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林：蘇聯官僚特權階層與俄羅斯利益集團的歷史聯繫

　　蘇共黨內官僚特權階層的形成有一個過程。筆者把它概括為蘇共黨內的特殊待遇、特權現象，再到特權制度、特權階層以及發展壯大幾個階段。蘇聯官僚特權形成發展之後，給蘇聯社會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官僚特權階層既是導致蘇聯解體的深層次根源[1]，又是葉利欽時期最早形成的利益集團的最重要組成部分。

　　一、蘇聯官僚特權階層的歷史演變過程

　　（一）列寧時期蘇共黨內的特殊待遇。列寧曾經對黨內出現的嚴重的官僚主義現象提出了嚴肅的批評。十月革命後，列寧十分重視發展黨內民主，強化監督，在防範官僚主義的滋生方面作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列寧注意到了無產階級國家的官僚問題。1917年，他寫了著名的《國家與革命》，關於防止無產階級國家發生蛻變的問題，他指出：為了防止公職人員變成官僚，不但要實行選舉制度和取消高薪，還要「立刻轉到使所有的人都來執行監督和監察的職能，使所有的人暫時都變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為『官僚』」[2]。但是列寧過早地去世了，這一問題留給了後人。1924年1月，列寧因病逝世，俄共(布)在莫斯科立即舉行了中央委員會會議。與會者認為，保護黨的高層領導人健康是至關重要的事情。會後，很快成立了著名的療養區管理局，專門負責國家領導人專用別墅的修建和管理事務。此後，國家領導人享有的特權種類逐漸增加。「這種為保持國家領導人健康而採取的措施便是蘇聯黨政幹部享受特權的開始。」[3]當然這一時期的特權實際上主要是針對蘇共領導人的特殊待遇。

　　（二）斯大林時期的花名冊制度。列寧時期曾經提出黨管幹部的思想和原則。後來特殊的戰爭時期形成了幹部任命制度；在列寧尚未去世但已不能主持工作的情況下，斯大林運用手中掌握的「無限權力」，特別是分配幹部的權力，創立了官僚等級名錄製(НОМЕНКЛАТУPА)，即花名冊制度，俄文又稱為官冊。「官員名冊的誕生賦予蘇聯幹部制度下述鮮明的特徵——黨的組織機關圍繞著『官員名冊』考察、任免和管理幹部，『官員名冊』成為蘇聯幹部制度的出發點與核心問題。」[4]

　　「1923年6—11月，《關於任命制》決議的通過和批准第一份官冊，標誌著俄共對領導幹部的任免開始規範化，官冊制度誕生。」[5]「1923年11月8日，俄共（布)中央決議規定了選拔、分配領導崗位幹部的任務，中央決議批准了三類官職等級名錄的表格。官職等級名錄這個專門名詞推廣的結果是擁有這些職位的領導幹部就逐漸轉化為擁有自己利益、生活方式和意識形態等特殊的社會集團。」[6]斯大林時期的官名冊制度，實質上就是蘇聯官僚特權階層的形成標誌。

　　不少西方學者也都認為：「蘇聯的特權階層，早在斯大林時期就已經形成。」[7]他們把特權階層的特權歸結如下：「名目繁多的津貼；免費療養和特別醫療服務；寬敞的住宅和豪華的別墅；特殊的配給和供應；稱號帶來的特權；等等。」[8]「早在30年代所有這些已經形成完備的制度。根據這個制度的等級——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中央委員、人民委員、總局的首長，等等——每一級都有自己的一套特權。」[9]斯大林還在官員中實行「錢袋」(即「紅包」)制度，即裝在信封里秘密發給領導幹部的工資附加款，其數量按職位高低從幾百盧布到幾千盧布不等。這些特權主要是因為領導權帶來的。

　　斯大林時期建立了花名冊制度，這一制度對於維護斯大林的統治，維護蘇聯高度集中的經濟和政治體制具有重要的影響。但是，斯大林時期的這一制度並不完備，特權階層的人員較少，且不斷調整變化，加上20世紀30年代的大清洗，並未給社會發展和改革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

　　（三）赫魯曉夫時期不成功的幹部改革。赫魯曉夫在位時，曾作過限制幹部特權的改革嘗試（如廢除「錢袋」制度、推行領導幹部任期制和輪換制等），但由於沒有從根本上觸動斯大林時期形成的傳統領導體制和執政體制，因而其忙亂的改革未能對幹部特權造成實質性的衝擊。

