識發展的重要轉折期，達到了整體性自覺。這個時期出現了專業性的中國國際關係學者群體。隨著國際關係學科的正規化建設，以及對國外國際關係理論的大量翻譯，越來越多的知識精英具備了現代的國際關係理論知識素養，同時也形成了關於中國意識的整體性自覺，這以1987年在上海召開的全國性的國際關係理論討論會為標誌。其主要表現形式有：第一，對西方興起的各類有影響的國際關係理論思潮特別是錯誤思潮進行批判和解構。批判西方理論是理論自覺的經常性方式，也是最初級的方式，其實質是揚棄西學，把有些道理的西方理論作為有用之器，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改革開放事業服務，體現以我為主的觀念。隨著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標榜的「民主和平論」、「貿易自由和平論」、「霸權穩定論」、「文明衝突論」、「中國威脅論」等的批評，破解了部分學者對西學的迷信。第二，圍繞「有沒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理論？」這個問題，展開了較長時間的中國特色國際關係理論思想大討論，討論的參與者不僅有中國學者，還有部分外國學者，這個討論不僅是學理上的爭鳴，也是意識形態上的鬥爭，無疑是中國理論自覺的重要體現。第三，開始編寫一系列國際關係學或國際政治理論的教材、專著。《國際關係學概論》、《國際政治學理論》和《國際關係學導論》等有中國特色的教材在全國幾所著名高校使用起來。這些教材吸納了西方學者的基本理論框架和概念但是增加了許多有中國特色的內容、概念和方法，比如，「馬列主義關於國際關係的理論」、「社會主義國家關於國際關係理論的研究概況」、「階級分析」、「矛盾分析」等。不少教材和著作都提出了，強調中國特色就是要以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正確確定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地位，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

實際上，彰顯中國意識的學術運動是在世紀之交的中國理論大討論，其實質上是一場理論系統化的學術努力。這場學術運動發端於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歷時近十年，主要內容是：重新研究馬列主義及其當代意義，研究新馬克思主義以及實踐唯物主義對於新時期中國特色國際關係理論的指導性；繼續介紹西方理論的最新發展，特別是將建構主義的有益成果吸納進中國，在國內掀起了一種國際政治理論的「本體論」革命，將新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和建構主義結合起來作為重要的理論研究框架，進一步發掘中國傳統文化資源和國際關係理論資源，將一些古代中國人處理國際關係與周邊外交的概念和原理吸入理論探討，規劃國際關係大理論框架，嘗試建立「中國特色」的國際政治理論體系，推進理論的「中國式探索」，為構建中國理論做出了富有意義的貢獻。這種學術運動發生在中國國力迅速上升的世紀之交，它以規模大、交流廣、會通中外、專業化程度高等為特徵，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不但使得國際關係學成為一門顯學，培養了大量的理論人才，而且總結和推進了中國外交實踐，更重要的是，它為後來的學派建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3中國意識的理論化階段與中國學派的努力

世紀之交以構建中國理論為主要內容的系統化學術運動，產生了多方面的後果，一個重要的後果就是「中國學派」概念的提出。從中國意識，到中國理論，再到中國學派，這是一個遞進向前的邏輯。中國意識的萌發是在學習借鑒西方理論的基礎上形成的，是中國理論的基礎。而中國理論顯然是個複數，是眾多的理論流派進行理論探索的總和，是對中國外交實踐的理論化的產物，也是中國意識在理論研究中的成果。而中國理論的多方面發展，在成熟的條件下，在一定的歷史階段，必然會顯示出一個民族或區域的特色。只要這個特色能夠是以集中的形式體現出來，關鍵是建立起與國際學術界相通、又有民族特色的本位理論及方法論體系，那麼，中國學派就是可能的。

以秦亞青教授為代表的一批中國學者堅持走以「關係」為本位的理論化道路。他們認為，隨著非西方力量群體崛起成為一種力量，特別是在全球治理體制變革已是大勢所趨的情勢下，重要工作是進行非西方語境下的理論創新，構建一個真正站得住的理論體系。從中國特色到中國學派，不是一般的辭彙轉變，而是理論自覺到理論自信的轉變，理論建設到理論創新的轉變，個體化理論發展到體系化理論發展的轉變。一句話，肯定全球學術共同體的積極意義的同時，按照理論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相結合的原則，發掘中國固有的知識資源，彰顯中國學術特色，建立中國理論體系的整體性努力。

