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小說中的「東京故事」——中國文學網

古代小說與城市的關係殊為密切，城市影響小說，小說反映城市，北宋都城東京在宋代及以後的通俗小說中多有反映，形成了頗具規模的「東京故事」。「東京故事」在各個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故事主題，如果說在宋代，是以傷逝和懷舊為故事主題，以濃墨重彩的正面描繪作為表現方式，那麼到了明清時期，出現了對「東京故事」的兩種敘述方式，一是對北宋東京故事的虛化表現;二是隨著明清開封城市經濟的復甦，產生了具有較大影響的世情寫實性作品。下面我們對這一東京故事系列及其文化意義加以探討。

一 故都之思:宋元話本中的東京夢華

宋元話本乃是宋代城市生活的產物，它源於城市，是市井平民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宋代巨幅畫卷《清明上河圖》中就真實地展示了宋代東京街市上，民眾聚集聽說書的畫面。從畫卷上觀察，長街上「王員外家」對面的屋檐下，就聚集了許多聽說書者，而在不遠的「孫羊店」側，儼然又有一位盲藝人在說書，區區幾十步之遙，就有多個說書藝人的身影，這充分說明了說書活動在當時的興盛。在這些說話的實踐中，出現了一大批的文字底本，這些宋元時期的話本反過來對宋代的城市生活做了形象生動的反映。在宋元時代的話本小說中，以東京為背景或與東京密切相關，反映了東京的城市景觀、風俗習慣、世情生活等，主要作品有《宣和遺事》、《張生彩鸞燈記》、《紅白蜘蛛》、《三現身包龍圖斷冤》、《宋四公大鬧禁魂張》、《簡貼和尚》、《燕山逢故人鄭意娘傳》、《金鰻記》、《勘靴兒》、《張主管志誠脫奇禍》、《鬧樊樓多情周勝仙》等 ① 。

北宋末靖康年間，金兵南下，東京淪於金人，北宋滅亡。當新的王朝在臨安安定下來時，追思繁華舊都的主題彌散在大量的宋元話本中，成為一種無法排遣的時代情緒。

南宋人追憶東京風物，多見於當時的筆記和小說。周 火 軍 記載:「紹興初，故老閑坐，必談京師風物，且喜歌曹元寵《甚時得歸京里去》一小闋，聽之感慨，有流涕者。」 ② 一些話本故事則以「他鄉遇故」的角度，強化了這種國破家亡的深廣之思。《鄭意娘傳》處處表達出深切和哀怨的故都之思，那種愁緒在話本中幾乎是無處不在的。這篇話本寫的是靖康之難後，東京人四散流落，一個名叫楊思溫的流寓在燕山。甫經喪亂，故園難忘，在作者的口中，楊思溫的眼裡，人、物、事無不帶上了東京的色彩，話本寫元宵道:「今日說一個官人，從來只在東京看元宵，誰知時移事變，流寓在燕山看元宵……每年燕山市井，如東京製造，到己酉歲方成次第。」正如小說中所寫:「一輪明月嬋娟照，半是京華流離人」，此間所遇也多有東京鄉親，楊思溫至昊天寺遇一行者，「聽其語音，類東京人」，復一詢問，「乃大相國寺河沙院行者。今在此間，復為行者」。再看話本中的燕山大酒樓秦樓，其擺設格局「便似東京白樊樓一般」，恰巧的是，酒樓的過賣（夥計），「卻是東京白樊樓過賣陳三兒」 ③ ，在這種他鄉遇故，卻人是物非的描述中，很典型地傳達出思念故都的悲哀。

（一）城市標誌性建築

在南宋人們的追憶里，東京風物中最讓他們魂牽夢縈的是那些標誌性的建築。它們頻頻在話本中出現，對於移民來說，它們就代表著東京，它們是金明池、樊樓和相國寺。

首先要說的是金明池。東京城外有許多皇家和權要的園林別墅，其中以金明池名聲最著。《東京夢華錄》卷七《三月一日開金明池、瓊林苑》:

池在順天門外街北，周圍約九里三十步，池西直徑七里許。入池門內南岸，西去百餘步，有面北臨水殿，車駕臨幸，觀爭標錫宴於此。往日旋以彩幄，政和間用土木工造成矣。又西去數百步，乃仙橋……橋盡處，五殿正在池之中心，四岸石，向背大殿，中坐各設御幄，朱漆明金龍床，河間雲水，戲龍屏風，不禁遊人。殿上下迴廊皆關撲錢物飲食伎藝人作場，勾肆羅列左右。橋上兩邊用瓦盆，內擲頭錢，關撲錢物、衣服、動使。遊人還往，荷蓋相望。 ④

金明池成為滿城男女喜往游賞的去處，《金明池吳清逢愛愛》中有語:「即今清明時候，金明池上，士女喧闐，遊人如蟻」。《張主管志誠脫奇禍》:「當時清明節候……滿城人都出去金明池遊玩。張小員外也出去遊玩……」。金明池是宋元話本中愛情故事發生的重要場景，如《鬧樊樓多情周勝仙》的入話:「從來天子建都之處，人傑地靈，自然名山勝水，湊著賞心樂事。如唐朝便有個曲江池，宋朝，便有個金明池，都有四時美景，傾城士女王孫，佳人才子，往來遊玩。天子也不時駕臨，與民同樂。」正如唐時的青年士人總是在曲江附近遇見淑女佳人，宋元話本所描寫的市井子弟的艷遇則多在金明池邊，周城《宋東京考》卷十引《歸叟詩話》:「王荊公有詩云:『卻憶金明池上路，紅裙爭看綠衣郎。』」 ⑤ 《鬧樊樓多情周勝仙》主要即寫范二郎與周勝仙的愛情故事，「時值春末夏初，金明池遊人賞玩作樂。那范二郎因去游賞，見佳人才子如蟻。 行到了茶坊里來，看見一個女孩兒，方年二九，生得花容月貌……」由此展開了一段市井的愛情故事。

《警世通言》卷二十《計押番金鰻產禍》寫的就是計押番在金明池中釣上一條金鰻，結果招來滅門慘禍。在這裡，金明池是故事發生的起因，成為推動故事的關鍵。從這則故事我們還可以獲得一些其它的信息。在金明池邊垂釣、捕魚，當是東京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項內容，據《東京夢華錄》卷七:「其池之西岸，亦無屋宇，但垂楊蘸水，煙草鋪堤，遊人稀少，多垂釣之士，必於池苑所買牌子，方許捕魚……」 ⑥ 另外，這裡主要寫的是金明池中金鰻作祟故事，其實，有關金明池多有靈異傳聞。周城《宋東京考》卷十引《紫桃軒雜綴》就記載一金明池龜的故事:「宋太祖時，或詣司天監苗光裔卜。苗為布策成兆，曰:『將有遷徙。』曰:『損丁乎?』曰:『無妨也。』苗疑之，執其裾問為何物，其人不得已，對曰:『我金明池龜也。今朝廷廣池，將及我穴，恐見殺，故來問耳。』苗頷之，即以奏聞。」 ⑦ 由於金明池對東京人有著重要的意義，東京人對它是如此看重，以至於將它神異化了。

