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新文化運動 開創中國新未來

超越新文化運動 開創中國新未來

序言

是時候了，中國人，被新文化運動壓抑了一百年的我們，已經到了該考慮超越它的時候，已經到了需要重建新的文化共識、價值共識的時代。

一百年前，陳獨秀創刊《新青年》，胡適、魯迅、錢玄同、劉半農、李大釗等青年知識分子隨後相繼加入此次活動，因而拉開了中國的一場思想啟蒙運動。後來，人們將此事件命名為「新文化運動」。

新文化運動以「民主」和「科學」為標榜，中國之後就被「民主」和「科學」話語權所壟斷。在這個強大的話語權下，支持和接受該觀念的，代表著「進步」；反對和排斥的，則斥責為「反動」。何為「進步」，何為「反動」，新文化運動的健將們並沒有給予一個明確的定義，但它卻在事實上影響了中國的政治團體，以致許多人的生命被占統治地位及擁有勢力的政治團體以「反動」之名加以踐踏。

新文化運動百年，是中國人在新文化體系下匍匐前進的百年。在新文化運動的強勢話語下，陳獨秀、魯迅及其「弟子們」，他們始終以激進的「反傳統」對中國過去的社會歷史進行批判和否決——否定傳統的歷史和神化未來的理想，以致百年來的中國對現實社會具有建設性的思想竟然毫無建樹。以20世紀的中國歷史而言，激烈的批判孕育了「五四運動」的登台，人權運動、個性解放反而培植了49年的巨變，激進的民粹革命導向了文革的虛無。「啟蒙」是誘人的口號，在這百年里，我們看到的是一些自視先知先覺的人對著別人叫喊啟蒙，看到的是新文化主張打倒一切，看到的是中國人至今的迷茫。新文化運動催生的怪胎，正在一步步蠶食著絕大多數中國人，正在毀滅五千年的華夏。舊思想所維護的舊秩序坍塌了，良性的新社會及其秩序卻長期構建不起來，在沒有信仰與敬畏的這個時代，我們看到的是一具具行走在道路上的軀殼，他們沒有人性與人情，除了拜服於權力與金錢。

目及卑微茫然的現實社會，一批又一批的良知知識分子站出來吶喊，「啟蒙吧，否則整個民族將從精神上爛掉」，這是當前最震撼的警世之音。繼續沿著新文化運動啟蒙的思路下去，我們會不會更加喘不過氣來？處在今天這個時代，若再不超越新文化運動，我們中國人就會一直在昏暗中遊離。面對吶喊啟蒙，我們呼喚超越新文化運動，我們發出屬於這個時代的聲音，我們發出21世紀新青年的語言。

如果說一百年前的新文化運動是推倒的工作，那麼今天的我們就要把支離破碎的殘片重建起來，我們需要一場劃時代的「新思想運動」，把新文化運動的殘片與百年的政治經驗結合起來，用經驗主義來開創中國新未來。

一、回顧百年前的新文化運動

一百年前，一群偉大的中國知識分子，在剛剛肇興民主共和的中華大地上，他們面對共和的曲折動蕩和列強凌辱，發出了他們那個時代的最強烈之音：民主與科學。

他們以《新青年》為舞台，以民主與科學為嚮導，以批判為武器，對中國的舊道德、舊秩序進行了鞭撻。他們希望用新文化取代舊思想，通過思想革命來洗禮社會，以便中國人能夠快速適應新生的民主共和，共同建設一個美好的民主中國。抱著中國士子學人那副澄清天下為己任的熱切之情，一個又一個青年知識分子加入這個隊伍，他們滿懷信念與信心，堅信新思想一定能夠挽救中國危局，促進新生共和國的民主建設。陳獨秀、胡適、魯迅、李大釗、錢玄同、劉復、沈尹默等等，一群以20歲出頭為主體的青年知識分子——接受新式教育的青年，用自己的所學所知發起了一場中國的思想革命，後來被冠以為「新文化運動」。

