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公超和那一代知識分子

葉公超和那一代知識分子

傅國涌

「水木清華地，文章新月篇」，這是葉公超的南開老同學張茲闓《挽辭》中的詩句，從《新月》到《學文》到《文學雜誌》，那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也是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黃金時代。（雖然他也列名於1946年創刊的《觀察》「特約撰稿人」之中，卻始終沒有寫過一篇文字）。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也就是從他1926年回國到1940年匆匆離開昆明的十四年間，他曾與胡適、徐志摩、聞一多、朱自清、梁實秋、朱光潛等一大批知識分子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他們相互吸引、相互砥礪，在20世紀歷史上留下了他們獨特的聲音。他們大部分有著共同的英美教育背景，深受人文主義、自由主義的熏陶，都是北大、清華、西南聯大的教授。西方現代文明投射在他們的身上的光和影，照亮了無數青年學子。他們在學術、文學等領域構成的影響正在逐漸改變著古老農業文明社會的面貌。

然而，血與火的抗戰打破了紅樓和水木清華的寧靜，在侵略者的鐵蹄下，華北之大再也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他們被迫告別了心愛的古都。葉公超南下之後，顛沛流離，輾轉於南嶽衡山和邊陲蒙自之間，最後才在昆明落下腳。他本是一介書生，對政治毫無興趣。與胡適等始終熱情地關注時局、批評現實不同，他在《新月》發表的都是文學批評、書評之類，他沒有參與《獨立評論》，僅在上面發表過《留學與求學》《大學應分設語言文字與文學兩系的建議》兩篇文章。他之走上從政之路完全是起因於抗戰的大變化。如果沒有抗戰，這幾乎是無法想像的。在他之前，與他有「三同」的溫源寧（同鄉、同學、同以教授身份進入外交界）棄學從政，出任國民黨中宣部國際宣傳處駐香港辦事處主任。

在大時代變換不定中，不同的知識分子有自己不同的選擇，其命運往往與性格有關。假如葉公超留在西南聯大，他在1949年同樣會面臨去留之間的抉擇，他很可能和胡適、梁實秋等作出相似的選擇。即使像吳宓、陳寅恪、朱光潛、金岳霖、賀麟他們那樣留下來，他的命運也已註定，思想改造、反右、「文革」……都在等著他。

一位沐浴過歐風美雨、看到過更廣闊世界的中國知識分子，他身上的現代文明因子，註定了不見容於一個一元化的封閉社會。看看吳宓的命運吧，在經歷過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中，他決不是最慘的——

1949年前後，吳宓「不從部分友人之勸」，放棄到美國講學，謝絕去香港任教，更不去台灣，而決定留在大陸，之後一直在西南師範學院教書。在1952年的思想改造運動中，他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書面檢討還上了《光明日報》。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他僥倖漏網，未成為「右派」。1958年的「拔白旗」運動中，他受到衝擊。1959年，他受到批判。對吳宓而言，這一些還算不上什麼，厄運遠未開始。

1964年的「四清運動」中，他被列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典型，重點批判對象，剝奪了上課的權利。

1966年「文革」爆發，年逾古稀的他在劫難逃，被打成牛鬼蛇神，戴上「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混血兒」「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大會斗、小會批，戴高帽子遊街示眾，關入「牛棚」……飽受凌辱、摧殘。因為不說違心話，拒絕批孔，他於70年代成了「現行反革命」，被摔斷了腿、逼瞎了眼，重病卧床，孤苦無依，晚景凄慘。

1977年1月，他被妹妹接回陝西老家，一年後（1978年1月）含冤去世。生命垂危之際，神志昏迷的他還在不斷低低地呼喊：「我是吳宓教授，給我水喝！……我是吳宓教授，給我飯吃！……我是吳宓教授，給我開燈！……」

留學西方多年，卻不屬於自由主義陣營，長期在大學講壇上教西方文學，卻堅持寫文言文、舊體詩的吳宓是葉公超的好友，他在1949年後的遭遇是千千萬萬知識分子普遍的遭遇，腿殘、目盲，「我是吳宓教授，給我開燈！」是他留給世界的最後聲音。

