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與台灣—衣帶水，歷史上因地緣相近、血緣相通而建立了密切的文化聯繫與經濟往來。宋元時期開始，兩地就有行政上的從屬關係。宋人趙汝適的《諸番志》即寫道：「泉有海島曰澎湖，隸晉江縣。」大約在元朝至元至元貞年間（1291-1297），為了積極經營台灣，元政府在澎湖建立了巡檢司，併兼辦鹽課。明代中葉，福建巡撫黃承玄奏請加強澎湖防務，並隨時視察台灣，以防日本侵襲。嘉靖前後，大量福建漁民和海商入台灣島及其水域捕魚和經商。天啟元年(1621)，鄭芝龍到台灣追隨顏思齊海上武裝集團。鄭芝龍被推為首領，以台灣為根據地，設立佐謀、督造、主餉、監守、先鋒等官職，對當地軍民實行管理。崇禎年間，福建旱災嚴重，社會動蕩，鄭芝龍經福建巡撫熊文燦的批准，招募饑民前往台灣，「人給銀三兩，三人給牛一頭，用海舶載至台灣，令其芟舍開墾荒土為田」[1]。這是由福建地方政府批准並組織的移民活動，入台閩人多達數萬。清順治十八年（1661）鄭成功從廈門進軍台灣，驅逐荷蘭侵略者，收復全台，對台灣及澎湖實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率水師攻佔澎湖，台灣鄭氏集團向清軍投降。根據施琅的建議，清朝廷在台灣設府、縣、台灣鎮總兵等官，台灣在行政上成為福建的一個府，歸閩浙總督、福建巡撫管轄。直到光緒十一年（1885）下詔台灣建省，光緒十四年（1888）台灣正式建省，與福建省分治，台灣在行政上歸屬福建管轄至少有500-600年之久。台灣正式成為福建所轄府治也有200多年。無論是台灣建省以前還是以後，當地的貨幣鑄造、印製、發行、流通與管理，均與福建有著密切的聯繫。 一、明代（包括南明政權）台灣貨幣 （一）崇禎之前台灣島內沿用唐、宋、元、明制錢
據武陵朱景英著《海東札記》，談到他初上台灣島時，發現島上主要行用宋代歷朝制錢，然而「錢質小薄，千文貫之，長不盈尺」。可見當時在台灣流通的制錢，主要是劣質小平錢。宋代嚴禁銅錢外流，但屢屢禁而不止，如文獻所記：「紹興十三年十二月，初申嚴淮海銅錢出界之禁，而閩廣諸郡多不舉行。於是泉州商人夜以小舟載銅錢十餘萬緡入洋，舟重風急，遂沉于海，官司知而不問。」[2]可見有大量銅錢自閩入台，適應了當地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也加強了閩台兩地的經濟交流。連橫在台灣就曾發現古錢甚多，如《台灣通史》卷9「度支志」說：「相傳初辟時，土中掘出古錢千百瓮，或雲來自粵東海舶。余往北路，家僮於笨港海泥中，得古錢數百，肉好深翠，古色奇玩。仍知從前互市，未必不取道此間，畢竟邈與世絕矣。按笨港古名北港，為宋時海舶通商之口」。連橫在北港淤泥中所發現的古錢「不載年號」，因而究竟是漢唐、還是元明制錢「其詳不可知也」。根據書中記述，推論當為唐朝制錢。因為至唐憲宗元和年間，已有相當多的大陸人士取道福建抵達澎湖，並進入台灣。如元和十五年(881)，浙江進士施肩吾，曾親臨台灣，回閩後作多首詩文以記載此行，其中之一為《島夷行》，收入《全唐詩》。乾隆《台灣府志》、光緒《澎湖廳志》均載「施肩吾始牽其族，遷居澎湖」。唐宣宗大中年間任陵州刺史的福建籍士人周遇，曾親臨時稱「流虯」即「流求」的台灣島巡視。唐朝大陸人士赴台數量可觀，以至台灣先住民稱內地為「唐山」、內地人為「唐人」[3]。由於此時當地尚不知冶煉銅鐵，所以台灣先住民「競將食物求易釘鐵」，相形之下，製作精美的唐代銅錢更為當地人所喜愛。從上述可知，直至崇禎之前，台灣主要沿用大陸唐、宋、元、明制錢，當地未鑄造貨幣。 （二）順治至康熙二十七年（1688）之前使用「永曆通寶」錢 崇禎十七年（1644）清軍入關，明朝滅亡。同年五月，史可法、馬士英擁立福王朱由崧稱帝。順治二年，南明福王弘光元年，唐王隆武元年（1645）閏六月，明唐王朱聿鍵在福建福州即帝位，改元隆武。