　　赫魯曉夫時期，幹部隊伍的人數穩中有升，但赫魯曉夫實行特殊的幹部政策。「根據蘇共二十二大通過的黨章第25條的規定，對幹部層進行定期的硬性更換。據此規定，基層黨組織選舉時每年有大批書記由於任期屆滿而落選，更換率高達60%。」[10]赫魯曉夫還取消了斯大林時期為高級幹部發放第二工資的「錢袋」制度，撤銷了除最高機關外的其他機關的療養院網，減少了享受公家配備轎車的領導幹部的數量。他的這些措施起到了縮減特權者隊伍的作用，使幹部隊伍中享受特權的人數大大減少。赫魯曉夫時期這些改革措施，有它的進步意義。「但並沒有從根本上消除這個制度。赫魯曉夫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這種高度中央集權的斯大林模式，因而也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特權制度。因此他的改革只能半途而廢。」[11]

　　（四）勃列日涅夫時期官僚特權階層最終形成。官僚特權階層最終形成時期則是勃列日涅夫時期，這一時期長達18年，並最終制度化，人數多，特權現象嚴重，影響惡劣，已經阻礙了社會改革。因為他們已經習慣了這一制度，並為了維護自己的特權而反過來強化這一制度，阻礙改革。

　　勃列日涅夫時期官僚特權階層繼續享有特權。「有一些特殊商店只對精英開放，它提供西方進口商品在內的優質產品。甚至還有一些特殊工廠，專門為精英們生產優質商品。特殊的建築企業，則為精英們建築舒適寬敞的住房。高級官員還享受特殊待遇，這包括使用豪華轎車和建在鄉間的設備齊全的公家別墅。不管是特殊商店還是特殊待遇，都嚴格按照職位高低來確定級別。」[12]另據蘇聯學者M·C·沃斯連斯基的研究，大約從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領導人的貨幣收入方式數量可以包括：（1）工資，每月工資額為700盧布；（2）休假補貼；（3）餐費補貼（包括一日三餐的餐劵，其午餐豐盛，足夠一家人吃，往往這些官員把午餐帶回家享用）；（4）出國補貼；（5）專門津貼[13]。勃列日涅夫時期的官僚特權階層表現出三個特點：第一，在理念方面，他們雖然身為共產黨員，但是卻已經失去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信仰，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已經變成了習慣的動聽的空談；第二，將人民賦予、為人民謀利益的權力，已化為個人利益和集團謀利益的特權；第三，千方百計保護利益集團（此處的利益集團是指特權階層——筆者注）的利益[14]。

特權開始還表現在特殊待遇上，到了勃列日涅夫時期則進一步演變為：以權謀私、權錢交易，成為明顯的特權腐敗問題。不僅如此，相當一部分蘇聯官員由於不滿足於體制內的待遇，而公然地以權謀私，從而導致了權錢交易、貪污受賄等腐敗現象的蔓延[15]。勃列日涅夫時期，幹部行賄受賄極為普遍，席捲基層到高層。「蘇共的許多書記、州委書記、邊疆區書記、中央委員都捲入了骯髒的勾當。贈送禮品，包括贈給總書記，被認為是正當的。」[16]據俄國學者估計，「當時這個階層，大約50萬—70萬人，加上他們的家屬，共有300萬人之多，約佔全國總人口的1.5%。」[17]這些人不僅僅是維繫斯大林體制，而且維護現狀，反對改革。總之，勃列日涅夫時期由於推行實際的領導幹部終身制，這種穩定的幹部制度[1]，使得蘇聯官僚特權階層最終形成並定型。

　　（五）戈爾巴喬夫時期官僚特權階層問題積重難返。20世紀80年代後期，戈爾巴喬夫執政後又提出官僚特權階層問題。戈爾巴喬夫想用民主化、公開性來掃除體現社會障礙機制的「官僚階層」。他對原蘇共幹部隊伍沒有正確的分析和正確的方針，使改革缺乏一支可依靠的較穩定力量。這是其變革失敗的重要原因。