要建立中國學派的符號和標識，需要賦予這個學派一個核心概念或者它所代表的地位。主張中國學派的學者認為，「到目前為止，西方國際關係主流元理論的發展主要是在體系層次，從華爾茲的結構現實主義開始，相繼出現了基歐漢的新自由主義和溫特的結構建構主義。這些理論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國際關係領域的某些現象，但是，它們又都忽視了一個重要的社會性要素：社會互動過程和與之密切相關的社會性關係。結果是討論國際關係的理論中卻沒有『關係』的地位，也鮮有『關係』理論，這是西方國際關係主流理論的重大缺失。而過程和關係是中國社會文化中的重要元素，是中國政治哲學中的核心概念。過程包含關係，關係建構過程，過程的核心是運動中的關係，關係的運動形成了過程。如果說西方自啟蒙運動以來幾百年來的一個核心理念是『理性』（rationality），那麼中國傳統思想中的一個核心理念就是『關係性』（relationality）。將這個中國元素概念化，以這個重要概念為核心，並與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立論方式相結合，結果會呈現什麼樣的理論取向呢？」顯然，很有可能會在形而上層面勾勒一種國際關係理論的輪廓，進而有望建立與美國學派、英國學派等有相似學術地位的中國學派。

我們認為，將關係性這個概念作為中國學派建構的本位，是建立既符合中國特色又有時代特徵的國際關係理論的重要努力，具有理論上的可能性。「關係」的確有其濃厚的中國元素，甚至可以說觸及中國社會與政治的靈魂。古往今來，只要提起「關係」及其對於社會交往、個人成就的重要性，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高度認同、心領神會；只要談到如何開展「關係」，沒有一個組織不懂得如何操作的，它甚至上升到道德文化和國家治理的高度。待人接物、迎來送往、互通有無，簡直成了古代中國社會的主流活動。以禮儀見良俗，以倫理鑄公序，以禮治建仁政，「關係」實質上體現為一種過程，也是從中國社會的主流交往方式這個意義上講的；反之，「關係」雖然在西方語境里也經常出現，但它主要屬於另外一個層面，無論西方如何講「關係」，也總是在物質的層面或者宏觀結構的層面打轉轉，形成不了一種民族心理意識，用有的學者的概念講，進入不了深層文化結構。然而，如果認為「關係」僅僅因為具有中國特色，就將其確定為建構中國學派的核心概念的話，那就錯了。

實際上，「關係」這個概念，既有中國特色的一面，又有國際相通的一面。首先，關係性權力是國際學術界長期關注的一個重要方面。至少從上個世紀中葉開始，諸如斯特蘭奇等西方國際政治學家曾把關係性權力或聯繫性權力視為國家與市場關係中與結構性權力相對的權力概念，而布爾迪厄等國際政治社會學家則視關係網路為社會資本。但是這些關注主要在政治經濟學和政治社會學層面，沒有進入國際關係理論層面，中國學者從傳統文化資源中挖掘「關係」概念，從實踐層面補充西方的過程理性之缺進一步提升「關係」在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地位，有助於東西方開展平等而富有意義的學術對話。其次，當代世界的「社會關係」與「國家」一體化趨勢加強這是實踐為理論的發展創造的條件。馬克思曾經指出資本不是物，而是社會關係，這揭開了深刻剖析現代世界的序幕，普蘭查斯進一步認為當代國家的本質也是社會關係，國家實際上「通過不斷變化的政治家們和在特定時刻處於特定位置的國家官員們」不斷地進行「策略性的協調」，平衡國內外的利益與矛盾，從這種意義上講，國際政治也是各種社會關係（包括國際化了的各種國內社會關係）的衝突、平衡過程。抓住了這個後現代社會的共有本質，有助於中外學者共同探討世界政治的本質，並在此過程中發揮中國學者認識「關係」的知識特長。第三，運用「關係」這個概念，也可以與以結構主義為基本特徵的西方主流國際關係學界進行對話。這是因為，關係與過程密切聯繫並不意味著關係與結構沒有聯繫，相反從廣義上講，關係也是一種結構，關係性與結構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這就為中外學者的對話提供了一種認識論上的可能性。

然而，中國學派所指的關係或關係性，在筆者看來，既有跨文化性和通約性,也有明顯的實踐性，這是建立中國理論時需要注意的。中國語境中的「關係」，除了中國學派主張者所闡述的含義外，還指代一種具有進攻或防守的「力」，一種不斷變化的「勢」，是介乎當前常講的社會資本與社會結構之間的東西。關係有淺層關係和深層關係之分，關係越深，則利益、責任和命運越糾纏在一起，而關係越淺，則關係不會影響對外行為。關係的非結構性還體現在，個體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在力所能及的條件下建構關係的，往往能夠對關係網路具有一定的控制權，對關係變化掌有重要的自由裁量權，不是總被關係結構所限制。這完全是與西方學者所講的社會結構不一樣的概念。中國學者提出以關係為本位的理論取向，突出地體現了中國學者建構中國理論的自覺。

