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謠者魯迅：為何捏造「幻燈片事件」的歷史謊言

06-14

受過中學教育者，大都知道「幻燈片事件」和魯迅的「棄醫從文」並把它們當作事實。此外，「幻燈片事件」被當作歷史事實寫進了魯迅年表和文學史。「幻燈片事件」是「中國現代文化史和文學史上的一件大事」。按《吶喊·自序》，魯迅先習醫，後在「幻燈片事件」的刺激下決定「棄醫從文」，雖然很難打破「鐵屋子」，但還是要「吶喊」——而這就是中國現代啟蒙文學的由來。

然而，經日本學者考證，魯迅所說的那張幻燈片根本不存在。著名評論家張閎認為，「幻燈片事件」是「魯學」的「第一大神話」，「當時放映的那組幻燈片已經找到，奇怪的是，惟獨沒有魯迅所描述的那一張。」甚至，魯迅在不同的文章對此事採取不同的寫法，那麼，魯迅為什麼要說謊造假，去捏造這個故事呢？今天我們就來看看魯迅捏造這個歷史謊言的來龍去脈。

這張照片一直被誤解為是魯迅所看到的幻燈片。

「幻燈片事件」與「國民性」的構建

程巍

魯迅 1926 年溫情地描繪了 1904 到 1906 年他與藤野的私人友誼，並把自己在仙台所受的禮遇（「不收學費」等）歸於「物以稀為貴」（他是那裡唯一的中國留學生），而在那張幻燈片的強烈暗示下，這種私人友誼尤顯不可思議。如此，他就遮蔽了當時中日無論政府還是民間的密切關係――「密切得使其他外國人嫉妒」（實藤 1939 年語）――也就使「幻燈片事件」中各種人物的關係（日本兵-充當俄諜的中國人-圍觀的中國人、我-日本同學）發生意味深長的分化和重組，已非當年的那些關係：它們被 1920 年代惡化的中日關係的語境改寫了。為達到刺激效果，魯迅「再造」了回憶。

日俄戰爭於 1905 年 9 月以日本獲勝告終。一個幾乎不知名的東亞小國打敗一個強大的西方大國，一改黃種人和亞洲人的孱弱形象，令世人肅然起敬。戰火甫燃，東西各國就以熱烈興趣觀察著這場「黃種對白種、亞洲對西方的戰爭」，而日本獲勝在亞洲各國激起了一種革命性的聯想。「日俄戰爭實為西洋史中的一個偉大轉折點。」富勒說，「它不僅是一個亞洲國家與一個半歐洲國家的角力，更重要的，是對西方人在亞洲的優勢的大挑戰。當 1904 年 2 月 6 日日本人的戰號吹響後，東方和亞洲所有民族都從古老的幻夢中驚醒了。」

日俄戰爭

中國官民為日本獲勝歡欣鼓舞。1840 年來一直飽受西方凌辱而幾乎喪失種族自信的中國人認識到此戰的深遠意義：它打破了西方由來已久的黃種人劣於白種人的種族成見。

對當時的中國人來說，日本，就是中國人夢想的自己，是中國人已失去的或尚未能實現的自己。這又使中國人的歡喜滲透著恥辱。

自相矛盾的幻燈片事件

魯迅在 1922 年《吶喊?自序》中談到早年在日本留學時棄醫從文的經歷，說微生物課課餘，教師照例放些風景或時事的幻燈片給學生看，其時正當日俄戰爭，有關戰事的畫片自然較多，而作為滿堂日本學生中唯一的中國人，「我在這一個講堂中，卻須隨喜我那同學們的拍手和喝彩。有一回，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示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則綁著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眾，而圍著的便是來鑒賞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

「幻燈片事件」早已進入民族的集體記憶。但「幻燈片」還有一個版本，亦見於魯迅（1926 年《藤野先生》）：「一段落已完而還沒有到下課的時候，便演幾片時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戰勝俄國的情形。但偏有中國人夾在裡面：給俄國人做偵探，被日本軍捕獲，要槍斃了，圍著看的也是一群中國人；在課堂里的還有一個我。」每當看到日軍勝利的畫面，日本同學照例就歡呼鼓掌，這一次也不例外，大喊「萬歲！」，「但在我，這一聲卻特別聽得刺耳」。