其次是樊樓。「如今且說那大宋徽宗朝年東京金明池邊，有座酒樓，喚作樊樓」，這是話本《鬧樊樓多情周勝仙》中開篇的描寫。樊樓之富麗高峻，在當時極為著名。《趙伯茶肆遇仁宗》:「將及半晌，見座酒樓，好不高峻!乃是有名的樊樓，有《鷓鴣天》詞為證:『城中酒樓高入天，烹龍煮鳳味肥鮮。公孫下馬聞香醉，一飲不惜費萬錢。 招貴客，引高賢，樓上笙歌列管弦。百般美物珍羞味，四面欄杆彩畫檐。』」樊樓又名豐樂樓，《東京夢華錄》卷二《酒樓》曰:「宣和間，（樊樓）更修三層相高，五樓相向，各有飛橋欄檻，明暗相通，珠簾綉額，燈燭晃耀」。樊樓之所以聲名極著，還與誤國的徽宗有關。《宣和遺事》後集:「樊樓乃豐樂樓之異名，上有御座，徽宗時與師師宴飲於此，士民皆不取登樓。」 ⑧ 由此引發的感嘆，其意義也就深沉雋永得多了，如《宣和遺事》後集引劉屏山《汴京雜詩》:「梁園歌舞足風流，美酒如刀解斷愁。憶得少年多樂事，夜深燈火上樊樓。」 ⑨ 就是如此。

另外，在東京城裡有許多寺院，其中最著名的當數相國寺。相國寺在宋元話本中不僅是遊人觀瞻、燒香禮佛的去所，如《簡貼和尚》:「（皇甫松）只得勉強著一領羅衫，手裡把著銀香盒，來大相國寺里燒香。」 ⑩ 由於遊人來往眾多，如《宋四公大鬧禁魂張》中的趙正、王秀等閑漢和生意人就於此出入頻繁，故可謂東京商業貿易的重要場地。《燕翼詒謀錄》卷二:「東京相國寺乃瓦市也，僧房散處，而中庭兩廡可容萬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趨京師以貨物求售轉售他物者，必由於此。」11 《麈史》卷下:「都城相國寺最據沖會，每月朔望、三八日即開，伎巧百工列肆，罔有不集，四方珍異之物悉萃其間，因號相國寺為『破贓寺』。」12

相國寺也稱「相籃」，話本《張生彩鸞燈記》的入話寫張生於東京元宵拾得一塊香帕，約請「有情者拾得此帕，不可相忘;請待來年正月十五夜於相籃後門一會」13 ，在這裡，巍巍的佛寺被充分世俗化，成為了浪漫愛情上演的舞台。

（二）商業、娛樂和習俗

宵禁的廢弛，坊市制瓦解，促進了東京的城市繁榮。《東京夢華錄·序》描寫北宋末期東京時說:

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習鼓舞;班（斑）白之老，不識干戈。時節相次，各有觀賞。燈宵月夕，雪際花時，乞巧登高，教池游苑。舉目則青樓畫閣，繡戶珠簾。雕車競駐於天街，寶馬爭馳於御路，金翠耀日，羅綺飄香。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衢，按管調弦於茶坊酒肆。八荒爭湊，萬國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易;會寰區之異味，悉在庖廚。花光滿路，何限春遊，簫鼓喧空，幾家夜宴。伎巧則驚人耳目，侈奢則長人精神。14

這可以說是對東京城市繁榮、人文鼎盛的總體概括。

到了北宋末年，城內外的商業活動更加活躍，尤其是宋元話本里提到的東京城裡的「鋪席」，從中足可見出城市繁榮之一斑。《張主管志誠脫奇禍》:「話說東京汴州開封府界身子里，一個開線鋪的員外張士廉」，這張員外的「門首是胭脂絨線鋪，兩壁裝著廚櫃」15 。與此相參對的是《鄭節度立功神臂弓》（胡士瑩先生以為宋元話本）中的記載:「話說東京汴梁城開封府，有個萬萬貫的財主員外，姓張，排行第一，雙名俊卿。這個員外，冬眠紅錦帳，夏卧碧紗廚;兩行珠翠引，一對美人扶。……

門首一壁開個金銀鋪，一壁開所質庫」，這裡所描 寫都應是東京「鋪席」的景象。

對於「界身」和「鋪席」，《東京夢華錄》有較詳細的描述，據卷二《東角樓街巷》條:「自宣德東去東角樓，乃是皇城東南角也。十字街南去行。高頭街北去，縱紗行至東華門街、晨暉門、寶宮，直至舊酸棗門，最是鋪席要鬧。宣和間展夾城牙道矣。東去乃潘樓街，街南曰『鷹店』，只下販鷹鶻客，余皆真珠疋帛香藥鋪席。南通一巷，謂之『界身』，並是金銀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壯，門面廣闊，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動即千萬，駭人聞見。以東街北曰潘樓酒店，其下每日自五更市合，買賣衣物書畫珍玩犀玉。」16 這無疑是東京城裡最繁華的街市之一，商品之繁富，令人咋舌。

與商業活動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是城市居民的娛樂場所——勾欄瓦子。在城市集市的設置上，宋代逐步形成了以「勾欄」為中心的「瓦子」，城市娛樂活動帶動了相關服務性行業，促進商業貿易，形成了較大規模的集市。我們來看話本中的有關描寫。《宋四公大鬧禁魂張》寫到閑漢趙正騙到衣服以後，「再入城裡，去桑家瓦里，閑走一回，買酒買點心吃了，走出瓦子外面來」，《鬧樊樓多情周勝仙》中包大尹差人捉盜墓賊朱真，「當時搜捉朱真不見，卻在桑家瓦里看耍」。

宋元時頗為興盛的勾欄瓦舍在五代時已有了，《史弘肇龍虎君臣會》（譚正璧先生以為宋元話本）就寫到了後周太祖郭威在當時東京的瓦舍里廝混的情況，「這郭大郎因在東京不如意，曾撲了潘八娘子釵子。潘八娘子看見他異相，認做兄弟，不教解去官司，倒養在家中。自好了，因去瓦里看，殺了勾欄里的弟子，連夜逃走。」17 就瓦舍的設立，我們可以從五代上溯至唐代，從中看出唐代城市娛樂活動所造成的影響18 。唐人已經在長安朱雀大街的空地上建造彩樓，進行各種曲藝活動的比試，《樂府雜錄》就有琵琶能手之間比試的記載，另外長安的戲場集中於慈恩寺、薦福寺等地，也應該是在寺院前的空地上進行表演。宋時的勾欄也應始自街頭空地上臨時設置的戲場，比如，在南宋，沒有固定場所的表演藝人，即所謂「路歧人」，就是在路邊空地上開展表演的。臨安「執政府牆下空地，諸色路歧人在此作場」，「其他街市如此空閑地段，多有作場之人。」（《都城紀勝·市井》）勾欄最初創立時，也應有這一階段，然後逐步發展並固定下來，最終形成「瓦子」的規模。

