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皇帝傳略》之道光帝旻寧

《清代皇帝傳略》之道光帝旻寧

潘振平

道光帝旻寧是清朝入關後第六代皇帝，生於乾隆四十七年八月初十1782年9月16日，卒於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1850年2月25日。在位30年，終年69歲。廟號宣宗，葬慕陵。

一帆風順的繼統者

旻寧原名綿寧，愛新覺羅家族傳至他這一代，是為「綿」字輩。乾隆帝在世時曾經說過：「綿字為民生衣被常稱，尤難廻避，將來繼體承緒者，當以綿作旻」。故綿寧繼統之事成為定局，即遵照乾隆帝當年的諭旨改名為了方便起見，我們在文中一概作「旻寧」。在中國歷史上，帝王姓名的避諱問題，曾引起不少風波。讓皇帝以比較冷僻的字取名，不失為聰明的辦法。

旻寧的生母喜塔臘氏，是總管內務府大臣和爾經額之女，嘉慶帝顒琰為皇子時，乾隆三十九年冊為嫡福晉，嘉慶元年立為皇后，翌年去世，死後稱孝淑皇后。在清代所有的皇帝中，嫡出的只有旻寧一人。他曾經有過一個長兄，但出生僅三個月就病死，連名字都來不及起，所以旻寧實際上又可以算是長子。清朝不立儲君，康熙帝曾一度學習漢人立嫡長子為皇太子，不久即廢。雍正帝創設秘密立儲之法，也不是立嫡立長。但嫡長子在繼承皇位上，當然具有一定的優勢。

旻寧六歲開始讀書，授讀的是翰林院編修秦承業和檢討萬承風。成年以後，旻寧又與禮部右侍郎汪廷珍、翰林院侍講學士徐廷頁「朝夕講論」。汪氏為嘉、道年間名臣，史傳稱其「風裁嚴峻，立朝無所親附」，「多聞淵博」。旻寧對其十分敬重，稱其講學「非法不道，使朕通經義、辨邪正，受益良多」，「於師道、臣道可謂兼備」。旻寧所受的傳統教育是十分嚴格而系統的，而且似乎也頗以此自詡。在他當上皇帝之後，在文華殿的經筵上常常是侃侃而論儒家的經典。

生活在乾隆朝的繁華氣氛中，旻寧是無憂無慮的。乾隆五十六年，他有了一個對一生十分關鍵的機遇。這一年秋，他初次隨扈行圍威遜格爾，引弓獲鹿。乾隆帝大喜，賦詩有「老我策驄尚武服，幼孫中鹿賜花翎」之句。詩中所云「所喜黿先早二齡」，是說他本人12歲初次隨扈行圍得熊，而旻寧這次初獵獲鹿，年僅10歲。儘管我們完全有理由懷疑被射中的熊和鹿究竟死於何人之手，但從這個自稱為十全老人的君主的詩中，確實可以體會到他為江山後繼有人的預兆而喜悅萬分。

嘉慶帝即位時，旻寧已14歲。第二年，他的父親即為他指定了一門親事，娶的是戶部尚書布彥達賚之女鈕祜祿氏。長大成人的旻寧，「頎身隆準，玉理珠衡」，儀錶高貴，舉止得體。他既有祖父的真心寵愛，又有父親的著意栽培，由他來承繼愛新覺羅氏的帝統，實在是順理成章的事。嘉慶四年四月初十，旻寧正式被立為皇儲。「由是壽皇展拜，則命隨行；裕陵敷土，則命恭代；隱然以神器攸歸，面稽列聖，寅承對越，胥寓深心。」

嘉慶年間，白蓮教起義鬧得翻天覆地，種種社會矛盾也日趨激化，但旻寧的生活沒有受到多少影響。他在嘉慶帝賜名的園居「養正書屋」一住就是20多年。作為皇儲，他既要表現出對朝政國事的判斷力，又不能有過份熱心的言行，也不能隨意結交官員；他不能明確地表達自己的看法，更談不上付諸實施了。旻寧成為皇儲之時，正值血氣方剛的青年時代，所以嘉慶帝屢屢囑其「屏窺測，杜猜疑」，「見於毓慶官題詠者，不啻再三」。旻寧這一段日子是如何渡過的?史籍中稱其「日與詩書相砥礪」，最後寫成了《養正書屋詩文》40卷。他親筆書寫了「至敬、存誠、勤學、改過」4個條幅，掛在屋中，即位後又移至自己的寢殿。之所以要寫這些條幅，一半是出於修身養性，另一半可以說是向皇父表露心跡。

這種長期的韜晦生活對旻寧的性格形成有一定的影響。道光二年五月，倉場侍郎莫晉因盤查倉場事與戶部等意見不合，回奏又「負氣辯論」，頂撞冒犯。旻寧在其奏摺上寫了一些措詞嚴厲的批語，而後又寫道：「爾大臣等閱此，必謂朕勃然矣。不然。朕自幼承受鞠育之恩，擇師誨導，涵養有年。雖不敢自信恢宏，亦不知粗厲偏狹。事愈大，心愈小；情愈急，氣愈和。此朕自勵之常規也。」 旻寧後來成為清朝帝王中一位典型的守成之主，一舉一動，莫不恪守祖制，循規蹈矩，與他在潛邸中的常年磨鍊當不無關係。

嘉慶十八年九月，旻寧隨其父巡狩木蘭，因連天陰雨綿綿，故先期回到京師。他這一回來，正趕上一件震驚朝野的大事變。嘉道年間，北方地區的白蓮教諸門派活動頻繁，統治者雖然採取了殘酷的剿滅手段，但始終未能平息，甚至京畿重地的百姓也紛紛傳習。這一年，久居京郊的天理教坎卦教主林清策動了一次起事，準備在內廷信教太監的接應下，攻入皇宮，一舉推翻清帝的統治。九月十四日，林清教徒200餘人潛入京城，翌日在太監的引導下，分為兩路，由西華門、東華門攻入紫禁城。時曼寧正在上書房讀書，聞訊即命侍者攜鳥槍入，並下令看好四門，敦促官兵入內剿捕。攻入西華門的一支義軍，已殺到隆宗門，並足俞牆進入皇城。旻寧立於養心殿階下，以鳥槍擊中兩名已經爬上房頂的教眾。此時清廷上下亂作一團，但義軍準備不足，組織很差，起事終於失敗。這一事變，使得旻寧在內廷上下人等心目中威望大增。或贊其沉著冷靜，或譽其勇武果敢。嘉慶帝在回京途中得到奏報，即封旻寧為智親王，增俸銀12000兩，連他所使用的那枝槍也命名「威烈」。事後，旻寧上奏著實自謙了一番，聲稱自己當時「事不由己」，「事後愈思愈恐」，所以一切獎勵均不敢當。

嘉慶二十五年七月，旻寧又一次跟隨其父到熱河避暑山莊，同行的還有比他小20多歲的異母弟弟綿忻。不料嘉慶帝突然發病，病勢迅疾，治療不及，於二十五日病死在煙波致爽殿。嘉慶帝生前也效法雍正用秘密立儲法。根據《清宣宗實錄》的記載，嘉慶帝在病重時，已召集御前大臣賽沖阿、索將納木多布齊，軍機大臣托津、戴均元、盧蔭溥、文孚，總管內務府大臣禧恩、和世泰，公啟鐍匣，宣示御書硃諭一紙。嘉慶帝於戊刻去世後，旻寧「恭視小殮畢，扈從諸臣遵奉殊筆遺旨，請上即正尊位」。越四日，皇太后的懿旨亦送到了熱河，內稱唯恐大行皇帝死前不及明諭，「而皇次子秉性謙沖」，所以降懿旨傳諭留京王大臣馳寄皇次子即正尊位云云。旻寧自己後來在大學士明亮等的奏摺批語中稱自己登基為「大行皇帝遺旨，顧命大臣推戴，萬不得已」，表示自己繼承皇位的合法性。

上述記載中有一可疑之處。如果嘉慶帝在臨終前已向顧命大臣展示了著旻寧繼位的殊諭，那麼在送往京城的報告中一定要提及此事才合乎情理，為何皇太后的懿旨中要擔心嘉慶帝不及明諭，而站出來重申遺命呢?《清史稿·禧恩傳》中的有關說法，似可說明這一點：嘉慶帝病死熱河，「事出倉猝，禧恩以內廷扈從，建議宣宗有定亂勃，當繼位。樞臣托津、戴均元等猶豫，禧恩抗論，眾不能奪。會得秘匱朱渝，乃偕諸臣奉宣宗即位」。這段記載雖然不無誇張禧恩所起作用的嫌疑，但關於嘉慶帝死後才將傳位硃諭啟封的說法似更可信一些。旻寧的繼位應當說是平穩而順利的，至於程序上有些什麼小毛病，無關宏旨。即使托、戴等人確實有過「猶豫」，看起來也只是對手續的考慮，而不是反對旻寧繼位，最多只能說是一個小小的插曲。

