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瓷為何多仿古？（圖）

民國仿乾隆款琺琅彩牧牛圖瓶 天津博物館藏　　二十多年來，我在天津幾個過去很有地位的老家庭里，見到過一些明清官窯瓷器，同時也見到過不少民國仿製的明清官窯瓷器。在天津博物館和天津市文物公司的民國瓷器藏品里，仿古瓷所佔比例也是不小。　　民國時期，仿古瓷器數量眾多，成為民國瓷器的一大門類。仿製的對象，幾乎包括了中國陶瓷史上所有名品。其中，仿製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即「清三代」）的瓷器最多，而以仿製乾隆時期官窯瓷器尤多。　　那麼，為什麼民國瓷器中會有這麼多的仿古瓷呢？　　清末民初，隨著封建王朝的衰竭和崩潰，宮廷瓷器四處流散，引發和刺激了仿古瓷器的大量製作和銷售，使仿古瓷成為民國瓷的一大組成部分。前面說的那些真正的明清官窯瓷器，大都是清末民初流到天津的。　　清朝的皇家收藏極為豐富，發展到中國歷史的極至。清末民初，由於政局的變化，宮廷遭劫掠，宮藏被盜運，古董從皇家及傳統士大夫手中轉向天津租界的軍閥官僚和江南各地的買辦新貴手中，轉向東洋、西洋的古董商手中。外流的大量宮廷瓷器藏品工藝絕美，適應國內新貴和東西洋人的口味，很快就在市面上流通起來。同時，宮廷瓷器藏品高貴典雅的品位也影響了全社會，迎合了人們的好古之心。得不到真品的，退而求其次，就買幾件高仿品裝點門面。於是，社會上對仿古瓷的需求大增。此外，由於利益驅使，古董商乘機以假亂真，大量製作仿古瓷，牟取暴利。而清帝遜位之後，皇室再也無力支持御窯廠燒造成本高昂的官窯瓷器，御窯廠只得關停，能工巧匠流落民間，從前想仿而不敢仿的貢品，如今是但仿無礙，使仿古瓷的大量製造成為可能。　　20世紀二三十年代，是清代遺老遺少大量「出貨」的時候，也是中外收藏家、古董商、新興的實業巨子們大量「收貨」的時候，外國人尤其愛買中國瓷器，而且肯出大價錢。從鹽業銀行曾經拍賣一大批宮裡抵押的珍貴官窯瓷器，便可看出民國時期宮廷瓷器流散之嚴重。　　民國時期鹽業銀行總經理吳鼎昌，也是「北四行」（鹽業銀行、金城銀行、中南銀行、大陸銀行的聯合經營組織）和四行儲蓄會的發起人和主要負責人，是中國現代金融界的著名人物。在他的主持下，「北四行」逐步發展成為中國北方最有實力的商業銀行，是金融界局部聯營的成功範例。吳鼎昌重用岳乾齋，並通過他，長年從事一項特殊的業務，即向那些掌握了大量清廷文物的清代遺老，包括末代皇帝溥儀在內的清室後裔辦理押款。僅此一項業務，就使鹽業銀行大發其財。岳乾齋是北京人，15歲起在北京東四牌樓元成錢鋪當學徒，滿師後在天津慶喜金店充外勤兼二掌柜。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天津時，金店老闆邢古香驚嚇而死，岳乾齋就繼任老闆。由於他從事金銀首飾的買賣，整日與有錢人打交道，日子久了就結識了不少權貴顯要和清代遺老。1914年張鎮芳等辦鹽業銀行時，岳乾齋經天津志成銀行的總辦劉紹雲推薦，當上了北京鹽業銀行的經理。他辦事極有古風，對那些日趨沒落的舊王孫很是同情和照顧。他們拿了東西來押款（以物作抵押向銀行借錢），岳乾齋總是開價比別人高一點，因此極有人緣兒。