何謂新文化運動？陳獨秀先生在1920年時曾作出如是解釋，他說，「要問『新文化』是什麼，先要問『文化』是什麼。文化是對軍事、政治（是指實際政治而言，至於政治哲學仍應該歸到文化）、產業而言，新文化是對舊文化而言。文化底內容，是包含著科學、宗教、道德、美術、文學、音樂這幾樣；新文化運動，是覺得舊的文化還有不足的地方，更加上新的科學、宗教、道德、文學、美術、音樂等運動。」

從陳獨秀的解釋來看，新文化是一場針對中國舊秩序所代表的思想進行革新，用當時留學青年所接收的新式觀念來改造中國傳統的文化。應該說，新文化是民主共和這個新政治在建設時期所需的產物，它是共和制能夠在中國生根、茁壯與確定的護衛。這個時代使命，賦予了新文化運動的特點就是「反傳統、反儒教、反文言」。一句話，新文化運動就是要對維護舊統治的東西進行革命，培養新思想的青年，以新思想與新青年來建設共和政治。

中國傳統社會，帝制社會，它是一個依法家倡導的以皇帝為金字塔結構的權力秩序社會，其統治思想主要是儒家倡導「三綱五常」倫理。這個社會模式，自秦始皇開創直至滿清，歷經兩千多年，期間反覆上演王朝治亂循環，形成了一套「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的聖賢政治現象。「君權至上」的帝制社會秩序，要轉變為辛亥革命後新確定的共和政治，是那個時代中國人考慮最多的問題，也是新文化運動參與者在最初思考的內容。或言之，中國辛亥革命以後建立的民主共和要穩健發展，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們認為反對維護帝制社會的舊觀念舊思想不可避免，當時中國人的認知也如此，因而新文化運動充當了該歷史角色。

民主，是新文化運動高舉的旗幟，也是堅決破除維繫帝制社會的利刃。要破解「君權至上」的帝制社會，要傳播民主反擊專制，陳獨秀、胡適等人就不得不宣揚民主。於是，「民主是什麼」成為了新文化運動該探討的認識問題。今天，人們常說，民主與專制對立，但一百年前卻並非如此。彼時，民主在20世紀突然崛起，成為社會思潮的主流聲音，取代了康梁維新時期的憲政話語體系，但是針對「什麼是民主」的認識，當時的歐美世界卻存在著多種不同的觀點，有古希臘時期使用的平民政治，有盧梭倡導的主權在民，有馬克思主義高舉的無產階級專政，等等。毫無疑問，後來很多人批評陳獨秀、李大釗等激進分子，認為他們把新文化運動引向了另外一個極端，引進了俄國所實踐的無產階級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從而讓中國走向了歧路，他們希望通過推崇胡適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來重新肯定自由與民主。

新文化運動傳播民主，民主在當時存在多種含義，這就讓那個時期的中國知識分子無從迴避，他們自然會把各種民主介紹進來。當然，我們後來看到，正因為介紹不同的民主，所以新文化運動逐漸發生了分野，胡適等人走向了溫和改革，陳獨秀、李大釗等人走向了激進革命。今天我們說五四運動是新文化運動的產物，但五四更應是新文化運動分野後由陳獨秀、李大釗等人推崇激進民主的產物。隨著陳獨秀、李大釗等激進民主的思想傳播，中國青年學生不斷走向激進，並醞釀了一股強大的革命力量，促成了後來的波浪式革命。

二、重新審視新文化運動的認識問題

陳獨秀說，「文化的內容，是包含著科學、宗教、道德、美術、文學、音樂這幾樣」，也就是說，文化是形而上的、抽象的東西，涵蓋了人們約定俗成的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兩大領域。新文化運動所要革新的對象，涉獵之深、範圍之廣，是難以想像的。要在這樣一個廣闊的領域內開出大事業，陳獨秀、胡適等人承載的知識是遠遠難以勝任的。胡適先生曾經說過，「但開風氣不為師」，新文化運動要在中國共和時代打開局面，之後的重建工作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需要一代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努力。

