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06-14

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本報特約評論員廉薇

典型性挑戰

《21世紀》：您認為我國是否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過程中面臨著哪些困難與挑戰？

蔡昉：歸納各國數據發現，在中等收入階段上，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不會一成不變地持續下去。對於大多數相對於歐美而言的後起國家，經濟的高速增長在二元經濟發展框架下進行，勞動力的無限供給不僅本身是有益的生產要素積累，人口紅利還有助於提高儲蓄率，加快資本形成。主要表現為勞動力產業轉移和城鄉遷移的經濟結構調整，產生了資源重新配置效應，提高了全要素生產率，從而實現高速經濟增長。而這一過程終結於劉易斯轉折點的到來和人口紅利的消失，經濟增長面臨著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險。

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2位的同時，人均GDP達到4382美元，剛剛進入世界銀行定義的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行列。「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概念的提出，以及對這一現象的深入研究，吸取相關的經驗和教訓，對於中國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由於中國的「民工荒」是從2004年廣為人們所知，並且一直延續至今，同時以農民工為代表的普通勞動者工資，自2004年開始一反此前十數年徘徊不前的局面，持續上漲至今。因此，我認為2004年是中國的「劉易斯轉折點」。緊接著，我們將迎來又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即人口紅利的消失。根據預測，中國的人口撫養比在2013年前後停止下降，並隨後迅速提高。這意味著，支撐二元經濟發展階段中國高速增長的勞動力供給和儲蓄率都將發生重大的轉折。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面臨的增長可持續性難題便悄然而至。

一方面，勞動力成本的提高將逐漸弱化中國在勞動密集型製造業上的比較優勢和國際競爭力。一項企業調查顯示，勞動力成本提高20%，對競爭性行業的企業來說，因行業的勞動力成本佔比不同，分別降低企業利潤水平20%-65%不等。這必然導致勞動密集型產業從沿海地區的外遷。一個方向是勞動力成本尚低的發展中鄰國，如印度、越南等國家。另一個方向是中國的中西部地區。

另一方面，要在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產業中獲得全面的比較優勢和國際競爭力，中國尚有較長的路要走。例如，根據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課題組和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的數據，R&D投入佔GDP比率，中國只相當於發達國家的56%和世界平均水平的61%；每萬人擁有R&D人員數，只相當於發達國家的23%和世界平均水平的77%；每百萬人擁有的專利數，只相當於發達國家的15%和世界平均水平的76%。而從教育水平上看，30歲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中國只相當於美國的65%和日本的67%。

逐漸失去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中的比較優勢，而尚未獲得在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產業中的比較優勢，意味著中國面臨著「比較優勢真空」的挑戰。此外，中國靠改革開放融入經濟全球化，獲得了高速增長的良好機遇，而進一步的改革和開放將會面對更大的難度。這些都是中等收入國家所面臨的典型挑戰。

庄巨忠：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以來取得了奇蹟般的成功，但同時也面臨許多挑戰。首先，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只有5000美元，還需要相當長一段時間的高速增長才能接近發達國家水平。其次，中國三十幾年的增長相當程度上依賴於其低成本優勢，而未來幾年勞動力成本上升意味著低成本優勢對增長的貢獻會逐步減少，增長將越來越需要通過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來推動。再次，由於改革尚未完成，中國經濟存在一系列結構性問題，如增長來源的失衡、收入差距的擴大、資源利用效率的低下與供給的制約、環境的惡化等。這些問題如不加以有效解決，有可能成為產業升級的重大制約，中國經濟也將面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

具體來說，以下六個方面的挑戰需要我們關注。

第一，技術與生產率水平跟發達國家相比差距還很大。儘管中國在過去三十年製造業勞動生產率增長很快，但總體水平較低。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高科技產品出口國，但大約80%是加工貿易，在中國創造的附加值非常有限。產業升級需要一大批勇於創新的企業，但中國民營企業的規模還相對較小，而國營企業的生產效率與激勵機制有待改進。儘管中國是全球的製造業中心，中國的國際品牌數量還很少。全球排名前列的中國大企業主要集中在資源業、金融業與建築業，而製造業的大企業數很小，遠低於日本、韓國及許多發達國家的數量。