北宋開封瓦子以東角樓最為集中，其他如曹門外、保康、舊封丘門、大內西等均有大型瓦子，諸多瓦子中又以桑家瓦子最大、最著名，這在前文提到的話本里有較多的反映。《東京夢華錄·東角樓街巷》載:「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則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欄五十餘座，內中瓦子蓮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數千人。自丁先現、王糰子、張七聖輩，後來可有人於此作場。瓦中多有貨葯、賣卦、喝故衣、探搏、飲食、剃剪、紙畫、令曲之類。終日居此，不覺抵暮。」可見當時瓦舍繁富的景象。

城市娛樂和習俗總是結合在一起，以節日習俗而言，則以元宵節最為引人注目，由於早在唐代，元宵夜就被解除了宵禁，在這一時間裡，城市生活的自由空間和時間被無限制放大，因此在歷代小說中，元宵節描寫總是濃墨重彩的一筆。在宋元話本中，東京的元宵節更是被極力突出和渲染。

宋代的元宵節制度比之前代，更顯寬鬆。《燕翼詒謀錄》卷三:「國朝故事，三元張燈。太祖乾德五年正月甲辰，詔曰:『上元張燈，舊止三夜，今朝廷無事，區宇又安，方當年穀之豐登，宜縱士民之行樂，其令開封府更放十七、十八兩夜燈』。後遂為例。」19

如果說《鄭意娘傳》中對元宵的描繪總是處於追憶中，其他話本對此則有大量的正面描寫，《戒指兒記》:「不覺時值政和二年上元令節，國家有旨賞慶元宵。鰲山架起，滿地華燈。笙簫社火，羅鼓喧天。禁門不閉，內外往來。人人都到五鳳樓前，端門之下，插金花，賞御酒，國家與民同樂。自正月初五日起，至二十日止，萬姓歌歡，軍民同樂，便是至窮至苦的人家，也有歡娛取樂。」20

關於元宵的扎鰲山、賜御酒、撒金錢在《宣和遺事》前集中也有描寫:「東京大內前……自冬至日，下手架造鰲山，高一十六丈，闊三百六十五步;中間有兩條鰲柱，長二十四丈;兩下用金龍纏柱，每一個龍口裡點一盞燈，謂之雙龍銜照。中間有一個牌，長三丈六尺，闊二丈四尺，金書八個大字，寫道:宣和彩山，與民同樂」，「那看燈百姓，休問富貴貧賤老少尊卑，盡到端門下賜御酒一杯。」再如撒金錢，那四個貴官「得了聖旨，交撒下金錢

銀錢，與萬姓搶金錢」21 ，云云。除了宮廷主持的 元宵活動，一些貴官豪族也紛紛縛鰲山，放煙火。如《張主管志誠脫奇禍》寫到「王招宣府里抓縛著小鰲山」，張員外宅「添許多煙火」22 。

總而言之，宋元話本中的這些情節化和非情節化的記載，折射出東京的富麗和繁華，同時在追慕中多少帶著韶光不再的失落感。

二 追憶與象徵:明清時期東京故事的虛化表現

小說家對東京故事的熱情一直延續到明清時代。明清時期的作者仍然習慣於講述北宋時的東京，由於時代畢竟久遠，他們對東京景象的書寫呈現出虛化的傾向，這種傾向表現為兩方面:一是正面描寫東京的城市景觀，但不能做到真實和詳盡，只是繼承以往的小說傳統。二是極少對東京的正面描寫，城市隱入小說描寫的背後，作為一種象徵，它的王朝政治中心的意義被凸現出來。

我們先來看前一方面。明清小說中多有對東京的泛泛描寫，比如《三遂平妖傳》第一回介紹北宋東京:「話說大宋仁宗皇帝朝間，東京開封府汴州花錦也似城池，城中有三十六里御街，二十八座城門;有三十六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樓，若還有答閑田地，不是栽花蹴氣球。」23 就屬於概括式的套話，移用至其它城市也無不可。寫東京生活則如《喻世明言》卷十二《眾名姬春風吊柳七》中柳永在東京之遭遇，「東京這班名姬，依舊來往。耆卿所支俸錢，及一應求詩求詞饋送下來的東西，都在妓家花消。」24 小說所關注的也不是東京妓女生活的特異之處，而是有關柳永的風流故事。

與北宋東京有著密切聯繫的還有明清時的楊家將故事系列，東京作為北宋政府的所在地，是宋君臣包括楊家將等人活動的重要地點，但是對東京的正面描寫並不多見，如《楊家將傳》第十四回:「卻說太宗以邊境寧靜，與臣民同享太平之盛，因下詔賜京師百姓飲酒三日……至期，太宗親自與群臣登丹鳳樓，觀士民樂飲。自樓前至朱雀門，設音樂，作山東旱船，往來御苑。至開封諸縣及諸軍，樂人排列於通路。音樂齊奏，觀者滿城，富貴無比。」這裡描寫了東京的一次由皇帝發起的慶祝活動。而這類描寫極少，絕大多數情況則是如「楊業得旨，即日率兵就道，入汴京朝見太宗」，「且說劉青不數日來到汴京，先報知樞密院」之類，東京只以一個簡單的地名出現25 。

這類虛化描寫中較有代表性的是明清間盛傳的包公故事。在明清時期，包公故事獲得了廣泛的流傳，正如民間所傳聞的「開封有個包青天」那樣，包公的身份大都被定位在開封府府尹這一官職上，因此明清小說中包公故事總是無法迴避東京開封府這一歷史情境。明代的《包孝肅公百家公案演義》就是一部彙集了包公斷案種種傳聞的短篇小說總集26 ，其中絕大部分的故事發生在開封府所轄的地區里，如「東京判斬趙皇親」，「東京判決劉駙馬」，「汴京判就胭脂記」等等，對北宋開封府的情況也有零星的描寫，商業方面的情況如第十一回，柴勝之父勸其往東京經商，說「吾聞東京開封府極好賣布，汝可將些本錢往松江收買幾挑，前到開封府發賣，不消一年半載，即可還家矣，豈不勝如坐守食用乎?」再如第十六回:「話說江西南昌府有一客人，姓宋名喬，負白金萬餘兩，往河南開封府販買紅花」。也有寫及東京風俗的，如第六十二回寫河南任城人郭華在東京與胭脂鋪女子月英相遇，「約以正月十五夜，相會於相國寺」。文中還有詞描繪東京上元景緻，所謂:「光陰指，不覺上元節至，遊人似蟻，千門萬戶，花燈裝起，韶華天付與，共賞六街三市，月光如水，看蓬萊仙侶，鰲山降滿瑤池。」這已算是全書中正面描寫東京的難得文字了，其內容也不過是說話人的俗套。