在對皇父的去世表示了_再沉痛哀悼和對自己繼位表示了一下自謙後，旻寧登上了皇帝的寶座。八月十二日，嘉慶帝的靈柩從避暑山莊啟運回京，在紫禁城的乾清官停放。旻寧跟隨梓官而行，並已開始處理政務。八月二十七日，旻寧正式即位於太和殿，頒詔天下，改明年為道光元年，成為清朝入關後的第六代皇帝。

這時，他已是43歲的盛年。他親身經歷了乾隆朝的昇平盛世和嘉慶朝的戰亂動蕩，對他說來，守住祖宗傳下來的這份「家業」比什麼都重要。他告誡自己必須做好，相信自己一定能夠做好。

提倡「實政」與恪守祖制

封建社會大多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新皇帝躊躇滿志地登極之日，往往是前朝舊臣提心弔膽之時。道光帝上台之後，首先就是對軍機處的人事作了調整。

登基後的第十天，他抓住樞臣的一次過失進行人事更迭。事情是由擬定嘉慶帝的遺詔引起的。在熱河由隨同行在的軍機大臣所擬的遺詔中，有乾隆帝生於避暑山莊之語。此說與《實錄》及御制詩文集所載乾隆帝生於雍和官大有出入，卻與民間流傳的雍正帝醜聞合拍。事發之後，道光帝大發雷霆，下令軍機大臣明白回奏。起草遺詔的軍機大臣聲言是根據《嘉慶帝御制詩文初集》第十四、第六卷的詩注寫的。詩注稱乾隆帝於辛卯歲誕生於「山莊都福之庭」。道光帝當然不會對這種解釋滿意。他說，這句話語意「系泛言山莊為都福之庭，並無誕降山莊之句」，當日擬注者系誤會詩意；乾隆實錄秘藏深宮，說未讀尚屬可諒，但乾隆的御制詩文集久頒天下，不可諉為未讀。話說到這個地步，廷臣自然不會再有分辯的機會。於是，原來的軍機大臣一律交部嚴議，托津、戴均元兩人以「年老」為由開缺，被派去修大行皇帝的實錄，盧蔭溥和文孚兩人雖然留任，亦受到「降五級，六年無過方可開缺」的處分。

新入值軍機的是大學士曹振鏞、吏部尚書英和和禮部尚書黃鉞三人，其中曹振鏞因「小心謹慎，一守文法」而「最被倚任」。曹氏安徽歙縣人，乾隆年間任職翰林院，嘉慶年間屢屢升遷，官至體仁閣大學士。上述「遺詔事件」，就是翰林院編修劉鳳誥發現後告訴曹，由曹在召對時轉奏道光帝的。曹氏歷官三朝，在三個很難侍候的皇帝手下當差，居然沒有犯下什麼過失，在道光朝充軍機首輔十餘年，倍受信任，屢有褒獎，被稱為「股肱心膂之臣」，實在可以說是一個老滑頭。皇帝心腹近臣的言行常常可以反映出皇帝的想法和旨趣。曹氏抱定「多磕頭，少說話」的做官要訣，處處小心老成，事事不逾舊制，這與以「守成」為指歸的道光帝是極為相契的。

不過道光帝即位之初，也頗有一番振刷朝綱的宏願。嘉慶二十五年九月十一日他下令各省督撫藩司將所屬陋規逐一清查，「應存者存，應革者革，秉公詳議」。越五日又諭：「此次議存之款，因其相沿已久，名為例禁，其實無人不取，無地不然。與其私以取之，何如明以與之，且示以限制，使此後不敢加增。』據道光帝後來自己說，這個主張是他自熱河返京召見英和時，由英和提出的。「彼時朕在諒陰之中，甫奉皇考仁宗睿皇帝梓官回京，心緒瞀亂，又值初親政事，於天下吏治民生情形未悉。英和人本明白，性復敢言，聽其言似為近理。因降旨令各省督撫體察情形，詳議具奏。」

陋規是清朝官場的一大弊端。清代官員俸祿過低，又無必要的行政經費支出，故「辦公」之類費用莫不取給於陋規。陋規名目繁多，各地徵收地丁賦稅中提取的「火耗」、「銀耗」為其大宗，餘下的就是各種行賄受賄的代名詞。如地方官員向中央官員的饋贈，夏有「冰敬」，冬有「炭敬」；京城官員出差路過地方，索取「程儀」；地方官署辦差，有津貼、月費等開支；水師巡洋，商賈漁民要孝敬「水禮」，等等。雍正年間曾對陋規有過一番整頓，「耗羨歸公」，劃為養廉，但並未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陋規之妙，就在於它表面上是不合法的，但實際上成為官僚機器正常運轉的潤滑劑；表面上是違反道德準則的，但實際上是官場中人的一種非正式收入，誰也離不開它。清代官場貪污受賄，上下其手，風氣腐敗，黑幕重重。要整頓吏治，首先必須整頓陋規，但整頓必須和整個官僚體制的改革結合起來，方能收到成效。這樣的改革一旦付諸實施，必然引起大小官僚的極大震動，以道光帝的膽量和見識，他是萬萬下不了這種決心的。

新皇帝要整頓的雖然只是地方錢糧徵收中的一些陋規，還不包括其它，但諭令一下，立即引起官場一片混亂，遭到齊聲反對。在吏部侍郎湯金釗、山西學政陳官俊、禮部尚書汪廷珍等人反對的奏摺上遞後，道光帝開始明白自己太冒失了。「以朕意本以愛民，不能不兼恤吏，務當計及萬全，不可從茲流弊」，「心已悟此舉之非矣」。接著，直隸總督方受疇、四川總督蔣攸銛等入對時，「更力陳其不可」，兩江總督孫玉庭的奏摺給了這個改革方案致命的一擊。反對者的意見歸納起來不外乎三點：第一，陋規本干例禁，現在雖然不能不用，但亦不能讓其合法化，垂為令甲；第二，清查陋規事涉瑣屑，尤失政體；以後能獲得什麼好處尚不清楚，而目前的紛擾混亂已經嚴重；第三，自古有治人無治法，吏治貴在得人，關鍵在於督撫舉措公明，不是立法所能限制的。

在官場的一片反對聲中，道光帝只好屈從。十二月十三日，他明發上諭，說自己「於天下吏治民生情形未悉」，「此事不但無益於民生，抑且有傷於國體」，「著即明白宣示各督撫，停止查辦」。對反對此議甚力的臣屬，他溫言褒獎，呼為「諍臣」，交部議敘，而倡議此事的英和，則以「冒昧建言」的過失令其退出軍機處。

清查陋規的舉動雖然使道光帝著實尷尬了一陣，但面對乾嘉以來清朝呈現的衰敗之勢，他不能不提出對策。他的主張便是「實心實力辦事」，提倡「實政」。在即位最初幾年中，這方面的諭旨隨處可見。道光元年三月初七，因德勝門上木植被竊一案久審不決，他說：「朕承皇考付託之重，一切事務，心以實心實力辦理。況如今上下相蒙，幾成錮習，在在弊竇叢生，遇事若不認真究辦，水落石出，仍蹈因循疲玩之習，朕甚懼焉。』，道光二年底，他在陝甘總督那彥成的謝恩折上批道：「『虛心實行』四字，乃朕自勵者也，特書與卿時加省察，毋忘。』他在江蘇巡撫韓文錡的奏摺上批有「諸事從實，勿尚虛文」的字樣，在江南河道總督嚴烺的折上又批。「實力實心」，「不可托諸空言，務要還朕一實字」。道光四年十一月，江蘇巡撫張師誠奏飭令地方官宣講《聖諭廣訓》事，他又批「須行之以實，若徒作外飾，仍屬無益」。在道光十七年六月的一道上諭中，他總結說：「朕御極以來，用人行政總求一實字。」

道光帝提倡「實政」，不是故作姿態，而是與清廷當時所遇到的一系列社會問題有關。在經歷了「康乾盛世」之後，清朝原來相對平緩的社會矛盾逐漸尖銳起來，民間秘密社會的活動頻繁，對朝廷統治構成了不小的威脅；官場腐敗，社會風氣亦隨之趨向侈靡；軍武不振，八旗、綠營的戰鬥力大為下降；自然災害亦連年不斷，河工失修、漕運不暢、鹽政疲弱，加上鴉片煙毒泛濫成災，邊陲、海疆時有警報；所有這些，構成了一種「末世」的圖景。作為封建王朝的最高統治者，道光帝真有點疲於應付。他希望通過倡導「實心實力辦事」，使已經發生故障的官僚機器正常運轉起來，以維持王朝的長治久安。為此，他起用一些以辦事認真精細著稱的官員，如陶澍、林則徐等，在解決某些具體問題上，也取得一些成果。朝廷提倡「實政」，對士林風氣的轉變有一定的影響，促使一些有見識的士大夫從書齋中走出來，思考社會問題，「經世致用』，學風在道光年間開始興起，與此似有關係。

