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野玫瑰》和《色戒》看民國往事

7月20日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魏朝勇在南都公眾論壇做了題為「從《野玫瑰》和《色戒》看民國往事」的講座，本文為講座現場速記稿所整理，有部分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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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賓簡歷】魏朝勇，文學、哲學雙博士，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2012年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主要從事古希臘羅馬文學、政治哲學研究，西方文藝理論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整理/ @李斌 @素素

對我來講這是一次挺有趣的經歷，在這樣一個公共、開放的論壇，和我們的市民也就是非學術界的朋友進行一場帶有學術性的交流。一個帶有學術性的風月話題，如何成為公共性的話題？對我來講是一次嘗試。其實我今天的重點不在《色戒》，重點在前面的《野玫瑰》，把這兩個放在一起看有很多的話題，值得我們去討論。

中國第一位比較文學博士

進入我們具體的文本話題的分析。首先討論陳銓的《野玫瑰》，對我們大學中文系科班出身的學生來說，陳銓這個名字都是很陌生的，幾乎是被歷史遮蔽了的一個了不起的知識人，他在德國拿的博士學位，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比較文學博士。他的博士論文、文學研究，今天看來都是非常有價值的。1934年，他一回國就被評為武大教授，旋返清華大學任教，那時候很年輕，才30出頭。我採訪過陳銓的兒子，據說他父親後來不好意思跟他的德國朋友說，他博士剛拿到一回國就被聘為教授。因為那個時候中國非常急需人才，一個博士生一回來就被聘為教授，他怕說出去讓他的外國朋友恥笑，說中國太落伍了。

他在思想史或者說文學史上，留下印記的最主要的活動是什麼？就是在西南聯大的時候和人創辦了一個刊物叫《戰國策》，所以現在思想史把他們這些人叫做戰國策派，不僅僅從事文學文化的研究，而且還有政治方面的主張。這些學者有搞歷史、搞文學、哲學的，主要是人文知識分子。這個刊物顯然是指咱們古代的典籍《戰國策》，關鍵是認為那時候中國處於新戰國時代，什麼意思？因為上個世紀40年代正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些知識分子希望我們認清中國處於一個新的戰國時代，而且我們又受到日本的侵略，所以國家必須有強烈的意志，要不然中華民族就沒有辦法生存，所以發表了很多的文章，主要是學術方面的文章，也有思想性的議論、宣揚，主要強調的是國家意志的問題。對於陳銓來講，更多的是尼採的哲學，這刊物辦的時間很短，才1年多時間就停刊了。

陳銓在文學史是被遮蔽的人物，這個怎麼理解？也就是說我們通常在文學史教科書上很難見到這個人的名字。一個作家，比如說當代，或者在座諸位誰是從事創作的，你可能將來要進入文學史，文學史被寫上一筆，給我一個章節，那就有地位了。陳銓在很長的時間裡面，在文學史找不到他的名字，最主要跟這部劇有關係——《野玫瑰》。

個體自由、愛欲和民族救亡理念

《野玫瑰》創作於1941年，這部劇首先是拍成話劇上演，在昆明，在桂林、重慶，非常轟動，而且後來參加了當時的國民政府的戲劇比賽拿了大獎。劇情其實比較簡單，重要的是我們要回到劇本中，看到人物的情感以及思想的一些糾葛，我們通過一些細節的場景來分析這個問題。

首先我們看夏艷華和王立民，他們倆結合，是在一個什麼基礎上達成的？就是有沒有感情？夏艷華說我只有找丈夫的意志，沒有找丈夫的感情。這話說得很有意思，陳銓是一位學者，而且是一個哲學素養很深的人，這話帶有一些哲學的味道，有找丈夫的意志，沒有感情，他說王立民認為婚姻不過就是一個生意，好了，她也不想要感情，他也想要女人，但是不要有感情，這樣他們倆有共同的三觀了，是吧？王立民後來講，夏艷華說現在需要找一位丈夫，他需要一個妻子，我們不能發生愛情，他說不要愛情，一個不能發生感情，一個不要愛情，然後就合作。當然這個在邏輯上來講就有一點問題，這好像是雙方對對方都有很現實的要求。但是在整個劇中沒有看到，比如按理來說50歲的老頭子不想和女人有感情，是想要她的身體和美貌，但是王立民對夏艷華的身體也沒有什麼感情，夏艷華前面說王立民是有錢有勢的，但是夏艷華對這個老頭子的錢和勢也沒有多大的興趣，不要有感情，也沒有具體的物質合作的指向，這個合作就比較好玩了。當然了，我們把這部戲看完，就可以看清楚，雙方有一個理念的需要或者說抗爭。