和吳宓一樣，面對一個完全陌生的新時代，朱光潛、金岳霖、賀麟等許多受過很好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都曾迷惘過、困惑過、也屈服過，他們極力否定自己的過去，積極改造自己的思想，以適應新的環境。（其中幾乎只有陳寅恪在遙遠的華南，堅持著獨立的學術研究，不斷以「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自勉，沒有向新時代的新潮流低頭）

朱光潛從1950年就開始研究馬列主義，他翻譯的以馬克思主義觀點探討藝術問題的《藝術的社會根源》（路易·哈拉普著）1951年10月就出版了。他的自我改造不能說不積極。但是，在接下來的思想改造運動中他依然首當其衝，成為北大的兩個重點批判對象之一（另一個是周炳琳）。他在西語系、在全校的師生員工大會上不停地接受批判，內心之虔誠、態度之認真幾乎都無可挑剔，他寫下了大量的檢查，對自己的反動立場、反動思想、反動的學術觀點等一一進行了無情的自我批判。

金岳霖也不例外，在1949年到來後，他先後參與了對杜威、羅素、胡適等的批判，對梁漱溟、章伯鈞等的批判。連這個曾被學生認為「在是非真妄之際一點也不含糊」的哲學家都有了180度的大轉變。

1946年，賀麟曾發表《學術與政治》一文，一再闡明「學術有學術的獨立自由」觀點。他說：「學術在本質上必然是獨立的、自由的，不能獨立自由的學術，根本上不能算是學術。」在他看來，學術的獨立和尊嚴不容侵犯、褻瀆，它不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飾，也不為經濟所左右，為了保持學術獨立和尊嚴，「在必要時，犧牲生命，亦所不惜。」（賀麟《文化與人生》，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246—247頁）這番話擲地有聲，完全稱得上是學術獨立的宣言。一個新的、他完全陌生的時代降臨後，他未能守住這一神聖的諾言。在思想改造運動中敗下陣來，放棄了學術的尊嚴，說過許多違心話。

1951年11月8日，沈從文在四川內江參加土改時寫給妻子張兆和的信中說，要「真正做一個毛澤東小學生！因為國家實在太偉大了，人民在解放後表現的潛力，無一處不可以見出。共產黨在為人民作事工作上，也實在是無所不至。…… 三三，要努力工作，你定要努力拚命工作，更重要還是要改造，你還要改造，把一切力量用出來，才對得起國家！」（沈虎雛編選《從文家書》，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172頁）

從吳宓、馮友蘭到金岳霖、沈從文等，都曾以改造對象的身份公開發表自我批判的文字，對自己過去所受的教育、所作出的成就進行全面的檢討、否定，極盡自我糟蹋之能事。「報載平津大學教授，方集中思想改造，競坦白者逾六千人。」面對六千教授的坦白、自我否定，身處香港的錢穆「不禁為之廢書擲筆而嘆。」

馮友蘭在「三反」運動中三次檢查自己的思想言行，都通不過。金岳霖來看望他時，兩個哲學家為檢查的事抱頭痛哭。誠如胡適所說的，那是一個連「不說話的自由」也沒有的時代，知識分子徹底喪失了沉默的權利。在讀到金岳霖寫的一篇檢查後，胡適說：「是不是毛澤東和他的政權已經很成功的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將這一位最倔強的個人主義的中國哲學家的腦給洗乾淨了？還是我們應該向上帝禱告請准許我們的金教授經過了這樣屈辱的坦白以後可以不必再參加『學習會』了。」（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6冊，台灣聯經出版公司1990年版，2293頁）

吳宓苦戀了一生的毛彥文在美國華盛頓大學從事研究，曾看到一本由香港美國領事館翻譯成英文的大陸雜誌，登載了許多大陸著名學者的坦白書，其中就有吳宓的一篇，他說自己一向用純文學的觀點教莎士比亞戲劇，現在知道錯了，應該用馬克思觀點教才正確。毛彥文氣得髮指：「人間何世，文人竟被侮辱一至於此！」（毛彥文《有關吳宓先生的一件往事》，《追憶吳宓》，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39頁）

但即使如此，他們並不能因此而倖免被廢棄、被批判、被侮辱的命運。或許因為早已主動放棄自己的學術觀點、低下高貴的頭顱迎合新時代，吳宓、朱光潛、金岳霖等都逃過了反右一劫，但幾乎無人逃過「文革」的災難，等待他們的是「牛棚」，是牛鬼蛇神的命運。有學生永遠記得朱光潛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在北大廣場挨批鬥時——「他稀疏頭頂上在寒風中顫抖的一綹白髮…… 」