第二，工資上漲與低成本優勢的侵蝕。低成本優勢對未來二三十年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會逐步減少。近年來中國工業實際工資增長率超過了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中國的勞動力也正在受到人口老齡化的影響，人口老齡化會增加社會負擔，而這一負擔最終將由企業承擔。為了解決經濟結構的失衡，政策調整也會導致其它要素（如資本、能源、其它資源）價格的上升。要素價格的上升需要中國加速產業升級、消化成本上升，以保持競爭力。

第三，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也伴隨著經濟結構的不平衡。一是內需與外需的不平衡，表現為中國對出口的過度依賴，這不僅增加了國家對外部經濟環境的脆弱性，持久的貿易順差也會加劇全球的經濟失衡，並導致其他國家採取貿易保護主義。二是消費與投資的不平衡。消費佔GDP的比例由2000年以前的60%-65%下降至2010年的不到50%，同時投資佔GDP的比例由37%增長到了48%。高投資在追求高速工業化的國家、地區通常都會發生，比如日本、韓國、中國香港等。但與這些經濟體歷史上處於中國目前發展水平時的投資率相比，中國的投資率是非常高的。過度投資會導致投資質量下降，產能過剩和不良資產的增加，長此以往影響經濟增長。

第四，收入差距的擴大。根據亞行的分析，2008年中國人均消費的基尼係數為43.4，在世界範圍屬於中等偏高水平；在亞洲範圍內則屬於較高水平。相比之下，許多東亞國家在經濟起飛時，基尼係數也有上升的趨勢，但幅度沒有像中國現在這樣大。中國收入差距的擴大主要是由城鄉之間和城鎮內部居民之間收入差距的擴大所致，但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居高不下。很高的貧富差距增加社會的不安定因素，不利於消費的增加，從而影響增長的可持續性。

第五，能源與水資源的制約與環境的可持續性。高增長給中國的自然資源與環境造成了很大壓力。由於需求的增加、污染，以及氣候變化

的影響，水資源短缺將越來越嚴重。能源方面，中國已經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消費國，但人均消費水平仍低於世界平均，這說明中國的能源消費總量將繼續增加。根據國際能源署的預測，如果增長方式不變，中國2035年的初始能源總需求與2008年相比將增加一倍；原油凈進口將達到中國原油消費總量的85%。這些數據表明，如不採取有效措施，能源供應與安全也將成為中國未來增長的一個制約因素。

第六，日漸挑戰的外部經濟環境。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高速增長對世界各國的影響也會越來越大，以下幾個方面值得特別關註：貿易摩擦會繼續增加，最近幾年中國已經成為各國採取歧視性貿易措施的首要目標；中國的匯率水平與貿易順差也被視作是國際經濟不平衡的原因之一；中國對資源的需求經常被視作導致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的原因之一，中國對外投資與外援也備受關注，有時被認為是獲取資源的手段；中國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經常受到質疑。

國際經驗與借鑒

《21世紀》：我們可以借鑒哪些國際經驗，尤其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經驗？

庄巨忠：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在於通過不斷的創新推動產業升級，從依賴低成本優勢走向生產高價值產品。低收入國家通常擁有大量的農業剩餘勞動力，劉易斯稱之為「無限供給」。這些剩餘勞動力的存在使得城市工業與服務業的擴大不會導致工資的上漲。企業從事勞動密集型、技術含量較低的生產，以低成本優勢進行競爭。一個國家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農業剩餘勞動力慢慢減少；當接近所謂的「劉易斯拐點」時，即從勞動力過剩轉變為勞動力短缺時，工資就會快速上漲。在這種情況下，企業須通過創新與產業升級提高勞動生產率，使它們能夠支付更高的工資。如果不能實現產業升級，經濟就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一方面，因為工資上漲失去了低成本競爭優勢，無法與低收入國家在低端市場競爭；另一方面，因為產業不能升級，無法與高收入國家在高端市場競爭。

