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安健：鄉情濃濃 至交至誠 —— 胡適與胡鍾吾

　　 1962年2月 24日下午，胡適在主持「中央研究院」歡迎新院士的酒會結束前，因心臟病猝發辭世。在胡適大殮時，胡鍾吾悲痛欲絕，致「昏厥於靈前」（見1962年6月18日《中國一周》），由此足見胡鍾吾對胡適有著特別深厚、遠非一般的感情。深知胡適和胡鍾吾的人都知道，他們兩人既是同鄉，亦是宗親，更是至交。

同是績溪故鄉人 亦為「明經胡氏」兩宗親

　　 胡適與胡鍾吾同是安徽績溪人。胡適的家鄉在上庄鎮，胡鍾吾的家鄉在荊州鄉上胡家，雖相距八十多公里，但同屬「明經胡氏」的後裔。胡適是明經胡氏第42世，胡鍾吾是第40世。雖然胡適與胡鍾吾素以「先生」互稱，但按老徽州的風俗，從「輩份」上講，比鍾吾年長十五歲的胡適，卻比鍾吾晚了兩輩呢。而胡鍾吾在寄給大陸親友的書信中，每每提到胡適，常常冠以「吾家適之博士」，為這位「明經胡」本家感到「榮耀、自豪」之情溢於言表。

　　 胡適和胡鍾吾兩家可謂世交，根據胡鍾吾次子胡平夷著文記述，胡適的父親鐵花公於光緒十八年奉派台灣省台東任職知州，赴任前曾先到鍾吾老家荊州，物色了七位拳技精良的護衛。當年鐵花公來荊州時，忠葆公（胡鍾吾高祖）給他講述了荊州的反清復明血淚史（「徽駱駝」出處），鐵花公歸後特作記錄教育後人。胡適提出要做「徽駱駝」的昭示蓋源於此也。

　　 胡鍾吾之父商岩先生，承秉祖志，省政府曾頒其「樂善不倦」匾額。其夫人周氏，井臼躬操，深明事理，全力支持其夫的善舉。鍾吾之父母年屆七十時，他在家鄉為父母舉辦七秩壽慶，戴戟將軍曾親往祝壽。其後胡鍾吾在台灣又編輯出版了胡商岩《三十年來經辦社會公益事業回憶錄》一書。當時的學界政界于右任、許世英等為其題辭。而胡適對這位積德行善、熱心公益的「明經胡」老長輩更是敬重有加，特題寫了條幅——「功在桑梓。敬題商岩先生回憶錄。胡適」，以表敬意。

　　 1960年，是胡適的七十大壽，也是其父胡鐵花一百二十壽辰。績溪旅台同鄉會特舉行盛大酒會祝其父子雙壽。胡鍾吾以集王羲之字恭錄了鐵花公嘉言「學為人詩」，並影印千份為胡適祝壽。胡適極為高興，稱此日是他來台後精神最為愉快之時。

胡適力助胡鍾吾為家鄉爭福祉 堅定執著績溪牛

　　 胡鍾吾的老家荊州本屬徽州績溪，自清初就屬安徽績溪和浙江昌化兩縣共管之地，三百年來紛爭不斷，荊州百姓不堪雙重賦稅等困苦。而荊州自古隸屬徽州文化圈內，因之，民國十八年即1929年績溪掀起荊州勘界運動，公推胡鍾吾為民意代表，至皖浙兩省省府和南京中央政府上訪，強烈要求將荊州統歸績溪管轄。因為這是一件關係到劃定績溪縣域、實現荊州民意的大事，為爭取旅外績溪人士的大力聲援和支持，胡鍾吾特赴上海，向由胡適和汪孟鄒（亞東書局經理）等人發起成立的「績溪旅滬同鄉會」通報了荊州界域之爭的情況。在同鄉會迎請鍾吾的宴席上，胡適笑問鍾吾「不怕滅門縣令，準備給昌化縣抄家？」鍾吾即告「為了救鄉，願犧牲個人一切。」席後即撰請願電文，胡適首位在電文上簽字，對鍾吾為爭取績溪人民意願的實現所作的艱巨努力，表示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在縣內外各界人士的積極主張和大力支持下，荊州鄉歸屬官司從地方打到中央，後行政院於1931年5月26日訓令裁定，將荊州全境劃歸安徽績溪統一管理，紛爭數百年的問題終於得到解決。

