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虛熱的微博問政與鍵盤代表委員\潘洪其：農民不能選崔永元當代表是制度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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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林：虛熱的微博問政與鍵盤代表委員2010年03月03日 07:47中國青年報【大中小】【列印】共有評論0條

作者:曹林

兩會緊跟社會潮流，社會流行總會在兩會上得到體現，代表委員們總能敏銳地把握到社會最流行的溝通方式，將其應用到參政議政中。當年博客剛開始流行的時候，代表委員趕在兩會期間紛紛開設個人博客，通過博客吸納民意。近半年來微博(http://t.sina.com.cn)大熱，這種熱度也迅速擴展到兩會上，代表委員們也都紛紛開通微博聽取民聲，「微博問政」一時成為時尚。浙江64歲的全國政協委員何水法一夜之間擁有了上萬名微博粉絲，政協委員馮軍微博中幾個字留言就引來100多條評論。（綜合近日媒體報道）

代表委員們爭相戴「圍脖」，套用微博推廣商的一句廣告語:這年頭參加兩會不戴個圍脖，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無論是媒體專家還是代表委員，都對兩會的微博熱和代表委員的微博問政充滿期待，盛讚微博問政「進一步拉近了兩會與網民的距離」、「是民主政治信息化表達的一種創新」。

對於這種突如其來的「微博問政熱」，我一直持懷疑態度，總覺得其中充滿炒作、吹捧和包裝出來的虛熱成分，充斥著微博推廣商的誇大其詞和媒體對新生事物的過度追捧。當年博客剛剛出現的時候，「博客問政」也曾有過這樣的風光，也曾掀起過一場「博客問政熱」，代表委員紛紛趕在兩會時開通個人博客，通過博客收集意見和徵集議案提案，與網民保持溝通。可這種「博客問政」的熱度保持了多久呢？有幾個代表委員保持了更新博客的習慣，又有幾個人真正把博客當做與民眾進行溝通的工具—跟不少地方政府的網站一樣，多數代表委員的博客在開完兩會後就進入睡眠狀態了，來年再開會時用戶名和密碼早忘得精光。

博客才興盛了幾年，「博客問政熱」迅速過時了，代表委員不上論壇了，不玩博客了，都紛紛去追捧微博時尚了——可微博跟博客有多大的區別呢？「微博問政」比「博客問政」先進多少、有多大的創新呢？微博推廣商和媒體進行了許多闡釋，可我覺得那些都僅僅只是形式，實質上並沒有多少區別。代表委員通過微博徵集民意與以前的博客並沒有什麼不同，都得通過發帖和留言進行溝通。比如浙江那位何水法委員在微博上就自己的提案徵集意見，就跟以往的「博客問政」沒有任何區別。

當年的「博客問政熱」一窩蜂地來，又一窩蜂地去了。如今僅僅換了個名頭的所謂「微博問政熱」，也僅僅是虛熱和泡沫罷了，如果缺乏一種代表與民眾溝通的基礎秩序和基本制度，也難免「一窩蜂來一窩蜂去」的命運，兩會過後只留下一堆睡眠的微博賬戶。

網路技術迅猛發展，尤其是在溝通模式和傳播科技上的發展，對推進代議民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擴展了政府聽取民意的途徑和渠道——藉助這些新技術和新工具，代表委員能夠聽到更廣泛和更真實的民意。但我一直以為，技術畢竟只是技術，它只能起輔助性的工具作用。無論什麼時候，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聽取民意都不能放棄那些最傳統、最原始的方法，就是深入到真實社會中進行調查和研究，深入基層獲得第一手資料，通過與民眾的直接接觸掌握民意。技術再先進，只能作為這種調查研究的補充；博客、微博之類的網路問政再能拉近距離，也比不上實地調研與民眾面對面的距離近。

近日一條有關國務院參事任玉嶺的新聞讓我受觸動，任玉嶺通過自己的調查對當下中國五大教育不公問題進行了批評——這些問題並不算新鮮，觸動我的是任參事深入基層調查研究的負責態度，每個判斷都建立在諸如「我在河南調研時發現」的基礎上。比如他批評「教育資源配置嚴重不均衡」，就舉了在湖南某地調研時的一個例子:在中央明確要求為公檢法每人增4萬元辦公費的情況下，由於當地是「吃飯財政」，通過把教育和農業的財政支出降下來解決政策要求。正是「縮減教育支出為公檢法人均增4萬經費」的實地調研讓人們對「窮教育」有了新的理解。