「砍頭」在這裡被寫成「槍斃」，這並非魯迅的疏忽。隨後的文字也為「槍斃」提供了佐證：「此後回到中國來，我看見那些閑看槍斃犯人的人們，他們也何嘗不醉酒似的喝彩。」但槍斃現場不同於砍頭現場，圍觀者不能抵近行刑者和受刑者（站在左右），而須站在後方稍遠地方。這給照相機鏡頭帶來一個難題，不能像拍攝「空間密集」的砍頭場面一樣，將處在中心的行刑者和受刑者與呈弧狀遠遠站在後方的圍觀者同時收進一個畫面且同時保證所有人表情的可辨。魯迅顯然對攝影頗為敏感。既把砍頭改為槍斃，就得相應調整整個場景的景深和人物排列，於是不再有「站在左右」一說，不再提「麻木的神情」。換言之，不再是幻燈片上中國人「麻木的神情」震驚了他，而是同看幻燈片的日本同學的「歡呼」刺激了他。在《吶喊?自序》中，視覺（我-幻燈片）更具震撼力，在《藤野先生》中，聽覺（我-日本同學）壓倒了視覺。

藤野先生與魯迅

魯迅 1909 年回國，其時，施行新政的清廷已在修改刑律。修律大臣沈家本受西方現代輕刑主義影響，主張廢除名目繁多的死刑，只在斬、絞中擇取一種，或一律代以西方軍隊通用的槍決。在西方死刑觀念中，槍決被認為給死囚帶來的痛苦最少，也最體面。1910 年 5 月，清廷頒布《大清現行刑律》，規定死刑為斬、絞兩種。由於傳統倫理觀念，瞬間身首異處的斬刑反重於須長久忍受痛苦的絞刑。次年初頒布的仿西方現代刑法的《大清新刑律》規定死刑僅用絞刑，但仍保留少數重罪（侵犯皇室罪、內亂罪等）適用斬刑。1914 年底，民國政府頒布《懲治盜匪法》，一律改死刑為槍決，至少在法律上確立了槍決為死刑唯一形式。北京的刑場隨即由人口稠密的菜市口遷至幾里外天橋先農壇二道門外，那裡是一塊空曠之地。但當時中央對外省控制力有限，各省死刑情況不一，如東北 1925 年仍以斬刑處決死囚，次年改為槍決，但對女死囚仍執行絞刑。

「斬重絞輕」的觀念，與被處死者本人的痛苦程度無關，而與關於「身體完整性」的倫理觀念及砍頭儀式帶給旁觀者的心理震撼有關。正因如此，1900 年，一向譴責中國死刑方式野蠻的「文明之國」的八國聯軍在捕殺拳民時，最初還使用槍決，但很快發現不如斬首有侮辱性（對拳民）、震懾力（對旁觀的中國人）和觀賞性（對旁觀的聯軍士兵），遂將處決一律改為斬首。1905 年，清廷修訂刑法，政府所聘修律顧問、日本法學家岡田朝太郎以其不合「世界大勢」表示異議，謂「各國之中廢除死刑者多矣，即不廢死刑者，亦皆採取一種之執行方法。今中國欲改良刑法，而於死刑猶認斬絞二種，以抗世界之大勢」，「外人讀此律者，必以為依然野蠻未開之法」。

日俄戰爭中處置間諜

魯迅改幻燈片上的「砍頭」為「槍斃」，不僅使處決場景失去砍頭儀式的震撼力，也使日軍―――日本民族精神的代表―――「文明化」了。從《藤野先生》的寫作動機來看，砍頭的野蠻場面必須改寫，以適合該文基調：「文明」的日本人與「麻木」的中國人的國民性對比。魯迅一直沒提幻燈片視覺中心的日本兵的表情。