　　 1946年3月胡鍾吾膺選績溪縣首屆參議會參議長。是年，「地方流行水腫病甚劇」，致病歿者甚眾。時績溪縣長鬍運中等發起籌建縣立衛生院，以療疾患。因辦院經費極難籌措，便請胡鍾吾出面爭取。鍾吾呈請安徽省救濟分署撥給病床二十五張，遭葉元龍分署婉拒。胡鍾吾於南京面見胡適，「晤敘桑梓困狀」。胡適當承致函救濟總署霍署長，乃蒙電令葉分署長撥給病床五十張，醫藥和全套器材設備以及建院工程補助米等，使績溪醫院在短期內「遂得告成」。

胡適胡鍾吾攜手國大會議 揚揚浩氣徽駱駝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為了實施憲政，乃於1947年進行了「國大」代表的選舉。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胡適，在上海得知胡鍾吾參選後，特致專函：「鍾吾先生：本縣國大代表選舉，先生肯出來候選，我很高興。預祝先生競選成功！適之，卅六、十 、卄一。」此信請人送到南京，因鍾吾此時正在北平，便請亞東書局汪孟鄒代閱處理，汪孟鄒即將此信送上海《大公報》編輯部，而《大公報》則以花邊新聞大字標題「胡適推重胡鍾吾」刊出此三十八字的信箋。我們注意到胡適在信箋中把『當』字輕輕地畫了個圈，再在旁邊寫了候選的『候』字。胡鍾吾曾解釋說這正是胡適的高人之舉，過人之處。

　　 1948年春，在第一屆國民代表大會預備會上，因不滿蔣介石「抗戰」結束時不要日本賠償，「國大代表」胡鍾吾慷慨陳詞，要求蔣介石交出九權，還政於民，震撼了在場的四百餘位中外記者和全體國大代表。於是大家都驚慌失措，噓聲四起，國大主席胡適茫然。鍾吾乃以績溪方言提醒胡適擊木槌三下，使會場恢復秩序，蔣介石與胡適均起立表示同意胡代表的提議，於是會場轉變為寂靜無聲。胡適發言道：「民主政制是多數人尊重少數人意見，少數人服從多數人決議，…我以主席的名義裁定:今天可以行使九權,請洪秘書長和會場幹事注意,如有不守會場秩序者，請他出去。現在請胡代表繼續發言…」。胡鍾吾代表繼續發言後，蔣介石與胡適又一次起立，由胡適代表全國人民履行並接受蔣介石權力移交。兩位徽駱駝的默契配合，使國民政府在會議期間成了名副其實的看守政府，遂開中華民國民主憲制之先河。對此，當時的《救國日報》以大字標題：「行憲之光」，發表了龔德柏撰寫的專題報道——《南京國大預備會議：行使九權紀實》。並稱之為「行憲史上的第一件大事」。

　　 胡適與胡鍾吾商酌時事 尊重不同之見

　　 在第一屆國大會議期間，要選舉行憲總統和副總統，此時蔣介石正在謀算，故表示自己只願為副總統兼行政院長人選，而總統一職，則多次派人登門要胡適出來參選。胡適深知茲事重大，卻又不能公開徵詢，於是自然首先想到向鍾吾商量、請教。鍾吾亦深感此事重大，經慎重考慮，給胡適深刻分析了不宜參選總統的理由，胡適接受並感謝鍾吾的灼見，最終沒淌竟選總統這趟渾水。