新文化運動要打開局面，衝破中國固有秩序，它首先就遇到一個參照物標準的問題，即新文化運動在對比中西文化時採取的標準是什麼，是中國文化還是西方文化。當時的世界，由於西方正是殖民全球的勢力，強大的實力使西方文化不自覺地掌握著話語主導權，與之相比，中國在晚清鴉片戰爭以後卻是一敗再敗，整個民族近乎成為列強的殖民地。在這樣的形勢下，繼承晚清救國旗幟的新文化運動從開始就矮人三分，它批判晚清的「中體西用」標準，採納了西方標準。換句話說，新文化運動的主導語言是西方標準的，所得出來的結論、觀點自然是西方參照物下的中國新文化。比如，當時主流的概念有民主、自由、憲政、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等等。

其次，要衝破中國社會舊秩序，就離不開先給中國傳統社會定性。中國在確定共和制之前是什麼社會？新文化運動給出的定性是「封建社會」，即採用當時的日本和歐美普遍使用的概念。彼時，日本學界普遍認為中國滿清是封建社會，而且日本有一種主流的觀點認為中國的封建社會起始於兩宋。歐美學界在當時也普遍持滿清時期的中國是封建社會，且封建社會開始於何時尚存諸多說法。滿清及之前的中國諸多王朝屬於封建社會，是新文化運動時期陳獨秀、胡適、魯迅等人皆認同的觀點，因而他們要對這個定性的封建社會宣戰，反封建、反儒教就是在這個定性基礎下產生的。但是，中國秦漢至明清這個社會到底是否屬於封建社會，這本身就是一個需要去研究去證明的問題。封建社會，顧名思義，是指「封國土，建諸侯」，如西周推行的「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唐朝柳宗元的《封建論》，正是以周朝實行的分封建制的政治結構命名封建制的。晚清的章太炎，在對比中西社會時也指出「中國距封建遠」，而民國著名政治學學者蕭公權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一書中則對中國古代社會劃分為兩大階段，一是封建天下，一是專制天下。兩階段的分割就是秦始皇創立的秦政制。中國在秦漢以後是封建社會，還是專制天下（帝制社會），新文化運動時期的陳獨秀、胡適、魯迅等人，選擇不同的定性，所得的結論就會完全的不同。換句話說，新文化運動對中國傳統社會的批判可能從開始就存在錯位，其對照西方近代社會路徑演進——封建制向民主政治——並不適合中國，但陳獨秀、胡適等人卻引以為真理。中國封建社會通向了帝制社會，西方由封建社會走向了民主社會，新文化運動要把帝制社會的中國引向民主社會，這個挑戰的高難度，絕非日本學習西方可比，也沒有經驗可供參考。秦暉先生指出，「我們學西方本來是直接面向西方的，可甲午戰爭日本人把我們打敗了，我們就認為日本是學習西方成功的典範，於是大量的人開始學習日本，朝廷也派出了大量留日學生。所以，此後中國對西方的理解很多都是從日本來的，包括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中的代表人物除了胡適，其他如陳獨秀、李大釗，周家兄弟、劉半農等人基本上都是留日學生。可是從日本介紹來的西學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因為日本在近代面臨的問題和中國是完全相反的。」因此，新文化運動對中國社會的定性是之後百年里的大錯誤本源，基於錯位的中西社會對比所得的結論，並不符合真實的原貌。

再次，中國進入共和制以後，新文化運動旨在推動民主建設，因而新文化高舉民主與科學兩面旗幟，以兩面旗幟作為標準批判傳統的文化，欲衝破舊思想的藩籬。但是，縱觀新文化所提倡的民主和科學，我們會發現二者是寬泛無邊界的，民主好像屬於政治重建的領域，但又牽涉到各個層面，科學好像專屬自然科學，但又不完全是科技及其學術。就民主而言，新文化運動雖倡導民主，但時人對「民主是什麼」就存在爭議，有古希臘的民主（平民政治）、盧梭的民主思想（主權在民）、馬克思倡導的無產階級專政等等，這些都曾是引進來的民主觀。民主有這麼多種不同的含義，這就決定了後來在對民主的認知上會產生分歧，也註定了民主會發展到陳獨秀、李大釗所推崇的無產階級專政。這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譬如水往低處流一樣。究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新文化運動的參與者大多來自日本，而日本思想多是學習歐陸；二是中國帝制社會是「一君萬民」體制，民眾的平等意識強烈，比較容易接受盧梭的主權在民理念；三是歐美國家的民主政治在20世紀前期尚未鞏固並最終確定下來。因此，從某種角度上說，處在今天這個時代的我們是不應該過分苛責陳獨秀、李大釗，批評他們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引進激進的民主，儘管他們的選擇確實在20世紀影響了中國的歷史進程，也改寫了中國歷史，但在那個民主尚存多義的時代，他們只是做了自己的偏愛選擇。