被用作日本國民性代表的不止是幻燈片上的日本兵，還有藤野（「他的性格，在我的眼裡和心裡是偉大的」）、「為我的食宿操心」的日本職員及觀看幻燈片而歡呼「萬歲」的日本學生。作為中國國民性代表的也不止是幻燈片上神情麻木的被處決者和圍觀者，還有東京成群的中國留學生（「我」是例外）―――他們在櫻花樹下徜徉，頭髮「油光可鑒，宛如小姑娘的髮髻一般，還要將脖子扭幾扭，實在標緻極了」，當「我」在中國留學生會館勤奮讀書時，把這幾張東京中國留學生的生活速寫與「幻燈片」並在一起，會產生一種魯迅所期待的蒙太奇效果：「麻木」從被處決者和圍觀者臉上擴散到東京中國留學生內心，化作一種名曰「中國人的劣根性」的黏稠之物：「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

記憶再造與「種族之戰」

魯迅 1926 年溫情地描繪了 1904 到 1906 年他與藤野的私人友誼，並把自己在仙台所受的禮遇（「不收學費」等）歸於「物以稀為貴」（他是那裡唯一的中國留學生），而在那張幻燈片的強烈暗示下，這種私人友誼尤顯不可思議。如此，他就遮蔽了當時中日無論政府還是民間的密切關係―――「密切得使其他外國人嫉妒」（實藤 1939 年語）―――也就使「幻燈片事件」中各種人物的關係（日本兵-充當俄諜的中國人-圍觀的中國人、我-日本同學）發生意味深長的分化和重組，已非當年的那些關係：它們被 1920 年代惡化的中日關係的語境改寫了。為達到刺激效果，魯迅「再造」了回憶。

一國民眾對另一國民眾的好惡，常受政府的暗中操縱，是好或惡，視本國利益而定。本來，1894-1895 中日戰爭中國的慘敗及割地賠款，已使中國人對日本產生仇恨。為抵禦日本繼續擴張，中國採取聯俄拒日之策，指望西伯利亞鐵路在中國危急時能將大批俄軍迅速運至東亞―――不出所料，日本感到了巨大壓力。

但俄國的野心不止於「假道伐虢」。1900 年八國聯軍出兵鎮壓「拳亂」，俄國趁勢佔據東北，且無意在戰後撤兵。這就同時危及了中國和日本。面對共同的敵人，中日迅速接近，努力消除敵意。東京帝國大學校長外山指出：「支那的存亡對所有日本國民自家的安危有切實的關係。」軍事和政治的交往由此開始，並迅速升溫。

日俄戰爭中的中國平民

但能製造情感認同的還是文化和民間交往。日本不斷拋出對中國人極具誘惑力的「同文同種」說辭，以使其產生「黃種人共同對付白種人」的東亞一體幻覺。1900 年日本東亞同文會在上海開設東亞同文書院，在次年開學典禮上，應邀出席的中國官員熱情洋溢地致辭，謂書院是對「反抗白種人對東亞統治的重要支持」。《中外日報》遂提議：「日本有東亞同文會，以保全東亞為志，我中國亟宜創立一會，與東亞同文會同義。」日本駐華公使谷野鼓勵中國人到日本留學，承諾日本將承擔幾百中國學生在日學習費用（魯迅的「不收學費」大概受惠於此），但在致日本外相密函中，他道出此舉的深遠動機：「將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國新人才散佈於古老帝國[中國]，是為日後樹立日本勢力於東亞大陸的最佳策略……不僅中國官民信賴日本之情，將較往昔增加 20 倍，且可以無限量地擴張勢力於大陸。」

俄國加快步伐，欲強迫清政府簽訂密約，承認俄國據有東北的事實。中國眾多有識之士立即看出密約的連鎖反應。刑部吳君遂在一篇演講詞中說，「俄約既成，各國援例而起，利益均沾，則瓜分之局立成」，「既不敢言戰，或可以乞援各國。各國利害相關，必有仗義執言出而干預者；言之濟濟，必有代為之戰者。合力以圖俄，約不難廢也。」1901 年 3 月《中外日報》載文曰：「東三省曾為日本所得，俄出阻擾，使還中國，今乘間取之，日人必不甘心。度以近日時勢，日本尚足拒俄，我之力雖不足拒俄，我之財尚足助日以拒俄。」5 月，清政府拒絕與俄簽約。一位滿族貴族遂投書《中外日報》，稱「今朝廷已一力拒絕，亟宜與英、日速訂防俄密約，許以利益，以保東亞永遠太平之居。一則唇齒之誼，一則商務所關，當必樂於從事」。

