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當選總統讓美國主流媒體蒙羞了嗎？

特朗普

撰文|賈鶴鵬（康奈爾大學傳播學博士候選人）

責編 | 程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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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讓美國主流媒體很尷尬。幾乎沒有一家主流媒體支持這位大嘴巴的候選人，包括傳統上偏向於共和黨的《華爾街日報》和福克斯新聞網。大量媒體也都依據民意測驗的結果來預言特朗普難以問鼎白宮，這讓希拉里早早就在推特上祝賀自己的生日時聲稱「祝賀下一位美國總統的生日」。

特朗普當選後，各種揶揄美國主流媒體的評論應運而生。或者分析其頑固不化，或者批評它們堅守迂腐的政治正確性而無視民意，或者進一步升華為指責資本主義新聞業的虛偽。那麼媒體到底做錯了什麼？特朗普的當選又會如何改變美國媒體，會讓捍衛精英主義的傳統媒體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么？

質疑主流媒體的聲音主要集中在兩方面，一個是譴責其站隊支持希拉里，另一點是抨擊其誤判輿情。但最近筆者在與《知識分子》主編、北京大學講席教授饒毅先生交流時，他認為媒體在此事上無可指責，特朗普的確值得抨擊，而媒體的預測是基於各種民調數據，而非因為自家喜好而胡亂預言。

饒先生說的很有道理，但也很有必要進一步澄清。首先，在媒體站隊方面，美國的主流媒體一向是嚴格區分新聞與評論，評論需要體現立場而新聞要客觀中立。這種劃界在這一次大選中也無不同，美國主流媒體熱捧希拉里的同時，對於希拉里擔任國務卿期間私設伺服器處理公務電子郵件的郵件門醜聞也沒少報道。如果為了確保希拉里當選，它們盡可以對此輕描淡寫，或者在報道中反覆替希拉里伸冤。

如果說這一次大選有何不同，首先就在於如此多的媒體不支持兩大候選人中的一個，包括諸多本來站隊於共和黨的保守派媒體。這實際上體現了美國媒體固然有黨派屬性，但也同樣以維護社會主流價值為己任。這一點我們將在下面討論政治正確時細說。此處僅限於指出，實際上美國主流媒體選擇黨派站隊與維護社會主流價值並不矛盾。前者恰恰體現了媒體對自己所推崇的價值觀的維繫。

在維護主流價值觀方面，美國主流媒體有很多表現與我們的日常理解並不相同。比如，在推崇自由民主的美國社會，媒體反而並不熱衷於報道抗議示威，除非後者確實針對的是高度不合理的政策。比如，2011年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就沒有得到媒體的大幅同情性報道，即使示威者實際上就在距離主流的《紐約時報》或《華盛頓郵報》辦公地點不遠的地方安營紮寨。但是，在加州大學校園中出現校警用辣椒水噴射屬於佔領運動一部分的示威學生後，媒體對這一運動的報道驟然升級。這種報道強度的變化，並非僅僅是因為佔領運動本身不是新聞，示威學生被噴射辣椒水才是新聞，更主要是因為美國主流媒體把保護弱者和捍衛自由集會權視作維護社會主流價值觀的一部分，故而在這一事件後進行了大幅度報道。在這個意義上，忽視起初的佔領運動和大幅報道學生被虐待具有內在的一致性。

特朗普的粉絲也經常嘲笑主流媒體依據的民調不能反映沉默的大多數（指不接受民意調查或民意調查無法反映其聲音的大眾），從而錯誤預計希拉里會以壓倒性優勢當選。這一指責的確反映了事實。但首先，主流媒體並不是因為民調數字才騎牆到希拉里一邊，它們抵制特朗普更主要是因為後者肆無忌憚地踐踏了美國主流價值觀；其次，媒體在報道民意問題上，當然要依靠實證手段。無法以電話調查準確描述和預計選情，這是整個民意調查系統在社交媒體時代運轉不良的錯誤，這個棒子不能打到媒體身上。

在特朗普選戰的語境中，政治正確性被當成負面辭彙甚至是體現包括主流媒體在內的精英階層迂腐的代名詞。但在美國歷史上，政治正確性絕不意味著知識界禍害社會。恰恰相反，政治正確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改造社會或維護社會主流價值為己任的精英階層推動社會進步的產物。

在美國歷史上，種族歧視、性別歧視、階級歧視以及後來的同性戀歧視無不深刻地影響著社會。在制度層面上抑制這些歧視的同時，包括媒體記者在內的許多知識分子也把話語權作為維護進步價值的工具。通過在話語層面的政治正確運動，種族、性別和性取向方面的平權固化成為精英階層的日常意識，也廣泛影響和維繫了社會主流價值。大量文藝作品和新聞生產活動都在體現和強化著這種政治正確。

在這種情況下，當在大選中異軍突起的特朗普對移民、宗教等問題大放厥詞時，主流媒體自然要挺身而出，對特朗普陣營進行廣泛和深刻的抨擊。固然包括媒體記者在內的知識階層成員大部分擁護與自己價值立場接近的民主黨，但對特朗普的攻擊，完全不是為了黨同伐異而是為了維護美國社會的主流價值和權利平等。