一方面是要建設民主，需要傳播民主思想，另外一方面卻是陳獨秀、胡適等人對民主的認識只是一知半解。我們從陳獨秀晚年反思民主上可以看到，他說，「資產階級的民主和無產階級的民主，其內容大致相同，只是實施的範圍有廣狹而已」、「民主是自從古代希臘羅馬以至今天、明天、後天，每個時代被壓迫的大眾反抗少數特權階層的旗幟，並非僅僅是某一特殊時代歷史現象。」胡適在回應陳獨秀的反思時給予很高的評價，認為陳獨秀是一個追求思想自由的人，但胡適並沒有在民主上重點評判。從陳獨秀的反思來講，他仍然是思考民主的階層範圍，即民主的階級性，他把民主逐漸擴展到底層群體的無產階級民主與資產階級民主等量齊觀。陳獨秀的反思表明他對民主的認識仍然是淺顯的，而要談到二十餘年前的新文化運動，他就更是粗枝大葉的認知了。民主，民主社會的政治形式，它是一個涉及廣闊的思想，包括政治、經濟、法律、道德、宗教等等方面。因此，當我們回望新文化運動，魯迅、陳獨秀等人高揚的「打倒孔家店」和否定一切歷史的主張，實是淺薄的非議，它對建設新生的民主共和並無建設性的幫助，反是災難性的破壞作用。新文化運動所要傳播的民主，絕非完美理想化的空中樓閣，應該是可以付諸實踐的具體事物，假如否定中國過去的一切，切割傳統，或是拋棄傳統，那民主政治到底該由什麼文化來支撐呢？

三、缺失「人」的新文化運動

許多有志之士，對於百年來新文化的迷思所造成中國的困境，仍耿耿於懷。如果審視這段歷史，就新文化運動而言，中國有志之士所開拓的視野和企圖心不謂不大，所營造的目標，不謂不深遠。但最終仍難逃歷史窠臼，這些原因，都值得我們深思。

就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從見識到西方科技之厲害，開始以模仿西方技術，到甲午一戰信心被擊潰後，中國官方以及民間有智之士才警然發覺，端是外表模仿西方科技，是無濟於事的。改革，唯有從制度面的改革，才能避免外表(科技)的模仿所造成的假象改革。因此循著制度的變革，開啟了中國新一輪的啟蒙運動，無一不往西方套路上走，甚至引進社會主義之極端者，都是企圖從內至外，做一番翻天覆地的變革。而啟蒙，成了這波運動中，餘韻最久，也是歷程最大的工程。

然而，中國的啟蒙運動，無論如何，和西方還是有顯著差距的。由於專製得太久，受皇權制度禁錮得時間太長，啟蒙運動在中國依舊是變了調。西方啟蒙強調的是個人意識與權利的覺醒，中國啟蒙還依舊在富國強兵上打轉——那正是當年商鞅等人思考的問題。「天朝夢」仍是中國夢，個人意識完全被銷融在集體意識當中，過於強調集體本位，號召「犧牲小我，成全大我」。因此不管是從清末以來的憲政主義，到革命黨的三民主義，再到陳獨秀等的新文化運動，說穿了，還是穿著西方外衣，住著中國式靈魂的改革，到頭來又打造出一個「秦國」來。中國的改革，除了上層綱領的政治制度變革外，極少落實到與個人有關的層面。舉例來說，例如白話文運動，民主選舉制度、推翻帝制等，這些內容或和社會整體變革有關，但這些改革，對人權與普世價值絲毫不曾聯繫到。社會普羅大眾，還是感受不到這些變革，對他們存在什麼意義也無知覺。人們之間，維續的是鄉村鄰里，而不是一個主體與另一個主體的主體間的平等。