　　第一，戈爾巴喬夫本人「反特權」卻大行特權。戈爾巴喬夫不僅不願放棄自己及家庭享受的特權，而且其熱衷程度也超過了以腐敗聞名的勃列日涅夫。但是他善於做表面文章，經常有一些捐款給慈善機構的「義舉」，其腐敗常不為人知。曾任戈爾巴喬夫助理的瓦·博爾金回憶：「戈爾巴喬夫經常收到相當重量的金質、銀質和白金獎章，用貴重金屬製作的收藏硬幣，個人銀行賬戶上有幾百萬美金。按照自己的喜好，在多處療養勝地建造新的總書記官邸，在莫斯科建造豪宅，這些建築費用高達數億盧布。甚至在蘇聯解體前夕，戈爾巴喬夫還在加緊策劃在克里姆林宮改造一套包括廚房、餐廳、客廳、休息廳、兩個卧室、辦公室和其他用房的住宅，後因發生了『8·19』事件，不得不停止大興土木的計劃。」[18]

　　第二，戈爾巴喬夫對官僚特權階層日趨腐化的危機，無動於衷，視而不見。他執政之後，對勃列日涅夫時期留下來的高級領導人的特殊待遇都依然照舊保留。據戈爾巴喬夫的秘書回憶：「特權待遇許多作法一直延續到很晚，直到1990年以前，過去的許多東西一直保留著。」[19]甚至在蘇聯解體後，戈爾巴喬夫還跑去找葉利欽講條件：蘇聯解體可以，但是需要保留我的特權待遇。結果遭到葉利欽的拒絕。因此在戈爾巴喬夫時期，官僚特權階層進一步發展壯大，並成為阻礙改革的主要政治力量。到了戈爾巴喬夫上台後，推行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的改革。這一階層已經主張放棄社會主義制度，為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主張將財產合法地佔有。一個有力的證明就是蘇聯解體後，原蘇聯官員或者說蘇聯精英在俄羅斯的官員任職中的比例關係。H·B·彼得羅夫的研究表明，在俄羅斯最高領導層中，75%出身於蘇聯精英，在商界精英中，這個比例為61%（註：這裡的蘇聯的精英主要指蘇聯特權階層）。在表1中，可以看出最低接近60%，最高達80%以上的俄羅斯官員源自於蘇聯時期的官僚特權階層。另一個證明就是葉利欽的回憶錄。葉利欽在自傳中對官僚特權階層的心理描述道，「誰在職務階梯上爬得越高，誰就生活得越舒適，誰也就會對失去這種生活更加感到不願意和痛苦」[20]。官僚特權階層不願意失去自己手中的權力和待遇，並且希望把它繼續傳給自己的後代。在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中，這些人最終選擇了資本主義：因為這樣可以把他們佔有的財富合法化。

第三，官僚特權階層藉助戈爾巴喬夫改革的良機，利用新舊體制轉型的混亂，大肆侵吞公有財產，迅速致富。在戈氏改革背景下出現了最早的先富起來的人。隨著蘇聯的解體和蘇共的解散，這些掌握著管理權的官員們，誰是管理者，誰就成為佔有者、所有者。結果是「，國家官員、黨的職能人員、共青團積極分子成為了最初類型的俄羅斯企業家、90年代初的第一批百萬富翁和『新俄羅斯人』。」[21]官僚特權階層的若干頭面人物，開始利用自己的權勢地位以及同高級領導人的種種關係，取得各種特殊的經營權力，以多種形式，通過多種途徑，侵吞國家財富，逐漸從管理者變成佔有者，把管理權變成所有權。這一過程大致是從1987年開始，是通過多種形式逐漸實現的。第一種方式是共青團經濟。他們利用蘇聯時期的市場混亂成立專門機構「青年科技創作中心」，涉足影視業、國際貿易、旅遊業等領域，並從事倒買倒賣金融的活動。第二種方式是利用國有資產成立股份公司的機會，股份為部門或領導瓜分。著名的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就是這樣出現的。第三種方式是在國家銀行基礎上建立商業銀行，大多數是藉助於後來的專業銀行的分支機構和私有化組織起來的。有的商業銀行是在部的財務局的基礎上建立的，原來的財務局長或副局長就變成了銀行的董事長。石油化工銀行、無線電技術工業銀行和其他一些所謂「部門銀行」統屬此類。第四種方式是「在商業領域，則在國家供銷機構和商業機構基礎上建立交易所、合資企業和大的商社。通過蘇維埃的分配體系的私有化，建立了共青團交易所（莫斯科商業交易所、莫斯科中央金融交易所等），許多合資企業和一些大的商社」[22]。

