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拓：我們是什麼樣的國家：民主的困惑（下）

我們是什麼樣的國家：民主的困惑（下）

2012-01-24 09: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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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什麼樣的國家：民主的困惑（下）

劉 拓

（九）特性：政治國家

我們的歷史，有人說是帝王將相的歷史。這是為什麼？因為實際上，中國是政治國家，是權力社會，自然是歷代帝王將相主宰了歷史和社會，起碼是從表象上主宰了歷史。這與人民群眾創造了生產力，包括政治生產力的歷史，並不矛盾。中國的科舉制，為精英人才主政和階層階級變動提供了制度保障，也穩固了王朝統治。考察中國王朝治理，倒有些類似於帝系的政治董事會下的相權總經理負責制的意味，而且上下內外的監督制約機制、法制管理機制是存在的。這在當時，是領先於世界的政治制度。

為什麼西方民主在中國扎不下根基？為什麼百年來那麼多仁人志士為此不惜熱血生命奮鬥而尚未功成？為什麼中國很多傑出政治家曾抱著民主理念投身革命而執掌政權之後卻不得不背離當年理想？即便拋開經濟基礎不談，在一個存在權謀政治傳統文化的國度，實行公開公平公正的競爭，也會是舉步維艱、步履蹣跚的。

劉澤華先生在其《王權思想論》中，以其深厚學養為積澱說：「在長達數千年的中國傳統社會中，經濟利益問題主要不是通過經濟方式解決，而主要是通過政治方式或者強力方式來解決的」。中國的今天，是不是還有這樣或者類似的問題？為什麼中國的計劃經濟根基牢固？為什麼中國市場經濟由政府主導？為什麼國有企業成為國家經濟命脈？為什麼各種涉及國計民生領域的產業化頻發失敗？為什麼這些改革失敗不是技術層面而是指導思想層面的問題？為什麼很多精英人士坦言改革正在失去共識？為什麼西方不肯承認我們的市場經濟地位？

我們中國從來就是政治國家，而不是經濟國家。這就是我們的國家。

所謂的政治國家，並非經濟不是國家存在發展基礎，而恰恰是因為經濟資源的緊缺，必須依靠政治力量來控制。考察中國的經濟史，不難發現，中國歷史上就是一個因自然條件原因而各種自然災害頻發的國家，歷代官府在民生上的特殊安排，包括興修水利、鐵鹽官營、災民救濟、賑糧儲備等等。因氣候變化導致生存困難的游牧民族南下，需要中央政府保持常備防衛力量，比如長城的修建。

中國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巨型國家。當今，中國的任何大小問題，都是世界級的。中國正經歷的是一場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偉大發展進程。僅以中國的春運旅客數量為例，今年預計就將超過三十一億人次。中國經濟上和政治上的重大失衡，其後果都是難以預計的。因此，中國一旦沒有強有力的政黨和政府領導，國家和民族將面臨無法預估的災難，從影響世界程度而言也將是損失巨大的世界性災難。

（十）差異：類型不同

我曾發表過一篇文章：虎狼民主和牛馬民本。其中，沒有展開講：虎狼民主，實際就是更多地弱肉強食的自由競爭，牛馬民本，實際就是更多地相依相伴的群體共生。中國，承受不起自由競爭的後果。中國歷史上，平均主義根基深厚，就是因為資源緊缺，不搞平均主義如趕上天災人禍就會很多人吃不上飯，就會死人，就會造反，就會起義。時代條件不同了，中國不可能以擴張和侵略來發展自己，只能在自己的鍋里想辦法。以效率優先的改革共識的破裂，實際上是社會各群體利益嚴重分化的結果。普遍的仇官仇富現象，已經提示中國精英們：我們正在走的道路，必須要注意什麼問題。實際上，只有一個出路，就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我們要從西方先驗的國家模式、發展道路的一元論束縛中解放出來，從實際出發客觀認識國家形態多元化的存在事實。我們不是簡單化地否認西方制度在其適用範圍和歷史時期的合理性和進步性，而是強調東方文明特別是中華文明的合理性和進步性。