4關係理論之後的中國學派發展及其理論貢獻

關係理論的提出及其關於中國學派主張的討論，是過去十年間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爭鳴的中心話題，將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中國意識推向了一個新的境界，也引領了新一輪的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熱潮。與此相呼應，一些差不多同時發生的理論探索也在理論互動中獲得了新的生機與活力，在「中國學派」提出的過程中，南北學術界也在以各自的方式進行中國理論的建設，湧現了大量的理論成果，包括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概念或命題，比如「國際經濟政治學」、「國際政治社會學」、「創造性介入」、「兩個領導權」、「國際權勢」、「圈序認同」、「新天下主義」、「國際政治文化」、「建構現實主義」、「國際關係語言學」、「國際政治心理學」等。在這些國際關係理論建設中，中國學者都有意識地從中國的經驗和視角出發，提出不同於一般西方理論的假定和方法，推動了中國學術的發展。在這過程中，理論上比較成體系、參與討論範圍較廣、地域性較強的是三個理論流派，即道義現實主義、共生理論和共治理論。

（一）道義現實主義的興起及其對於中國理論的意義

以清華大家閻學通教授為主要代表的道義現實主義學說，以發掘中國傳統文化和國際關係思想為途徑，試圖將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外交戰略等結合起來，將政治領導類型和國家實力作為影響國家對外戰略取向的兩個核心因素，把政治領導分為「無為」、「守成」、「進取」和「爭鬥」四類，指出「當國家實力達到主導國或崛起國水平時道義的有無與水平高低對國家戰略的效果特別是建立國際規範的效果，具有重大影響。中國應以『公平』、『正義』、『文明』的價值觀指導建立國際新秩序。」道義現實主義的結論無疑是正確的，它提出當代中國外交應當注重道義的作用，這對於顯示中國政治領導力、順利建立國際新秩序、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道義現實主義藉助對荀子等先秦思想家關於王權、霸權的分類，推崇王權對於實現國家利益的作用，倡導建立德威並重的戰略信譽，這有利於建構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理論。道義現實主義的提出，引起了理論上的爭鳴，這既是因為它有理論上的魅力、現實上的契合，也是因為它在試圖發掘進而概括中國古代國際關係思想過程中，挑戰了近代以來東亞學者和當代中國學專家的既有認識。

眾所周知近代以來關於中國古代國際關係思想的研究汗牛充棟，基本認定其核心思想屬於和合主義或天下主義，用現代的話說是理想主義，因為在古代中國人的對外關係中，德治主義、禮治主義佔有核心地位。上個世紀末以來，有些西方學者運用新的分析工具，試圖解構古代中國理想主義國際觀，較為著名的便是江憶恩，他基於對中國古代典籍的解讀和對明代戰略文化與行為的實證分析，推導出中國古代存在著兩種戰略文化，一種孔孟範式，另一種是備戰範式，正是後者使他認識到用文化現實主義而不是其他理論更能夠解釋中國案例，這是試圖以現實主義來規定中國戰略文化。實際上，用文化或文明來解釋中國古代社會的統治和其他行為，符合主流的學術界認識，正如道義來指導中國的外交一樣，然後，用現實主義來定義中國對外行為，就會引發學理上的論戰。正如不少學者對於現實主義學派的批評一樣，如果用寬泛的定義看待現實主義的話，那麼現實主義可以解釋差不多所有的對外行為；如果用較為狹義的定義看待現實主義的話，那麼現實主義就是主張用權力來定義國家利益，用人性來洞察國際政治將安全置於行為的重要目標，並沒有也不能夠重視道德、制度、合作、共贏等概念在國家利益實現中的作用。雖然「審慎」、「威望」等概念也偶而出現在政治現實主義著作的詞典里，中庸是理論創新的重要路線，但是調和針鋒相對的邏輯及演進而又不失本來的理論立場，其難度是可想而知的，這恐怕是文化現實主義、道義現實主義、理想現實主義等理論面臨的最大挑戰。

儘管如此，道義現實主義仍然對中國學派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它發掘中國古代的國際關係思想，努力續延中國文化傳統；它把道義的大旗高高舉起，鮮明地指出了中國當代國際關係理論的建設方向，倡導國際關係倫理對於理論建設的意義；它企圖以理想主義調和現實主義，從而淡化了中國理論建設中的現實主義色彩，適應了理想主義的發展大潮。無論成功與否，道義現實主義的提出，都是對以中國古代思想與當代實踐為基礎融合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調和中國思想與西方理論的重要探索，必將為今後的中國理論發展積累豐富的經驗。

