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明代分封宗藩制度之設計及實施的結果（中）

明代宗藩分封制度的後果

（一）靖難之役

建文元年（公元一三九九年），周、代、湘、齊、岷五王相繼以罪廢，建文帝的策略是柿子揀軟的吃，不是擒賊先擒王。諸王中最危險的是燕王朱棣，於是燕王在是年七月便帶兵而反，師名「靖難」，起兵的根據便是指名齊泰與黃子澄為朝廷之奸臣，此話在《明祖訓》上的根據便是「如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從朝廷這一方如何應對上，《明史?齊泰傳》載：「事聞，泰請削燕屬籍，聲罪致討。或難之，泰曰：『明其為賊，敵乃可克。』遂定議伐燕，布告天下。」齊泰這樣建議朱允炆也有根據，《皇明祖訓》上也講到諸王「或因自不守分，或因奸人異謀，自家不和，外人窺覷，英雄乘此得志，所以傾朝廷而累身己也。若朝廷之失，因有此禍，若王之失，亦有此禍」。這話雖是兩面都說了，雙方都能各取所需而指責對方，這就不是坐下來議論溝通，如何「各守祖宗成法，勿失親親之義」的辦法來協調雙方的關係，最終只能兵戎相見，以戰場的勝負來決定成敗了。「靖難之役」以燕王打敗朱允炆而結束，燕王軍隊進入應天以後，朝廷固然有一部分人出迎朱棣，但許多官員並不認可燕王朱棣的作為，這從《明史紀事本末?壬午殉難》中，方孝孺與朱標之間的對話可以看出。根據《明祖訓》朱棣理虧，當時朱棣想找方孝孺來為自己起草即位的詔書，把方孝孺從獄中放出來，在殿陛相見。

文皇諭曰：「我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文皇曰：「伊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降榻勞曰：「此朕家事耳！先生毋過勞苦。」左右援筆札，又曰：「詔天下，非先生不可。」孝孺大批數字，擲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文皇大聲曰：「汝安能遽死。即死，獨不顧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聲愈厲。文皇大怒，令以刀抉其口兩旁至兩耳，復錮之獄，大收其朋友門生。每收一人，輒示孝孺，孝孺不一顧，乃盡殺之，然後出孝孺，磔之聚寶門外。孝孺慷慨就戮，為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

從這一大段文字可以看到方孝孺還是浩然正氣，理虧的是明成祖朱棣，因為祖訓上並不允許諸王逆弒天子，在驅除朝中奸臣惡逆之後，仍應「收兵於營，王朝天子而還」。依照嫡長子繼承製，怎麼也輪不到他第四子即帝位，依兄終弟及，秦王朱樉、晉王朱棡位序皆在其前。從朱棣與方孝孺的對話中可以看到在道理上朱棣是句句理虧，而方孝孺則氣貫長虹，朱棣只能以殘酷的屠殺來壓倒對方。方孝孺被滅十族，禍連朋友門生，則為前所未有。《明史紀事本末?燕王起兵》條，載燕王進宮時，「清宮三日，諸宮人、女官、內官多誅死。惟得罪於建文者乃得留。」此書作者谷應泰在《壬午之難》的結尾，總結這次屠殺之酷烈，其云：「文皇甫入清宮，即加羅織，始而募懸賞格，繼且窮治黨與，一士秉貞，則袒免並及，一人厲操，則里落為墟，雖溫舒之同時五族，張儉之禍及萬家，不足比也。乃若受戮之最慘者，方孝孺之黨，坐死者八百七十人；鄒瑾之案，誅戮者四百四十人；練子寧之獄，棄市者一百五十人；陳迪之黨，杖戍者一百八十人；司中之系，姻婭從死者八十餘人；胡閏之獄，全家抄提者二百十七人；董鏞之逮，姻族死戍者二百三十人；以及卓敬、黃觀、齊泰、黃子澄、魏冕、王度、盧元質之徒，多者三族，少者一族也。又若赴義之最烈者，鐵鉉之屍還反背，景清之死猶犯駕。就義之最潔者，教授之明倫慟哭，樵夫之自投東湖，若此之儔，則又未易更仆數也。」今讀此《壬午殉難》之全文，一方面可以見到當時士大夫之氣節，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成祖為爭奪帝位之暴虐無道，同時也可看到這場大屠殺之慘烈。胡廣當時是與解縉一起在南京迎成祖朱棣的幾個人之一，後來成為成祖身邊的內閣大學士，到了明成祖晚年，他奔母喪還朝，「帝問百姓安否？對曰：『安，但郡縣窮治建文時奸黨，株及支族，為民厲。』帝納其言。」（《明史?胡廣傳》）這句話已是永樂十四、五年的事，可見那時各地都還有因建文事被株連者，再被追究，成為地方不安定的因素。所以把國事與家事攪和在一起，最終必然導致悲劇之反覆不斷。

（二）漢王、安化王、寧王的三次變亂

靖難之役既然開了先例，當然不能禁絕後來之仿效者。如朱棣的兒子漢王高煦當然也想仿照父親的榜樣，起兵以誅奸佞為借口，奪他侄子明宣宗的皇位。宣宗帶兵親征，朱高煦兵敗被擒。這次與高煦同謀伏誅者六百四十餘人，戍邊者一千五百餘人，遷口外者七百二十七人，實際上也是株連了一大片，規模比靖難之役小一些。武宗正德時，還有寧夏安化王寘鐇之叛，這次安化王起兵的借口也是以誅朝中奸臣劉瑾為口實，而宦官劉瑾也確是在武宗身邊擅權的奸佞小人，做的壞事不少，故安化王起兵的檄文數劉瑾諸罪狀，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也確實是一個荒唐的少年皇帝，寘鐇起兵是在正德五年（公元一五一〇年）的四月，至五月，命涇陽伯神英充總兵官，太監張永總督軍務，右都御史楊一清為提督，率京營兵討伐寘鐇。實際上沒有真正動用京營的軍隊，張永與楊一清直接去寧夏安撫當地軍民，寘鐇很快就垮了，被械送京師。這一次吸取前兩次的教訓，打擊面便縮小了，沒有在寧夏造成太大的禍害。張永回到京師，設法使武宗除了劉瑾。到了武宗正德十四年（公元一五一九年）六月，又爆發了在江西寧王在南昌起兵作亂，其起兵的借口是「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入朝監國」，這個理由當然不能成立。當時寧王宸濠帶了軍隊沿江而攻安慶，希望東下南京。而王守仁帶了軍隊自贛南趨南昌，抄了寧王的後路。宸濠只能解安慶圍，還師江西，被王守仁所敗。宸濠被擒，荒唐的是，武宗下詔親征，要王守仁把宸濠放了，讓武宗自己與宸濠來決戰，視戰爭若兒戲。王守仁沒有聽從，武宗抵南京時，王守仁把宸濠交給宦官張永，把宸濠押至南京。武宗在南京，穿軍服，列俘於前，作凱旋迴師的儀式。縱觀這幾次藩王起兵的事前，朱元璋的《明祖訓》並沒有達到使諸王藩服以「外衛邊陲，內資夾輔」的期望，制度的設計只能順應事物運行自身的客觀規律，背道而馳的結果只能讓子孫後代自食苦果。（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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