國際經驗表明，產業升級需要一大批高效和勇於創新的企業。同時，政府必須提供一個良好的創新環境。這包括經濟與政治的穩定、良好的基礎設施與人力資本、有效的市場競爭與價格信號、健全的金融體系，社會的包容與和諧、法治與對產權的保護、實施得當的產業政策，以及一個廉潔、有效、注重經濟發展的政府。東亞奇蹟國家與經濟體在經濟起飛階段大都具有這樣的特徵。另一方面，宏觀經濟不穩、債務危機、貧富分化、社會動蕩、政治不穩等因素被認為是許多拉美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在東南亞，菲律賓在很長時期內的情況與此類似。泰國和馬來西亞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嚴重影響，到目前這些國家的私營部門投資還未完全恢復。

蔡昉：如果撇開那些完全依靠石油出口的富裕國家，實際上，按照世界銀行對於國家收入的分組標準，在歐美髮達國家之外，迄今為止我們看到的跨越中等收入行列的經濟體，顯而易見的似乎只有日本、韓國、新加坡和中國的台灣、香港和澳門地區。而那些曾經與歐洲國家處於同等發展水平的拉丁美洲國家，以及較早就躋身中等收入行列的亞洲國家，卻一直未能成為高收入國家的一員。即使有些拉美國家，人均收入一度越過了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組的交界線，卻終究回歸到中等收入水平上。

經濟史顯示的經驗終究是一種概率現象，對未來的預測畢竟不是現實。實際上，以「平均數」為外衣的國際經驗，往往掩蓋了許多特殊的情景與原因。為了及時進入未雨綢繆的狀態，以便避免最壞的結果，需要以史為鑒，探尋如何避免不正常減速的途徑。

以日本為例的話，我們不是要看她是否後來的速度不如從前了，而是要探尋為什麼在不可避免的減速之後，未能實現像歐洲和美國那樣的增長速度。首先，根據以往的研究，國家之間收入水平的差異，歸根結底可以歸結為因對採用新技術的或促進或阻礙的制度因素不同，而導致的各國全要素生產率的差異。全要素生產率的停滯，可以解釋85%的減速原因。日本經濟停滯的原因，也恰恰是全要素生產率的表現不佳。其次，中國已經越過通過結構變遷實現發展的階段，正在向以人力資本積累為中心的階段過渡，而日本和韓國之所以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階段，成為高收入發達國家，也正是因為在這個階段性轉變上取得了成功。最後，日本在1990年之後經濟停滯的教訓表明，政府職能的錯位，特別是體現在沒有建立起創造性毀滅的機制，以便由競爭選擇出最有效率的企業，最終導致了整體經濟全要素生產率的停滯。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路

《21世紀》：中國應採取怎樣的對策，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庄巨忠：中國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可以考慮三個方面的對策。第一是要超越低成本優勢，通過科技創新實現產業升級，推動知識型經濟的發展；第二是要深化企業、要素市場與財政體制的改革，推動城市化與服務業的發展，以促進經濟結構的調整；第三是要保持一個良好的經濟與社會環境，包括穩定的宏觀經濟和健全的金融系統，社會的和諧與包容，環境的可持續性，穩定的外部經濟環境，等等。以上三個方面缺一不可。只有實現產業升級，才能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提高人均收入；而合理的經濟結構與良好的經濟與社會環境是實現產業升級的必要條件。