加上張鎮芳原本清廷舊僚，出獄後於1921年復任鹽業銀行董事長，儘管不具體管事，但他的兒子張伯駒在行里任職，他們都與舊皇室人員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於是更增加了舊王孫們的信任感。袁世凱1916年死後，清室後裔斷了經濟來源，北洋政府自顧不暇，根本無力關照他們。他們就只好逐年變賣宮中故物度日。1919年以前已在鹽業銀行押款累計達40萬元。到溥儀結婚時，又押了一大批古物，計20萬元。先後共抵押了60萬元。借了這樣的巨款，清室根本無力贖回押品，因為他們沒有新的財源。後來連本帶利達一百數十萬元，到了期限還不出，連轉了幾期仍還不出。吳鼎昌對此很不滿意，要看詳細賬目。岳乾齋想為人保密，不肯拿出賬本，後來在董事會上經監察人質問，才把詳細賬目交出。押款又已到期，還是還不出，這才將押品作沒收處理。這一大批古物中，就有2200多件瓷器，是康熙、乾隆、嘉慶三朝之物。此外還有很多乾隆時期的玉器。最著名的是一套16隻金編鐘，合計毛重12000多兩，摺合純金4000多兩。鹽業銀行因此大獲其利，以至把變賣文物所得的巨款還清了清室的押款本利之後，還剩下千餘件文物，其中就包括那16隻金編鐘，成為銀行的賬外之財。日本軍隊佔領華北時，銀行將金編鐘藏在天津法租界，後來又藏在英租界四行儲蓄會的地下室小庫房裡。日本軍方和副領事以及抗戰勝利後的國民黨大員都曾追問過此事，銀行均小心應付，直到全國解放後交給國家，現存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在鹽業銀行拍賣的原清廷內務府瓷器庫保管的官窯瓷器中，有很多保管一二百年而尚未打開包裝的瓷器。如康熙官窯五彩十二香杯就有一大批。北京琉璃廠榮興祥經理賈騰雲通過鹽業銀行總經理岳乾齋買到許多宮裡抵押的官窯瓷器，珍貴的郎窯紅釉錘瓶就有一對，被美國考古學者福開森以重金收購，運往美國博物館收藏。　　由晚清大臣抵押在滙豐銀行里的一套皇宮珍藏的宋鈞窯瓷器，也是因為越期未贖，最終轉賣給了美國大都會博物館。　　這套鈞窯瓷器約二十餘件，是北宋時燒制的御用品。每件瓷器的器底都刻有順序編號。傳說這套鈞窯瓷器是明代皇室遺留在紫禁城中的。清王朝接收了明代宮中的全部器物，其中就有這套宋鈞窯瓷器。據宮裡太監到琉璃廠傳出的消息說，這套瓷器是鈞窯洗子和成套帶托的花盆，花盆和盆托有一副配合的標記，就是刻的數字。刻的字和底釉一樣，都是芝麻醬色。抵押的銀兩估計在十萬兩以上。　　1911年，奕劻成立皇族內閣，那桐和徐世昌都被任命為內閣協理大臣。同年，袁世凱內閣成立時，那桐為弼德院顧問大臣。那桐和徐世昌將清廷珍藏的北宋時期鈞窯燒制的這套貢品瓷器抵押在北京的英國滙豐銀行。抵押期限到時，溥儀正在花錢運動軍界人士，圖謀復辟，根本沒有財力還本付息、贖回國寶。滙豐銀行買辦鄧君翔見奇貨可居，將宮內抵押品贖出後，轉手賣給美國世界最著名的大都會博物館，從而引起了美國人對宋鈞窯瓷器的極大興趣。　　前面提到的重金收購宮裡抵押的官窯瓷器的美國考古學者福開森，當時積极參与中國政治、經濟、文化活動，是琉璃廠古玩鋪的常客。他喜歡聽古董商們按中國官僚的習慣稱呼他「福大人」。他給自己取了個中國名字叫「福茂生」，並且打扮成中國紳士的派頭。福開森自1886年來華傳教、辦學、辦報，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被日軍拘禁於北平，在中國居住了五十多年，曾被國民政府聘為故宮博物院鑒定委員。