當然，萬事過猶不及。政治正確走到極端化的程度也會導致一些「過火的」行為，比如讓一些報道題材成為相對禁忌。這並非因為這些報道會導致主流知識界不願看到的結果，而是因為這些被報道題材的主旨經常會蘊含對特定群體的歧視色彩，如探究男性是否比女性聰明，或者檢測黑人是否具有某些不愛好學習的天然稟賦。不論其結果如何，這些研究本身都將其研究對象特殊化並體現出對其的歧視，自然得不到主流媒體重視。

當然，「政治正確」的廣泛深入也會讓學者把自己小圈子的文化錯以為是整個社會人們主動追求的價值，這方面的內容就包括對移民的寬容和對伊斯蘭教污名化的反擊。這些做法無疑是值得肯定的，但從特朗普頻出污衊移民和伊斯蘭教的言行仍然得到大量粉絲支持來看，無疑美國社會中有相當多成員秉持這種態度。實際上，這從另一方面說明了政治正確運動的價值。如果沒有政治正確，不難想像，大量民眾中根深蒂固的種族、宗教歧視就更容易顯性化，並實實在在地影響弱勢人群的公平機會。

特朗普勝選後，不少學者分析認為這體現了社交媒體時代草根階層的民粹主義戰勝了主流媒體體現的精英主義。就選舉結果而論，這確實體現著民粹主義的崛起，而且這種民粹主義並非始於今日的美國。英國脫歐和更早的奧巴馬首次大選，莫不是靠著社交媒體對普通民眾的巨大動員力而贏得政治目標。

但因此得出美國主流媒體已經被民粹主義顛覆，則有些言之過早。首先，儘管民粹主義的興起將特朗普送上了總統寶座，但這種思潮從未贏得議程設置和話語支配的權力。正如上面所講，贏的是沉默的多數（從希拉里獲得更多選票但輸了更多的州導致競選失利來看，說沉默的多數實際並不準確），這個多數只能用選票四年或兩年發一次言。輿論的掌控毫無疑問仍然處於媒體精英手中。當然，正如傳統的選情預測難以預計沉默的大眾的選擇一樣，輿論的議程設置權與民眾實際行為的分離也為輿論研究學者提出了新的研究議題和挑戰。

其次，民粹主義興起，選出來的仍然是精英，特朗普當選不幾日就急著「視察」《紐約時報》，擺出一副講和的態勢，說明精英之間仍然做好了妥協準備。而不論是特朗普示好媒體，還是放棄追究希拉里郵件門，抑或是為任命右翼分子斯蒂芬·班農擔任策略師而辯護，莫不體現出折衷和靈活的立場。在這種情況下，特朗普及其團隊完全沒有動力去代表沉默的大眾來打壓主流媒體，何況美國憲法所賦予的媒體自由，也是總統所不能違背的。

第三，讓評論者得出主流媒體沒落的很大原因是隨著社交媒體和自媒體的興起，本來還沒有充分適應網站對紙媒衝擊的傳統媒體又面臨著自媒體、信息類手機應用等的挑戰，收入日漸下降。假如在整個媒體市場上，並不嚴格遵守甚至背棄傳統媒體遊戲規則（如新聞與評論分離，如精英編輯對內容把關）的自媒體一統天下，那主流媒體所維繫的價值觀無疑也會受到嚴重衝擊，主流媒體也自然有被顛覆的極大可能。

然而，現在說主流媒體已經被自媒體顛覆尚為時過早。一方面，據深圳大學教授、《深圳日報》原總編輯辜曉進赴美對十餘家傳統大報所做的調查，以《紐約時報》為代表的大多數主流媒體現在已經挺過了自媒體最初的衝擊，正在積極利用自媒體和信息應用程序等新媒體技術走向復興，多家傳統媒體的數字化收入已經超過了傳統的紙媒收入。另一方面，以社交媒體為平台的自媒體和以手機應用為載體的新媒體技術在快速增長後，自身也面臨瓶頸。這些新興媒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言一些普通民意，但由於其采編實力無法與傳統媒體競爭，所以這些媒體中一部分所代言的民粹聲音，在總體上尚難以對主流媒體形成挑戰。

而更加重要的是，即便有部分自媒體自認為代言草根，並不在乎新聞操守，但大多數自媒體仍然以傳統媒體所推崇的各種規範作為自己追求的目標，並在有可能的時候盡量體現這些傳統規範。它們對傳統媒體的衝擊，最主要體現在侵蝕廣告收入，但很多廣告商實際上也是社會精英價值的捍衛者。很多廣告商在自媒體或信息應用程序上投放廣告為的是有效覆蓋精準人群，對極端民粹聲音則不無抵制。

總之，從特朗普當選後的示好媒體舉動到廣告商和新興自媒體也在維護或追求主流價值，這莫不說明，在一個成熟的社會，方方面面的精英都有強大的動機來維繫社會主流價值，傳統媒體不過是其中一環。只要社會精英的主體仍然遵循著這種對主流價值的維護，民粹主義顛覆主流媒體就不過是喜歡非議後者的評論者的一個噱頭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