總言之，「百家公案」故事之所以背景虛化，一方面由於故事本身的敘述即較為簡略，又側重於公案的情節內容，所以雖然偶然涉及東京世情，但又不暇展開，所以正面描寫的內容不多。另一方面，由於包公故事多有採集前代說唱本、雜劇的內容，如《百家公案》有十三回故事，與《明成化刊本說唱詞話叢刊》為同一系統，有時在兩書中使用的詞句都完全一樣，明顯地說明了它們之間直接的繼承關係。再如《百家公案》中的「汴京判就胭脂記」，主要是吸取了雜劇《王月英元夜留鞋記》、南戲《王月英月下留鞋》和傳奇《胭脂記》的故事內容27 ，由於這類表演曲目本身不注重場景表現，《百家公案》也只是繼承了故事情節，因此造成故事背景的虛化，而此後的《龍圖公案》、《龍圖耳錄》、《三俠五義》之類就更為簡略了。正是在這個 意義上說，包公故事中的東京背景，始終處在遙遠的追憶中若隱若現，更象是一種小說傳統的繼承，而與寫實沒有多大關係。

至於虛化表現的另一方面，我們從《宣和遺事》—《水滸傳》—《金瓶梅》中東京故事的承襲，可以看出東京怎樣從一個世俗化、享樂化的都城演變成為一種政治強權的象徵。《宣和遺事》寫的就是宋徽宗如何縱慾逸樂，以至誤國的故事，寫徽宗如何不惜民力，採花石綱，建造艮岳;寫東京元宵節的窮奢極欲，粉飾太平;寫徽宗與名妓李師師相好，常常夜宿民家而不上朝，有時甚至兩人在樊樓上對飲，禁止百姓登樓等等，都是正面的實寫，取材於《宣和遺事》的《水滸傳》，也保留並發展了其中的部分故事。

《水滸傳》中與東京相關的故事不少，但在魯智深相國寺出家、林沖被誘誤入白虎堂、楊志東京賣刀等故事中，東京的背景顯得極為模糊，值得注意的是，小說在第七十二回「柴進簪花入禁苑，李逵元夜鬧東京」出人意料地描繪了東京的一些城市面貌，其文曰:「來到城門下，沒人阻當，果然好座東京去處。怎見得:『州名汴水，府號開封。逶迤按吳、楚之邦，延亘連齊、魯之境。山河形勝，水陸要衝。禹畫為豫州，周封為鄭地。層迭卧牛之勢，按上界戊己中央;崔嵬伏虎之形，象周天二十八宿。金明池上三春柳，小苑城邊四季花。十萬里魚龍變化之鄉，四百座軍州輻輳之地。靄靄祥雲籠紫閣，融融瑞氣照樓台。』」28 也寫到了東京的元宵，甚至包括元宵節內殿禁苑的侍衛制度。「那王班直道:『今上天子慶賀元宵，我們左右內外共有二十四班，通類有五千七百人，每人皆賜衣襖一領，翠葉金花一枝，上有小小金牌一個，鑿著『與民同樂』四字，因此每日在這裡聽候點視。如有宮花錦襖，便能勾如內里去。』」29

而這迴文字另一主要內容卻是梁山好漢大鬧東京，寫李逵痛打楊太尉，放火燒房，好漢們殺出小御街，梁山的五虎將、一千馬軍在城外接應。如果將這些內容與東京的城市景觀對應來看，作者似乎有意識地描寫了兩種力量的對立，一種是以巍然的城池，森嚴的禁苑為象徵的封建王朝的政治專權，而另一種則是來自民間山林的反抗力量。從這個角度來看東京的有關描寫，一些程式化的語句如回前「州名汴水，府號開封」的那段賦體文，比如文中對元宵節的描寫，都只是起著烘托東京政治中心氣氛的作用，而並非實寫。

從《水滸傳》中一些情節中脫化出來的《金瓶梅詞話》，將東京的這種政治象徵表現得更加充分。《金瓶梅詞話》中共有三迴文字寫到東京，第十八回寫「來保上東京幹事」，由於宇文虛中上參本彈劾蔡京、楊戩等，而及於他們的走卒陳洪、西門慶等，西門慶慌做一團，急忙派遣家人來保往東京打點，那來保「飢餐渴飲，帶月披星，有日到東京，進了萬壽城門，投旅店安歇」，向當朝右相李邦彥獻上五百兩金銀，李邦彥大筆一揮，將「西門慶」改作「賈慶」，就這樣使得西門慶逃過一劫。到了第三十回，西門慶派來保向太師蔡京送上生辰擔，蔡京接受重禮之後，送給西門慶一個山東提刑所理刑副千戶的官，於是霎時間，西門慶由一個只是以暴發出名的土財主變成了掌握一方生殺大權的理刑官。小說中對東京幾乎未置筆墨，但是東京作為巍然的政治中心，卻始終存在於幕後，總是在關鍵的時候對西門府產生重大的影響，關係著西門慶的性命和前程。最後一次是第五十五回，西門慶親自往東京慶祝蔡京的壽誕，此刻的西門慶在清和縣乃至山東都是如日中天光景。封建政治的特權扶助西門慶攀上了人生的最高點後，東京意象開始淡出西門府，五十五回後的西門府開始遭遇種種災難。顯然，與前一種情況注重文字表述層面不同，後一種情況的虛化更注重內涵意蘊層面。

三 寫實與重塑:十八世紀理學視野中的開封生活志

到了明代中期，開封還是全國三十三個商業城市之一，崇禎十五年（1642），黃河決口，水淹開封，使開封城承受了有史以來最慘重的一次打擊，清建立後，於康熙元年（1662）進行了重建工程，開封的經濟發展有了起色，由於全國經濟中心的南移，開封儘管不能恢復到從前的繁榮，但也達到了省會商業中心的城市規模。

就明清小說而言，由於開封城市本身的影響力減小，許多小說中的東京故事的背景也都不加強調，其描寫仍處於繼承汴京舊有小說傳統的階段。

這一時期延續了宋元以來的東京故事，也出現了一 些描寫開封的長篇世情小說，如署名為五色石主人的《快士傳》、李綠園的《歧路燈》等，而寫開封最充分、也最為典型的，乃是河南人李綠園的《歧路燈》。

我們說《歧路燈》堪稱18世紀的開封風土生活志，乃是指小說《歧路燈》立足於河南開封的城市景觀和風貌，它的地方特色是如此地突出，董作賓甚至在《李綠園傳略》中稱:「李綠園為吾豫惟一之方言文學家」30 。