當時此類奏章和文章頗多，權衡利弊，多傾向於聯日拒俄。在華日本人也暗中促成其事。1903 年 5 月，京師大學堂眾日本教習探知中俄密約又有可能畫押，請假歸國，準備對俄作戰，法律教習岩谷臨別以沉痛語煽大學堂學生，謂「中國存亡，在此一舉」，「教育者，養全國忠愛之精神也」，「以日本學生例之，當痛哭流涕，結大團體，發大志願，決不令政府以此地與俄。中國學生俱屬亡國性質，我不屑教，當即回國矣」。大學堂學生立即「鳴鐘上堂」，群情激昂，向各校拍發電報，聯合運動，又上書管學大臣請代奏拒俄書，稱「若聯英、日以拒俄，無論俄憚於英、日之勢強，不戰而自退，即還我東三省之故物。縱俄一旦與我分裂，英、日必以水陸各軍麋集於東三省、海參崴左右，猛力撲擊。俄國雖有西伯利亞鐵路運兵之迅速，亦日不暇給，我國即調袁軍、馬軍各勁旅防守邊境。戰事之結果，雖至微利益，亦必得收回東三省之主權，保二十年之和平」。

鄂省學生在接讀大學堂學生電文後，也「鳴鐘上堂」，並上書兩湖總督，謂「岩谷先生之言可三思」，「請正告政府，弭患未燃，將俄人背約之罪布告萬國，興師抵拒，聯合英、日，以作後援，學生等願披甲執戈，供大人麾下甲士，以一吐我椎心泣血之隱痛，一雪我四萬萬人同胞之大恥，雖飲俄人之刃，食俄人之彈而不怕也」。

拒俄運動轟轟烈烈展開，各地紛紛成立「拒俄義勇軍」、「鐵血會」一類組織，連寓美華商亦電告中國政府「若肯出兵，聯了日本，去打俄國，一切兵費，寓美的華商情願代籌」。中國留學生雲集的東京更是拒俄運動的海外中心。誓將俄國勢力逐出滿洲的日本政府對留日學生的拒俄運動暗中加以鼓勵。1903 年 3 月，一個夜裡，中國留學生忽聞街上傳來刺耳的搖鈴聲，原來日本人甫接密報，謂中俄密約將簽，特搖鈴相告。留學生們次日即召開大會。會上，演講者慷慨激昂，聲淚俱下，聞者亦群情激越。日本學生同日召開「強硬青年大會」，並派代表來中國留學生大會演講，鼓動中國人以強硬方式對付俄國，稱「日本同中國合兄弟一樣，唇齒相依，大家共保黃種才是」，演說畢，邀幾百中國學生去他們的會場聽演說。

留日學生拒俄義勇軍迅速成立，決定赴東北作戰，為此他們抓緊操練，學習射擊。留日女學生也不讓鬚眉，創立「赤十字社」，學習戰場看護，並上書貝勒載振，謂「公議隨軍北征，軍中之事情，雖不克任，而裹傷收屍，縫?具食，或能為之；即不得已，邂逅死所，附於國殤，亦足以塞天下女子之責」。儘管日本政府暗中鼓勵中國留學生拒俄運動（東京警察面贊「君等愛國之心實在可敬」），但顧及「拒俄義勇軍」之名及其軍事訓練惹起「國際」麻煩而禁止他們公開活動（義勇軍遂大批返國，加入國內拒俄運動），但對「赤十字社」的活動「日本皇族、貴族甚歡迎之」（《浙江潮》）。