不過，道光帝的「實政」施行起來也不順利。除了官僚陽奉陰違、巧言搪塞外，他自己也常常事與願違。道光帝心目中的理想是恢復「康乾盛世」，恪守祖制就成了他施政的基礎。他即位時宣布：「規模製度，典冊具存，朕曷敢更易?一守成憲，猶懼不及，何好惡之有?」道光二年正月，他又聲言：「朕辦理庶務，咸遵舊制。」他處理政務的主要依據是深藏宮中的祖先歷朝實錄，諭旨中常常引經據典，奉若神明。《宣宗實錄》的編撰者說他「述七聖之隆規以貞厘百度，累朝實錄，夙與繹誦，動遵前矩，事鮮更張」，決非虛語。所以，他所提倡的「實政」，只能在「祖制」允許的範圍內存在。恪守祖制的道光帝常常會出來反對提倡實政的道光帝，在「實政」與「祖制」發生矛盾的時候，「實政」就要放在一邊。

道光四年末，江蘇堰圩要工潰決，嚴重地阻礙了漕運。為了解決京師生計攸關的糧食問題，統治集團中人提出了各種辦法，其中最為大膽的，是英和倡議的海運。道光帝令各地督撫會議，並委派以辦事幹練而初露頭角的琦善出任兩江總督，令其「勉副腹心股肱之任」，儘力而為。在經辦人江寧布政使賀長齡和陶澍的努力下，海運船隊於道光六年二月間離開上海，往返兩次將160餘萬石漕糧順利運抵天津。在統治集團中大多數人心存疑慮、極力推諉時，道光帝毅然決定支持試辦海運，解決了當時的一大難題。但在他內心裡，依然認為「海運只可暫行，河漕必計久遠」，堅持要恢復漕運，「總要河漕俱順，漸復舊規」。終道光一朝，每年在河工、漕運上投下大批銀兩，仍時時發生阻礙。海運成功後，他只派一些官員在各地海神廟燒香磕頭，掛上御書匾額了事。在當時條件下，漕糧海運確實有一定的難度，需要冒風險，但這畢竟是解決漕運的一條新途徑，完全可以繼續試辦，不斷完善措施。可是道光帝卻以「舊規」為由，拒絕再次探索，使這個問題的解決在轉了一個圈子後，又回到老路上來。

道光帝執政30年，問題成堆，積重難返，他雖然痛下決心施行「實政」，收效卻不明顯，這常常使他困惑。他對朝政不可謂不認真，成天忙忙碌碌，卻總是顧此失彼。他感到各級官員在矇騙他，不肯求實，不肯認真，卻從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他在起用新人時總是滿懷希望，指望他們能一舉廓清積弊，求得國泰民安，但最後帶給他的大多是失望，甚而是痛苦。他弄不明白，優秀的人才和有效的措施為什麼那樣難以尋覓。在他去世前兩年，他對一個即將赴任的地方官員說：「汝此去，諸事整頓，我亦說不了許多，譬如人家一所大房子，年深月久，不是東邊倒塌，即是西邊剝落，住房人隨時粘補修理，自然一律整齊，若聽任破壞，必至要動大工。此語雖小，可以喻大，即曲突徙藉之論也，汝當思之。」他雖然感到祖宗留下的這份「家業」已經破舊，但總想依據「祖制」修修補補，從不思考另覓新法。所以，他只得在各種現實問題的矛盾中苦苦周旋，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眼睜睜地看著清王朝衰落下去。

用兵西北邊陲

嘉慶二十五年九月初七，道光帝正式登基才十來天，就傳來了西北邊陲發生動亂的消息，這是擾及道光帝執政最初十年間邊疆騷動的先聲。

事端是由當地大和卓博羅尼都的後裔張格爾糾集鬧事挑起的。博氏在乾隆朝曾經參預發動反清叛亂，事敗被殺。其子薩木克逃匿浩罕，生有三子，張格爾為其次子。張格爾的瑪赫杜米家族曾長期統治天山南麓廣大地區，在政治上、宗教上都有廣泛的影響。清廷統一天山南北後，瑪赫杜米家族的後裔逃亡至浩罕，他們時時刻刻都在策劃恢復失去的天堂。張格爾的鬧事，得到浩罕統治者的支持。浩罕利用清廷爭取邊境地區安寧的願望，不斷在貿易特權等問題上糾纏，要求得不到滿足，就放出了一直聲稱要打一場「聖戰」的張格爾，以收漁人之利。張格爾鬧事的背後還有英國殖民主義者活動的影子，其隊伍的裝備和訓練都與英國人有關。而清廷地方官員的腐敗和荒淫，正好為民族分裂叛亂的發生埋下了禍根。

八月間，張格爾率三百餘人騷擾邊卡，領隊大臣色普征額帶領清軍很快將其擊潰，待張格爾狼狽逃回浩罕時，僅剩殘兵敗將二三十人。道光帝接到邊疆滋事的奏報後，最初的反應是「勿妄殺戮，以安眾心而靖邊圉」，希望地方官員能穩妥謹慎地處理。所以，他在聽到參贊大臣斌靜已將擒獲的俘虜一概處死的消息後，心裡就起了疑惑，即令伊犁將軍慶祥前往調查。不久，斌靜等人種種腐敗不法的行為陸續被揭露出來，道光帝遂於道光元年二月將其革職，發往黑龍江效力。對張格爾叛亂的嚴重性，他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只是認為他們「實因窮苦起意搶掠」，朝廷既然已經嚴辦了失職的官員，事端大約就可以平息了。

道光帝很快就為自己的這種輕敵思想付出了代價。已經繼承了宗教首領身份的張格爾沒有停止活動，他依然「以誦經祈福傳食部落」，積蓄力量，以圖再起。道光四、五年問，他脫離了浩罕的控制，不斷組織布魯特柯勒克孜人前來騷擾，而清軍的無能也逐漸暴露。五年九月，清軍二百騎兵出塞追捕張格爾，不遇，便屠殺了布魯特一個游牧營地的婦孺百餘人。這個營地的首領隨即帶領二於餘人將這支清軍圍困於一個山谷，全部殺死。這次血腥事件給了張格爾一個極好的借口，由此勢力迅速擴充。道光帝為避免這場衝突曠日持久，他認為：「生令逆夷往來自若，而我官兵時有損傷，以我堂堂大清，屢挫銳於小丑，成何事體?」下令務必要將張格爾等鬧事頭目抓獲嚴懲。但在策略上他還是謹慎從事，多次指示「我兵不宜深入」，「不可冒昧輕進」，因為「外夷居心叵測」，最好的辦法足「以夷制夷」，「設法誘擒或令自相殘食」。顯然，他對形勢的迅速惡化並沒有準確的估計。

道光六年六月，張格爾率500多人入侵，當竄至喀什噶爾附近的祖先陵墓稱「瑪雜」祭掃時，被清軍包圍。羽翼已經豐滿的張格爾設法突圍而出，「各迴響應，旬日萬計」。清軍雖然頑強抵抗，但最終只能退守喀什喝爾。這時，一支近萬人的浩罕騎兵也開到了喀城，領兵的正是浩宇的統治者穆罕默德阿里。他們是應張格爾原先的要求而來的，張格爾曾答應破城之後「子女、玉帛共之，且割喀城酬勞」。兩個強盜之間很快就由猜忌發展為公開的不和。浩罕軍隊全力攻城，終因傷亡慘重，不得不撤圍而去。張格爾說服一部分浩罕兵留下助戰，並繼續圍城。兩個多月後，清軍彈盡糧絕，城破，慶祥自縊身死。隨後，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三城相繼失陷。