基本上這些與西方啟蒙運動，差距甚遠。就算是最貼近人本位的晏陽初河北定縣鄉教，整體仍是社會改革，改善的是以社區為目標。晏陽初在鄉教教導方面，還是以商業、專業知識教導為目的，而非人權與自由平等等的啟蒙。終歸，這種四不像的啟蒙和政治改革，最終還是落得失敗下場。迷信社會主義的人說，經濟是決定政治的綱領。實際上他們是蒙著眼睛看世界，忽略了政治是決定經濟與社會人文的綱領，一個沒有以人為目標的社會，社會整體發展力是受限的。我們很難想像一群跪著的缺乏自由的人，會發展出讓人尊敬的國家尊嚴。這且不說，國家在康德眼中是弱智的，啟蒙運動最要啟蒙的，其實不是個人，而是國家，是政府。

甚至，從結果論而言，新文化運動所導致的後果，是整體的倒退，而非進步。很多桎梏在現在而言，甚至比滿清末年更禁錮。這些思想和社會文化，以及現實上的專制回潮，絕非亨廷頓所說的民主回潮，畢竟中國從清末以來，整體社會仍未享受過一天真正民主，依舊是在集體與帝制文化中打轉。黑格爾說，中國是一個沒有歷史的國家，主要著眼於，中國的文化因素，數千年來從未脫離宗法制文化這一環。所以歷史朝代興替，本身與文化和社會進步無關，這種國家，自然沒有歷史可言。就中國的歷史真實性而言，黑格爾的這一說法，顯然是一語中鵠的。

究其因，還在於中國長期以來，缺乏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沒有個人主體性的思想產生。一個人從誕生隸屬父母、家庭，到成長隸屬社會，後來隸屬國家，向來就是沒有隸屬過自己。今天我們仍可以看到許許多多強國夢者，他們努力在強國當中找歸屬，找定位，找榮耀，都是缺乏個人意識的社會所造成的。

這也可以看到，近代中國變革的這些推手，由於長期浸淫在集體社會意識中，所以他們不管推的是憲政主義思潮，還是新文化運動，目的都不在於個人，而是整體社會著手。個人一直被漠視著，甚至個人還被認為該為社會犧牲，奉獻是光榮的，是必須的。我們可以找到例如，國民黨推崇林覺民、陸皓東，共產黨推崇瞿秋白，以及無數為革命犧牲的英雄，都是拿集體來作為個人生命價值意義的範例。因此愛國、愛民族、為國家、為社會都成了道德標竿。這些冠詞裡面，住著的是中國宗法制社會，家長式社會文化和思想，人被定位在當中，不允許有自己的個人屬性。這都是造就百年來所謂的改革，其實都是與個人無關的。這些改革的共同公約數，就是社會，而非「人」與「人」連結的共和社會。

一個缺乏「個人」的社會，人的發展與創意，自然被社會所禁錮。宋代著名科學家沈括在他的《夢溪筆談》當中沉痛的指出，中國社會對於任何發明和創意，都視為奇巧淫技，盡量消滅人的各種發明和創造力。因為長期浸淫於集體的社會文化認為，這些創造力，會破壞社會敦厚風氣。而敦厚、保守、不求進步以及個人幸福的社會，正是中國漫長發展的社會基調。破壞了這個基調，保守之士就會認為，這是打破社會和諧和顛覆政治穩定的基石。

因此，如果我們要反思或檢視這百年來，甚至是清末以來的各種運動和變革，可以發現，這些變革和運動當中，「人」是缺席的、看不見的。「人」被消滅在集體當中，因為所有改革者或文化提倡者都認為，只要社會變得更好，世界就一切美好。這裡也可以看得出，中國清末以降的各種改革，是多麼的幼稚可笑，在這個以「人」為本的社會結構中，「人」竟然缺席，竟然被視為無物的消失在各種改革當中。