日俄戰爭漫畫

魯迅 1902 年 2 月到 1904 年 8 月在東京弘文文學院學習，其時正是東京中國留學生各種運動風起雲湧之時。最活躍的是拒俄派和反滿革命派，兩派人員互有重合，但宗旨不同。魯迅一度出入排滿主義圈子，常「聽演講」，但他不習慣人群，不久淡出，孤身前往沒有一個中國留學生的仙台。1903 年《蘇報》載文感慨留日學生精神可嘉，「非謂留學生之性質有以優於內地也，以居留東京，多生無窮之感情，多受外界之刺激，故苟非涼血類之動物，殆無不有國家二字浮於腦海者」。但在《吶喊?自序》中，魯迅為論證他所說的「中國國民性」，就避而不談東京廣大中國留學生奮發昂揚的精神（因與「麻木」對不上號），只訴說自己無邊的寂寞；在《藤野先生》中，無邊寂寞依然是主調，但好歹安排了幾個中國留學生出場，卻只是讓他們在櫻花樹下上演一出醜劇，夜裡，魯迅聽到的也只是他們的舞步聲。

種族偏見與國民性的誕生

早在 1901 年，東北就活躍著多支拒俄義勇軍。他們本是殺人越貨的馬賊，但國難來臨，立即成了出生入死的愛國者。俄國人為永據東北，大批驅趕和殺戮中國人，其殘暴無行激起中國人普遍的仇俄情緒。對充當俄國間諜的中國人，義勇軍絕不手軟，一旦捕獲則殘酷處死。1904 年 2 月，日俄戰爭爆發，日軍與俄軍血戰於東北。中國政府「以日驅俄」之策實現，遂宣布「嚴守中立」，但東北拒俄義勇軍依然神出鬼沒，襲擾俄軍，與日軍相呼應。中國人與日本人因同仇敵愾而生兄弟之情。

1904 年 5 月英國《印度太晤士報》刊文云：「遠東近日之現象，其最可詫者，乃中國忽表同情於日本耳。」且預斷「無論此戰之結局如何，中日兩國，必當自此聯合也」。中日戰後可能聯盟的景象在西方產生「黃禍」臨頭的幻覺，遂有離間中日之策。為駁斥西人挑撥中日關係，中國駐英公使汪大燮 1906 年 1 月發表談話，謂「當日俄未戰以前，[滿洲]居民損失不貲，及戰端既開，轉以無恙，其對於日本之感情，今日尚難解決」。

1904 年 8 月《大陸》通報雲，「近來『馬賊』橫行於東三省各處，實足挫俄軍之勢力，聞有『馬賊』稱曰『愛國馬賊』，其中一隊專橫行於新民屯附近，彼自稱東亞愛國馬賊之凱旋隊。均有新式之槍械，在各處遇見俄人，即襲擊之」；又報「愛國馬賊」人數已「不下六千餘人，屢與俄軍衝突，以冀斷絕俄兵交通之途，或窘俄之哨兵，或毀俄之鐵路，專以妨害俄軍為目的」，「滿洲居民皆與之親密，尊之為愛國義士」。報道稱義勇軍「均有新式之槍械」，但未說明提供者。據 1903 年 12 月沙皇尼古拉二世致德皇威廉二世信，可約知其來源：「兩天前，我接到一份報告，說日本人正在你我的背後偷偷摸摸地武裝中國人來反對我們。報告又說，他們已同中國締結了一項秘密協定，以二萬支新式連發步槍和彈藥、四十八門野戰炮、十二門速射山炮和彈藥供給中國軍隊。」

1904 年 3 月《礦工拒俄》報道，「武山地方，現有煤礦中中國工匠數百人起而攻擊俄人，又有哈爾濱及西伯利亞之避難波斯、猶太人組織一秘密會，專與俄人為難，其首領現在極力號召各國狂徒、中國礦工及『馬賊』等共兩萬五千人以成此舉雲。」同月，《天津日日新聞》報道「東省仇俄會」成立及處死三名通俄犯情形：「現有人結為私會，遍貼揭帖，以庚子俄人在黑龍江驅逐華人，溺斃多命，倡議仇俄。聞該會聚人眾多，有甲乙丙三人，私與俄人通款，為該會覺察，均置之死地。」