他利用庚子賠款基金和哈佛、燕京大學基金，聘請中國金石學家和鑒賞收藏家，幫他編著《歷代著錄吉金目》等書，還與郭葆昌合編《項子京瓷譜》等有關瓷器的圖錄專著。在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福開森在中國搜集走大量夏商周秦漢的青銅器、古玉，唐宋元明清字畫，宋元明清瓷器。20世紀20年代，他到琉璃廠古玩鋪買古玩，對宋鈞窯瓷器產生了特殊的興趣。古董商要多少錢，他就給多少錢，不僅不嫌價錢高，而且馬上支付。有一個極為珍貴的宋鈞窯雞心杯，就差點被福開森從琉璃廠買走。福開森對鈞窯瓷器很有研究，並從欣賞中感到樂趣。他喜愛鈞窯瓷器中的玫瑰紫釉色，那釉色恰似晴空中幾朵彤雲在飄蕩。他喜歡將自己研究鈞窯瓷器的心得體會，在美國的鑒賞收藏家中宣揚。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收藏的原為清廷珍藏的北宋時期鈞窯燒制的那套貢品瓷器，也得到福開森的宣揚。從此，美國人到中國買古玩都想得到鈞窯瓷器，而且要選擇那些胎質、釉色好的。這樣一來，美國便收藏了大量珍貴的中國鈞窯瓷器。　　20世紀20年代中國的古董商，對國外市場上中國文物的行情知道得還不多，美國這股搜集、收藏鈞窯瓷器的熱風，實際是由日本古董商、日本山中商會北京分會經理高田口中說出來的。山中商會是民國時期日本掠奪中國文物的急先鋒，也是國際古玩市場上的大戶頭，總部原設在巴黎和倫敦，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移到紐約。它在中國設有北京分會，從民國初期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專門從事中國文物銷往歐美的國際販賣。高田從在美國市場上的交易中了解了很多情況，但他不向北京的古董商透露。中國古董商王棟廷在古玩商會竄貨場買了件鈞窯花盆，價錢是九千多元。他出價最高，因為他是給向國外出口文物的盧吳公司進貨。而高田從王棟廷手中花一萬五千元將貨買走，撬了貨，引起了北平古董商們的注意。不久，他們得知高田將宋鈞窯花盆拿到紐約文物市場上賣了五萬美元。直到這時，美國的鈞窯瓷器熱，才被北平的古董商們了解。　　清末民初北京的一些古玩店鋪就是靠販賣清宮文物而發達起來的。八國聯軍侵華，在慈禧太后西逃的一年多時間裡，宮裡的文物丟失很多。慈禧太后迴鑾京城後，要下旨查抄全城。親信慶小山奏請以收購代查抄，獲恩准，便在隆福寺設收購站，讓管家常惠川在那裡當差。內務府總管文索看準這個時機，出資9000兩銀子，在琉璃廠開設延清堂，請丁濟謙當掌柜，把常惠川的收購生意拉到這邊來，合夥做官窯瓷器生意。　　由此可見，民國初期古董瓷器市場十分混亂：本來應由政府部門專門接管的故宮珍貴瓷器，通過明押暗賣，大量流失到社會上；很多不應出口的國寶級瓷器，被以各種方式運到國外，而且賣給外國人時往往價格很低；流散到社會上的歷代精品瓷器，成為仿古瓷的直接仿製樣本，客觀上助長了造假之風；古董商真偽兼營，市場上魚龍混雜……　　民國仿古瓷就是在這樣特殊的歷史時期，在這樣特殊的收藏、流通背景下，被大量生產而流佈於世的。　　作者：羅文華(本文來源：天津網-天津日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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