這也看得出，中國的近代改革宿命，似乎都在集體社會當中找集體的翻身。個人在這些改革和文化運動當中，沒有任何位置。職是之故，個體仍必須在集體當中找定位，找榮耀，還是中國整體社會的基調。如果，這種迴避個人，迴避「人」本身的幸福，與道德追求，才是國家的主要目的，那麼吾人可以斷言，這種所謂的改革與革命種種借口，無非是再一次的舊文化、舊制度復辟，這是沒有任何懸念的。

反思百年來的中國發展，就必須反思單從所謂的社會改革，這種只見樹不見林的改革，都是把「人」從改革中消滅抹殺的改革。這些改革最後還是回歸到傳統的社會架構當中，沒辦法脫離出來。封建宗祠的核心價值不滅，個人的自主尊嚴無從建立，那麼吾人可以再次斷言，「人」被缺位的任何制度改變，最終還是難逃失敗宿命。唯有以「人」為主的社會改變，尊重個人和個人權益的社會變革，才能脫離這些長久以來的變革宿命。

四、開創中國新未來

中國人常說「不破不立」。如果說一百年前的新文化運動是「破」傳統文化的事，那一百年後的今天就是到了真正「立」的問題。「破」是一個極其簡單的事，只要對傳統進行批判和否定，砸向一切傳統，就是突破，當時高舉的反傳統、打倒孔家店都說明了破的決心和力度。今天的我們不禁要問：在破除中國傳統文化時，他們是否想過重建中國新秩序？傳統的文化遭到隨意踐踏，新社會如何建設？又拿什麼來建設？新文化運動的歷史告訴我們，陳獨秀、魯迅、李大釗、胡適等人對中國傳統文化批判有餘，重建卻遙遙無期，以致一百年後的今天，中國不但沒有因新文化運動而改變社會面貌，反是社會更趨極端，道德式微，人性缺失，無所敬畏。新文化運動的破壞力影響了中國百年，並在一段時間內還將影響著人們，若是我們再不超越，再不謀求重建中國的新思想與新未來，我們就必定還要在新文化運動的偏執下迷失。

要擺脫被新文化運動「破」之後的迷茫，重建信仰就是必經之階段。但是，「立」絕非口頭說說，它是一個宏大、艱難和漫長的征程。立，立些什麼，在什麼基礎上立？正如我們所提出的「超越新文化運動」那樣，我們今天的「立」，是要把新文化運動引進來的民主與科學發揚光大，是重建被新文化運動打碎的思想殘片，終極目標是重建我們中國人的信仰。易言之，我們所要立的，既不是全盤西化，也不是全盤迴歸，而是中西文明優良部分的融合。確定是在民主社會上「立」，這就是超越新文化運動的基本原則與立場，也是我們超越的意義所在。重建中國新思想，開創中國新未來。

超越新文化運動是重建中國新未來，是以民主社會為新思想的政治社會結構基礎。民主社會是一個宏觀的社會，其文化就理所當然包括政治、法律、道德、文學、宗教、經濟、科技、藝術等諸多方面。首先，我們重建的是民主，正視民主就是絕對繞不開的主體。民主，意味著自由與包容，它偏重於是每個人擁有什麼權利。當然，民主在未獲得前不僅是考慮個人權利，還包含人應該通過什麼方式、途徑去實施自己應擁有的權利。換句話說，如果說民主是在大海彼岸，那身處此岸的我們就需要考慮藉助什麼工具渡過去，而不是在此岸發揮天馬行空的想像把彼岸描繪得一幅人間天堂的景象——那最多只是某種幻覺。民主，它還在於實施，不能實施的民主終究逃不過空想的窠臼。新文化運動所倡導的民主，只是告訴人們擁有什麼權利、如何去追求權利、如何獲得個人的解放，他們卻沒有告訴人們現實社會所擁有的權利與應該擁有的權利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如何把應該擁有的權利轉化為現實的權利，這個方式更是值得思考。縱觀20世紀中國的革命經驗，我們看到以革命方式去獲取應該擁有的權利竟是失敗的、錯誤的。革命不得民主，也未必創造民主，這是20世紀中國的經驗，也是世界普遍存在的一個共象。透過中國和世界的政治實踐經驗來看，民主就是在憲制秩序下實施民權，憲制秩序就是憲法上規定的憲制及其規範程序，也可以叫做分權制度，民權則不僅包括憲法上羅列的公民權利，還包括伴隨社會進步延伸的權利。民主不是任意妄為，而是在多數人接受的秩序之下進行良性的、穩健的和有序的運作民權。沒有共尊秩序的民主只會產生暴民，沒有民主的強制秩序只會是專制。新文化運動時期的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人，他們顯然缺乏對民主有效運作的認識，只是用飽滿的熱情來渲染民主的偉大意義。因此，我們所主張的超越新文化運動，就不僅要超越他們認識的局限性，填補民主的有效運作的思想認知，我們還要跳出新文化運動遺留的中西文明對立，以一種包容的胸懷融合。