（二）共生理論與共治理論的興起及其特點

共生理論、共治理論是各成一體的國際關係理論學說，兩者主要由上海學者提出，但不能僅僅認為是「上海學派」的觀點，它們實際上是中國學派的重要組成部分。共生理論先是由上海社會學家繼而由採取社會學方法看待國際關係與世界秩序的國際政治學者提出的國際社會存在模式理論，金應忠教授是國際社會共生理論較早的倡導者，他和他的學術團隊試圖用共生理論來對國際社會存在模式進行一種有別於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解釋。其主要觀點有：共生是與鬥爭相對的社會行為，由於人類社會具有自然性，而共生是自然界和生物界的基本狀態，因而國際社會也具有共生性，共生性成為與主體性相對的國際關係特性，從歷史上看，東亞朝貢體系是一種共生體系；全球化的深入發展造成了國際社會中的共生網路，使得共生成為當代國際社會的基本存在方式；在和平發展的時代條件下，共生能夠克服西方傳統的二元對立邏輯，成為國際體系與全球治理的建設原則；建構中國理論，應重點加強國際關係內生和共生建設，上海應當有所作為，從「上海特色」向「上海學派」發展。

共治同樣是由上海學者提出的重要概念，是俞正梁教授及其團隊在21世紀初從現實的理想主義出發對全球政治範式構建中國家共同治理研究的結論。其主要觀點有：共治即共同治理，有全球共治、區域共治之分；進入二十一世紀，全球治理已成為國際關係中本質性的問題，為解決全球社會管理能力嚴重不足的根本問題，共治成為新的國際政治範式；國家仍然是全球治理的核心角色，國家共同治理即合作治理是在尊重多樣性、共同性的條件下，通過整合求得一致性，以國家為中心逐步讓位於以國家合作共治為重心建立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合作共治體系，這是不同於冷戰思維的新的多邊主義的全球合作模式。無論是共生理論還是共治理論，都還在繼續發展，不斷湧現出新的代表性人物和重要作品。

共生理論與共治理論之所以能夠產生較大的學術影響，除了從中國意識出發構建不同於西方主流國際關係理論的初衷，對現有中外理論努力進行綜合之外，一個重要的因素在於其開放性以及與國際學術界的對接性。這是建立中國學派的一個基本要求，共生理論與國外的文明多樣性思想有著天然的聯繫，而共治理論則與自由制度主義的國際關係理論在很大程度上相契合。這兩個理論的開放性或對接性，主要得益於上海的區位優勢。上海有著獨樹一幟的國家定位、區位特色、務實風格等優勢。具體地講，上海位於改革開放的前沿，國家賦予了其對外開放排頭兵的任務，可以比較方便地享受先行先試的成果，對外學術交流的環境較為寬鬆，國外的學術觀點易從上海傳入並進行理論轉換，這是上海理論研究的政策優勢。另一方面，長三角是我國近代以來經濟社會發展最為發達的地區，上海位居長三角的中心和龍頭地位，歷史文化積澱深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對成熟，社會組織和社會力量相對發達，歸國留學人力資源豐富，民風較為開放，這些精神文明建設的社會基礎為上海的意識形態建設和理論建設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和保障。更為直接的是，上海學者形成了獨特的海派學術風格。近代以來，南方學者往往以上海學者為代表，講究經世致用、務實求穩、嚴謹治學、殊途同歸，而以北京為代表的北方學者則強調大道至上、天下為先、提綱挈領、一統山河。因此，上海學派在建構中國理論過程具體路徑上自成一體。反映到國際關係研究上，上海的研究得益於改革開放的形勢和條件，在過去的三十多年來，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做出了應有的貢獻。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對於歐美國家的國際關係著作的翻譯、引進和研究上，上海往往領風氣之先，形成了重開放、重交流、重移植的海派風格，其標誌是上海譯文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翻譯出版的西方國際關係理論譯叢；二是依靠全國的支持，較早地擺脫「左」的意識形態束縛，勇于思想解放、理論反思和理論創新，其標誌是1987年在上海召開了全國性的國際關係理論研討會，而其他的幾次全國性規模的成果卓著的國際關係理論會議也大多是在上海召開的；三是在中觀理論和微觀理論的創新方面較為積極行動，體現了求真務實的做法，其標誌是上海學者在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公共外交、外事工作、國際政治經濟學、國際政治社會學、共生理論等方面較為用心，而在總體外交、戰爭與和平、國際體系轉換、關係性本體等方面，北京顯然擁有明顯的優勢。上述三個貢獻或者特點，不是人為分工，而是南北政治社會發展的不同邏輯所致。北京地處首都，擁有更多的理論資源、信息資源和政學交流資源，提出問題往往從大處著眼，從全國考慮，直指根本；而上海定位於地方，較多地考慮地方性知識、地方性視野，多採取謹慎的概念、柔和的命題、實踐為導向的結論。上海學者建構中國學派，總希望將北京學者的方向與國外學者的智慧結合起來，形成一個中西貫通的東西。比如，上海學者關於共生、共治等概念的提出，可謂這種文派的典型做法。

