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際的中興曙光——永曆小朝廷敗亡記

歷史學的研究是立足於時間之上的，在關鍵時刻，某個時間點便意味著「劃時代」。時間的重要性在此不言而喻。不同的時段具有明顯的差異特徵。永曆朝共計十六年，中間經歷了多次大的政治變局，在不同的時期，永曆朝政治群體面臨不同的政治形勢，政治群體也存在很大的變動。例如隆武二年，永曆帝「立百官，行監國事」，標誌著永曆朝政治群體的正式形成。永曆二年，金聲桓、李成棟相繼反正，表明外部勢力開始介入到永曆朝政治當中，永曆五年，「孫可望使其偽將吳都督至南寧，劫上求冊寶專制，大學士嚴起桓死之，並殺給事中吳霖等十餘人」，「冬，孫可望遣兵脅上居興隆，百官虞衛死亡潰散，從上者百餘人；永曆九年，孫可望取給事中雷德復等十七人，殺之於貴州」。這兩次事件標誌著永曆朝文官系統的徹底崩潰。永曆十六年，吳三桂弒上於昆明，永曆朝政治群體從此不復存在。

1、初創時期。《永曆實錄》載：「隆武二年八月丁酉，思文皇帝遇害於順昌，全閩陷。」隆武帝的遇害標誌著南明小朝廷的再次淪陷，由於南明仍然控制著湖南以及兩廣等相當廣闊的一片區域，因此他們仍然有實力推舉另一位明宗室擔任新的領袖。按照封建序列，桂藩乃神宗嫡支。所以朱由榔成為了合適的人選，也得到了多數地方大員的支持。「十月丙戌，上即位於肇慶，獎勵文武兵民，同仇恢復，改明年為永曆元年」。儘管監國之初，丁時魁即勸阻朱由榔「親行陣，慎賞爵，攬威福」，但朱由榔只是表示讚許，卻未能實施。並且之後由於朱由榔的怯懦以及奸人的唆使，僅僅因為贛州失守的消息，永曆小朝廷即逃往梧州。這種驚慌失措的舉動，對於維繫人心是極為不利的，其直接後果就是續封唐王在廣州稱帝，廣東一省之內同時出現兩個南明朝廷，同室操戈的鬧劇再次上演。李成棟乘此良機佔領廣州，永曆朝最為重要的軍事、經濟要地落於敵手。其後，湖南也相繼淪陷。

永曆朝的創立雖使抗清鬥爭又一次擁有了新的旗幟，它的存在標誌明王朝仍然有中興的希望，但在那樣嚴峻的形勢下，這面旗幟能打多久仍有很大的疑問。

2、重現生機。永曆二年始，永曆朝的前景十分暗淡，局勢危急。湖南一地大部淪陷，此時永曆朝已基本無法組織有效的反擊。但偏偏在這樣山窮水盡的時候，由於清朝方面的防制以及壓迫，金聲桓、李成棟等漸生不滿，於是攜江西、廣東全省反正。何騰蛟也趁勢收復全州、永州等地。船山先生稱讚道：「自南方興師以來，推麻河戰功第一。」

反正浪潮的出現使得抗清局面為之一新，這無疑是實現中興的絕好時機。「時江、楚、閩、蜀大鎮數十，擁兵殆百萬，四方紳士義民起義者接踵」。清政府為保長江防線，在四月就把孔有德、耿忠明、尚可喜三王的兵力全部撤到武昌、漢口，留守湖南的兵力十分薄弱。據《明紀》：「金聲桓、李成棟之反也，清兵於湖南始退。」這也說明了其時清朝對於湖廣的統治還不穩固，防守兵力也相當有限。永曆政權此時可以投入的兵力已經遠遠超過當地清軍，如果能夠使湘、粵、贛連為一體，則在戰略上搶得先機。只可惜這樣的轉機來得太突然，以至於永曆朝君臣都無法作出及時的反應。加之群臣囿於門戶之見，無法一致對外，以致坐失良機。如果永曆帝能接受臣下的正確建議，整頓內政，嚴明軍紀，有計劃地展開反攻，爭奪半壁江山也不是不可能的。而清軍則不失一切有利時機地進行大反攻，金、王、李等反正軍敗沒，何騰蛟、瞿式耜殉難，湘粵兩地盡失，永曆朝就這樣使一次難得的恢復之機白白葬送。