　　 再如1954年、1960年國民政府遷台後先後召開的兩次國民大會期間，胡適迭邀胡鍾吾同車，並親送鍾吾至寓所，籍以聽聽鍾吾對「修訂臨時條款案」的真話。胡適原不贊同這一條款案，但經鍾吾說明理由及大會趨勢後，即不堅持異議。再如國民黨軍隊絕大多數軍以上幹部希望在台灣實行軍管，胡適也贊同。而蔣介石徵詢胡鍾吾的意見後決定不實行軍管，於是讓鍾吾去做胡適的工作，胡鍾吾勸說胡適:可「因病住院」而缺席會議，對組織軍政府一事既迴避了表態，亦不違背自己的意願。對時事遇有不同見解和主張，胡適先生並不一意堅持己見，而能遵從胡鍾吾勸說，尊重不同之見，足顯見其虛懷若谷的民主風度。

胡適盛讚胡鍾吾集王書藝 弘揚中華文化建偉業

　　 胡鍾吾之父商岩先生飽讀詩書，酷愛書法，尤嗜集王羲之碑帖中字以成文，曾歷時多年，集有《東西二銘》、《孝經》等四種，受到大學者康有為很高的評價。鍾吾遵秉父志，致力於書法研究，更潛心鑽研集王羲之字。集成《魏徵十思疏》、《道德經》、《洛神賦》、《孝經語錄》、《朱子家訓》等作品七十餘種。

　　 胡鍾吾將這些經當代書法大家于右任和許世英鑒評後的集王字法書刊印行世，分贈到世界八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受海內外普遍的尊崇。胡適對胡鍾吾集王書藝極為讚賞並儘力支持，對胡商岩、胡鍾吾父子在書法上執著追求的精神和為弘揚中華文化所作的貢獻極為敬佩，並於1959年元旦題跋：「績溪胡商岩先生，窮五十年之力，集王右軍字，成大同篇六十四字，魏徵十思疏一百九十八字，孝經一千三百字，皆未完成，民國三十年以後由其令子鍾吾續集，凡十八年，始完成此三件，胡氏父子積兩世六七十年之功力成此美事，最可欽佩。中華民國四十八年元旦績溪胡適敬記」。耐人尋味的是，這是首倡白話文的胡適，半世紀來唯一用文言寫的題跋，且首尾皆冠績溪。胡適還特意資助胡鍾吾台幣三萬元，以幫助其在台北、曼谷、馬尼拉等地舉辦書畫展覽,以實際行動來表示對胡鍾吾弘揚和傳播中華文化的支持。

　　 胡適對胡鍾吾在集王書藝過程中，對《洛神賦》碑帖悉心考證、集補了闕文一百二十八字這一成果，極口讚美。時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胡適因此對研究院於碑帖的整理工作倍加重視，生前編目多達四萬餘件。

　　 胡適和胡鍾吾在文化學術上彼此交流密切，而且在愛好興趣上，彼此亦甚是相通。他們都重情重義，胸懷天下，更是愛國愛鄉。胡鍾吾曾著文追憶胡適寫到：「先生每次回國必邀鍾吾同訪許靜仁先生，暢談一二小時」。又提到：「聞鍾吾有影印績溪縣誌及徽州府志宿願，尤為讚許，允予促成。曾檢贈1950年在美購得英人一八五0年出版（ A Clance at The Interior of China,1850）一書及有關記載績溪輿圖之珍貴史料。由此足征先生重視文獻之苦心矣。」

鍾吾抆淚祭胡適 徽駱駝精神勵後人

　　 胡適於1962年2月24日因心臟病突發，不幸逝世。哲人驟逝，舉世震悼。作為胡適的同鄉、宗親和至交的胡鍾吾更是，萬分悲痛。悲痛之餘，胡鍾吾與同鄉唐子宗、汪荷之等鼎力參與治喪事宜，晚上守靈，也是胡鍾吾安排自己的兒子平夷、國光負主責。並請毛子水先生撰寫《胡適傳》，俾列入重印績溪縣誌補編。