（三）道義現實主義、共生理論和共治理論的實踐取向

與關係理論強調「體」不同道義現實主義、共生理論與共治理論更強調「用」，具有明顯的實踐取向。道義現實主義是從現實主義比較擅長的戰略研究中延伸出來的推論講究的是如何獲得權力、替代霸權，積聚戰略信譽，增強國際領導力，實現國家利益，故而更多地體現了國家層面的理論取向。共生理論主張建立不衝突、不對抗的國際關係，與新型大國關係建設有著高度的契合性。而共治理論，本身就強調治理為先，注重國際社會的共同行動，視全球治理為基本目標，因此，是一個地道的實踐型理論。從某種角度顯示，中國學派的最新發展趨勢之一是強化了實踐意識，體現了理論思考與國家外交實踐的結合。在這個過程中，道義現實主義與過程建構主義（關係理論）基本上沒有交集，兩者之間無論從學理上還是從實踐取向上，都大相徑庭。相比之下，共生理論、共治理論與關係理論三者之間，卻有著不少的聯繫。

共生理論與共治理論並非沒有學理分歧。比如，共生理論偏愛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道家文化，講究「道法自然」、「天人合人」，而共治理論則重視從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中吸取思想精華；共生理論堅持了一種消極和純粹的理想主義立場，而共治理論則奉行實踐的或務實的理想主義；共生理論重點從存在論、價值論層面對國際政治的倫理進行闡述而共治理論則更多地從國際政治行動角度提出自己的理論主張。然而，這些分歧都不妨礙它們就當代國際政治的一條根本原則上達成共識，即對超強的權力進行限制，推進不同行為主體之間的合作共贏。兩者都是上海學者本著改造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意圖出發，為了解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冷戰思維和現實主義邏輯的時代局限，從中華民族的包容思維和中庸思維中吸取養分，對更加合理的國際體系提出構想，試圖提出新的國際政治範式或學派，契合了以合作共贏為核心內容的新型國際關係思想的實質。

共生理論、共治理論與關係理論一樣，要實現努力助建中國學派的目標，就必須不斷豐富自己的理論內涵，在這個過程上要藉助西方的部分概念，運用普遍的邏輯知識，總結人類社會發展的新認識、各國外交新實踐，推出新型國際關係的建設之道。與理解「關係」概念不同，理解「共生」和「共治」概念不能直接從社會建構的角度，而需要從文化人類學和制度主義等角度。國際關係中的共生理念雖然還在發展之中但已擁有了豐富的內涵，涉及共生存在、共生倫理、共生體系等內容，它最為關鍵的結論是各主權國家和各國際關係行為體要和平共處、和諧共生，體現我活也讓別人活的社會契約精神；最為有力的論證是人類社會具有自然性；最為根本的方法是文化人類學的方法以及多元主義、後現代主義的方法。在筆者看來，對於共生的理解，不能僅研究「多元」還要研究「一體」。沒有「一」，就談不上「多」和「共」了。在較長的歷史階段，國力不同、利益不同的國際關係行為主體之間可以衝突競爭、「優勝劣汰」，但是不能超出國際社會體制的底線；在一定的歷史時期處於不同文化背景和發展階段的國際關係行為體可以各安其命、互不干涉，同時也要遵循國際社會的基本準則；在未來的人類社會，全球政治將取代國際政治，全球體系的各組成國家也相互尊重文化特性，尊重人類與自然界的和諧共處，以確保人類的生存環境和整體利益。從上述三個層面上講，共生理論的本質仍是社會性的，實質上是一種競合整體利益。①它以國際社會為研究前提又高於一般的社會邏輯；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研究底線，強調不能突破整個人類生態存在的臨界點；它以全球政治倫理為特色，彰顯了社會倫理對於國際政治的極端重要性；在未來的人類社會，全球政治將取代國際政治，全球體系的各組成國家也應相互尊重文化特性，尊重人類與自然界的和諧共處，以確保合作共贏。但是，上海學派講的「共治」還包含西方多邊主義不能涵蓋的內容，這就是不平等主體間的共治、人治與政治的共治等。總而言之，無論是共生，還是共治，都是從不同的角度試圖解決和平發展時代的全球政治倫理赤字、全球社會成長難題和全球秩序不合理安排而提出的理論取向，是吸取中國道家文化精華、借鑒西方社會學方法論長處的重要理論探索。