從資源和利益分配的視角看，考察分析世界各國的經濟政治制度，為了理論分析概括的簡約明晰，除了多樣化的種種過渡類型之外，大體上是兩大類：競爭型和合作型，或者說競爭主導型和合作主導型。

競爭的核心，是在資本市場主導下對各種資源的私有利益之爭。競爭型需要充分的個體自由，主張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要建立自由社會。

合作的核心，是在政府權威主導下對各種資源的公平公正配置。合作型需要充分的集體合作，主張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要建立和諧社會。

隨著人類社會文明發展和進步層級的複雜化、國情決定的多樣化，單純的模式已經不多見，代之而來的是各種混合模式。儘管如此，任何國家都有基於國情、歷史和文化的核心價值和資源配置的主導方式、特色方式，則是不可否認的。

（十一）核心：利益之爭

民主問題的核心，是建立什麼樣的社會模式，建立什麼樣的社會利益分配模式。民主政治的實質，是個體、群體間利益競爭的一種政治制度。選舉制度，只不過是其政治實現形式。從經濟視角看，建立民主模式，實質上就是建立政治上爭而為經濟上爭提供製度保障的國家模式。

顯然，在現代社會，在國際大背景下，在對外開放條件下，完全排除競爭是不現實的，也不利於增強社會動力和活力。問題在於，在接納競爭的前提下，國家控制力是否堅持，國家主導力是否堅持。改革開放30年以來，之所以不斷發生各種爭議，其背後核心幾乎都是：不在於所謂保守派是否承認競爭，而在於所謂改革派拒絕承認和諧。以筆者對當前大量信訪人群的了解來看，就是因為社會上包括很多專家學者、媒體記者等大肆鼓噪利益導向和維權意識，一方面上訪人以維護自身利益為訴求，不顧政策法規而頑固堅持自身利益立場；另一方面是主張市場化和效率優先，而在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機制上存在欠缺，導致很多老百姓生活比較艱辛，進而不得不走上上訪之路，導致社會維穩成本升高。但同時應該看到，這些人群仍然是國民中的少數，很多訴求不是剛性訴求。這些，中央層面是可以通過高層的大範圍政策調整加以解決的。以爭為主導的模式，在中國很難走得很長遠。中國儒家思想包括民本、中庸、禮教、德治等思想，之所以在中國根基很深，是有著深刻經濟根源的。在中國，解決利益問題，完全靠單純利益實現是不行的。

（十二）弊端：利益陷阱

西方民主理論的核心，不在於怎麼表達實現，而在於承認個人，在於承認個人利益優先，在於爭取個人利益優先，可以高於甚至不惜集體利益和社會利益，支持鼓勵人們為了自己的利益去爭。要點在於，採取的是競爭獲取個人利益的方式。從西方經濟發展受到內部制約上，除了大資本壟斷之外，增速減緩也與公共利益不得不遷就私有利益有關。中國應該及早加以避免，城鄉徵收拆遷之難便是明證。

對中國而言，社會精英往往贊同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獲得更大的自由，幾乎人人嚮往，更是一種精英偏好。實際上，幾乎任何社會都是如此，這也是為什麼自由民主理論在世界範圍能大行其道。因為在「自由競爭」中，這些群體常佔據優勢。作為個人主張尚無大礙，但作為社會道德就要進退失措了，作為治國理念就要禍國殃民了。13億人的國度，是經不起重大失衡，甚至是輕微失衡的。比如，如果有百分之一的人貧困，絕對數量就有1300萬；如果百分之五的貧困，絕對數量就有6500萬。