具體來說，以下一些方面需要重點關注。

中國在繼續引進外國技術的同時，應通過深化企業改革，加強企業

自主創新的能力與動因。國企與民企在創新方面的障礙不同，需要不同的對策。國企規模較大、資金相對充足，但創新的激勵機制不強。國企改革主要是進一步減少政府直接干預，完善企業的公司治理結構，使其能完全以商業化經營。同時加強對國企的監督與績效評估，防止腐敗現象。國企高管應通過市場招聘，擇優選用。上市國企可增加公眾流通股，實現股權多元化。民企激勵機制較強，但規模較小、融資渠道狹窄、自身研發力量弱。對民企要創造使其能夠與國企進行公平競爭的環境，特別是在市場准入、融資與稅收方面。

營造鼓勵與支持產業升級的環境，需要政府多方面的努力。包括：完善市場機制，確保公平競爭，保護產權與合同各方權益，建立有效的企業破產制度等；支持公共與基礎科技研發；通過產業政策（如稅收、融資、信息、高新技術園區等）對自主創新加以引導與支持；建立分散風險的風險投資制度，為自主創新提供金融支持體系；完善知識產權制度，對創新進行保護；提供公共品和公共服務如基礎設施，彌補市場失靈。

深化要素市場改革方面，一是推動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形成，包括改革戶籍制度、降低勞動力流動的阻力，同時健全勞動力市場機制如勞動保護、最低工資、集體協商與失業保險等。二是要進一步推動金融業的市場化，包括利率市場化、國有銀行商業化、推動資本市場的發展、擴大小微企業的融資渠道、進一步增加人民幣匯率的彈性等，同時應加強金融監管，控制金融風險。三是要繼續推進土地制度的改革，促進土地流通與土地市場的發展，使土地定價機制更加合理，兼顧農民利益與城市化用地的需要。

深化財政體制改革方面，要優化支出結構，增加對公共品與公共服務如教育、醫療衛生和社會保障的投入；將預算外資金納入預算管理，加速與推廣增值稅改革，改革財產稅，提高個人所得稅在稅收中的份額等；進一步理順地方政府收入與支出的關係，增加地方財政的透明度，加強地方債務的管理；建立完整的政府公共預算，國有資本預算和社保預算的預算體系。

推動城市化的進程。城市化有助於產業集聚和升級，提高生產率，發展服務業，增加居民收入與消費，促進經濟結構調整，是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必由之路。中國目前的城市化與收入水平類似的國家相比程度偏低，可考慮以下改革措施：繼續探索適合國情的城市化道路；理順地方政府的職責和所能夠控制的資源，使城鎮管理以提供公共服務、提高居民生活質量為主要目標；制定一套有效的制度與法規保證在城市擴張中對徵用土地給予公平合理的補償；改革戶口制度；創造一套適合中國國情的城市保障性住房制度等。

促進服務業的發展。中國服務業的發展相對滯後，未來幾十年，服務業不但要成為重要的經濟增長來源，還是創造就業的主要途徑。可以考慮以下措施：參照國際經驗，對尚未（完全）開放的教育、醫療、金融、電信等部門進一步開放，引入市場競爭，同時實行有效的市場監管，保護消費者利益；把服務業的發展與推動城市化聯繫在一起，保證城市充分就業；推動生產性和高附加值服務業的發展；消除宏觀政策上對製造業的傾斜，在稅收與信貸方面對服務業和製造業一視同仁等。

提高增長的包容性。使所有人都能有公平的機會參與增長過程並從中得益，從而縮小收入差距，是包容性增長的核心所在，也是中國保持經濟持續增長、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實現和諧社會的關鍵一環。首先是縮小城鄉與地區收入差距，在推進城市化與服務業發展過程中，還要增加對農村和農業的投入，加速農村建設；同時繼續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增加對低收入與貧困地區基礎設施與人力資本的投入，推動全國市場一體化，促進沿海地區產業向內陸省份的轉移等。其次，增加對公共服務的投入並保證享受公共服務的機會均等，包括推動教育機會公平化、擴大公共醫療保險覆蓋率等。實現包容性增長還需要有一套公平合理的稅收制度，可以提高個人所得稅在財政收入中的份額，同時逐步實行綜合徵稅，以提高稅制的漸進性，使其更加公平合理。