二、蘇聯官僚特權階層演變的深遠影響

　　（一）蘇聯官僚特權階層是蘇聯解體、蘇共亡黨的重要原因之一。蘇聯官僚特權使蘇共嚴重脫離了人民群眾，導致腐敗蔓延，惡化了社會風氣。官僚特權階層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千方百計地阻擾改革，他們最終背叛了社會主義。

　　第一，使蘇共嚴重脫離人民群眾，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大為下降。以享受特權為標誌的特權階層與其他社會政治階層有著明顯的區別「，蘇聯特權階層的特權對普通老百姓來說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因為這是一種紅利，只發給那些有政治地位或對國家做出個人貢獻的人」[23]。所以，普通民眾與特權階層的距離很遠。在蘇聯社會中，特權者通常被稱為「他們」，而與一般大眾「我們」區別開來。一方面是普通群眾不能享受特權，另一方面是來自官員隊伍並以黨和政府的名義實施對蘇聯社會的領導和管理的特權階層在肆無忌彈地享受特權。久而久之，在人民群眾的心目當中，特權階層便與蘇聯黨和政府划了等號，蘇聯黨和政府不再是勞動人民的代言人，而成了高高在上的擁有既得利益的特權階層的代表，黨嚴重地脫離了人民群眾。

　　「蘇聯解體前不久，蘇聯社會科學院曾經進行過一次問卷調查，被調查者認為蘇共代表工人的佔4%，認為蘇共代表全體人民的佔7%，認為蘇共代表全體黨員的佔11%，而認為蘇共代表黨的官僚、幹部和機關工作人員竟佔85%。」[24]由此可見，當時蘇聯的廣大群眾已經不把蘇聯共產黨看做自己利益的忠實代表了，絕大多數已經不再擁護和支持蘇共，這樣，蘇共和社會主義的蘇聯也就失去了力量的源泉，只能走向失敗。

　　第二，導致腐敗蔓延，惡化了社會風氣。在戈爾巴喬夫時期，領導幹部中的特權和腐敗現象仍然十分嚴重。「據《莫斯科新聞》1990年第一期發表的文章透露，當時蘇聯上層領導人擁有專門生產蔬菜的不施化學劑和化肥的生產基地，領導人可以生產成本1/22的價格購買土豆和黃瓜。基輔一家名為『公社社員』的時裝店為特權人物訂做衣服只收取成本費的一半，而國家則每年為這家服裝店補貼13-15萬盧布。」[25]隨著向市場經濟的轉軌，許多握有實權的領導幹部以權謀私、化公為私、假公濟私、聚斂資本、收受賄賂、貪贓枉法、盜竊國庫，很快成為爆發戶。

　　官僚特權階層的形成使腐敗愈演愈烈。官僚主義是滋生腐敗的溫床。在斯大林時期，腐敗主要表現為官僚特權階層所享有的特權，到了勃列日涅夫時期腐敗已演變成大面積的貪污。蘇共黨內的各種腐敗現象體現為兩大特徵：第一，在公有制的前提下發生腐敗，體現為腐敗分子對國有資產的貪污和侵吞。第二，腐敗的有組織化。蘇聯幹部制度中的委任制和變相委任制，造成了廣泛的任人唯親和結黨營私現象，促成錯綜複雜的關係網，導致腐敗帶有組織性[26]。腐敗分子和官僚特權階層還逐漸控制了蘇共各級黨組織。學者黃葦町認為腐敗分子「所攫取的特權和社會財富之多，使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外衣已經成為束縛，不便於他們更放手、更放心地侵佔和鯨吞更多的社會財富。他們已經不滿足於能夠貪污腐化，以權謀私的事實制度，而是要通過國家政治制度的公開變更來從法律上承認他們所攫取的東西，並能名正言順地傳子傳孫」[27]。