同時它又是理學家視野中的生活志，這正體現了小說家對歷史名城風貌新的把握和塑造。參照宋元時期的東京，從開封城市文化發展的歷時形態來看，這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地理景觀的發展變化。對此已有不少研究者撰文，細考開封地名的古今之變。如小說主人公譚紹聞所住為「開封府祥符縣蕭牆街」，祥符即今之開封市，明清時為河南開封府之首縣，乃河南省會。蕭牆乃是明代周王府最外的一道牆，《如夢錄》之《周藩紀第三》:「周府，本宋時建都宮闕舊基……周圍蕭牆，九里十三步，高二丈許。」31 可知蕭牆街是明代周王府周圍的街道。其它如南馬道、相國寺后街、魚市口等「均見於明清以來邑乘方誌，名稱亦多沿用未改，為人所共知。還有一些其他街巷，雖不盡合舊名，然亦皆歷歷可考，非作者隨意杜撰虛構。」32 其二是人文景觀的變化和新的人文觀念的確立。這顯然是更重要的方面，也是我們這裡討論的重點，正是「江山依舊，人事已非」。我們從城市文化的角度立論，則正體現出開封這一城市兩種屬性:中州理學名區與中州商業都會之間的文化衝突和矛盾。

李綠園所生活的區域正是中州理學名區的中心地帶，由於靠近京城，易得天下風氣之先，產生較大的影響。比如清代初年孫奇逢在河南輝縣的百泉書院講學授徒，聽者甚眾，新安魏一鰲、登封耿介都前往學習。後來耿介學有所成，與襄城之李來章、中牟之冉覲祖會於嵩陽學院講學。當時的這些名儒顯然會對作為後學的李綠園產生較大的影響。另外他自幼秉承了家學淵源，其祖父李玉琳「長於春秋，著有《春秋文匯》」，也能作詩33 。李綠園的慎交遊，嚴治身，體認天理，以日用倫常為實際的思想傾向，正是學習借鑒這些前輩時賢而產生的。

《歧路燈》多次提到「我中州乃理學名區」之類的話，因而寫理學也時時帶上了地域的特色。如第九十五回寫譚家屬江南丹徒一支的譚紹衣到開封來做官，久仰中州人文，甫一到任，就尋求中州文獻，指出「中州有名著述很多，如郾城許慎之《說文》，滎陽服虔所注《麟經》，考城江文通、孟縣韓昌黎、河內李義山，都是有板行世的。至於鄴下韓魏公《安陽集》，流寓洛陽邵堯夫《擊壤集》，只是名相傳，卻不曾見過，這是一定要搜羅到手，也不枉在中州做一場官，為子孫留一個好宦囊」。小說事實上也是一直將中州作為理學人文的淵藪來描寫的。第四十一回寫了一個節孝之婦韓氏，她在丈夫去世後，盡心儘力地贍養瞎眼婆婆，直至送終，在罄其所有殯葬婆婆後，她也自縊而死，這一事件鬨動全縣。甫就任的程知縣親往拜祭，並發表了一番評論，認為自己上任「未及三月，即有韓氏這宗大賢孝，雖是婦女，卻滿身都是綱常。巷口異香撲鼻，從所未經。此固中州正氣所鍾」云云。如此種種，其目的都是為了強調小說中理學觀念在地域上的淵源。小說通過故事和人物言行對「中州正氣」進行了形象的闡釋。

代表中州正氣的無疑是幾位理學人物。《歧路燈》中主人公之父譚孝移，雖然出場未久，即不幸謝世，但他對其子所要求的「用心讀書，親近正人」，始終成為全書之主旨，成為對照譚紹聞言行的諍言。譚孝移自身為人「端方耿直，學問醇正」，被地方上推薦為賢良方正。他所結交的也都是端方之儒，如程嵩淑、張類村、孔耘軒，而尤為其推崇的是婁潛齋，曾被延為紹聞之師，第二回就寫到孝移的想法:「我想婁潛齋為人，端方正直博雅，盡足做幼學楷模。小兒拜這個師父，不說讀書，只學這人樣子，便是一生根腳。」這婁潛齋是被作者盛讚的一個人物，作者借其同輩之口指出:「這潛老才是正經理學。你聽他說話，都是布帛菽粟之言，你到他家滿院都是些飲食教誨之氣，所以他弟兄們一刻也離不得，子侄皆恂恂有規矩」。除了這些理學人物為小說立範外，《歧路燈》的理學意味還表現在，作者在書中的大段議論，表達自己在修身、教子、理家等方面的主張。

需要指出的是，作者一方面討論了許多理學觀念，而在另一方面，也大量描寫道學的反面，尤其是真實而鮮活的市井生活。作者之所以能夠直面現實，描摹商業都會中的眾生相，因為他已經明顯地感覺到商業文明對傳統觀念的強烈衝擊。開封是清 代河南的省會，在思想上是作為理學的中心，而在經濟上又是當時中州的商業都會，商人和商品觀念不時體現出新生的活力。

開封在明初曾做了十年陪都，這對開封的經濟發展有很大的促進作用。到了明中後期，開封「滿城街市，不可計數，勢若兩京」，「天下客商堆積雜貨物每日擁塞不斷。買賣日夕不絕」34 。崇禎十五年九月，黃河灌城，使開封損失慘重，經過清初四十幾年的努力經營，又漸恢復，至康熙二十七年，「城中市廛輻輳處，惟汴橋隅、大隅首、貢院前關王廟、魚市口、火神廟、寺角隅、鼓樓隅為最盛。關市有五，西關馬市街稱首，南關次之。大鎮店二，南四十里朱仙鎮，商賈貿易最盛」35 ，康乾時期的開封，城內貿易比較突出的地區是相國寺周圍，乾隆五十三年，錢泳在《履園叢話》卷十八《古迹》中就說，相國寺「百物充盈，遊人畢集」36 。城外的重要貿易點則是朱仙鎮，這座位於開封城南四十里的集鎮，是開封水上交通的重要碼頭。乾隆《祥符縣誌》稱:「朱仙鎮，天下四大鎮之一，食貨富於南而輸於北。由廣東佛山鎮，至湖廣漢口鎮，則不止廣東一路矣。由湖廣漢口鎮，至河南朱仙鎮，又不湖廣一路矣。朱仙鎮最為繁夥。」開封的物資經陸路運到朱仙鎮，從朱仙鎮上船，經賈魯河運到周口，然後再轉運南方。第五十八回寫賭徒小豆腐的父親做黃豆生意，一個賭徒說:「雨頭裡，我聽說他大在朱仙鎮裝四船黃豆，下正陽關去。」由小說中的記載可知，朱仙鎮作為開封的外港，水上交通還很暢通。