南疆軍事形勢急劇逆轉的狀況，道光帝七月中旬才知道。他即以欽差大臣關防授陝甘總督楊遇春，令率陝、甘兵五千人前往進剿。下旬，因所調各路兵馬達二萬餘名，遂授伊犁將軍長齡為揚威將軍，令其「恩威並用，首先效順者，許以自新；負嵎不悛者，盡行剿滅」。此後的兩個月內，他對此次西北用兵下達了一系列上諭。他最關心的是要擒獲張格爾，下令「廣張告示」，聲明大軍雲集，只為張格爾，獻縛者封王爵，賞10萬金。他擔心張格爾等禍首逃竄，不能一舉殲滅，幾乎每道上諭中都要提及此事。還在七月下旬，他就令長齡等「熟商一出奇制勝之策，或誘之使來，或就地擒戮，或設法繞在近卡地方，分出奇兵，要截去路」。八月中旬，他在披覽乾隆朝西北用兵的輿圖時，發現由烏什的巴什雅哈瑪山有路可通喀城的巴爾曷山草地，立即通知長齡可派人領兵由此包抄，與正面主攻的大軍夾擊。雖然他告訴長齡不必拘泥於此，「朕斷不為遙制」，但顯然認為這是個好主意，故在以後的上諭中不斷地提及。十月十二日，道光帝才獲悉西四城失守的確切消息。同日，他下令河工「可停則停，可緩則緩」，以便節省銀兩，用于軍需。糧餉開支和運輸是道光帝關心的又一個問題。鑒於嘉慶年間鎮壓川楚白蓮教起義軍費靡費的教訓，他強調這次必須定則例，繪圖說，以備稽核。

張格爾在攻陷西四城後，即宣布自己為「賽亦德·張格爾蘇丹」，裂土稱王。他橫徵暴斂，搶掠殺戮，很快激起當地居民的不滿。他的部隊雖然人數不少，但多為臨時湊集，缺乏組織和訓練。當清軍為收復失地而發動進攻時，張格爾的軍隊節節潰退。八月，清軍在渾巴什河擊退了企圖進犯東四城烏什、阿克蘇、庫車、辟展的叛軍。十月，兵力得到加強的清軍在阿克蘇以西的柯爾坪大敗叛軍，打通了西進的道路。翌年二月，清軍全線出擊，長驅直入，連戰連捷，於三月初收復了喀城，並次第收復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閬三城，但狡猾的張格爾又一次逃匿。

張格爾的逃逸使道光帝憤懣不已：「覽奏實深痛恨，殊失朕望」。五月初，他接到和闐收復的奏報，又諭：「現在四城雖已收復，而逆酋逃逸無蹤，眼看莫大之功賞，汝等不能承受，曷勝憤懣」。他動用了近千萬兩帑銀，組織了幾萬人的大軍，為的就是要捉住張格爾，一揚國威，現在首惡卻跑得不知去向。「試思興師動眾，若不速得首逆，作何了局?」閏五月，張格爾的下落終於打聽到了，道光帝總算能頒示中外，宣布班師。八月，他命德英阿派人調查伊犁及喀什噶爾的草地抄近捷路；九月，又命鄂山、盧坤密飭長齡等為何不兵分兩路等事，「總要還朕一實字」。深感失望的道光帝對領兵大臣起了疑心，如果張格爾遲遲不能抓到，他是要找替罪羊的。

道光八年正月廿二日，長齡等「紅旗報捷，生擒首逆張格爾」，朝廷上下這才鬆了一口氣。五月，張格爾被檻送至京。十二日，道光帝終於有機會登上午門，主持來之不易的「受俘」儀式：

「大樂鼓吹，金鼓全作。上升座。解俘囚將校行禮畢，令俘囚張格爾北向跪伏。兵部尚書跪奏：平定回疆，生獲俘囚張格爾，謹獻闕下請旨。命乇大臣會同刑郎嚴訊，刑部尚書跪領旨。兵部司官以俘因張格爾交刑部司官，白天安門出。王公百官行慶賀禮。」

兩天後，道光帝在圓明同廓然大公殿廷訊，命將張格爾「寸磔梟示」。為了紀念西北用兵的成功，他下令勒碑太學及喀爾鐵蓋山俘張格爾處，又親自為有功將士圖形紫光閣，作序稱：「朕志先定，默叩天祖，勉竭寸忱，非敢邀功拓上，只以失守舊疆是懼。」

這次西北用兵實際上已經暴露出清廷對邊疆地區的統治及清軍作戰、應變能力的諸多弊病。為了對付張格爾一夥烏合之眾，清廷動用了近四萬人的軍隊，花費了一千多萬兩銀子，並且前後折騰了七年。但道光帝似乎不願意對這些令人心煩的問題多作思考，而只是把善後事宜草草交給當地官員籌劃處理了事。他渴望一次完全的勝利，用成功的光環來裝點自己治理下的泱泱「天朝」，使它看上去華麗如舊。第二年九月，道光帝起鑾赴盛京謁陵。自從他隨父親嘉慶帝來過這裡後，已經過去十一年了，舊地重遊，心裡真是感慨萬千。他要將西北邊疆安然無恙的消息告訴長眠於地下的祖先英靈，也藉此機會向天下宣告他不是一個無所作為的繼統者。

在祖宗的發祥寶地，他沉浸在成功的喜悅之中。他沒有想到，一個更為棘手的問題——如何對付洶湧而來的鴉片煙毒，已經悄悄地但十分嚴重地擺在他的面前，並且象一個做不完的惡夢一般，在此後10年中時時刻刻糾纏著他。

禁煙三部曲

鴉片原產於南歐和小亞細亞，自占被視作藥材，用於麻醉和鎮痛。大約從唐代以後傳入中國，在明代醫書中已有記載。明清之際，鴉片的吸食法由爪哇傳入台灣，又由台灣傳入福建，逐漸流毒社會。英國殖民機構東印度公司壟斷印度的鴉片生產和專賣後，這種毒品銷往中國獲得極大利潤，並成為中國的一大社會問題。

清廷禁止吸食鴉片，至遲在雍正七年已有明確規定。當時每年進口不超過200箱每箱重約為10或120市斤。乾隆四十五年，又明確禁止藥用以外的鴉片輸入與販賣，此時每年進口數增至1000餘箱。到了嘉慶元年，清政府宣布完全禁止鴉片輸入，但鴉片走私有增無減，每年輸入已在4000箱以上了。道光帝即位之初，重申了嘉慶時的禁令，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嚴查海口、禁止運入方面。廣州方面的鴉片貿易一度吃緊，中外鴉片販子在澳門的屯積和黃埔的買賣均感受到威脅，於是，煙販設躉船於零丁洋。為了督飭各級官員厲行禁煙，他於道光三年令吏、兵二部制訂了《失察鴉片條例》，上諭稱：「鴉片煙一項，流毒甚熾，總由地方官查拿不力所致。」在這以後，由於河工吃緊，漕運危急，加上西北用兵，道光帝幾乎沒有時間來過問這個問題，鴉片走私入口的數量很快就突破了一萬箱。道光初政時的禁煙活動，沒有收到成效。

隨著鴉片走私數量劇增，白銀外流的問題引起了清朝統治集團的注意。早在道光二年，御史黃中模就提出過鴉片「耗財傷生，莫此為甚」，道光九年正月御史章沅則報告說，鴉片「每年易銀至數百萬兩之多」，吸食者「漸染十數省之廣」。道光帝即令廣東方面的大員李鴻賓、盧坤等妥議章程，結果訂立了「查禁官銀出洋及私貨入口章程」，十年五月又訂立了《查禁紋銀偷漏及鴉片分銷章程》，將打擊矛頭對準各地走私煙販以及包庇他們的書役兵丁。道光帝認為：「鴉片流毒內地，較紋銀出口為尤甚」，警告制訂章程的廣東官員「無得視為文告故事，日久又致有名無實」。十年六月，御史邵正笏奏稱內地多有種賣鴉片事，有台漿、葵漿、建漿、廣漿、芙蓉膏等名目。此折引起道光帝的注意，他下令各省督撫確查嚴懲，妥議章程，在全國範圍查禁鴉片種賣。他所提出的辦法是地方官於抽查保甲時隨時稽查，由道府出具印結，督撫每年年終具奏一次。從這年十月到次年二月，各地官員多有復奏。

如果說道光帝對於禁煙敷衍了事，明禁暗縱，那實在有點冤枉了他。即位之初，他對煙毒之害還只是從道德綱紀角度來等慮，認為鴉片煙「大為風俗人心之害」，以後即把禁煙與官場整肅聯繫起來，禁煙是為了整飭民風，察除奸弊。到了30年代初，鴉片走私造成大量白銀外流，道光帝對禁煙也就更加重視。他的國庫已經相當空匱，開銷左支右挪，異常拮据，豈能容鴉片再來換走大批白銀?因此，他除了繼續下令廣州口岸嚴防走私外，對內地販賣及民間種植者亦嚴渝查拿，對鴉片吸食者的處罰，也囚給事中劉光三的要求而加重了。他把查禁鴉片的區域由東南沿海地區擴展到全國，並為此動員起從督撫到道府州縣的整個地方行政機器。不過這時道光帝對鴉片到底每年走私入口多少，並不清楚。他希望一切能夠遵循舊例辦事，在各個方面再增訂出一些新章程，各級官員切實照章執行，煙毒之濁流自然可以遏制。即使官員們辦理時有因循玩忽之處，總還不至一無成效。