　　第三，官僚特權階層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千方百計地阻擾改革。特權本身就是一種腐蝕劑，它使得享有者醉心享受，滿足現狀而不思改革。正是因為特權階層唯恐失去他們的特權，所以他們極力阻止改革。「這些官僚機構對於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1965年立法通過的有限管理改革陽奉陰違，不予貫徹，他們在整個70年代以及進入80年代以來，一直採取這種消極抵抗的策略。」[28]柯西金「新經濟體制」改革的失敗主要就是這些官僚特權階層的抵製造成的。柯西金雖然失望，但他沒有就此放棄進一步改革的努力。到20世紀70年代末，他實在不能容忍蘇聯經濟中存在的一系列問題，於是就又籌劃改革。1979年他和他的助手起草了一份關於經濟改革的報告，深刻分析了蘇聯經濟中存在的嚴重問題，指出必須進行根本的結構性改革。但是這份報告引起了特權階層的不滿和抵制，結果，柯西金的助手「凱雷林被撤職，而報告在10多年時間裡處於保密狀態」[29]。在勃列日涅夫掌權的18年里，蘇聯社會逐漸陷入停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要改革就要觸動官僚特權階層的既得利益，而這一點恰好是他們決不允許的。「從自身的利益出發，官僚特權階層只注意維護自己的權利和特權，除此之外，它對於任何事情都無動於衷。」[30]可見為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他們千方百計地抵制和反對改革，使社會主義改革不能深入、順利地進行下去。這就使蘇聯的社會生產力得不到大解放和大發展，從而阻礙了經濟社會的全面進步。

　　第四，官僚特權階層最終背叛了社會主義，背叛了共產黨，淪為新的俄羅斯權貴。到戈爾巴喬夫改革時期，官僚特權階層發現已不能再恢復到原來的那種統治方式，為了維持他們的地位，他們發現資本主義既能使他們的既得利益得到鞏固，又能將這些財富傳諸子孫，於是他們便趁機大撈一把(戈爾巴喬夫時期是他們瘋狂聚斂財富的時期)，然後拋棄了社會主義。

　　戈爾巴喬夫執政後，推進了一系列的經濟改革，於1988年通過了《個體勞動活動法》《合作社法》，實際上使得蘇聯的私營企業合法化。利用有利的政策環境，私營企業如雨後春筍紛紛建立。「未來的寡頭們大都沒有放過這個契機，創辦了自己的私營機構，開始了他們最初的行動。行動的內容主要有三個：獲取非現金信貸、做進出口貿易和生產銷售稀缺消費品」[31]。例如後來成為葉利欽時期著名的七寡頭之一的弗里德曼創辦了一個合作社，通過給一些握有大量非現金信貸的企業提供各類服務賺了不少錢，很快致富。另一寡頭霍多爾科夫斯基，曾任莫斯科共青團第二書記。看到進出口貿易是當時蘇聯賺大錢的行當，霍多爾科夫斯基和弗里德曼抓住機遇，他們倒賣計算機、複印機、高檔香煙、香水等奢侈品，利用蘇聯和國際市場的差價大發橫財。後來成為葉利欽時期傳媒大亨的古辛斯基看到了生產銷售稀缺消費品比較賺錢，他用幾乎不花什麼成本的廢舊銅線製作銅手鐲挖掘到了第一桶金。

總之，蘇共黨內出現的官僚特權階層先是千方百計地阻擾改革，到了戈爾巴喬夫改革時期，利用社會的混亂，利用手中的權力，大肆撈取個人利益，最終拋棄了社會主義，使得蘇共亡黨，蘇聯解體，教訓是非常深刻的。

　　（二）蘇聯官僚特權階層是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利益集團形成的重要組成部分。蘇聯解體，蘇共垮台後，出現的一個奇怪的現象是原蘇聯時期的官僚特權階層大多沒有什麼大的損失，他們搖身一變，成為新俄羅斯人。其中俄羅斯金融工業集團的形成就是典型的例子。

　　追溯俄羅斯金融工業集團的發展軌跡，俄羅斯國內理論界以及國外研究俄羅斯社會轉型的學者們絕大多數都認為，俄羅斯金融寡頭最主要的就是由原蘇聯社會主義國家中官僚特權階層演變而來的。正是蘇聯社會中存在的官僚特權階層沒有得到有效地遏止，並且愈演愈烈地形成為蘇聯社會中不可動搖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在蘇聯解體及俄羅斯建國之初的混亂時期，利用手中掌握的職權大肆攫取國家的政治和經濟資源，在極短的時間之內完成了自身身份的轉換和自身階級屬性的質變，成為了俄羅斯新的資產階級的代表。