我們看到這兩個人的結合是沒有感情基礎的，而且愛欲的指向，也不是一個指向身體，一個指向權、勢或者是金錢。然後在這部劇最後結束的時候，王立民死之前，夏艷華告訴他，他才是她真正的敵人。也就是說夏艷華在那個時候已經背負了一種理念，什麼理念？為了民族、國家，還有一個最厲害的，就是為了民族國家的獨立和解放，她就去做間諜，要除掉王立民，就是背負了這種理念去進行一場沒有感情，不需要愛情的婚姻遊戲。

父女辯駁與權力自由的邏輯悖謬

如何認識王立民呢？我們來看看王立民與他女兒的一場對話，這場對話是發生在第二幕，曼麗覺得她父親生活太累了，勸他不要那樣了，讓他改變一下方式。特別是王立民跟曼麗說了一件事：爸爸得了一場怪病，發作以後非常痛苦，那個時候你就把一片毒藥餵給我吃，讓我立刻死掉，希望他女兒到那個時候來做這個事。曼麗聽了以後就哭了，她不幹，不忍心。他父親怎麼說？什麼叫不忍心呢？一個人生活在世上必須爭取支配的權力，一旦生命沒有權力就死掉了。

這樣一種權力的觀念，如果是從哲學角度來講，當然你會說是王立民曲解了尼采，因為陳銓很多的哲學思想受尼採的影響很大，就是說這個人對權力的看待是什麼樣的？生命必須有權力，沒有權力生命就沒有意義了，這是一種非常原始、非常樸素的倫理觀點。在中國古代的倫理裡面，這種明顯表達不多見，在西方這是很明顯的。比如說古希臘這麼一個哲學家叫亞里士多德，他有一本書叫《政治學》裡面有一句話非常有名，叫什麼？男人的美德就是統治，後面一句話是什麼？女人的美德就是服從，就是說西方古典思想，男人的美德就是統治，統治就是權力的支配，這是一個人性的基礎上的一種表達，所以王立民喜歡權力。曼麗就說，說你把官職辭掉，這樣你就自由了，你不是也喜歡自由嗎？然後王立民說政治比我生命還重要，怎麼可能拋棄政治呢？曼麗說你的政治是不擇手段的，王立民就說政治本身就是不擇手段的。曼麗則認為至少民族國家不應該背叛，不應該當漢奸。王立民怎麼回應？他說國家是抽象的，個人是具體的，假如國家壓迫個人自由，個人不是也會背叛國家嗎？然後曼麗回應他說，她認為，自由不應該站在個人主義立場上來講，應該站在民族主義立場上來講。因為民族沒有自由，個人就沒有自由。總之這父女兩個人辯駁，我們可以看到王立民是什麼樣的理念，最後他女兒說他是極端的個人主義者。

劉雲樵和夏艷華，我剛才已經簡單說了，三年前曾經是一對戀人。劉雲樵直到他的身份暴露，才知道夏艷華也是間諜，而且地位非常高，知道了真相以後，他對夏艷華充滿了崇敬，他說你對中華民族的貢獻誰也比不上，了不起，這一番的表白，我們可以看到是站在一個非常高的高度上，就是民族解放，沒有個人感情的攙雜。比如說，夏艷華覺得自己很孤獨，尤如一朵野玫瑰，孤立的開放，而且天生就是寂寞的，永遠都是寂寞的，說這番話的時候，她回到另外一個層面上，對自己的身份、境遇進行了一番感慨。

這個是劇本主要的情節，幾個關鍵的對話。由此我們看到幾個主角的性格彰顯是什麼樣的？當然，你們會說，這是劇本主要表達的意思嗎？文學的解釋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在這個學術領域，在大學裡面我們會花很長時間去講這個問題。這個劇本你要說它主要講什麼，只是講除奸而已，但是一個文本所蘊含的東西是非常豐富和開放的，我們由這個文本來解讀這些問題，就這個劇本的語境而言，王立民剛才已經說了，他要求權力、要求自由，崇尚這種權力意志的哲學，而且為自己的背叛找到一種正當的理由，就是國家壓迫個人，個人就沒有自由，個人就得背叛國家。可是他成為一個漢奸，他有自由了嗎？顯然也是沒有的，他的權力和自由，都是被支配的，是吧？你不聽日本人的話，你有什麼權力？你不聽日本人的話，你有什麼自由？聽了話你的自由怎麼解釋？這是限制自由，或者是被奴役的自由。你臣服了，你的權力怎麼解釋？一種被臣服限定的權力，是他所希望的權力嗎？這個在邏輯上都無法成立。