道光帝花費了許多時間和精力，督促臣屬制訂了一系列禁煙章程。其中既有外禁嚴查海口，又有內禁嚴禁種植；既有全國性的，又有地方性的；既懲辦失察官員，又懲辦鴉片販子，還懲辦眾多的吸食者。令他感到痛心和難堪的是，這些看起來防範周密的條例，在施行中全部成為具文。他沒有料到，各級官員的疲沓敷衍、欺矇推諉已經到了極其嚴重的地步，而沿海地區的官員早已將鴉片走私視作充實私囊的利藪。拿道光十一年全國性的鴉片種賣普查來說，在復奏的15省中，除浙江、廣東、雲南、四川四省明確承認部分地區有種賣之事，其餘各省有的一口否認，有的含糊其詞。當然，一封封奏摺都用極為嚴肅的口氣表示了對鴉片的深痛惡絕和肅清其害的決心。到了這年年底申報時，陝西、安徽、湖南、湖北、直隸、熱河、河南、山西8省均報地方沒有種植，但有興販；其中6省說官署吏役無吸食，一省說雖有吸食但已懲辦，一省說難保必無。上報朝廷的情況絲毫沒有反映出當時全國年走私銷售鴉片已達16 000多箱，道光帝執政後第二階段禁煙完全失敗。鴉片煙泛濫於中國愈演愈烈，正好與清朝從強盛走向衰敗的過程同步。看上去不可一世的清廷，卻治不了小小的鴉片販子。鴉片煙之所以禁而不絕，是因為吏治廢弛，官場腐敗。而公班、白皮、紅花之類煙土源源不絕地行銷於市，又變本加厲地侵蝕著各級官府，敗壞著社會風氣。在查禁鴉片問題上，道光帝陷入了一個無形的泥潭，舉步維艱。他需要整個官僚機器積極運轉起來，方能實施他的種種禁煙方案，而這部機器實際上已經失靈。

到了道光十五年年底，皇帝終於對各地官員每年報告「平安無事」的奏摺感到厭倦，說既然沒有吸食、私栽鴉片之人，那年終的奏報就可以免了。他的這一舉動，使一些官員認為朝廷對禁煙的態度有了變化，於是公開提出弛禁鴉片。主張弛禁的議論，最早是由廣東地方士紳開始的，並以《粵士私議》為名，由地方官作為奏摺的附片上報朝廷，道光帝對此未置可否。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太常寺卿許乃濟專門上了一個摺子，主張恢復嘉慶以前的鴉片進口徵稅制度，以貨易貨，控制白銀外流；各地只要不妨礙農業，罌粟亦可栽種，以便使鴉片輸入漸絕。儘管道光帝後來說自己當時就感到這個建議「不得政體」，但實際上他當時並沒有申飭許乃濟，而是要廣東官員「會同妥議具奏」。看來，許乃濟的奏摺中以弛禁來解決銀漏問題的方案有點使道光帝動心。廣東方面很快就奏復爭帝，表示同意許折的說法，並制訂出相應的實施章程九條。這時。內閣學士朱嶟、給事中許球強烈反對弛禁的摺子也已遞上，於是道光帝再次寄諭廣東官員，說「近日佔者不一，或請量為變通，或請仍嚴例禁，必須體察情形，通盤籌畫，行之久遠無弊，方為妥善」， 對弛禁問題仍然不置可否。皇帝不明確表態，官員們也就跟著裝糊塗。廣東方面十一月二十日發出的復奏中對朱、許的反對意見不以為然，說「建言者倡論於局外，故抵掌較易敷陳；當事者肩任於局中，則措手宜有分寸」。對於道光帝要求的「通盤籌畫」，他們說「當今急務，無論申禁弛禁，總以杜絕紋銀出洋為第一要義」，「總以一年為期，相機酌辦」，「不在此時爭執虛名，屢勞宸垮也」。道光帝對這種看法表示讚賞，上諭稱：「該督所奏能見及此，著即同心協力，認真巡察，懲漢奸之勾串，杜夷商之貪饕，總期銀不出洋，行之有效，毋得徒託空言，務使名實相副。」他以為這樣一來，銀漏之事就可解決，禁煙政策可以繼續，而自己也就不必在弛禁嚴禁上作出選擇了。殊不知廣東方面連鴉片走私部無法查絕，又豈能截回漏銀?自我欺騙、自我解脫的結果，是鴉片走私數量突破了三萬箱。

在接下來的一年多時間裡，各地查獲鴉片之事時有所聞，而白銀外漏也未見遏止。按當時一些御史的估計，鴉片進口每年要耗銀七八千萬兩按近年來學者研究，當為1000多萬兩之多。他們不斷在奏摺中報告這些數字，使道光帝感到「紋銀出洋，於國計民生，大有關係」。鴉片走私已經不是一個道德風氣問題，而是一個十分嚴重的經濟問題了。十八年閏四月，鴻臚寺卿黃爵滋上《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折》，提出重治吸食者，甚至將吸食者處死。這是百餘年來最嚴厲的禁煙主張。道光帝讓各地官員對這份奏摺表示看法。到九月份，29名封疆大吏陸續奏復，其中8人完全同意黃爵滋的主張，另外21人不同意採取極端措施，而提出嚴查海13、重治煙販等各種意見，但無一人說要弛禁。於是，道光帝支持禁煙的態度開始明朗。九月初六，他命令大學士、軍機大臣會議各地的回奏和章程；初八，將吸食鴉片的庄親王奕（原字為上夫下買）和輔國公溥喜削去爵位，同時令各地更嚴厲地查拿煙販；初九，下令京師嚴查鴉片；十一日，以「冒昧凄陳」的罪名處分了主張弛禁的許乃濟。在他的主持下，持續數年的禁煙活動開始進入高潮。

九月十九日，清廷接到了署直隸總督琦善的奏報，稱查獲廣東運抵天津的煙土13 1000餘兩。這個消息使道光帝極感震動。二十二日的一則上諭稱：「鴉片煙流毒最甚，現在天津地方於一船之內，搜獲如許之多，此外浸灌海口者，更不可以數計。」他已經感到，查禁鴉片光靠舊時照章辦事那一套看來不夠，非得採取更為激烈的行動不可。二十三日，他下令要林則徐立即晉京陛見。

早在道光初年，林則徐就以自己的才能引起了道光帝的注意，以後的仕宦生涯中，屢次受到道光帝的褒獎，對他寄予極大的希望。道光帝心目中的林則徐，「品學俱優，辦事細心可靠」，「善體朕心」，實為不可多得的人才。林則徐在湖廣總督任上查拿煙販、收繳煙具的成果，也被道光帝視作「地方公事，果能振刷精神，實心查辦，自可漸有成效」的楷模。十一月初十，林則徐到達北京，道光帝在八天中連續召見八次。十五日，已經稱鴉片為「中國一大患」的道光帝，任命林為欽差大臣，「馳驛前往廣東，查辦海口事件。所有該省水師，兼歸節制」。他要林則徐「竭力查辦，以清弊源」，將「種種弊竇」「凈絕根株」。

道光十九年一月林則徐到達廣東後，雷厲風行地採取了一系列嚴厲措施，迫使英人交出鴉片20280餘箱。四月二十二日1839年6月3 日，在林則徐主持下，將這批鴉片在虎門海灘全部銷毀。道光帝稱讚林則徐「此次查辦粵洋煙土甚屬認真」，並親筆將部議「加一級」的獎勵改為「加二級」。六月十八日，道光帝在林則徐等報告收繳鴉片已全部銷毀的奏摺後，批道：「可稱大快人心一事」。先是，他已於五月五日批准了大學士等會議的《嚴禁鴉片章程》，下令「纂入則例，永遠遵行」。這個章程共有三十九條，條款之細，懲辦之嚴，都是空前的。紛至沓來的繳獲鴉片煙泥煙具、拿獲鴉片販子和吸食者的報告，使道光帝感到大規模的禁煙已收到成效，今後的事情只是督飭各級官員「隨時隨地實力稽查，歷久不懈，庶幾根株凈盡，力挽澆風」。

在此以前，道光十八年五月二十二日，正當清廷大力禁煙之舉方興未艾的時候，英國駐印度海軍司令馬他侖（ F．Maitland率領的一支艦隊到達廣東海面示威。這是一個信號，表明英國當局為了維護其貿易利益其中主要部分為鴉片，是不惜動用武力的。不幸的是，「天朝」沒有人理解這個信號的含義。遠在數萬里之外的英夷，除了桀驁不馴的性格、製作精巧的器物，以及從事鴉片買賣的可惡行為，沒有給天朝人士更多的印象。