正因為開封有這樣的商業背景，南與湖廣相通，北可直達京津。經商成為一種城市風氣，連宿儒婁潛齋也認為:「既作商家，皆國家良民，亦資生之要。」（第十五回）當時城市內外貿易相當頻繁，這從第三十六回的一段議論中可以了解到，有大量「山、陝、江、浙」的外地商人湧入開封。外地商品的流入，使得開封市場上商品品種極為齊全，比如第十六回闊公子盛希僑辦了一桌酒席，口味很豐富，「除了光鴨、固鵝，別的就沒有河南的東西」。王氏要給兒子辦聘禮，王春宇就說:「本城是一個省城，什麼東西還沒有的?」（第二十八回）開封的商人也頻繁外出進行各種貿易。如小說第十五回寫王春宇、王隆吉父子的發家，「卻說王隆吉自從丟下了書本，就了生意，聰明人見一會十，十五六歲時，竟是一個掌住櫃的人了。王春宇見兒子精能，生意發財，便放心留他在家，自己出門，帶了能幹的夥計，單一在蘇、杭買貨，運發汴城。自從門面興旺，竟立起一個春盛大字型大小來。」

在商業繁榮的背景下，種種浮靡的社會習氣也如同遭遇了溫潤的土壤，借勢瘋長，《歧路燈》中有大量的篇幅寫到市民生活，內容極為豐富。這種豐富性首先體現在市井人物的多樣性和市井場景的豐富性，小說圍繞中心人物譚紹聞，描繪了如儒生官吏、市井游徒、優伶娼妓、僧尼道巫、江湖術士等各個階層的人物，達到二百多個，在小說中出現如此眾多的人物群體，這是《歧路燈》之前所不曾有過的。就市井場景而言，舉凡街頭巷尾、廟會戲場、僧寺道觀、賭場妓院，等等，都成為小說表現的故事環境。

小說描繪了大量的市民生活內容，其中戲曲是小說重點繪寫的內容，有四分之一的回目描寫了戲曲演出情況，對戲曲的愛好幾乎遍及河南社會的各個階層。第九十五回寫河南各級官員準備迎接撫台大人，商量聽戲之事，就概括出開封城裡的戲曲盛況，書中「先數了駐省城幾個蘇崑班子——福慶班、玉綉班、慶和班、萃錦班」，「又數隴西梆子腔、山東過來的弦子戲、黃河北的卷戲、山西澤州鑼戲、本地土腔大笛嗡、小嗩吶、朗頭腔、梆欏卷。」至於一些富家子弟則幾以聽戲為業，盛希僑糾集狐朋狗友，沉溺於看戲。譚紹聞甚至將戲班養在家中，狎優聽唱，無所不為。而開封民間的各種廟會，更是會不離戲，小說中的第四、八、四十八回中寫的山陝廟、瘟神廟、禹王廟會的演戲，往往一唱就是三天三夜，人山人海，極為熱鬧。

賭博也是小說重點描繪的內容，它集中表現了賭徒、滑棍、妓女們聲色犬馬的城市生活方式，這表明作者生活積累豐富，對商業繁榮的都會世情心領神會。小說寫譚紹聞如何從第一次初涉賭場的臉紅心跳，到後來一次次地被誘入圈套，在賭窟里，嫖妓女，通尼姑，輸錢召辱，挨打吃官司，最後墮落成為真正的賭棍。龔煒《巢林筆談》卷四在討論清代的賭博風氣時說:「賭博之風，莫甚於今日。閭巷小人不論已;衣冠之族，以之破產失業，其甚至於喪身者，指不勝屈。」37 可見這已是整個時代之惡風習，開封固不能免。 以上是我們在《歧路燈》中看到的市民生活的主要方面，正是從這個意義出發，我們將《歧路燈》視為18世紀開封的城市生活志。

綜合前所論的兩大方面，開封城市文化的兩種屬性之間的衝突時刻體現在小說中，一是理學觀念與市民意識要突破框限之間的矛盾。商業經濟的發展，已經開始影響人們的思想觀念。小說第七十四回王氏與其弟王春宇爭論讀書和經商究竟哪個好，王氏就說:「世上只要錢，不要書，我是個女人，也曉得這道理。」王春宇安慰姐姐，還想說上幾句，不料譚紹聞的繼室，出身暴發戶家庭的巫翠姐在樓下聽見，不由發了一番議論:「你聽王舅爺胡說的。像俺曲米街，如今單單巫家與王家是財主，兩家倒不曾讀書。前月俺家不見了騾子，值五六十兩銀子。後來尋著，與馬王爺還願唱堂戲，寫的伺候大老爺昆班。真正城內關外，許多客商，住衙門哩，都來賀禮，足足坐了八十席，誰不說體面哩。」在一些市井細民的心目中，面對物質日益豐富的花花世界，惟有及時行樂的思想，其人生哲學更是對理學觀念的徹底反動。比如小說第二十一回「夏逢若酒後騰邪說」很典型地反映了當時及時行樂的市民觀念。所謂:

人生一世，不過快樂了便罷。柳陌花巷快樂一輩子也是死，執固板樣拘束一輩子也是死。若說做聖賢道學的事，將來鄉賢祠屋角里，未必能有個牌位。……總不如趁自己有個家業，手頭有幾個閑錢，三朋四友胡混一輩子，也就罷了。所以我也頗有聰明，並無家業，只靠尋一個暢快。

能夠為這種文化衝突做出註腳的是，詩書舊族與商賈人家在經濟能力上的消長。譚府由於譚紹聞的吃、喝、嫖、賭，家道日見敗落，已接近破產的邊緣。第八十八回寫譚氏丹徒一支的老僕在多年以後重訪開封譚府，其中一段話很有些象徵的意味:「只見街上添了許多樓房，增了許多鋪面，比舊日繁華較盛。依稀還認得譚宅舊居。到了舊日所走門樓，見門上懸著『品卓行方』金字匾額，旁署譚某名諱，心內說:『這是我們老太爺名子。如何不是倒座向內的對廳，卻成了大京貨鋪子?』」標誌著舊日光榮的金字匾額依然懸掛在空中，而下面佔據實地卻是販賣京貨的大鋪子，這是否意味著理學後繼者的讓位和缺席呢?小說中像王春宇、巫翠姐之父巫鳳山這樣的生意人家，呈現出極為興旺的勢頭，王春宇繼「立起一個春盛大字型大小」之後，又一發而再發，第一零八回寫:「到了臘月，舅爺王春宇的生意已發了大財，開了方，竟講到幾十萬上。」

