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傳寶：中央文革小組的歷史沿革及立廢原因(3)

三

九屆一中全會後，中央文革小組逐漸停止活動。雖然全會後也曾以中央文革小組名義行文，但是次數極少。1969年7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商議的中央國家機關精簡方案設想中，還有擬保留中央文革的內容，毛澤東也批示「原則同意」(17)。但是，文革小組終究沒有保留下來。這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原因。

第一，它與毛澤東認為「文化大革命」取得勝利的想法有關。設立中央文革小組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組織措施之一，它也基本上貫徹了關於「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意圖。「文化大革命」進入第二年後，出現了新的情況。毛澤東在1967年7月的談話中說：「文化大革命」要在1968年春天結束，或者稍遲一點，接著開九大，不能再搞了。他還幾次說過，要儘快把老同志解脫出來，以便他們被選為九大代表或進入中央委員會。以後他又講過結束「文化大革命」、召開九大問題。到1968年9月，各地的奪權全部結束，地方革命委員會已經建立起來，《人民日報》、《解放軍報》聯名發表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萬歲》的社論，宣稱「整個運動已在全國範圍內進入了斗、批、改階段」(18)。從 1969年開始，特別是黨的九大前後，毛澤東多次強調要「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他考慮在適當時候召開四屆全國人大，制定新的憲法和第三個五年計劃等問題，把局勢逐步納入正軌，而且他認為這樣做是可能的。

中央文革小組是靠打倒老幹部起家的，這些極端分子在製造「天下大亂」、渾水摸魚方面能量很大，而收拾混亂局面，發展經濟和實現「天下大治」就要靠周恩來等人。而且，這時的中央文革小組，隨著權力上升，內部矛盾越來越多。繼續存在下去只能是無休止的鬥爭。1969年3月，在討論九大文件時毛澤東說：「中央文革不要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結束了，用常委。」(19)這是他第一次明確地說「文化大革命」快要結束了，同時中央文革小組和中央文革碰頭會這些組織形式不需要保留下去了。黨的九大明確指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偉大勝利」(20)，大會在「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圓滿地實現了毛主席『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的號召」(21)。與此相聯繫，中央文革小組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

第二，毛澤東希望恢復黨的組織，依靠新組建的中央政治局等機構進行工作。1967年下半年，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關於已經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的單位恢復黨的組織生活的批示》、《關於整頓、恢復、重建黨的組織的意見和問題（供徵求意見用）》等文件中，就有恢復黨組織的內容。在九大黨章修改過程中，原來由康生主持起草的修改黨章草案中規定「在主席、副主席和中央常委領導下，設立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產生的中央文革這樣的機構，統一處理黨、政、軍的日常工作」，毛澤東在審閱時改為「設立若干必要的精幹的機構」(22)，確定在九大後取消中央文革小組。1969年3月，毛澤東在與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大會準備工作時又說，報告上中央文革成員的名字一個都不要寫，「只寫我和劉少奇兩個人的名字，只寫劉少奇的資產階級修正主義路線」(23)。這些，自然是他經過深思熟慮才說出來的。文革小組在「文化大革命」奪權階段逐漸取代了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並參與中央日常工作，完成了向黨內「走資派」奪權的任務。九大和九屆一中全會選出了新的中央領導機構，文革小組及其支持的許多「造反派」頭頭也進入最高領導機構。這樣，毛澤東整黨建黨的思想，以及把各項工作納入正軌的願望有了新的組織保障。因此，九大黨章規定：「黨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由中央政治局召開。」「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閉會期間，行使中央委員會的職權」。按照毛澤東的意思，九大已經形成了一個新的格局，今後就是要在此基礎上團結起來，進行黨和國家的各項工作。

第三，在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進入中央政治局後，毛澤東試圖對江青等人的權力加以約束。九大前，毛澤東就在一封要求選江青為中央委員會候選人，並應成為政治局常委兼中組部部長的來信上批示：「徒有虛名，都不適當」。召開九大時，毛澤東幾次提出「不準江青進入政治局」(24)。江青等人不聽勸阻，拚命進入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政治局。但是，他們在政府和軍隊中並沒有實職，中央的重大活動還是周恩來主持。江青不甘心自己的空頭政治局委員頭銜，九大一結束，她就要把個人突出在中央之上，還要用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重新發表她在上海的座談會紀要，要大家學習。而毛澤東看到文件後把「江青同志」四個字勾掉了，認為不妥。

中央文革小組的取消，客觀上削弱了江青一夥的權力，令他們失去一個重要陣地。江青後來給毛澤東的信中說：「自九大以後，我基本上是閑人」。毛澤東指出：「你的職務就是研究國內外動態，這已經是大任務了。此事我對你說了多次，不要說沒有工作。」(25)。對於這夥人，毛澤東直到逝世也沒有把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交給他們。由於對自身處境不如意，不甘寂寞的江青在一段時間裡回到上海，和張春橋、姚文元議論他們的各種陰謀，繼續興風作浪，加上因造反起家、在九大上進入中央的王洪文，逐漸結成「四人幫」，發展自己的勢力，攫取更多的權力。

中央文革小組是以階級鬥爭擴大化為主要特徵的「左」傾思想嚴重發展的結果，是以個人崇拜和高度集權為主要特徵的政治體制弊端長期積累的產物。它的存在及其惡劣行徑違反了黨章，損害黨的威信，擾亂了人們的思想，給黨和國家政治生活帶來了極大破壞和惡劣影響。這是「文化大革命」最為沉痛的教訓之一，也是我們應該深入總結和認真汲取的。

注釋：

①《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1966年5月16日）。

②毛澤東：《會見斯諾的談話紀要》（1970年12月18日）。

③《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1966年5月16日）。

④毛澤東：《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1957年7月9日）。

⑤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406頁。

⑥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 1406頁。

⑦為中央文革小組的前身，組長為陳伯達，副組長江青、劉志堅，顧問康生，由於陳伯達、康生在杭州開會，中央文件起草小組的工作實際上由江青主持。

⑧《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1966年5月16日）。

⑨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第1頁。

⑩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第75頁。

(11)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 1462頁。

(12)劉武生：《周恩來的晚年歲月》，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6頁。

(13)安建設編《周恩來的最後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5年，第29頁。

(14)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第636～637頁。

(15)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第221頁。

(16)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增訂新版），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第177頁。

(17)《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7年，第307、308頁。

(18)《人民日報》，1968年9月7日。

(19)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 1547頁。

(20)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第311頁。

(21)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第333頁。

(22)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 1556～1557頁。

(23)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 1543頁。

(24)張雲生：《毛家灣紀實》，春秋出版社，1988年，第247頁。

(25)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4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