次年六月，明魯王逃亡人海；八月明唐王在汀州被俘遇害。九月，明將鄭芝龍降清，其子鄭成功不從，入海與清軍對峙。當年十二月正式在福建沿海打出「反清復明」的旗號。順治四年（1647）南明桂王流徙於梧州、桂林、武岡等地，後駐桂林，改年號「永曆」，後稱「永曆帝」，鄭成功歸其制約。 永曆年間，以浙江、福建、台灣、廣東為主要活動範圍的鄭成功、鄭經軍事集團，經日本人協助，在閩、台鑄造「永曆通寶」，品種以小平背星和折五、折十錢為主，還有數種光背折二錢。分篆書、草書和行書三類，其中篆書版別較多，以「歷」、「寶」二字筆劃略有區別。該錢直徑2.8厘米，重量在5.8-8.l克之間。
據江日昇《台灣外記》卷3、卷5、卷6所述，鄭氏軍事集團鑄造「永曆通寶」共有3次，第一次為南明永曆五年（清順治八年，1651）十二月，鄭成功駐軍廈門，「令兄泰造大艦，洪旭佐之，以甥禮遣使通好日本，國王果大悅，相助鉛銅，令官協理，鑄銅熕、永曆錢、盔甲、器械等物」。第二次為永曆二十年（清康熙五年，1666）七月，此時鄭成功從荷蘭人手中收復台灣後已病故，其子鄭經駐守台灣，洪旭「又別遣商船前往各港，多價購船料，載到台灣，興造洋艘、鳥船，裝白糖、鹿皮等物，上通日本；製造銅熕、倭刀，盔甲，並鑄永曆錢，下販暹羅、交趾、東京各處以富國。從此台灣日盛，田疇市肆不讓內地。」第三次為永曆二十八年（清康熙十三年，1674）四月，鄭經為固守台灣，大力訓練士卒，修整舟師，「密令黃興、楊信入泉、漳各處招集以為援。又差兵都事李德駕船往日本．鑄永曆錢、並銅熕、腰刀器械，以資兵用。」可見有兩次在日本、一次在台灣鑄造「永曆通寶」錢，其目的為籌措軍費，企圖長期與清廷對峙。 「永曆通寶」小平錢與折二、折五、折十錢一直行用至康熙二十七年（1688），才退出流通領域，前後共使用38年。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收復台灣後，台灣民間貿易仍然使用永曆錢。至康熙二十四年（1685）福建奉命開局鑄錢，並「罷前代舊錢之禁」。福建巡撫金鋐上書朝廷，「請禁遏」民間通行的明代制錢。戶部議論後遂行批准。但內閣學士徐乾學不以為然，提出「閩處嶺外，負山鄰海，非同內地，聽民兼用古錢為便。於是凡民間摻和行使及各官失察禁例一切罷除」[4]。此前台灣府諸羅縣令季麒光也曾請求朝廷「暫寬舊錢之禁」，他作如下分析：「台灣民番雜處，家無百金之產，各社番人不識銀等；其所謂賣買者，不過尺布、升鹽、斗粟、斤肉耳。若將舊錢驟革，勢必野絕肩挑，市無收販，芄芄小民，實所難堪。竊思功令不得不遵行，而民情不容不體恤。查漳泉等處尚有老錢、金錢未盡革除，況台灣兩隔重洋，更非內地郡邑所可同語。」「令台灣聲教所通而耳目未盡改觀，性情未盡感孚，又非同偽鄭之時，各洋興販，以滋其利源。若一旦禁革舊錢，不特分釐出入，輕重難平，抑且使從前之錢竟歸無用，民番益貧且困。為此據實申請，懇賜俯顧輿情，暫行通用。所用鑄錢，或就兵餉給發，或聽商人運販，即令就台收換舊錢，鑄錢源源而來，舊錢不禁而自絕矣」[5]。季鱗光從台灣社會經濟的實際出發，建議暫緩取締舊錢，新錢與舊錢一併使用，並逐步回收舊錢，為朝廷所採納。因而直到康熙二十七年「永曆通寶」等前朝錢才被禁用。 （三）台灣通行由呂宋輸入的西班牙銀元 由於鄭成功集團與呂宋等國有密切的貿易往來，加上漳州月港、台灣與東南亞貿易頻繁，所以鄭氏集團的對外貿易主要以西班牙銀元為結算標準，這種銀元在島內也廣泛流通。《台灣通史》「度支志」說：「當是時，海舶通商於西南洋者，絡繹於道，故錢貨多隨商務以來。而呂宋銀尤夥，是為西班牙政府所鑄，而畫王象，則台人所稱佛銀者也，重六錢八分，市上貿易以此為準。」有關西班牙銀幣傳入中國東南沿海的具體情況，拙文多有詳述，可資參閱。[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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