從另一角度能夠展示這種衝突的結果是理學代表人物與市民人物的興衰，譚紹聞的前妻孔慧娘和後妻巫翠姐恰形成鮮明的對比，而我們首先看到的是理學人物孔慧娘之死。孔慧娘是「三從四德」的禮教觀念塑造出來的標準範本，對婆婆至孝，儘管知道婆婆溺愛丈夫，卻從不道個不字;對於譚紹聞的妾冰梅極為友愛，臨終時反覆叮嚀告誡，真心真意;對冰梅的孩子視如己出，用心呵護;對於丈夫的為非作歹，也謹遵婦德，不說是非，只是內心痛苦，她自幼所受的家教與殘酷現實的衝突終於到了不可承受的程度，她憂夫成疾，得了癆病，最終死去。當作者在贊其父「孔耘軒好家教也」的同時，思想家戴震則說:「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38 死於理學，這正是慧娘悲劇命運的寫照。我們來看嫁到譚家的巫翠姐。巫家是個暴發戶，巫翠姐也是個財東，手裡有不少錢放在娘家營運生息。她之所以二十歲上還不嫁人，就是出於小市民的勢利眼光，羨慕譚家是箇舊族，因此千方百計嫁過來。她喜歡享受，根本不管什麼三從四德，經常拉著譚紹聞一起打牌，愛看戲，講求打扮。而且任性好議論，毫無顧忌。與慧娘的逆來順受不同，她卻對譚紹聞的沒落和無能看不慣，在一次有關賣墳上樹還債的爭吵中，她奮起反擊，對紹聞說:「『你就辦我個老女歸宗!』紹聞怒道:『我就休了你。咱兩個誰改口就不算人養的!我如今叫一頂轎子，你就起身，再不用上我家來。』巫氏道:『不來你家幫體面，省的死了埋大光地里。』……巫氏果然挽了頭髮，罩了首帕，即便起身……」。以經濟實力為基礎，翠姐的氣壯正表明了市民階層的壯大和得勢。

以上所討論的兩種文化屬性衝突的種種表現，其實如果探尋矛盾的根源，最終回到了作者自身的矛盾，那是作者理學觀念與寫實手法之間的矛盾。小說第二十回有詩寫出作者的矛盾心態:「苦言何事太相侵，亡國敗家自古吟;縱令口中尚有舌，其如腹內早無心。熱腸動處真難默，冷眼覷之便欲喑;病入膏肓嗟已矣，願奉宣聖失言箴。」其實如譚紹聞之類的已是病入膏肓了，又豈是三兩句勸戒 之言所能打動的。李綠園以他這管如椽的巨筆已經真實地繪寫了整個世相，譚紹聞之走上不歸路有著時代的必然性，作者強為之安排，寫族人的拯救和自身的醒悟，卻是強加的外在觀念。就作者主觀意圖與客觀表達而言，譚紹聞何幸而生長在中州理學中心之開封，又何不幸而存身於18世紀都會繁麗之開封，成之失之，這似乎也是小說《歧路燈》自身的歷史宿命。

四 古代小說中「東京故事」的文化意義

「東京故事」的發展與開封城市地位的沉浮密切相關，開封在歷史上經歷了興—衰—復興的發展過程，宋元時代是開封的全盛期，在宋元之後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里，開封之所以在通俗小說中被反覆提起，一方面固然是作為昔日帝都，不斷被具有遺民意識的小說家追憶，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宋元話本中的一些故事題材多為後來的小說所用，從《大宋宣和遺事》到《水滸傳》，再到《金瓶梅》，就是典型的例子，那麼其中的「東京」，實質上是元末人、明末人的「東京」，添加了作者的想像，「東京」就是這樣不斷地被改寫，不斷地被賦予新的時代意識。《歧路燈》則是在宋元時代的東京繁盛一去不返，出現新的時代氣象的情況下產生的，它的問世與歷史上的光榮無關，而是對18世紀開封生活的全新演繹，從某種意義來說，是對古代東京故事的一次總結。

由於敘述角度的差異，造成了宋元時東京故事與後來故事在格調上的差異。宋元話本對東京是一種遠距離的追憶和回顧姿態，儘管所描寫的是以獵奇為主要取向的故事，但是在敘述中的「東京印象」，著力表現出對已經失落的光榮的追慕和嚮往，寫東京的樊樓則雲:「如今且說那大宋徽宗朝年東京金明池邊，有座酒樓，喚作樊樓」（《鬧樊樓多情周勝仙》）。寫東京商人的富有則是:「話說東京汴梁城開封府，有個萬萬貫的財主員外，姓張，排行第一，雙名俊卿。這個員外，冬眠紅錦帳，夏卧碧紗廚;兩行珠翠引，一對美人扶。」（《鄭節度立功神臂弓》胡士瑩先生以為宋元話本）寫東京元宵之盛況更是嘖嘖稱賞，《戒指兒記》:「鰲山架起，滿地華燈。笙簫社火，羅鼓喧天。禁門不閉，內外往來。人人都到五鳳樓前，端門之下，插金花，賞御酒，國家與民同樂。」人們記憶中的東京就這樣總是籠罩在祥瑞之氣、親和之氣當中。

相比而言，明清時代的開封早已失落了帝都的光環，尤其在李綠園的筆下，無疑將它當作了城市世俗化的典型，用近距離逼視的眼光，加大了城市描寫的力度和深度，將市井生活的粗俗與醜陋一一展示出來，比如衙門差吏的腐敗，富家子弟的沉迷，幫閑篾片的無恥，青樓娼妓的淫縱，佛門僧尼的墮落。作者對社會陰暗面的描繪總是不遺餘力，深入骨髓，因為從作者的立場來看，他已不再是昔日皇城的子民，沒有了依戀和幻想，只有滿腹匡世救弊的抱負;在作者眼中，開封也早已無帝都的尊貴可言，只是一個實實在在的正在墮落的城市。如果說，宋元話本中多的是追憶和感傷，那麼在李綠園筆下就是寫實和批判。所以說，此處的開封與宋遺民追憶的東京在文化格調上可謂判若雲泥。

而就文化屬性而言，從宋元話本到明清小說，「東京故事」中的市井意識作為一種精神氣象，始終貫穿其中，這庶幾可作為「東京故事」的共性。如果說在宋元時代主要是以市民為主體和本位，以《大宋宣和遺事》而言，儘管寫的是帝王故事，多有以平民之口來評判和調侃君王的。如「也說一個無道的君王，信用小人，荒淫無度，把那祖宗渾沌的世界壞了，父子將身投北去也，全不思量祖宗創造基業時，真不是容易也」。再如描寫宋徽宗初見李師師的情態，「這個佳人是兩京詩酒客，煙花帳子頭，京師上亭行首，姓李名做師師……徽宗一見之後，瞬星眸為兩溜。休道徽宗直恁荒狂，便是釋迦尊佛，也惱教他會下蓮台。」39 這種充滿了市井趣味的敘述，無疑是面向市井民眾的。其後又經過《水滸傳》、《金瓶梅》、包公傳說等對東京生活的關注，尤其是《水滸傳》以獨特的視角來寫市民意識，如小說第七十二回多次寫到李逵鬧東京的情景:「李逵從店裡取了行李，拿了雙斧，大吼一聲，跳出店門，獨自一個，要去打這東京城池。」40 強烈地表現出市井豪傑與政治特權的對立。