　　蘇聯解體了，國家所有製成為一句空話。原蘇聯時期的官僚和企業的領導人利用體制的漏洞，開始借國家制度轉換之機，公開地以實實在在的所有者自居，將原來對國有財產的隱性占有權合法地轉化為自己名正言順的所有權。特權階層「不僅成功地實現了手中財產所有權的轉換，也實現了其自身身份的質變，由原蘇聯的官僚權貴變成新俄羅斯的資產階級突出代表，構成為俄羅斯國家新生的金融寡頭，再一次成為了俄羅斯現實社會中政治權力與經濟財富的主人」[32]。現在，俄羅斯的商界精英中有17%的人就是來自原來的共青團系統，而俄羅斯社會不少著名的財團寡頭就是出身於共青團幹部。「俄學者們指出，戈爾巴喬夫執政的時期是蘇共權貴們利用手中的權力『積累財富』的時期，而葉利欽時期的經濟改革和私有化運動則是權貴們將『權力變為資本』的合法化過程。」[33]這個過程也是權貴們積聚財富，完成自身身份轉換，組建金融工業集團並進而成為金融寡頭的過程。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蘇聯官僚特權階層的演變從特權現象、特權階層到特權集團，是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作為一個既得利益集團，它們十分注意維護自己掌握的各種權力，不顧一切地追逐權力，因為權力背後存在著公開的或隱蔽的特殊利益，權力越大特殊利益也就越大。這種對權力的壟斷必然走向腐敗和專橫。同時，作為一個利益集團，它們的私慾也日益膨脹，熱衷於進行權錢交易，伺機把權力管轄下的公有資產轉化為個人所有。此外，這個既得利益集團竭力想維持現狀，保住現有的權力，害怕任何形式的改革，扼殺各種改革的政策。當戈爾巴喬夫改革使得蘇聯陷入嚴重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危機時，他們從自身利益最大化出發，最終放棄了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倒向了資本主義。正是這個集團中的大部分人，在後來蘇東劇變的動蕩中成為社會主義制度的掘墓人，並且搖身一變為俄羅斯新私有制社會的第一批中堅力量。其轉向支持資本主義，最終導致了蘇聯解體和蘇共亡黨的教訓是非常深刻的。分析總結其演變和影響，對於深化和推進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建設具有重要借鑒價值。

　　參考文獻：

　　[1]趙鶴梅.關於官僚特權階層問題研究概述[J].東嶽論叢，2007，（3）：143-146.

　　[2]列寧選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0.

　　[3][30]郭春生.蘇聯特權階層的形成及影響[J].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3，（5）：96-100.

　　[4][5][13][14][16]黃立茀.蘇聯社會階層與蘇聯劇變研究[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222；226；191-192；282-283；193-194.

　　[6]АН波漢諾夫，等.20世紀俄國史[M].莫斯科：莫斯科阿斯特出版社，1996：244-245.

　　[7]陸南泉.國外對蘇聯問題的評論簡介[M].北京：求實出版社，1981：81-83.

　　[8]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卷[M].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7：180.

　　[9]格·阿·阿爾巴托夫.蘇聯政治內幕：知情者的見證[M].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311.

　　[10]周尚文，葉宗書，王斯德，等.新編蘇聯史(1917—1985)[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621.

　　[11][22]劉克明.論蘇聯共產黨的官僚特權階層[J].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2003，（3）：1-11.

　　[12]大衛·科茲，弗雷德·威爾.來自上層的革命[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33.

　　[15]宋鏡明，李文珊.特權腐敗與蘇共垮台的深層剖析[J].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6，（2）：64-67.

　　[17]陳之驊.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蘇聯[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15.

　　[18]李瑞琴.腐敗對原蘇共的毀滅性影響[J].紅旗文稿，2009，（7）：37-39.

　　[19]瓦·博爾金.戈爾巴喬夫沉浮錄[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258.

　　[20]關海庭.中俄體制轉型模式的比較[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91.

　　[21]宋錦海，遠方.新權貴——俄羅斯金融工業集團的崛起[M].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34.

　　[23]赫德里克·史密斯.俄國人：上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47.

　　[24][26][27]黃葦町.蘇共亡黨十年祭[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67；257；257-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