共生理論與共治理論是和平發展時代條件下的中國國際關係理論國際關係中共生理論的興起，一個基本的背景就是當代多極化。「當代的多極化是建立在國際社會共生性之上並融入其中的，這構成了多極化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基礎。」「共生雖然本源上不排斥霸權形態，但是在現實中是為多元共存的國際政治格局服務的，顯然與霸權主義或不負責任的霸權行為格格不入，其實質要限制當代的超強權力，推動世界多極化，為多元文明和諧共處創造政治條件。而共治理論的出發點更加明確，即是要推進聯合國、歐盟、二十國集團等多種多樣的實踐經驗和實踐平台。但是，上海學派講的『共治』還包含西方多邊主義不能涵蓋的內容，這就是新老大國通過制定國際規則和制度，來規範權力轉換，在協調、合作、共治而不是威懾、遏制、圍堵的基礎上建構全球新秩序。」①限制超強權力，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強取豪奪和強權政治的物質基礎和社會環境，使得維護國際社會主權制度與各國民族國家和諧共處有了重要保障，激活了壓制全球市民社會發育、全球市場健康發展的權力障礙，為全球化時代的合作共贏創造了必要的國際政治條件。再者共生即為共處之意，而作為「共處之意」本身也是「合作治理」的代名詞，合作共贏是共生理論與共治理論的題中應有之義。而限制超強國際權力和推進合作共贏，是中國外交實踐的重心，也是中國倡導的新型國際關係模式的重要組成部分，這說明，共生理論與共治理論都是中國理論的建構力量。

5中國學派的概念體系、發展條件及其發展前途

國際關係理論的中國學派，正處於建立和發展的初期，無論在學派定位上，還是概念體系上，都需要學術界進行深入地研究。

（一）概念的體系性與層次性

概念是理論的基礎，也是學派的基礎。一般地講，當代國際政治理論往往是用一個工具來解釋世界政治的一個側面，用一組概念來支持它的描述、解釋、說明和預測。比如，美國的政治現實主義理論有國家利益、權力、人性、意識形態化、帝國主義、近代外交等一組概念。一個學派則主要用本國或本區域擅長的工具來解釋國際政治的整體。比如英國國際社會學派有世界秩序、國家體系、戰爭、人權、國際社會等概念，這些概念要涉及國際政治的所有方面，因此，就超越了所謂的某種主義或理論，而試圖對整個國際政治現象進行全方位的解釋，但這種解釋是帶有某個國家或區域特色的。因此，一個學派顯然比一個理論更需要建構一套概念體系。

概念是分層次的，這與研究方法的層次有關。我們知道，研究國際關係，大致有三個層次的方法，即哲學方法論的層次，一般講的集體主義方法論或個體主義方法論，就是這個層次；與學科緊緊聯繫在一起的方法比如歷史學方法、倫理學方法等；還有比較微觀意義上的方法，如調查問卷等方法。第一個層次的研究方法其實與元理論中的本體論有關，第二個層次的方法就逐漸淡化了這種本體論色彩，到了第三次層次方法就越來越價值中立了。概念也是這樣，第一個層次的概念往往與元理論有關，無論是本體論還是存在論。第二和第三層次的概論則從屬於元理論。當然，在每一個理論中，概念又要服從於理論假定的層次。與主要假定相關的概念往往是主要概念。對於中國學派而言，它的概念體系要考慮元理論也要考慮問題引導出來的假定。在這套概念體系中，有那些最基本的假定，也有一些輔助性的概念。因此，不難推知，這個體系由核心概念與外圍概念、主要概念與輔助概念、宏觀概念與中微觀概念等層次的概念構成。如果從元理論的結構上看，一個學派的概念體系中，既有本體論層次的概念，也有認識論層次的概念，還有方法論層次的概念。