需要強調的一點是，宏觀經濟與金融系統的基本穩定是過去30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條件之一，也將是中國將來二十年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條件之一。未來，不管是深化改革的需要，還是解決經濟結構失衡的需要，中國的經濟管理將要更多地依賴市場手段，金融業將需要進一步走向市場化。而在此過程中，中國必須保持宏觀經濟與金融系統的基本穩定。

為了避免資源成為經濟增長的瓶頸，並保護環境，一方面要加速經濟轉型、產業升級、科技創新，發展新能源與清潔能源等，同時還應利用價格機制與稅收槓桿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加強對水資源的政府監管力度、綜合管理與優化分配，還可考慮徵收排放稅、建立碳排放許可證交易市場來降低減排成本。

最後，應加強國際與地區經濟合作，提倡共同與和諧發展。一是在制定經濟政策時充分考慮外溢效果，同時增加政策制定的透明度，建立與增強與貿易和經濟合作夥伴的互信。二是積极參与G20、APEC、ASEAN+3以及其他多邊與雙邊國際與地區經濟合作與政策協調，增加對國際經濟政策與治理結構的影響力。三是增加內需，加強南南經濟合作，支持全球經濟結構的調整。四是增加對全球公共產品如預防氣候變暖等的貢獻。

上述政策措施如果能夠得到有效實施，中國將有望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保持高速增長，並在2030年前成為一個高收入國家。

蔡昉：突破劉易斯轉折點和人口紅利消失帶來的增長瓶頸，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一個不可或缺的條件，是把經濟增長的驅動基礎，從依靠生產要素投入和農業向非農產業轉變這種資源重新配置效應，轉向依靠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一旦實現了這個轉變，長期的經濟增長就會建立在創新的基礎上，從而具有可持續性。

具體來說，首先，保持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具有緊迫性。研究表明，全要素生產率的停滯，可以解釋85%的減速原因。其次，通過教育和培訓加快人力資本積累有著重要意義。人力資本是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源泉。不同角度進行的研究表明，人力資本的作用，起到了抵消全要素生產率表現不佳的效果。最後，更加艱巨的是深化體制改革和轉變政府職能。研究表明，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過渡所不可迴避的制度變遷，包括發展資本市場、加快創新和發展高等教育、改善城市管理、建設宜居的城市和形成集聚效應、有效的法治、分權和反腐敗等。所有這些領域的效果，至少10年才能顯現出來。編者按

判斷中國未來的走向，十八大無疑是至關重要的觀察窗口。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十八大報告中提出，當前我們在前進道路上還有不少困難和問題，根據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實際，要在十六大、十七大確立的20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基礎上努力實現新的要求，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要達成這一目標當然並非一帆風順，它需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的深化重要領域改革。

國際經驗表明，不少中等收入的經濟體在經歷「快速起飛階段」之後，由於無法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快速發展中積聚的矛盾集中爆發，經濟增長回落或長期停滯，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2011年中國人均GDP達到5414美元，中國已經成為中等收入國家，在當前面臨諸多方面的挑戰下，同樣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

根據亞洲開發銀行的一份研究，目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18個國家中，12個在拉美，3個在東南亞。這些國家處在中等收入水平至少已有四五十年。

但是，也有很多國家與經濟體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比如東亞的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台灣和香港。它們用了三四十年的時間即完成了由低收入向高收入經濟體的過渡。

當前，在中國面臨增長潛力放緩、改革緊迫性日益凸顯的時點，探討「中等收入陷阱」的國際經驗和教訓，以及中國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得持續的增長動力，有著尤為重要的意義。為此，本報採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亞洲開發銀行副首席經濟學家莊巨忠，是為21世紀北京圓桌第354期。（廉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