自由是人們嚮往的，但在現實上人群里社會中，自由是有條件的，自由是有界限的。個人自由是離不開社會約束的。自由的前提，是社會的存在和健康。離開了社會，個人的自由實際上是空談。擁有社會精英地位的個人主義者，掌握優勢社會資源的自由主義者，魚龍混雜的民主主義者，往往忘記、忽略甚至有意迴避這個常識。

人類總是要追求不斷獲得自身的自由解放，這無可厚非。正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希望的「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但人們容易忘記馬克思所說的前提條件——共產主義的「在那裡」，容易忘記「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自由，是有社會條件制約的，是有經濟條件制約的，是有歷史條件制約的。在中國，在現實性上，有時不得不適當限制甚至犧牲精英的利益。

在中國，靠所謂看不見的手，自行慢慢調整是不行的。面對中國春節的天量需求，中國政府如果不採取有力措施而放任市場調節，就會有千百萬人回不起家、過不好年。國家調控儘管也會因為認識上的原因出現人為失誤，但只要認識到，便會迅速做出強力調整。更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以為人民服務為根本宗旨的政黨，代表的是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儘管存在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其終將會走向國家治理上的成熟之路。60年來國家的偉大進步，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十三）國本：天下共富

在國情上，我們是資源緊缺型國家，而不是資源充裕型國家，且在可以預見的未來改變不了。經濟基礎，根本決定了國家現實；文化傳承，深刻影響著國家現實。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常識。中美兩國，恰恰是資源緊缺和資源充裕的兩個比較典型的國度。

為什麼推翻了清王朝、借鑒現代政黨制度之後，經過長期爭鬥動蕩、反覆比較試驗、付出慘痛代價，國共兩黨先後走上一黨執政道路？為什麼中國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必須堅持一黨執政？其深層原因在於，中國的資源緊缺國情，要求必須實行高度集中的國家核心權力控制，否則不僅國家動蕩不已，甚至會四分五裂。

我們的很多精英，主張個人主義為基礎的自由主義，包括未付諸現實的無政府主義，在中國做過不少設想、嘗試，都先後失敗了，甚至從來沒有真正成功過。以集體主義為基礎的社會主義，最終在中國取得成功，絕不是偶然的。

我們只要深入考察中國歷史，就不難發現歷史是那麼驚人地一遍一遍地重複著相近的現象。總體上講，我們不能採用爭食模式，而只能採用分食模式。這就是為什麼住房、醫療、教育等涉及國計民生領域改革完全市場化道路失敗的原因。這也是為什麼先賢倡導社會精英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為什麼太平天國的平均主義能夠一時聚眾如雲、為什麼孫中山的天下為公得到廣泛支持、毛澤東領導社會主義革命能夠成功、鄧小平提出共同富裕得到全社會期待的深層原因。

實際上， 從生物人的角度，中國人不是不能搞民主。我們到西方的華裔人，不都是很適應民主環境嗎？問題的關鍵在於，如果成為中國的社會人，一進入到中國的環境，就不行了。文化和歷史環境變了，思想氛圍變了，經濟基礎變了，包括社會的空間形態和物質條件。為什麼中國精英一旦在某一領域取得某種成功，總想在政治上獲取某種地位？也是環境、文化的影響。

中國只能走天下共富的道路，而不是兩極分化的道路。自由、民主主導的經濟政治，在現實性上，在實踐性上，是難以做到的。

（十四）選擇：以我為主

我們應該按著自己的特性，發展自己，改變自己，壯大自己；而不是照著別人的樣子，塑造自己，扭曲自己，異化自己。這就是我們的基本看法。

事實上，只要客觀地分析研究，我們無法設想，取得經濟成就的世界大國和文明古國，會沒有政治優勢上的內在原因；也無法設想，奮力前行的偉大國家，卻長期缺乏具有合理性合法性的政治支撐。中國政治的國情前提、經濟前提、文化前提、民意前提和理論前提、邏輯前提是：政府的存在，是天然的、合理的；人民期待的，是一個以民為本的政府。

我們要有自己的政治旗幟，有自己的話語體系，有自己的理論思維。這樣，才能支撐我們的中國道路，闡釋我們的中國模式，總結我們的中國經驗。因為，我們確實與他們不同，有自己內生的、獨有的東西。從社會文化適應性上，從經濟物質制約性上，我們有自己的東西——民本。民本是個好東西.