面對陌生的敵人

在這期間，英國侵略者不斷對中國實行武裝挑釁。五月，英國水手在九龍尖沙咀行兇，打死村民林維善，打傷婦女兒童多人。林則徐多次要求英方交出兇犯，英方抗不交出；同時，鴉片走私更加猖獗。六月二十日英國兵船進迫九龍，發炮攻擊清軍，發生衝突，道光帝並末感到戰爭正在降臨。他告訴林則徐等人：「朕不慮卿等孟浪，但誡卿等不可畏葸，先威後德，控制之良法也。」九月底十月初在穿鼻、官涌中英衝突升級，道光帝聽到的奏報是大獲全勝，所以下令斷絕對英貿易，驅逐所有英船。他做夢也沒有想到，英國內閣在1839年10月1日道光十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已經作出發動侵華戰爭的決定。他即將面臨的敵人是一支武裝精良、訓練有素的遠征軍，與歷朝歷代入寇騷擾的「邊夷」完全不同。

清王朝封建統治者長期以來昧於世界大勢。雖然康熙五十四年東印度公司已在廣州設立了商館，並迅速擴大了對華貿易，但清朝統治者關於英國和英國人的知識，在100多年中並沒有明顯的增加。馬戛爾尼G．Macarthey使團赴華時，旻寧才11歲，大約不會留下很清晰的記憶。嘉慶二十一年阿美士德w．P．Amherst使團訪華及其在北京引起的麻煩，一定使32歲的旻寧感到氣憤和厭惡。不過，他並未覺得有必要去了解這些化外之人，事實上他也無處去了解。道光元年的一則上渝說：「英吉利系海外夷人，向在廣東貿易。……外夷部落，荒遠難稽，疆圉之外，原可置之不問。』他認為中英貿易「得少失多，為害不可勝言」，只是為了維持舊例、示惠遠商，不得已而為之。道光十二年、十四年相繼發生的「胡夏米船事件』，和「律勞卑w·J·Napier事件」，使道光帝對英國人的不馴服有了進一步的感受，同時也使他對自己駕馭這類局面的能力產生了虛假的估計。他把對外交涉時應取的立場慨括為16個字：「天朝體制，斷不可失，外夷釁端，斷不可啟」。平定張格爾叛亂和以後與浩罕交涉的成功使道光帝充滿信心，斷定朝廷能夠應付由外夷騷擾而引起的一切麻煩。

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二日，1840年7月20日英車入侵定海的消息傳到北京，道光帝輕燒地說：「此等醜類，不過小試其技，阻撓禁令，仍欲借勢售私，他何能為?」他馬上調兵遺將，相信「不難即時撲滅」。他的這種態度，在七月十六日接到直隸總督琦善關於英人在天滓「投遞字據，聲稱訴屈，，的報告後開始變化。打仗要花費大筆銀子，又要冒一定的風險，既然英人北上「訴冤」，道光帝主觀以為，憑藉天朝上國皇帝至高無上的權威，就能平息事端。七月二十日，琦善將英國公文《巴麥尊照會》送到北京，道光帝在「詳加披閱「後，只對英人要求「昭雪伸冤」留下深刻印象，至於賠款、割地等要求，則被看作「乞恩」，不必為此多費腦筋。他認定英人是由於通商不成和煙土被沒收而起釁鬧事的，「正可乘其貪戀之私，藉用羈縻之法」。琦善在報告與英人接晤的摺子中，將英人要求歸納為「雪冤乞恩兩大端」，更使道光帝相信自己看透了英國人的心思。他給在廣東忠心耿耿地執行他的嚴禁鴉片政策的林則徐安上 「受人欺矇，措置失當」的罪名，讓琦善勸英國人先退回廣東，準備推出林則徐治罪，以安撫「夷人」。他所感到棘手的問題，似乎只有煙價索賠一項。夷船平靜地起碇南下，使道光帝深感「羈縻」的成功。八月二十二日，他任命在天津談判中顯露「外交」才能的琦善為欽差大臣，前往廣東查辦事件，又令各海岸不許對英艦開火。他相信「撫局」之成已指日可待，要沿海各省趕緊裁撤，以節縻費。

這種絲毫不了解英軍進犯意圖和目的的一廂情願的想法，很快使道光帝付出了慘重代價。十一月，琦善趕抵廣州，馬上發現事情不妙。對於英人提出的議和條件十四項，他根本不敢上報，只是含糊其詞地說英人語氣傲慢，態度惡劣。這時，道光帝也因英夷並不「恭順」，不僅不交還定海，還開炮轟擊廣東師船，開始調兵備戰。十二月十四日接到英國人索要香港的奏摺後，他決定「痛加征剿，以張國勢」，但這時廣東的局勢早已一塌糊塗了。英軍攻佔了沙角、大角炮台，驚慌失措的琦善在炮口之下答應賠款並奏清割讓香港。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五，道光帝通諭中外對英作戰。八日，授奕山為靖逆將軍，戶部尚書隆文、湖南提督楊芳為參贊大臣，赴粵征剿。十九日，令積極主戰的兩江總督裕謙為欽差大臣赴浙江前線，替換在收復定海問題上「游疑畏葸」的伊裡布。二月初六，就在英軍攻佔橫檔、虎門等炮台的同一天，怡良揭發琦善私割香港的奏報到京，道光帝下令將琦善革職鎖拿押解來京。這個經皇上「面授機宜」而風頭十足地來到廣州的欽差大臣，在一百多天之後，就作為犯人戴著鐐銬離開了這裡。道光帝發現在對英夷「羈縻」了半年之後，不僅沒有收回定海，廣州也岌岌可危。

這時的道光帝不但宣稱要「一意進剿」，而且希望「務使片帆不返，盡數殄滅」。他所任用的將帥，都有在西北邊疆供職的背景，楊芳就是直接捕獲張格爾的將軍，以功封三等果勇侯。皇帝顯然指望他們能運用舊有的經驗來對付蹂躪東南海疆的新敵人。英國人船堅炮利，道光帝已有耳聞，但在陸地上作戰，他相信「天朝」的將士一定能獲勝，就象猖獗一時的張格爾最後束手就擒一樣。他怕的是英人「遠遁外洋」，想「斷其後路，四面兜擒，克複香港」，「縛獻義律，明正典刑」。自從大軍雲集廣東，他天天「佇候捷音，焦切之至」。四月十八日以後，廣東方面的捷音果然傳來了，可惜全是假的。明明是清軍潰敗，謊報說英軍被擊及溺水而死者不計其數；明明是交「贖城費」六百萬元，偏要飾稱是代還商欠。急於想用勝利來洗刷英人給自己蒙受的恥辱的道光帝，意然相信這些彌天大謊，嘉獎打了敗仗的「勝利者」，並很快下令沿海各省酌量撤兵。他還不至於糊塗到一點看不出這些奏報中的虛假成份，但戰局如能就此了結，他準備不予深究。所以在廣州方面報告已經通商後，上諭稱：「朕諒汝等不得已之苦衷」，表示理解。

英國當局對這種局面並不滿意，認為攫取的利益太少，就在琦善為「私割香港」而鎖逮回京後，義律因只索得香港和少許賠款而被召回。六月間，新任英國全權大臣璞鼎查H·Pottiger來到中國，他帶來了英國政府擴大對華戰爭，務期完全達到侵略目的訓令。這時，道光帝正為颶風襲擊香港給英軍造成損失而感崩「神明默佑」，「欣幸何似」。直到出現在福建洋面的英軍於七月初十攻陷廈門後，他才感到「逆焰猶然兇惡，陸路亦不可不加嚴備」，並重新在各海口布防。負責浙江防務的裕謙是一個勇敢但缺乏智謀的人物，他曾經以割下英國俘虜身上皮筋製成鷹騎韁繩，表不自己與「逆夷」不共戴天的仇恨。道光帝雖然嫌他智謀不足，但仍把取勝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多次囑咐倘有捷報，一定要600里加緊馳奏。九月初四，浙江方面的600里奏報到了北京，但這是報告鎮海失守、裕謙殉難的噩耗。「憤恨之至」的道光帝只得再次組織討伐大軍，令奕經為揚威將軍，哈哈哴阿後改特依順、胡超後改文蔚為參贊大臣。頒賜將軍的稱號與平定張格爾叛亂時相同，決不能視作偶然的巧合。他已隱約感到前景並不樂觀，「有將不可恃，有兵不可用」，「將懦兵疲，全無鬥志」，希望以這種方式召喚勝利之神再次降臨。