這一綹在寒風中顫抖的白髮和吳宓臨終時的呼喊：「我是吳宓教授，給我開燈！」就是整整一個時代知識分子命運的縮影。

只有將葉公超放在整個20世紀中國歷史的大背景下，我們才能將他的命運浮沉、人生機遇看得更清楚。遙想當年，即使在抗戰的硝煙中，在極為艱苦的環境下，與他同時代的那些學貫中西的學人依然孜孜地從事真正的學術研究，在教學之餘著述不輟。在長沙臨時大學文學院的幾個月中，南嶽衡山擲缽峰下，在如豆的油燈下，湯用彤完成了重要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金岳霖完成了他的名著《論道》，馮友蘭完成了他的《新理學》。錢穆在雲南宜良一個山中寺院里寫出了《國史大綱》，聞一多研究《詩經》《楚辭》和神話的精湛學術著作都是抗戰後期在困難的環境中完成的。

馮友蘭在《懷念金岳霖先生》文中說：「從表面上看，我們好象是不顧國難，躲入了『象牙之塔』。其實我們都是懷著滿腔悲憤無處發泄。那個悲憤是我們那樣做的動力，金先生的書名為《論道》，有人問他為什麼要用這個陳舊的名字，金先生說，要使它有中國味。那時我們想，哪怕只是一點中國味，也是對抗戰有利的。」（《笳吹弦誦情彌切——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五十周年紀念文集》，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年，69—70頁）

50年代初，當馮友蘭、朱光潛、賀麟、金岳霖乃至吳宓等，葉公超昔年在北大、清華、西南聯大的同事們，紛紛否定自己的思想，往自身上潑污水，甚至虔誠地接受思想改造之際，真正是斯文掃地，學統淪喪之時，日本人的鐵蹄都未能摧毀的道統就此坍塌了。這是歷史最深的不幸。1949年後，他們中很少有人再寫出什麼象樣的著作。朱光潛60年代以馬克思主義觀點編寫的《西方美學史》，連尼采、叔本華的名字也不敢提及。多年以後，他為自己的「顧慮、膽怯，不誠實」感到羞愧。葉公超1940年離開西南聯大時只有36歲，他從政不到十年就平步青雲，位居外長，接近國民黨權力的中心。不過，以他的學力、天賦，留在大學中，也不會沒有作為。但他的教育背景、自由思想、「新月」歷史，註定了越不過1949年這個坎。

在「假如魯迅活著會怎麼樣？」這個問題有了確切答案之後，葉公超這樣的知識分子假如留下，又會怎麼樣，已經是不言而喻。他的叔叔葉恭綽以望九高齡也未逃過「文革」一劫。即便聞一多、朱自清還活著，結局也不會好到哪裡去。蒼涼之霧，遍披華林，在天翻地覆之後，以傳承文明自任的知識分子，想繼續保持自己獨立性，從容地表達自己的見解，已經是天真的幻想。

歷史無情，歲月如歌，唱不盡人間的悲喜。葉公超晚年的青年朋友何懷碩感慨：「沒有徐志摩、胡適之等一大群人物互相激勵，又沒有一個溫暖的家庭為英雄軟弱時的休養生息之所，公超老師的晚年，在寂寞中度過。」（《葉公超其人其文其事》，308頁）但無論如何，他都沒有向那個惡濁的世界低下過高貴的頭顱。他身在孤島，他的人格，他的思考早已超越了那個島，他晚年尤其懷念《新月》和「新月」的朋友們。那是一個時代，是他參與書寫的一個時代，如同一彎新月，永遠掛在夜空，時刻要去擁抱圓滿。他和他同時代的朋友們，不管以後走了怎樣不同的道路，有著如何不同的命運，他們都是那個迢遙夜空中不滅的星辰：胡適、徐志摩、葉公超、梁實秋、聞一多、沈從文、林徽音……隨著時光的流逝，人們將愈益懷念那些名字，他們的聲音、面目將愈益變得清晰。他們是大時代的知識分子，葉公超似笑非笑的面容也定格在那個早已遠去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