其次，我們要對新文化運動留下的思想重新審視，跳出西方標準論，採用「中西互證，全球對證」新標準。新文化運動是一個破局的思想革新運動，如同歐陸在18世紀所發生的思想啟蒙運動。但是，歐陸思想啟蒙運動是在自己的文化上開啟思想變革，它的路徑是有限度的，而中國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卻是極具挑戰性的，它是在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中尋找平衡點，尋找中國的出路。兩個世界尋找平衡點，這就決定了新文化運動的標準選擇，若以純粹的中國文化為標準或以純粹西方文化為標準，都難免有失偏頗，所得出的結論是否符合事物本真，已是一個非常需要證明的問題。顯然，中國新文化運動跳出了晚清推崇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中國文化標準」，但它很快又滑向了另外一個極端，即新文化運動實際上走向了「西方文化標準」，以西方文化作參照物，對中國過去的一切文化進行批判，乃至否認。以中國標準看西方，或是以西方標準看中國，都擺脫不了局限性，超越新文化運動，就先要在認識標準上超越，即我們推崇「中西互證，全球對證」。用新的標準，對中國傳統的政治社會重新定位，對其所表現的政治、法律、經濟、道德、文學、宗教、科技、藝術進行重新認識，同時也對西方人類發展史及其文化進行重新審視，兼容世界其他文明的發展史，以中西文明為主幹進行對比，重建中國未來的新思想。我們希望找到中國封建制解體通向帝制的根源，也要找到帝制轉型的重重困難因素，更迫切的是要找到中西文明融合之道。當然，我們同樣要去找西方文明在封建制解體導向民主制的原因，要找到其獨特之處。

再者我們要對新儒家進行回應，繼承儒家的優良成分，中西文明相融合，努力開創出中國新思想。新文化運動以後，新儒家崛起，有熊十力、張君勱、錢穆、梁漱溟、徐復觀、牟宗三、唐君毅、余英時、劉述先、杜維明等一系民國新儒家，有蔣慶、康曉光、陳明等一系大陸新儒家。若以大陸與港台地域劃分來看，港台新儒家傾向於心性儒學，大陸新儒家傾向於制度構思。前者貫通中西哲學，以心性義理為主，其最具代表性的是張君勱、牟宗三、徐復觀、唐君毅在1958年聯名發表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後者屈庇馬列，以構思儒教新制度為主，代表性的是蔣慶、康曉光、陳明等人在2004年聚集貴陽陽明精舍的「文化保守年會」活動。中國未來的新思想，是以中西融合，還是以儒家開出新制度，我們認為中西融合更符合事實，卻又不完全同於心性儒學的道路。宗法制天下的儒家與個人本位的自由民主如何結合、其融合之道在哪裡等等，都將是我們探索的重要內容。

最後，我們清楚地知道任重而道遠，前面的道路崎嶇坎坷，所謂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要在新文化運動的殘片基礎上開創出新思想，我們知道道路布滿荊棘，但我們有跨出這一步的決心與自信。我們主張超越新文化運動，我們相信在未來的某一天會以看得見的事實來回答，我們不會辜負對此寄予厚望的人們，我們將以負責任的態度慎重對待整個民族與未來。

起草人：林伯書、陳怡婷、郭賢源、周明河、邵旭峰、蒙思熠、符進華、劉文憲、胡鉑瀅、梁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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