任玉嶺當過兩屆政協委員，以敢放炮而成明星委員。不過他從來不亂放炮，而是把自己的判斷建立在嚴謹的分析和實地調查的基礎上。比如某年兩會上他那枚「我國行政管理費用25年增長87倍」、「26個人中就有一個官」的重磅炮彈，就是通過深入實際、廣泛搜集資料而提出的，從而使自己的提案更有說服力和影響力。這樣高質量的提案和有價值的批評，僅僅依靠博客和微博是絕寫不出來的。靠電腦鍵盤功夫和電腦前的拍腦袋，浮躁地追逐諸種時尚，而不深入實際聽取民意，只能提出類似「給老婆發工資」、「給企業家評職稱」、「全面取消網吧」之類雷人建議。

博客問政也罷，微博議政也罷，本只是擴展交流渠道的一種輔助方式，可如今卻助長了一些代表委員的惰性，過分依賴這些溝通方式，而不去深入基層和實際了。兩會快到了，趕快開個微博什麼的，營造出一種與民眾暢通交流、充分聽取民意的幻象；平時從不做調查研究，快開會交議案提案了，趕快上網搜集「民意」拼湊出個議案提案。這樣的「鍵盤代表委員」，怎麼可能提出有質量的議案提案，又怎麼可能像任玉嶺那樣說「我在湖南調研時發現」？潘洪其：農民不能選崔永元當代表是制度的遺憾2010年03月11日 07:34東方早報【大中小】【列印】共有評論35條

潘洪其

近日，全國政協委員、著名電視節目主持人崔永元就城鄉差距過大等問題發表了大膽犀利的批評意見。有作者設想，崔永元如果投身某個以農民為主的選區，農民一定願意選他擔任人大代表，他就可以代表農民向所有加大城鄉差別的不公平政策投反對票了，「那時的小崔，將是一個稱職的農民利益代言人，儘管他本人從來都不是農民」。（《北京青年報》3月7日）

崔永元不是農民，但他對城鄉差距過大等問題的紮實調研和熱切關注，以及他「厭惡所有的不公平」的平民情懷，足以使他成為一個稱職的農民利益代言人。這的確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然而，農民能不能選崔永元當人大代表呢？

提交本次全國人大審議的《選舉法》修正案，對以農民工為主的流動人口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未作新的規定。據全國人大常委、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陳斯喜介紹，《選舉法》修正案賦予了農民與城市居民「同票同權」的選舉權，但人大代表名額分配到各個選區和選舉單位後，選區和選舉單位還要綜合考慮，使各個方面都有適當的代表名額，這樣，農村選區不一定只選農民當代表，農業人口比較多的省市也不一定主要選農民代表。（央視《今日關注》3月9日）這個解釋可以簡單概括為「農民並非只能選農民當人大代表」。既然如此，農村選區是否可以選舉崔永元呢？

農村選區不一定只選農民當代表，因為農村選區的居民除了農民，還有官員、教師、企業家等等，基於這樣的考慮，一些地方的鎮長、農業局長、主管農業的副市長紛紛可當選為「農民代表」。如此考慮原本不錯，但大量事實證明，這些人名為「農民代表」而實具官員身份，他們當選後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農民，以及他們到底是不是農民真心實意選出來的，都值得打一個大大的問號。

崔永元就不一樣了。憑他長期以來良好的公眾形象、非凡的社會影響力和活動能力，農民願意選他當代表將不成問題，他能夠代表農民也不成問題。唯一的問題是，崔永元有沒有「投身」某個以農民為主的選區的資格？他在農村選區能不能獲得被選舉權？

按照現行規定，崔永元必須在農村選區具有當地戶籍，或者在當地工作、居住一定時間（證明他是流動人口），才能在當地獲得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這對崔永元來說可能是比較難辦的。即便他確有「投身」某個農村選區的積極性，有成為一名稱職的農民利益代言人的強烈願望，即便這個選區的農民願意投票選崔永元當代表，也可能由於現行選舉制度的限制，致使雙方均無法如願。

崔永元們不能被農民選為人大代表，某些不能代表農民利益的人卻總能「當選」。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沉重的遺憾。現在，人們越來越重視人大代表選舉的競爭性問題，認為只有進一步改革選舉制度，讓不同候選人通過公開競爭決出高下，才能讓農民在崔永元與某些鎮長、局長之間作出理性選擇。然而，加大競爭性還有一個條件，就是要完善選舉制度的相關環節，擴大人大代表選舉的開放性，減少針對候選人的地域限制和身份限制，這樣，崔永元們才能擺脫戶籍、工作或居住時間等障礙，成為名正言順的農民利益代言人。

（作者系媒體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