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加利亞筆記 |  夾縫中生存的保加利亞式性格

文 | 王喆辰

「保加利亞式性格」

在007系列電影的第二部《來自俄羅斯的愛》（FromRussia with Love）里，James Bond剛下飛機，就被共產主義陣營的情報人員盯梢了，伊斯坦布爾MI6分部的僱員透過後視鏡看了看車牌，戲謔地說，有時候是蘇聯使館的車，有時候是保加利亞使館的車，反正都一樣。

「反正都一樣」，一點兒沒錯，冷戰時期，保加利亞幾乎是心甘情願地倒向了蘇聯一方，而且作為小弟，一直安分守己，從來沒有像匈牙利、捷克、波蘭那樣，發生過反對「老大哥」的激烈暴動。有人或許會對此嗤之以鼻，嘲笑保加利亞人是牆頭草，缺乏骨氣，然而，回望近現代歐洲歷史，保加利亞和俄羅斯的愛恨淵源，卻不是簡單地、用一句兩句就能夠下結論的。

近現代保加利亞，作為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存在，其實總共不過一百多年。在此之前，信奉東正教的保加利亞人，被信奉伊斯蘭教的土耳其人統治了五百多年。直到1878年，俄土戰爭爆發後，在俄羅斯的幫助下，保加利亞才擺脫異教徒的統治，成為獨立國家。

因此，保加利亞自建國之初，就欠了俄國人一個大大的人情。大部分的保加利亞民眾，出於宗教和歷史的原因，對俄國普遍抱有好感。諷刺的是，兩次世界大戰期間，保加利亞卻都選擇了站在與俄國對立的一方，並最終為自己的「站錯隊」付出了代價。

不過，站在後世的角度，公允地來說，這也並不全是保加利亞的錯，有「歐洲火藥庫」之稱的巴爾幹半島，作為西歐基督教文明、阿拉伯半島伊斯蘭文明、以及隨後的共產主義陣營三方的交界要衝，其地區局勢至關敏感。在幾大陣營的夾縫中求生存的小國，想要保持不偏不倚，恪守中立，的確是一件棘手的難題。

處在異族統治、或是強權干涉之下的漫長歲月里，保加利亞人逐漸發展出了一種獨特的「保加利亞式」的性格：一面是超常的忍耐力，在國家被滅，信仰遭到打壓的情況下，能夠忍辱負重地生存下去——五百年來，坐落在里拉山上、與世隔絕的里拉修道院，既是虔誠的、篤信東正教的農民們最後的心靈慰藉，也成為了保存民族文明的火種、為知識分子和革命者提供靈感和象徵的聖地；另一面，則是過度的謹慎與世故，與世界上其它地方的人一樣，保加利亞人抱怨上漲的物價、惡化的就業率、政府的腐敗，但是當真正需要有人站出來，上街遊行抗議，或是去選舉站投票，來改變這現狀時，保加利亞人似乎又轉換成了一副事不關己的無所謂態度——這裡面，既有農民階級和小市民階級的狡黠與圓滑，又有對過去的歷史經驗教訓的警惕。

最終，不滿轉化為自嘲的幽默，一切反抗和憤世嫉俗，都虛無化了，反而顯現出一種荒誕的幽默感，這裡雖然是保加利亞，你卻甚至可以在其中嗅出一絲變革中的、充滿激進和小心翼翼的祖國的氣味。

保加利亞式幽默

首都索菲亞的街頭，像極了八十年代的北京：外牆呈水泥灰色、或者粉刷上了沉悶的黃色的公寓，曾經流行一時、現在已經過氣兒了的棕色玻璃幕牆，方方正正、宏偉氣派的斯大林主義建築風格「蛋糕大廈「，社會主義氣氛濃郁的巨大雕像和紀念碑，看上去只建築了一半就停工了的、僅有鋼筋水泥框架的高樓遺骸，唯有從一片平頂後面冒出來的、東正教特色的、拜占庭式圓形尖頂，揭示著這裡是在東歐。

馬路上，老款「嘎斯」小轎車和最新款路虎「攬勝」交雜穿梭而過；「噹噹當」的聲音提醒你，馬上就要有上了年紀的、拖著辮子的有軌電車來到；公共汽車使用的仍是老式的鉸接雙車廂，擁有麵包一樣圓嘟嘟的車頭；十字路口尚留存有懸空的、只在老電影里見過的那種交通崗亭；路旁人行道上的行人，衣著樸素，臉色少見笑容；背後的牆壁上是褪了色的廣告招牌，和嶄新的街頭塗鴉；來自東方的你，唯一不熟悉的，只有使用斯拉夫語字母的文字而已。

索菲亞街頭略顯老舊的有軌電車；

索菲亞街頭廢棄了的交通崗亭；

索菲亞街頭行人和塗鴉；

此外，保加利亞有著令人羨慕的森林覆蓋率，索菲亞街頭的行道樹，據說與中國相似，泡桐和梧桐尋常可見，空氣里瀰漫著初夏午後的、帶著植物氤氳的、慵懶味道，反倒給人以一種莫名的、愜意的親切感。

Nadia，我的保加利亞朋友，載著我行駛在索菲亞的老城，對於開車而言，這裡的路況其實並不好，路面上經常會有坑窪，市區的大多數馬路也不寬，到處是減速帶，經過的時候，「咯噔」一下，Nadia愉快地告訴我，保加利亞人把這叫做「躺著的警察」，如此，從上面碾過的時候，就帶有了一種惡作劇的快意！

這是保加利亞人的幽默感！談到保加利亞人的幽默感，不能不提到前兩年的票房冠軍《倫敦任務》（MissionLondon），講述了為完成一樁無關痛癢的「外交任務」，保加利亞駐倫敦大使館的一班人馬煞費苦心、不擇手段，最後演變成了一場鬧劇。全片充滿了各種保加利亞式的幽默，導演毫不掩飾地調侃了本國國民的缺乏秩序，諷刺了本國政要的愚蠢和虛榮。如果你對東歐電影有興趣的話，不妨去找來一看！

（作者微博：冷門的少年，目前在英國某大學就讀心理學研究生，研究方向為群體和跨文化心理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