回到「幻燈片」。那個行將被日軍處死的中國人的身份與其說是中國人，不如說是俄國間諜，即便落在圍觀的中國人手裡，也會被當賣國賊處死。換言之，日本兵與圍觀的中國人共同參與對一個「俄國間諜」的死刑。作為幻燈片的觀看者之一，魯迅與幻燈片上那些圍觀的中國人分享著同一種感受，儘管他不太可能像日本同學那樣鼓掌歡呼。只有那個將被處死的俄國間諜是孤獨的。

印度人從中看到了獨立的希望。普拉德罕說：「日本勝利對於印度人心的影響，是不可能再加以誇大的了，印度學生開始研究日本歷史，想要發現其戰勝歐洲最大強國的原因。他們所發現的答案為日本的愛國心、自我犧牲和民族團結。這才是軍事能力以外的奇蹟力量。」幾十年後（1941），在日軍「炸彈像冰雹一樣從天空掉下，在我們周圍爆炸」的昆明，北大校長蔣夢麟躲在防空洞寫回憶錄，憶及日俄戰爭對清末中國人的心理震撼時，他覺得此一時彼一時，沒什麼好迴避的：「[日本獲勝]更使中國的革新運動獲得了新動力―――日本已成為中國人心中的偶像」。

中國官民為日本獲勝歡欣鼓舞。1840 年來一直飽受西方凌辱而幾乎喪失種族自信的中國人認識到此戰的深遠意義：它打破了西方由來已久的黃種人劣於白種人的種族成見。當 1904 年 2 月日本海軍在旅順港首戰告捷時，《中外日報》說此戰意義「實較之保全土地、倖免瓜分諸端尚萬萬也。案亞歐人自相遇以來，歐人無不勝，亞人無不敗，黃不如白之言遂深入人心而不可破」，「白人既居之不疑，而黃人遂妄自菲薄，以為此天實為之也。不料今日日俄之戰一開，又得發明世間一至大之公例。此例為何？乃國家強弱之分，不由於種，而由於制」。這為中國仿日本進行憲政改革提供了更充分的說服力，改革在 1903 年後驟然加速。

對當時的中國人來說，日本，就是中國人夢想的自己，是中國人已失去的或尚未能實現的自己。這又使中國人的歡喜滲透著恥辱。1904 年 2 月，當中國人欣喜於日軍首戰告捷時，《中外日報》提醒國民：「日本之勝，吾人之恥也，憤且不暇，何以喜為？」這或許正是魯迅當時的真切感受。他在仙台看幻燈片時，他內心產生的巨大衝擊與其說來自日軍處決一個俄國探子，不如說來自日本進步之速與中國進步之緩的對比。到 20 年代，當日本一系列侵華辱華事件導致中日關係惡化時，中國人才會敏感那個被日軍處死的俄國探子的中國人身份，感到一種深深的民族恥辱。換言之，「幻燈片事件」是多年後魯迅展開他的「中國國民性批判」的一個敘事策略。但他將見於一切民族的弱點說成「中國人的劣根性」，將「人類性」表述為某個民族的特性，就重建了被日俄戰爭動搖的一種西方殖民主義的種族偏見。

「中國人的劣根性」非魯迅之「發現」（只要他願意，他同樣可發現「劣根性」的對立面―――優異性），而大多來自他 1916 年閱讀的阿瑟?史密斯（明恩博）的《中國人的特性》（1895），一本在建構和傳播「中國人的劣根性」方面起了非同小可作用的名著。辜鴻銘 1915 年以一個早熟的「後殖民」批評家的犀利眼光，指出阿瑟?史密斯之流的「漢學」與在西方掌權並奴役東方的「約翰?史密斯」之流的殖民政策之間的相互支撐關係：「在中國，那約翰?史密斯極想成為一種凌駕於中國人之上的優越者，而阿瑟?史密斯牧師則為此寫了一本書，最終證明他―――約翰?史密斯―――確實比中國人優越得多。於是，阿瑟?史密斯牧師自然成為約翰?史密斯非常親愛的人，他那本《中國人的特性》也就成了約翰?史密斯的一部聖經。」

作者：程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