到了清代的《歧路燈》里，無論作者如何壓抑，有關市井的描畫不知不覺從筆下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其具有形象感的情理邏輯完全壓倒了小說的理學觀念，市井意識事實上大行其道，構成了對 宋元「東京故事」的呼應。我們稱《歧路燈》為開封的城市生活志，從小說敘述的客觀價值來說，這裡的描寫乃是對宋元時代東京城市生活描寫的突破和超越。這種突破體現在兩方面，一是多方位和多角度，如果說宋元話本中對東京的追憶主要在於城市景物、商業景觀、娛樂習俗，這些在宋代遺民的印象中，都是作為標誌性的特色景物加以回憶，無論是面，還是點，都是非常有限的，而《歧路燈》對市井生活的展示是全景而立體、鮮活而生動的，作者將關注的目光深入到市民生活的各個角落，尤其是極為陰暗的角落。二是更多層次，既有物質生活層面，又有思想觀念層面，李綠園除了真實而細緻地描摹社會生活，而且系統地提出了自己對於城市生活的主張，有些觀點確顯陳腐落後，有些對青年居家修身卻實有補益，正如郭紹虞所論:「（1）在思想方面講，他是一個練達事理的理學家。（2）在文藝方面講，他又是一個筆性空靈的創作家。」41 總的來說，《歧路燈》將宋元話本所開創的「東京故事」的敘述繼續推向前進，並在城市生活內容和方式的精細描繪方面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至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古代小說中的「東京故事」在其審美品性上屬於「審美回憶」，同時展示出文學表現的多樣性，就其中浸染的各種思想意識而言，它們中的一部分是帝都文學，又屬遺民文學，在地域性上，它們富有民俗特色和市井氣息。我們認為，作為多種屬性兼備的一種故事系列，「東京故事」毫無疑問是古代小說中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故事，它們當然不可能與時下所稱的城市文學相提並論，即描寫城市景觀，展示城市生活中的獨特心理，也未曾脫盡鄉村的文化底色。但是，總是不時地與傳統的帝都主題、遺民主題、市井主題糾結在一起，中國古代的城市文學正是以這樣的方式發展演進的。

本文得到上海市重點學科資助。

注釋

①由於至今可見的宋元話本除了單篇流傳外，多見於明人編輯的小說集中，且不同程度地經過後人的竄改或修飾，故較難輕易斷定，現所據為孫楷第、譚正璧、胡士瑩、程毅中諸先生研究考訂的篇目。參見譚正璧《話本與古劇》卷上《話本之部》，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孫楷第《滄州集》之《三言二拍源流考》，中華書局1965年版，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中華書局1980年版，程毅中《宋元小說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宋元小說家話本集》，齊魯書社2002年版等。《中國古代小說百科全書》有雲:「近世多數研究者多取審慎態度，確定為宋元話本的約有四十篇左右。」程毅中《宋元小說家話本集》勘定《紅白蜘蛛》、《三現身包龍圖斷冤》、《萬秀娘仇報山亭兒》、《楊溫攔路虎傳》、《宋四公大鬧禁魂張》、《碾玉觀音》、《西山一窟鬼》、《定山三怪》、《錯斬崔寧》、《簡貼和尚》、《種瓜張老》、《西湖三塔記》、《柳耆卿詩酒玩江樓記》、《合同文字記》、《風月瑞仙亭》、《快嘴李翠蓮記》、《洛陽三怪記》、《張子房慕道記》、《陰騭積善》、《陳巡檢梅嶺失妻記》、《五戒禪師私紅蓮記》、《刎頸鴛鴦會》、《花燈轎蓮女成佛記》、《曹伯明錯勘臟記》、《錯認屍》、《老馮唐直諫漢文帝》、《夔關姚卞吊諸葛》、《張生彩鸞燈記》、《蘇長公章台柳傳》、《趙旭遇仁宗傳》、《史弘肇傳》、《燕山逢故人鄭意娘傳》、《金鰻記》、《勘靴兒》、《陳可常端陽仙化》、《張主管志誠脫奇禍》、《俞仲舉題詩遇上皇》、《皂角林大王假形》、《福祿壽三星度世》、《鬧樊樓多情周勝仙》40篇為宋元話本，本文即以此為宋元話本基本篇目，同時參考譚、胡諸先生的考訂篇目。

②《清波別志》卷中第135頁，中華書局1985年版。

③⑩傅惜華選注《宋元話本集》，第308—313頁，第84頁，四聯出版社1955年版。

④⑥ 14 16《東京夢華錄》第39—40頁，第1頁，第14頁，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⑤⑦周城《宋東京考》第186頁，中華書局1988年版。

⑧⑨ 21《宋元平話集》第344頁，第32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11 19《燕翼詒謀錄》第20頁，第25頁，中華書局1981年版。

12《麈史》第8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3王古魯校注《熊龍峰四種小說》第1頁，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

15 22《京本通俗小說》第44頁、第47頁，第50—51頁，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4年版。

17 24《喻世明言》第215頁，第177頁，陝西人民出版 社1985年版。

18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第272—274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20見《清平山堂話本》，此篇譚正璧先生以為宋元篇目。

23《三遂平妖傳》第1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

25《楊家將傳》第22頁，第86頁，第232頁，嶽麓書社1980年版。

26「百家公案」主要有兩個版本:一為日本名古屋蓬左文庫藏明萬曆二十二年與耕堂刊《新刊京本通俗演義增像包龍圖判百家公案》十卷一百回，錢塘散人安遇時編;一為明萬曆二十五年萬花樓刊本《新鐫全像包孝肅公百家公案演義》，六卷一百回，現藏於韓國漢城大學奎章閣，現存七十餘回。兩書在字句上差異不大。本文所據為主要依後者校點的《韓國藏中國稀見珍本小說》卷四《包公演義》，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版，文中所標頁碼即該書頁碼。

27參考楊緒容女士博士學位論文《〈百家公案〉研究》（未刊稿）。

28 29 40《水滸全傳》第899頁，第900頁，第909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30 33《歧路燈研究資料》第127頁，第2頁。

31 34參見1921年河南省立圖書館重刊線裝本《如夢錄》第4頁，第60頁，第21—22頁。

32《〈歧路燈〉中開封街巷小考》，載《歧路燈論叢》第一輯，中州書畫社1982年版。

35《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卷三七三。

36《履園叢話》第472頁，中華書局1979年版。

37《巢林筆談》第107—108頁，中華書局1981年版。 38轉引自《〈歧路燈〉五談》，載《歧路燈論叢》第一輯。 39《中國話本大系·宣和遺事》第40頁，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41轉引自《中國分體文學史·小說卷》第32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原載：《文學評論》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