把人性的書寫放在一個很高的地位

王立民與夏艷華兩人都沒有私人化的愛欲，夏艷華愛抽象的國家和民族，王立民愛抽象的自由。且王立民存在一個悖謬：愛抽象的自由沒有問題，但是王立民愛的是他自己。愛自己一定是有一種追求卓越的信念，吃完就睡那不是愛自己，也可以說是無愛的人。而夏艷華對於國家和民族的愛並不令人感到奇怪，一個美女有這麼多這麼高的信念在那個特定年代並非不可思議。

而之所以把《色戒》放這兒討論，其實是想跟這個劇本做一個比較。這兩部作品都是「反漢奸」文學，故事的戲碼乃是以肉身愛欲為武器，追求民族救亡的正義事業。然而，《野玫瑰》描述了「成功」，《色戒》則描述了「失敗」。張愛玲大家很熟悉，就不多介紹了，《色戒》呢？構思於1953年，1978年發表出來了。

王佳芝背負著愛國救亡的重任，為何最終還是陷入了對易先生的愛？我們講一個「伯里克利式命題」，即讓公民成為城邦的熱愛者，把國家當做愛人一樣。但這其中蘊含一種矛盾，讓公民愛國家是一種抽象意義上講的愛，愛欲是肉身性的，愛國是公共性的，所以愛城邦、愛國從人類思想最原初的意義上就是一個悖論，但是伯里克利意識到愛一個城邦必須像是一個愛自己的私人的愛一樣。由此我們來想王佳芝和易先生，就可以想明白了。有沒有是與非的絕對答案？絕對答案是沒有的，如果有那麼容易給出的一個答案，那人類的很多問題太容易解決了，人性的複雜就在這方面。

這就是張愛玲了不起的地方，作品之所以有魅力就在於把人性的書寫放在了一個很高的地位，為了民族的解放去展現張力，單純從文學角度來講，這樣書寫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且手法、語言都做得非常不錯，如果放回到那個時代的背景中，就會有很多的爭議。所以這個小說發表出來以後，在台灣就引起了批評。

兩部作品當年受到的批評帶來很多反思

在這個環節中我們不得不考察一下，這兩部作品發表出來之後，在當年受到的一些批評，這些批評也可以從這個文學作品的外部給我們帶來很多的反思。首先我們還是說一下這個《野玫瑰》。我摘錄了三種批評的聲音：第一種說這是一個反漢奸的劇本，但是對漢奸的思想是一種寬容的態度，因而不過是法西斯主義者自己給自己寫的一個悲劇；第二種批評是用男女關係糾纏不清的噱頭的情調和糖衣麻醉了觀眾，而無所顧忌地向觀眾讀者輸送同情與寬恕漢奸的毒藥，是寬恕漢奸的；第三種說意識上是散播了漢奸理論，戲劇藝術方面是助長了頹廢意識的惡劣影響。說實話這個劇本還真看不出來這一點，這個批評所用的詞包括定性都是不合理的。

張愛玲這個小說出來以後受到了批判。還有人暗示她為漢奸做辯護，認為張愛玲本身就有漢奸傾向，張愛玲還有一段愛情，就是跟漢奸有關係的，她的前夫就是漢奸；也有人說她是為胡蘭成進行辯護的，她寫的老易心中想的是胡蘭成，說她為漢奸進行辯護；還有一個她本身跟漢奸有沒有關聯？她在抗戰後期，文章都發表在漢奸主編的刊物上面。張愛玲對這些指控是很不高興的，她認為自己只是想通過這麼一個人，來寫這麼一種不一樣的愛情。她是不是有那種意圖，就把那些民族主義都給解構掉呢？其實是沒有。不過這種小說你讀下來，你去分析它，你就會發現，之前的張力太大了。事實有一點是不可以否認的，因為王佳芝愛上老易，最後她崩潰了，刺殺不能完成，也可以說民族主義的這種抗日事業，就這場刺殺而言是失敗的。

這兩個作家是處在同一個時代的，從文學到政治，從政治到文學，陳銓的民族主義理想始終如一，張愛玲則沒有這樣的抱負，或者是素養。而坦率地說，從寫作的藝術而言，我認為張愛玲要比陳銓高很多，你可以看到，陳銓他的劇本，他的人物的語言，很乾扁，他劇情的安排和情節也沒有那麼有韻味。而張愛玲的文字、場景的安排，人物心理的活動，註定這部作品會是一部經典，它考慮了一個永恆的問題，什麼樣的問題會永恆呢？和人性有關的，而陳銓他的問題是時代性的問題，可是就文學，對人性的永恆來講張愛玲高於陳銓。

(本文為嘉賓2014年7月20日演講稿，有刪節，本文轉載自南都公眾論壇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