浙東的反攻過了四個多月以後才展開，清軍又是一觸即潰。道光帝除了哀嘆「英夷實堪髮指」外，再也無力組織新的攻勢了。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七日，他在接到浙江巡撫劉韻珂關於大局可危的奏摺後，命耆英署杭州將軍，又將那個據說深為英人敬重的伊裡布請出來作為其副手。攻剿既不得手，他又想試試安撫。與英作戰已經兩年，道光帝突然發現自己對於敵手幾乎一無所知。三月二十一日，他在聽說可以審訊英俘後，向奕經等提出了一大串問題：

「英咭唎國距內地水程，據稱有七萬餘里，其至內地經過者幾國?克食米爾距該國若干路程，是否有水路可通，該國與英咭唎有無往來，此次何以相從至浙?其餘來浙之口孟咖唎、大小呂宋、雙鷹國夷眾，系帶兵頭目私相號召，抑由該國王招之使來?是否被其裹脅，抑或許以重利?該女主年甫22歲，何以推為一國之主?有無匹配，其夫何名何處人，在該國何職?又所稱欽差提督各名號，是否系女主所授，抑系該頭目人等私立名色?至逆夷在浙鴟張，所有一切調度偽兵及佔據郡縣，搜刮民財，系何人主持其事?義律現已回國，果否確實，回國後作何營謀，有無信息到浙? 該國製造鴉片煙賣與中國，其意但欲圖燃，抑或另有詭謀?」這張問題單子反映出道光帝竭力想要弄清對手的底細，以便重新考慮政策方針。這時道光帝心裡，仍以一敗英軍為念，哪怕只是一個小小的勝利。所以他雖然派出了耆英和伊裡布，但在公開場合閉口不提「羈縻」之事，只是含糊地說耆英「另有委用之處，果否施行，俟朕隨時裁奪，無非備其一端而已也」。怕的是將士窺伺，軍心渙散，連討價還價的本錢也沒有。因為一旦在軍事上完全失敗再講「撫夷」，對方索要的條件會更高。為了安定人心，他甚至下令讓耆英赴廣州將軍之任。直到英軍兵臨江寧城下，他仍希望戰局能突然出現轉機，以增強自己的談判地位。

乍浦失陷後，道光帝接到他派出去弘揚國威的將帥要求「羈縻」的奏摺，心裡的滋味真是一言難盡：「朕之憂憤苦衷，將誰言之?惟有仰叩天恩，敬祈祖祜，加護大清，殄逆安民，以宥朕阜」。四月二十七日，他在令耆英暫緩赴粵、專辦羈縻事宜的同時，通渝中外辦理洋務前後情形，稱自己不願「止顧目前苟安無事，不思大者遠者」，要求各級官員激發天良，力挽危局。以後幾個月里，英軍沿長江而上，直逼江寧今南京，到達下關。而耆英、伊裡布尾隨在英艦後面求和，到處投書聯絡，屈辱已極。道光帝這時的心思全在天津、盛京等處的防務問題上，調兵遣將，細審章程，諸事紛繁。六月初九，他接到耆英密奏後，指示稱：英人如「於通商而外別無所求」，可以割讓香港，閩、浙口岸亦可停泊售貨，但不得羈留。六月十八日，他通過江寧將軍德珠布的奏摺知道英人提出的三大條件，還想討價還價。江南局勢的變化已經使他無可奈何。七月初五，他告訴耆英：「兩載以來，沿海生民，突遭蹂躪，聯心實有所不忍，與其兵連禍結，何如息事安民?」命耆英「妥為籌辦，不必他有顧慮也」。

中英之間在南京舉行的會晤，與其說是談判，不如說是英國人單方面要挾。耆英等人的奏摺，與其說是向皇上請旨，不如說是語氣婉轉地表達了英國的最後通牒。道光帝只是簽字畫押，以至發出了「何至受此逼迫」的感嘆。他心灰意冷，在上諭中說：「朕惟自恨自愧，何至事機一至於此?於萬無可奈之中，一切不能不勉允所請者，誠以數百萬民命所關，其利害不止江、浙等省，故強為遏抑，各條約准照議辦理。」

對道光帝來說，如何處理戰爭失敗所帶來的一系列對外交涉問題，無疑是更大的難題。就在戰爭即將結束的前夕，他曾諭令東南沿海省份製造戰船。九月，廣東的地方官員建議停修原有的師船，仿照夷船式樣改造戰船，終因所造戰船不適用而停止。道光帝下令毋庸雇夷匠製造，亦毋庸購買。二十三年七月，耆英進呈洋槍至京，道光帝使用後，認為是絕頂奇妙之品，靈便之至，但不願仿造，認為「必成望洋之嘆」。在這種思想支配下，師夷長技以整軍備的機會也消逝了。沿海各省修葺炮台、擬訂防務章程的工作儘管也在進行，但大多是表面文章，並未收到實效。道光帝對洋人懷有一種既恨又怕的複雜心理，既然再打一場戰爭是不可想像的，那就只能乞求「民夷相安」。他認為：「西洋各國，以通商為性命，制馭之術，全在一切持平，務存大體，尤宜籌及久遠，勿得僅顧目前。」什麼叫「籌及久遠」，他從來沒有詳細闡述過，根據他的言行分析，似乎是指盡量限制各通商口岸洋人的活動，並防止因夷務變遷而造成國內局勢的動蕩。至於真正涉及「久遠」的問題，如中英、中美、中法等條約中的片面最惠國待遇、領事裁判權、協定關稅等等危害中國社會近百年的條款，他壓根兒連想也沒有想過有何不妥。

「民夷兩安」的側重點在戰後幾年內主要是「俯順夷情」，以後逐漸讓位於「固結人心」、「定民情而消夷釁」。自從廣東三元里等地鄉民抗英獲勝的消息傳到北京後，道光帝就相信依靠沿海各州縣紳士分鄉團練義勇是「緊要得力之處」。在以後的上諭中，他屢屢提及此事，希望出現同仇敵愾、眾志成城的形勢，但這個方針並沒有對戰爭的進程發生實際的作用。戰後廣東發生反對英人入城的事態，重新點燃了道光帝的希望。二十七年十二月，他將在對外交涉中不無軟弱嫌疑的耆英召京述職，令徐廣縉、葉名琛主持大局。徐、葉兩人堅拒英人入城的立場受到道光帝的嘉許：「倘使沿海各省皆能如此，足食足兵，朕無憂矣。」二十八年四月徐、葉報告英人不敢進城的奏摺上達後，道光帝心裡「喜悅之懷，筆難盡述」，認為「如此棘手之事，卿不動聲色，使彼自屈，較之軍功，尤堪嘉尚」。自道光二十年與英作戰以來，他從來沒有這樣興奮過。他下令賞徐、葉兩人爵位，並稱粵東百姓「深明大義，有勇知方，固由化導之神，亦系天性之厚，難得10萬之眾，利不奪而勢不移」，命督撫公開宣示，務必做到家喻戶曉。

英國人的暫時退讓使道光帝自認為終於找到了制服夷人的辦法，那就是「聯官民為一氣，民心日固，斯夷情益服」。這種想法在幾年之後又一次被證明是一陽情願的。不過，他已經沒有時問再次忍受希望破滅所帶來的痛苦了，他把痛苦留給了自己的兒子咸豐帝奕詝。

「力崇節儉」的皇帝

道光帝素以「節儉」著稱。作為一代帝王，這方面表現出來的品德，是難能可貴的。在民間有關清朝皇帝的傳說中，他從來沒有風流艷事。私家記載他的一些軼聞，幾乎都與「節儉」有關。《郎潛紀聞二筆》云：

「宣宗中年，尤崇節儉。嘗有御用黑狐端罩，襯緞稍闊，令內侍將出四周添皮。內府呈冊需銀千兩，乃諭勿添。明日，軍機大臣入侍，諭及此事，自是京官衣裘不出風者，十有餘年。」

道光帝是否首倡這樣一次「新潮」服裝，並在京官中流行起來，當然無從考訂，不過翻檢一下《清宣宗實錄》的官方記載，他倡導節儉的言行幾乎隨處可見。

道光元年十一月初八，道光帝御乾清門聽政，頒《御制聲色貨利諭》。這是一篇系統論述君主必須崇儉黜華的上諭，首先指出：「聲色之為害大矣」，「為人君者，尤當以禮自防，無為所惑」。「後世子孫，若能體朕之心，法朕之行，成朕未竟之事，造次無忘不邇聲色之諭，即我大清萬世天下臣民之福也」。接著，他說明貢物必須加以限制的道理：「人君不可有私財，有私財必有私事，有私事必有私人，有私人則不為其所愚者鮮矣」，「要在為人上者，知稼穡之艱難，力崇節儉，返本還淳」，「省一分，天下陰受一分之福，於吏治民生，不無小補也」。至於亭台苑囿，他認為，如今已有規模，不需要繼續經營，被吹興工營作者，「乃我大清萬世之罪人，即應立正典刑，暴白天下」。他號召官員監督皇帝在這方面的舉止：「我後世子孫，若不遵循舊制，縱慾無厭，或有讒佞熒惑，罔顧是非，當時之滿漢大學士、軍機大臣、都察院堂官暨科道等，即持朕諭，交章進諫」。倘君主不納，就是「甘為祖宗之罪人」，若臣工不犯顏強諫，就是「萬世不忠之臣」。這篇充滿感情色彩的文字，反映了他力求節儉，並將節儉視作守住祖宗江山要訣的苦心。他提倡節儉的占論相當多，可謂津津樂道，比如：「所謂儉者，宮室必期其卑也，飲食必期其菲也，不欲以一己之奉累天下。以天下之利還之天下」，「行儉貴在一人，不以天下自奉，非概從慳儕也」。所以後來纂修他的「聖訓」時，編者特辟「儉德」一門，專門收入他的這類言論。