　　 1957年6月在美期間胡適曾立有一份英文遺囑：「我願意火葬，但我不堅決火葬」。因為此份遺囑所示有些模稜兩可，更有其他政治方面的原因，85位治喪委員中，包括蔣經國在內有75人提議火葬，但胡適夫人江冬秀堅決反對，卻無法改變會議初衷，故商請胡鍾吾出面協調。於是胡鍾吾先是走訪了治喪委員會主任陳誠和成員董作賓、谷正綱、延國符等人，並形成「讓胡適這一偉人全壽全終，不宜火葬」這一共識；另外與治喪委員會主任副總統陳誠洽定，在召開治喪委員會時陳誠主任籍故暫時缺席；三是請胡適的兩位德高望重的學生董作賓、延國符在討論會上率先發言，提出火葬不妥的理由，胡鍾吾則以治喪委員會成員及胡氏宗長、績溪同鄉會常務理事的身份攜江冬秀中途「闖入」會場，並發言提請大家要尊重胡適夫人江冬秀的意見，代表胡適家屬堅定地表明要求土葬的態度。於是治喪委員會議最後決定：「適之先生善後事宜，一切都照胡府意思決定，只可土葬，不可火葬。」而後胡鍾吾又親自奔走為胡適勘定墓地。胡鍾吾對此事「處置之堅定明快」，「何止胡府遺族感德，績溪旅台鄉親，亦同聲欽敬而一有榮焉」。胡適去世後，胡鍾吾集胡適博士在院士會議最後遺言：「四十幾年受到攻擊和批評從來沒有生氣闊海寬天那般度量開會以後還看民主與自由儘是滿腔興奮光風齊月何等熱情」以敬輓適之先生千古。又於1962年6月18日在《中國一周》上撰文《胡適博士上世源流及生年事迹考》，表達了對胡適的追思，並評價「無論生前死後，其影響於人心，實為玄奘以後第一人。」

　　 1975年秋，江冬秀在台北辭世當時，其子胡祖望遠在他鄉。以胡鍾吾為首的績溪同鄉協同中研院辦理了胡適夫人的喪事。鍾吾因商請陳雪屏先生出面治喪未果，乃獨擔重任，並出面請到當時總統嚴家淦及五院院長親臨致祭，把江冬秀的葬禮辦得隆重而體面，既是對胡適「因親及親、因愛推愛」思想的實踐，更見胡鍾吾對胡適夫婦極為深厚的鄉親之誼。

　　 1991年元月29日，正值胡適誕辰一百周年。胡鍾吾親臨南港墓園參加祭奠大禮，並將自己珍藏有關胡適的一些文物捐獻給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就在該館舉辦的「胡適百年紀念文物展」開幕式上，胡鍾吾作了發言，將胡適生前託付的三句話作了鄭重的告示：「第一，『打倒孔家店』不是胡適先生說的；第二，『把線裝書丟到茅廁』這句話不是胡適先生說的；第三，『五四』運動發生時，適之先生不在北京，並非親身參與。這三件事不符史實，流傳甚久，誤導人心。影響深遠的是是非非，不能讓其一錯再錯地錯下去。適之先生生前和我討論問題時，就交待我將來遇到有機會定要幫他澄清一下。今天是適之先生的百年誕辰，所以我希望所有在座的新聞媒體代表，發揚新聞公德，公正播布，以正視聽，以免永遠錯誤下去。」胡鍾吾告示完畢後，如釋重負，因為在這樣的一個最合適的機會，完成了胡適生前的一個極為重要的託付，總算可以告慰這位鄉友的在天之靈了。

　　 2005年9月19日，這位曾送走胡適夫婦的百歲老人胡鍾吾先生在台北安詳地走完了不平凡的人生旅途。胡適與胡鍾吾兩位同鄉、宗親和至交間的感人肺腑的深情厚誼，烙著上世紀動蕩和深刻變革之中國社會的時代印記，裹著塵世的繁雜永遠存留在歷史中了，回顧兩位「徽駱駝、績溪牛」數十年交往的歷史故事，將帶給我們更多的追憶和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