我們不是否認民主存在的合理性，而是拒絕民主的普適性。

我們不是拒絕一切民主政治形式，而是反對照搬民主做法。

民主，不是中國內生的東西。一個政治文化發達，權謀思想滲透到文化深層的國度，在可以預見的時期，民主只能處於尷尬的境地，只能處於被愚弄的境地，只能處於被扭曲的境地。民主，只能通過引發民眾的對立、爭鬥、衝突來實現。台灣剛剛搞西方民主，在不久前經歷了抹黑選舉、悲情選舉、黑金選舉、舞弊選舉、子彈選舉之後，這次選舉投票率便已經呈現下降趨勢，超出了很多專家的預估。

如果以民本為基礎，吸納民主因素，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確是一條現實的路徑。憲法和黨章中的民主集中制，實際上與中國民本政治有密切的內在關聯性。

（十五）民本：政治之魂

民主和民本的差異，從社會資源配置的角度看，實質上就是建立什麼主導模式的利益分配的政治規則。民主主導，就是要求更多的自由競爭，就要建立小政府、強社會，就要更多地限制政府權力、擴大公民自由。民本主導，就是要求更多的和諧分配，就是要求建立強政府、緊社會，就是要更大地增強政府權威、保障社會公權。實際上，從中國歷史來看，百姓認為政府是天然的善，中國政府必須是強政府和對民眾承擔無限責任的政府。

民本政治思想的合理內核和優秀傳統，是中國數千年政治之魂，也是中國當代政治需要充分繼承的。中央強調中國特色政治文明發展道路，而不是簡單化地講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道路，大概深意在此。

中國「民主」的本意，從民本思想來看，無須諱言，就是為民做主。其政治假設是，政府是善的（不同於西方政治假設——政府存在著天然的惡）存在，民眾是需要政府的，政府必須以民為本。古人從先秦政治實踐，已經總結出來。從中國古代政治實踐包括朝廷政治來看，民本思想背後的支撐，本來就包括著監督制約和法制管理（這與是否民主無關）。實際上，沒有引進「西方民主」之前的「中國民主」，就是以民為本的民本思想。在翻譯西方的「民主」之時，先賢們將「人民的統治」近乎直譯並吸納其中。當初資本主義的「統治」，實際上是少數的公民統治，已經排除了那時候的非公民（至於將選舉權形式化地擴大到全體公民，成為選舉game，則是後話了）。而中國現代民主的含義，即中國共產黨主張的民主，是包括最廣大人民的民主。這個用「主」，從中國的語源語境語義深究，本身就不甚貼切。既然已成習慣，也無需再改，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疑惑和混亂。但作為理論精英和治國精英，應該洞悉其內涵。

因為「主」這個概念及其內涵，在中國文化里是王者、頭領的意思。中國政治文化里，「主」在客觀上是要存在的，正如羊群中領頭羊，但是必須要以民為本的。在當代，這個「主」已經不再是個人，而是政黨。用中國共產黨的話語體系講，就是先鋒隊，就是帶頭人，就是主心骨，就是公僕。

多數人成為「頭」，是一種理想化的政治思想，甚至有些政治烏托邦的意味，這裡的前提是假設人人素質均等而且均是政治上高素質。在實際政治操作中，還是不得不以代表形式實現，以提高政治效率和可行性。即便是西方民主的發源地，也不得不實行所謂代議制民主。