他的這些話，並非徒託空言，而是力求身體力行。即位之初，他就下令停福建荔枝貢、揚州玉貢，隨後命減各省方物例貢，發給朱圈貢目，」毋得任意加增」。以後，貢目中的陝甘口外梨貢、兩淮鹽政進貢的煙盒花爆等亦相繼停辦。他雖然十分強調「恪守祖制」，但熱河避暑、木蘭秋彌等清室相沿成習的活動，均因耗費過大、擾及地方而很少舉行。除了每年祭掃祖陵，他很少離開京師。他如停興築、罷南府、撤三山及各園苑陳設等，盡量壓縮官室的排場，內廷重要節日的進獻、筵宴亦時常傳諭停辦。道光二年止月，諭令皇室婚事「不得以豪華相尚，一慨務從儉約，復我滿洲淳樸舊俗」。他對於國用開支似乎也常常在那裡掂量算計，如發兵征討張格爾時堅持制定軍需則例；多次諭令整頓河工費用，甚至命吏部制訂議處河工賠項銀久不交納的章程，「纂入例冊，永遠遵行」，等等，就是很好的例子。鴉片戰爭時期他之所以一會兒調兵，一會兒撤軍，也與節省軍費開支的主導思想有關。

他不是一個昏庸的君主，所以知道國庫的拮据狀況，也知道統治階層以豪華相尚之風甚烈。他希望通過自己「節儉」的言行，煞住侈摩風習的漫延，人人都來當安貧樂道的君子。他雖然知道「世變風移」有「不期然而然之勢」，卻仍然執拗地呼喚「淳樸」舊俗的再現。可是，他的善良願望在實際中常常受到嘲弄。登基伊始，按成例營建「萬年吉地」之事就提上日程，道光帝既然要在節儉方面率先垂範，自然不會忽略這項開銷很大的工程，「是以節經降旨，慨從撙節」。墓地經勘察風水，選在東陵的寶華峪。五年二月，他親自閱視後表示滿意。負責工程的是素稱敢於任事的英和，他曾對道光帝侃侃而談漢文帝薄葬之事，很對皇上的胃口。工竣之後，七年九月孝穆皇后的靈柩放了進去，看來諸事順利。不料一年之後，發現陵寢木門外牆根潮濕，顯然有漏水跡象。八年九月十一日，道光帝親自趕到現場踏勘，此時積水竟深達一尺六七寸之多。經調查，才知動工時土內即有石母滴水，但英和沒有重視；經辦人原議安龍鬚溝出水，英和也不同意。為了節省開支，工程質量草率粗糙，如石券旁未設疊落石格漏，砌牆海墁等石工於碰楞處僅用松香、白蠟攙和石面抅抹等等。憤怒的皇帝下令嚴懲辦事各員，只是因為太后說了一句「不欲以家事誅大臣」，英和才撿回一條性命。十一年二月，道光帝親至西陵，選定龍泉峪為「萬年吉地」，命穆彰阿等辦理，「一切俱從簡約，以剮朕之素志」。四月，他下令酌改寶城規制，方城、明樓、穿堂諸 、琉璃花門、石像坐俱著撤去，大殿三間單檐成做，甬路不必接至大紅門，太監營房也不建造。這項工程直到十五年九月才完成，據說「堅固整齊」。他造了一個相對說來顯得簡樸的墓地，卻花費了造兩個墓地的時間、人工和銀子。

道光帝崇尚節儉的效果如何，史籍中缺少有關統計數字。但野史筆記中透露出一點信息：

「宣宗御宇三十年，服用之儉，為史冊所罕見。所服套褲，當膝處穿破，輒令所司綴一圓綢其上，俗所云『打掌』是也。於是大臣效之，亦綴一圓綢膝間。一日，召見軍機大臣，時曹文正跪近御座，宣宗見其綴痕，問日：『汝套褲亦打掌乎?』對曰：『易作甚費，故亦補綴。』宣宗問曰：『汝打掌須銀幾何?』曹愕眙久之，曰：『須銀三錢。』宣宗曰：『汝外間作物太便宜，吾內府乃須銀五兩。」』

從這個笑話中，我們不難揣測道光帝「節儉」的實效如何了。

力崇節儉，為道光帝個人德行贏得了聲譽，但也僅此而已。他這種值得尊敬的品行，對現實生活似乎沒有什麼影響。他的言行連自己的兒子奕詝和兒媳葉赫那拉氏也沒能潛移默化，更不必說別人了。侈靡之習是統治階層腐朽沒落的象徵，這豈是道德感召所能挽回的?當他的親屬和統治集團中人一面恬然自得地繼續過著奢侈的生活，一面齊聲稱讚大行皇帝儉樸崇實的「聖德」時，這種頌揚還不如說是諷刺更為恰當。

與他的祖輩一樣，道光帝有一個相當龐大的家庭。他的妻妾共達20人，前後冊立為後的有鈕祜祿氏孝穆皇后、佟佳氏孝慎皇后、鈕祜祿氏孝全皇后和博爾濟吉特氏孝靜皇后，剩下的有些貴人之類，連姓氏、卒年都無可考。他的妻妾為他生下了9男10女。長子奕諱在24歲那年病故，次子奕綱和三子奕繼均在嬰兒時夭折。四子奕詝即繼承皇位的咸豐帝；五子奕誴，過繼給道光帝的弟弟綿愷為嗣，襲封悖親王；六子奕和七子奕譞，一為恭親王，一為醇親王，均是晚清歷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八子奕詥和九子奕訁惠，後均封郡王，但知名度大大不如他們的幾位兄長。10個女兒中，只有五個長大成人，其中只有一人活到34歲，余皆在20多歲便相繼去世。

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嘉慶皇帝的遺孀孝和皇后鈕祜祿氏去世。道光帝15歲時生母即病故，故對這位繼母十分尊敬，她的去世，給道光帝的精神打擊頗大。在料理皇太后的喪事之後，他終於病倒了。《清史稿》說他是「居喪哀毀」。三十年正月十四日，病勢加重，遂召宗人府宗令載銓，御前大臣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科爾沁王僧格林沁，軍機大臣穆彰阿、賽尚阿、何汝霖、陳孚恩、季芝昌和內務府大臣文慶「公啟鐍匣」，宣示御書「皇四子立為皇太子」、「封皇六子奕為親王」。待奕詝入內，「上取緘匣朱旨傳示，並諭勉諸臣」，隨即死於他的寢宮圓明園慎德堂，終年69歲。四月上謚號，廟號宣宗，咸豐二年二月葬慕陵。

簡短的結語

按照我們今天通常使用的歷史分期標準，道光帝可以說是中國封建社會最後一個皇帝，同時又是中國近代社會第一個統治者。雖然他是一個跨時代的人物，我們在他身上卻絲毫覺察不到時代的氣息。他柄政30年，乾綱獨斷，事必躬親，但內政諸要務，如吏治、河工、漕運、鹽政、煙禁等，均無明顯起色。他的統治沒有給中國社會注入新的活力，也就不能順應時代的需要而使衰敗的王朝復興。他是一個勤政圖治的皇帝，也是一個鮮有作為的皇帝，勤政圖治而又鮮有作為，正是他一生的悲劇所在。

鴉片戰爭的失敗使道光帝遺恨終生，他本應痛定思痛，幡然變計，跨入新的時代。但他「晚年惡聞洋務及災荒盜賊事」，一味自欺欺人，臣工們也就苟且偷安，終於使中國又一次失去趕上世界潮流的機會。他的腳已經邁入近代的大門，頭腦卻留在中世紀，這就使他只能成為中國舊時代的一個皇帝，而不能成為新時代的開創者。

主要參考書目：

《清宣宗實錄》。

《清史稿》。

《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

徐珂：《清稗類鈔》。

魏源：《聖武記》。

張集馨：《道成宦海見聞錄》。

作者潘振平，1953年生，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副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