3、低潮時期。永曆三年，何騰蛟被執不屈，堅持了近一年的金聲桓、王的仁反清鬥爭也遭到了血腥鎮壓，金聲桓、李成棟相繼戰死。剛剛有所好轉的戰局轉瞬間發生了變化。在如此危難的時刻，永曆朝政治群體仍是不忘內鬥，吳楚黨爭達到了一個高潮。「二月，吳貞毓、萬翱、張孝起、程源等疏攻金堡、丁時魁、劉湘客、蒙正發、袁彭年，詔貸置彭年勿問，逮堡等下錦衣衛，拷之」。最後在瞿式耜、嚴起桓等多位大臣力諫之下，方才罷休。但這次事件的破壞性極大，政治團體間的爭鬥居然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全然不顧大敵當前的局面。

此時，各地的抗清鬥爭仍在繼續，譬如魯監國在浙江，鄭成功在福建。但當時的情況表明永曆朝廷已經接近崩潰，堅守了四年之久的粵西樞紐重地——桂林也陷於敵手，瞿式耜、張同敞共同殉難。由於撤退時的漫無組織，從上到下一片混亂，不少官員從此脫離了永曆朝，也逐漸拉開了永曆朝政治群體消散的序幕，部分官員投降清朝，如袁彭年、丁時魁等人，部分官員避入深山之中，或隱居，或剃度，如劉遠生、劉湘客、方以智等，王夫之即是在這時脫離永曆朝返回故鄉從此以遺民自居的。陳友龍、李元胤、焦璉等戰將也相繼戰死。永曆五年，「高必正為孫可望所劫，兵大潰，必正死」。從此開始，大順軍余部在川、鄂邊界長江三峽地區組成了有名的「夔東十三家」。環顧中國，此時能夠支持永曆朝繼續抗清的只剩下大西軍隊伍了，而孫可望、李定國等人也希望「憑藉大國」，獲取正式的名號，於是永曆朝與大西軍漸漸走上聯合的道路。

4、生機再現。永曆六年，在確定聯明政策之後，孫可望雖然未能獲得原先期望的「秦王」封號，但仍然決定出兵抗清，於是遣李定國出湖廣，「兵出，凡七月，復郡十六、州二，闢地將三千里，軍聲大振」。劉文秀出四川，「吳三桂馳救之，迎戰大敗，退師川南」。李定國屢克大敵，「桂林衡州之戰，兩賺名王，天下震動，此自萬曆以來全盛之天下所不能有也」。對於永曆朝而言，這確又是一次難得的恢復之機。可嘆的是永曆朝的官僚們並未把農民軍抗清的巨大勝利當作自己的勝利，因此他們不但不想為農民軍抗清創造條件，反而從中破壞，製造孫可望、李定國之間的矛盾。馬吉翔為了尋找靠山，獻媚孫可望，就請人「畫《堯舜禪受圖》，欲以進秦王(可望)」，鼓動孫可望逼永曆帝退位，自稱皇帝。而永曆帝及吳貞毓等大臣因不滿孫可望對他們失禮不周的待遇，便以此認為孫可望試圖篡位。於是以「血詔」予定國，命李定國救駕，這樣也造成了孫李之間的矛盾。孫可望因此令馬進忠、馮雙鯉撤軍，使處於激戰中的李定國陷入孤軍奮戰的不利地位，被迫撤兵，使湖南復陷。