（二）關係、共生、共治等在中國學派概念體系中的功能地位

建立和發展中國學派，也有必要建設起一套相互間密切聯繫的概念群或概念體系。近年來國內學者創造性地使用了一系列重要概念，包括關係、共生、共治以及權勢、圈序認同、天下主義等，其中前三者有著獨特的地位和功能。關係或關係性，是本體論層次的概念，也是一種較為宏觀的概念。關係是一種國際政治存在或國際社會存在模式，把關係納入國際政治本體論的研究對象，具有獨特的中國視角。以關係為本位建構中國學派有幾個理由，一是中國學派一定要講究倫理與秩序，而關係性這個詞與之有著密切的聯繫，這一點是成立的；二是中國學派一定講究知行合一，而關係能夠把結構性與主體性都拉進來，把儒家特別是新儒家的心性之學也借用過來；三是中國學派一定講究概念的原則性和意象性，關係這個詞既宏觀，又具有指向性；雖較抽象，但人人都能意會和理解。關係性也有其不能涵蓋的方面，比如，關係性雖有倫理的維度，但沒有明確的價值觀主張；關係性雖有主體性的隱指，但沒有實踐的含義。而在這方面，共生、共治兩個概念恰好能夠部分地彌補關係理論的不足。共生理論的最大長處在於其「國際德治」的價值立場，即文明或文化多元並存、相互依賴、相互尊重這是一種認識論上的立場。共治理論的最大長處則在於指出了解決全球治理赤字危機之道，這是一種實踐主義的理論取向。

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關係屬於本體論層面的宏觀概念，而共生屬於認識論和價值論層次的中觀概念，而共治則屬於方法論和實踐論層面的中微觀概念。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講，關係、共生和共治等概念並不是矛盾的，而是相互補充的。三者在元理論上各安其位，但並不完全處於一個層面上，關係本位解決了一個本體論的問題，告訴中國人視野中的世界政治其實是一組不斷變化的關係網路，這個網路是客觀存在的，也可以是人為創造的，它很好地解決了西方學界長期以來的本體論問題告訴中國人視野中的世界政治其實是一組不斷變化的關係網路，這個網路是客觀存在的，也是可以人為創造的，中國學派認為關係網路雖然是人來創造的，但是卻有類自然性，經歷了實踐滄桑，形成了穩定的近似自然界的生態系統，各行為體之間保持一種共生狀態，奉行一種共生原則，維護一種共生體系，強制地改造這個國際社會生態系統，就會引起世界大戰和國際混亂。世界是關係的，可以有限度地改造；世界又是共生的，不可相互合併、毀滅和取代，國際政治存在著一種天然的倫理底線，任何進步的理論都不能以進步之名而摧毀這種國際社會生態鏈系統。國際政治既是關係網路的政治，又有著共生的倫理信條，那麼如何應對全球性的問題呢？當代的國際政治需要一種什麼樣的行動理論呢？難道各國各安其命、獨立自主、互不干涉而不能採取集體行動，完成普世性任務嗎？共治理論的作用就發揮出來了：如果說關係理論解決的是國際政治是什麼的問題，共生理論解決的是不能做什麼的問題，那麼，共治理論要解決我們能夠做些什麼的問題。一方面，共治理論承認國際政治是可以合作的，這是關係理論所承認的；另一方面共治理論也強調單獨行動解決不了全球問題，哪怕是超級大國也不能單邊行動，這是共生理論的應有之義；從以上兩個方面，共治理論與關係理論、共生理論建立了邏輯上的聯繫，這種聯繫是國際政治社會學的本質所決定的。最重要的是，共治理論落腳點在治理上面，「治」是國際政治的核心，傳統的西方理論強調國家治理、大國治理而中國理論強調共治，不僅是國家間的共同治理，還有國家與社會的共治，國家、個人、家庭的共治，簡言之它還是身國共治。這就上升到複雜的實踐論的層次。在這個層次上，共治理論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它對西方理論有很大的超越。

（三）政治社會學視角在中國學派建構中的獨特作用

無論是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特色國際關係理論探索，還是當前國際關係理論的中國學派建構，都有幾個明顯的相似性或共同點。首先，都強調道義、權益、仁政等概念在中國理論中的基礎性作用，反對西方的強力、霸權、權力理論，體現了強烈的以人為本的價值取向。其次，強調各國家之間團結互助，天下一家，過程比結果更為重要，全局對個體更為重要，體現了對於經濟學方法論和二元對立邏輯的超越。第三，強調關係性和實踐性，突出中國政治文化中的社會實踐邏輯，強調共治，不僅是國家間的共同治理，還有國家與社會的共治，國家、個人、家庭的共治，簡言之它還是身國共治。遏制、圍堵的基礎上建構全球新秩序。方向上與西方的理想主義、建構主義等有著相似性，最大的相似性是重視社會性、倫理性和關係性對於行為體的影響，這是國際政治社會學的主要研究領域；同時也有明顯的相異性，最大的相異性是結構與個體的關係不像西方理論那麼簡單機械，對於中國人來講，結構固然對於個體有著重要的影響，但是這種結構是可以改變的，不但個體可以通過「人心齊，泰山移」，而且天意也會順乎民意對一定的結構進行陰陽轉化，結構是人心或人脈的一種體現而已，不完全是一部分當代西方學者強調的物質結構。這樣，中國的內政或外交，都是德治或仁政的一部分，只要掌握了民心之本，順乎天下大勢，不管眼前的結構或霸權者多麼強大，都能夠此消彼長，轉危為安，掌握根本立於不敗之地。這顯然不是政治經濟學的邏輯，而是政治社會學的邏輯。只有走進社會學方法論，才能擯棄硬權力、硬結構、零和遊戲等相關範疇，才能從軟實力、關係本體、政治文化、辯證思維等角度研究中國的國際政治思維的實質。因此，從根本上講，中國理論更接近於政治社會學的視角。