精英總是少數。社會總是精英領導群體。無論是生物界還是人類社會，這是鐵則。不承認這些，不是實踐上社會管理經驗的缺乏，就是政治上試圖謀取民意的虛偽。監督制約是必要的，利益表達是必要的，依法治國是必要的，但這不是否認領導和權威的理由。尤其是在中國，還要實行以執政黨（嚴格意義上講是領導黨）為核心的權威治理，當然也需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也需要有選舉方式和選拔機制。中國還是要有紀律，正如鄧小平老人家講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四有」新人。中國還是要適度集中，實行憲法規定的民主集中制並逐步完善其實現形式，在實踐中逐步創造出毛澤東老人家期望的那種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中國問題，總是巨量問題。13億人口的中國，如果有百分之一的反對派，絕對數就有一千三百萬人；如果有百分之五，絕對數就有六千五百萬人。百分之一的反對者，聲音就會很大。如果聽從之，就什麼都不能幹。在快速發展期，盲目採用民主模式，這些聲音便會放的更大。如果不加限制地採用西方民主的形式，勢必天下大亂。至於加上在不同問題上有不同意見的各類人群，那情形就會更加複雜。中國政府管理龐大社會的難度，可想而知。

（十六）前瞻：希望所在

在當代國際社會中，二戰以後形成的五大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已經失衡，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正在孕育之中。目前，以聯合國為主體的國際組織體系，仍然操控在以美國為中心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體系之中，他們妄自尊大、自私自利，爭名於朝、爭利於市。這個國際大家庭的「自封家長」或者說「現任首長」，當得實在不怎麼樣，光靠大棒從長遠看是不行的。其國際領導力，無法服人服眾。其根源，是其自由競爭主導的國家政治經濟理念和模式所限。沒有公平正義，沒有世界大同，沒有德服天下，就無法有效領導這個正在變擠的世界。

因為，隨著發展中國家的整體崛起，隨著戰後新興大國的集體崛起，特別是中國的迅速崛起，在全球範圍內的事關人類生存發展的各種資源需求會日益增大、總量會變得十分龐大，全球範圍的資源緊缺局面日益凸顯，資本自由、橫行天下的傳統局面將逐步被打破。在科學技術包括生物工程沒有出現重大突破、全球糧食食品供應存在短缺、人口控制尚未達到理想狀態之前，全球範圍的各種資源緊缺狀態將會不斷加劇。發達國家在無法通過不平等競爭包括戰爭手段受限而獲得足夠資源的情況下，內部矛盾也將顯現。近期，以佔領華爾街活動等西方國家民眾的示威抗議活動，就是其重要先兆。靠武力維護國家利益的時代，靠武力為資本開路的時代，已經日益不符合世界潮流。資本主義世界，要開始自己為自己買單。

國家發展存在模式選擇問題，國際社會也需要適宜的發展和管理模式。當然，這不單是一個理性選擇的問題，更是各國利益博弈和實力競爭的結果。但願，中國和中國模式的影響力，能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其中發揮更大的主導作用。

中國龍，要來了。我們有一個中國人民共富的中國夢。這個夢，實際上隱含著更大意義的天下共富的夢想——世界大同。用中國共產黨人的話說，就是實現天下為公的共產主義。主張自由競爭、利益導向的資本主義，無論如何包容不下這個夢想，包括維護它的西方自由民主主義。

中國的希望，關鍵在我們自己自主地做出正確選擇。很多世界上的有識之士，已經預感到，未來世界的希望可能在中國。包括那些與我們持不同政見的國際勢力，也已經感到，中國模式和中國理念對他們構成了根本性威脅。這種威脅，一方面來自以經濟實力為基礎的國家實力的快速增長，另一方面則來自以民本政治制度、獨有政治話語體系為基礎的政治競爭力德日益顯現。而似乎後一種，他們更為擔憂懼怕。

我們要再認識自己的國家，再認識我們的國家政治，理解她，支持她，完善她，關愛她，保佑她。（修改於2012年1月24日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