孫可望採取聯明抗清的決策是正確的，在聯絡永曆朝的初期備受刁難與欺騙也是事實。從他不失時機地派兵救出永曆帝，安置於自己的轄區來看，表明他對永曆帝的號召作用是有一定認識的。然而，在如何利用永曆帝這面旗幟時，孫可望卻犯下了致命的錯誤，「可望令上居於興隆衛（安龍府），月進膳金二十兩，米十石，宮眷內臣皆啜薄粥，內臣負薪汲水，宮婢自炊之。可望自構宮殿於雲南，黃屋雙闕，出入皆建葆羽、日月旗、孔雀扇、屈柄幢蓋，乘金龍步輦，名其親軍曰扈衛，鑄印仍獻忠式，帝制自大。歲遣軍戍興隆，譏禁從官出入。李定國大惡之」。只可惜無論是永曆朝君主群臣，還是孫可望本人都過於糾結於封王一事上，忘記了此時清軍已是虎視眈眈，孔有德以及尼堪的被殺打破了清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於是清朝決定派遣洪承疇「總督軍務，經略五省」，同時抽調各地精銳進軍西南。

不管孫可望有無篡位之心，但永曆朝官員如此的行動無疑將孫可望迅速推向了清朝。黃宗羲在《永曆紀年》中這樣寫道：「可望終翼秦王，言：臣惟一意辦賊，成功之後，始敢議及封爵耳。」誠如學者翦伯贊所言:「初則逼之以貳，繼則激之使叛，而終則迫之使不得不投降於滿清。」於是孫李之間矛盾愈演愈烈，終至大動干戈。李定國雖然獲勝，大西軍隊伍也開始四分五裂，實力遭受重創。

5、大勢已去。永曆九年，在如何對待永曆帝的問題上出現了分歧，李定國與孫可望正式決裂，「孫可望舉兵犯順，攻雲南，次高沙寺，李定國帥師御之」。孫可望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廣大將士的不滿，儘管擁兵眾多，但十幾萬大軍頃刻瓦解.「永曆十一年，李定國兵至貴州，大敗孫可望之兵，可望棄貴州走武岡，降於清」。出於李定國對永曆朝的再造之功，朱由榔給與了李定國最高的權威，「詔賜李定國上殿，行親王禮，征討付定國，余以敕旨行事」。

古語有曰：師克在和。定國與孫可望的武裝衝突，使農民軍元氣大傷，在整個戰略上由攻勢轉為守勢，形勢每況愈下，終致覆亡。大西軍領導集團之間的內鬥使得抗清最後的復興良機化為幻影。恢復之機又一次為朱由榔為首的官僚們所葬送。困擾永曆朝多年的紛爭在此終於結束，雖然在最後的時刻獲得了唯一的核心，但永曆朝頹敗的局勢到此卻難以扭轉了。永曆帝也不得不在清軍的逼迫之下退入緬甸，「永曆十三年，孫可望、洪承疇請兵大舉攻雲貴。……永曆十四年，李定國之師潰，奉上居永昌。……永曆十五年，清兵逼永昌，李定國奉上奔緬甸」。永曆帝的這次播遷標誌著徹底退出了政權的爭奪。

永曆十六年，「前平西伯晉封薊國公吳三桂弒上於雲南，及皇后王氏，世守雲南黔國公沐天波死之」。儘管抗清鬥爭仍在延續，鄭成功、夔東十三家義軍依然在堅守，但朱由榔之死等於宣告了南明的結束以及永曆朝政治群體的最後覆亡。

永曆六年至十六年是南明的最後十年，在這十年中，原有的政治成員逐漸消失，或殉國，或隱去，或降清。無論是物質上還是精神層面，正規的政治體制幾乎崩潰。從宏觀上看，永曆朝的走勢如同一條蜿蜒的波浪線，有高潮也有低谷。由於缺乏正確的戰略謀劃，永曆朝僅現的兩次轉機，其持續時間都很短暫，然而永曆君臣未能把握時機。歷史不允許假設，當機會擺在面前卻不能夠把握，失敗也就不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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