（四）中國學派的已有成就與繼續推進的條件和展望

中國學派的創立與發展，不是將來時，而是進行時。迄今為止，在三十多年的探索積累之上，經歷十幾年的起步開局，北京和上海的學者都用各自的研究貢獻了智慧和理論成果，並在繼續推敲和完善各自的概念與命題形成了今天總體方向適當、核心概念初定、中外兼收並蓄、南北一唱一和的中國學派建設大致局面。總體方向適當，是指中國學派的建設朝著非現實主義的方向，特別是中國特色傳統文化與倫理社會建構的方向前進，強調社會實踐本體，特別是關係本位，和平主義與和合主義，堅持共生共治、合作共贏，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中國學者的論證。核心概念初定，是指近年來中國學者提出的以關係、權勢、圈序認同、球權等為代表的客觀性概念，以及以天下主義、仁政、共生、共治等為代表的主觀性概念，形成了一定的解釋力和國內外認可度，基本支持了一個學派的概念需求。中外兼收並蓄，是指中國學派的建設包括上海學派的興起，並不是從故紙堆里找出現成的概念或結論，而是參照國外的理論成果，改造國內類似概念，形成中國特色的理論視野和理論成果。南北一唱一和，是指當前中國學派建設的初期，呈現出以北京為代表的北方學派和以上海為代表的南方學派的大致景象南北相互切磋，共同舉辦高水平理論會議，形成遙相呼應的競爭合作格局。

今日之局面，是三十多年改革開放和西學中用之功，未來一代人的中國學派建設，恐怕也要耗時三十年之多因為未來的任務更為艱巨。這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下功夫：一是整合，主要是將已有各個區域的研究成果分門別類地加以梳理，對反映中國學派主要成就的概念和假定進行合併貫通，形成一個有明顯中國特色、又反映當代世界新變化的概念體系；二是抽象，將中國學派的研究對象和主要研究工具加以抽象，增加其理論的普遍性。加強其概念的通約性、理論化和解釋力；三是國際化，將中國學派的主要代表作品翻譯成英語文獻後，向國外傳播，從中外人文交流中反觀其成敗得失，既而不斷修正已有假定和命題；四是創新，理論的生命力在於創新，一個學者可能難以創新，但是一個民族傾其知識精英是能夠創新出一個理論的，否則國際關係理論的中國學派就難以立足。

筆者對於實現上述目標持一種樂觀的態度。首先整合概念雖難，但是源源不斷的新概念也在產生。漢語世界之大，足以找到支撐中國學派的新鮮概念。形勢是外在的勢，態勢是更加明朗的外在之勢。勢是眾人之勢，故可視之為社會之影響力，勢可以由權而生也可以由情而生，也可以由氣而生，勢是一種外在於人的結構性力量，勢不可擋但可以利導之；第二，國際社會在發展變化，不僅向超越主權制度的方向變，也向多樣文明共生、共存、共治的方向變，而且這種變化的動力和能量主要還是來自非西方國家，這就為中國學派發展帶來了歷史性機遇。雖然世界歷史消化區域史和國別史還需要一段時間，但是東方社會在現代化進程中特別是參與全球治理這項偉大人類事業的過程中肯定有獨特的經歷和成就。比如，不同的國家都在講全球治理，聯合國講的全球治理與各大國講的全球治理不盡一致，後者賦予了本國國家利益的色彩。中國語議中的全球治理不僅包含多中心治理、法治等基本含義，還應當包含德治為先、差序安排、大國仁政等天下治理的中國元素；第三，中國青年一代的理論家隊伍正在茁壯成長。新一代學者學貫中外，有著完整的學術訓練，他們走遍天下，與外國學者能夠充分的平等的交流，同時了解中國，從國家轉型和社會開放中洞悉國情。這都是過去三十年來多數學者所不具備的能力。中國學派的崛起，是一個以中國視角觀察世界、以世界視角觀察中國在國家轉型和社會開放中實現自我發展。（注釋略）

小編：lt

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國關國政外交學人平台觀點

文章來源：《國際觀察》2017年01期；首發國關國政外交學人微信公眾號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