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少江：中國經濟學家不應該忽視經濟學的正義性

中國經濟學家不應該忽視經濟學的正義性(上) 　　 　　 在不少人看來，經濟學是一門關於如何最有效地分配有限的資源的學問，它的全部要義在於這種分配的效率，至於正義性問題則是政治學、社會學、以及其它學科的任務。這種觀點在當今中國的經濟學家中尤其普遍，有一個朋友告訴我，如果你要談論公平、爭議，很多經濟學家們會認為你不夠主流、甚至不夠資格做一個經濟學家。當今的中國，物慾橫流、道德崩潰是眾所周知的，如果真的象我的朋友所說的，由此產生出這幺一批經濟學家在政策制定中佔主導地位的話，那實在不僅是經濟學的厄運，也是中國的不幸。 　　 不錯，經濟學是研究稀缺性的學問。因為由於人類無止境地追求消費的天性以及自然、技術對可供人類消費的資源和生產手段的制約，人類的對消費的總體要求永遠大於他們所能得到的。於是便產生了一門經濟學這幺科學，研究如何在各種相互競爭的需要之間合理的分配有限的資源。但是分配這個詞本身就包含了正義性的命題，因為分配是人類的行為，分配不僅僅是有限資源在不同的用途之間的分配，它同時也是有限資源在不同的社會成員之間的分配，因此對分配不可能沒有道德的或價值的判斷。事實上，經濟學的許多重要分支與價值判斷密不可分。例如，當今西方經濟學中的"顯學"--福利經濟學，專門研究各種不同的制度安排如何影響社會成員的福利，由此而派生的關於稅收、政府支出等經濟政策的研究就更離不開與正義性相連的價值判斷了。 　　 經濟行為，或者說有關經濟活動的制度安排的正義性是一個與經濟效率有關的命題，但是他們是不可相互替代的兩個命題。兩個命題都很重要，都是經濟學所需要面對的。正義性是一種道德或價值判斷，它根植於人類作為一個整體的良心和理性思考。人類整體中的不同部分在不同的時候有著不同的利益，而且這些不同的利益的衝突也在所難免。但是作為一個整體，人類中不同的利益集團知道他們應該互相妥協，在爭取自己利益的同時承認和照顧其它集團的利益。否則，社會就會崩潰，沒有任何集團能夠從社會的崩潰中得到好處。 　　 社會主義的學說在十九世紀能夠產生和發展的土壤恰恰是當時的資本主義制度對社會正義性的忽視。社會主義以社會正義作為旗幟，很快便贏得了眾多的社會底層民眾和知識分子的支持。可是，當它在蘇聯、中國成為現實的經濟制度以後，很快便暴露出這種制度不僅沒有辦法進行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而且也沒有辦法保證長期的社會正義。很快，社會正義由最初的全民的理想淪為空洞的口號。社會資源完全被特權階層所壟斷，資源的分配依靠的完全是超經濟的強制。理所當然的，這個制度在給人類帶來巨大的災難後遭到了普遍的唾棄。 　　 雖然中國仍然自稱堅持社會主義制度，但是幾乎沒有任何人，包括中國的執政者自己真正相信這一點。今天的中國，堅持社會主義只不過是當權者維持統治合法性的招牌而已，社會正義再也不被當政者提起。我想這也就是那幺多中國的經濟學家敢於如此無恥地宣揚沒有道德的經濟學的真正原因。實際上，當今的中國，是世界上最實用主義的國度。在那裡，由於資本與社會權力的結合最緊密，因此資本的積聚最無所顧忌，最不需要講道德，最不需要考慮社會正義，血腥味也就最濃。今天，中國沒有安全設施的煤礦爆炸事故此起彼伏，農民被苛捐雜稅逼得家破人亡的慘劇層出不窮，其它勞工與資本之間的矛盾也越來越激烈。這些都是源於制度安排的非正義性。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學的正義性應該是一切有社會正義感的經濟學家們考慮的最重要的問題。 　　 　　 　　 　　中國經濟學家不應該忽視經濟學的正義性(中) 　　 　　 在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中，社會經常面臨著不同的政策選擇；而不同的選擇則會帶來不同的後果。在社會政策選擇和社會後果之間，有若干內在的、必然的運行機制。有人認為，經濟學的任務只是客觀地描述社會經濟變化和發展的這種機制。也就是說，它的任務不是制定政策；而是告訴政策制訂者不同的政策和不同後果之間的因果關係，讓後者去選擇。 　　 從定義上看，對經濟學任務的這種界定似乎非常清晰，也十分有道理。但是，在現實中，這種界定從來沒有被人嚴格遵守過。它沒有被人嚴格遵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無法被嚴格遵守。 　　 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它的研究對象本質上是人的行為，人在資源的佔有、分配和使用上的行為。人類社會、尤其是現代社會的經濟行為涉及許多變數。這些變數的增減、變數參與經濟過程的先後順序、以及變數之間的相互關係是如此的紛繁複雜，從而導致出巨大的不確定性。這些不確定性使得任何既有的成熟的或複雜的分析工具都顯得無能為力。不錯，為了使得經濟學的分析更加簡潔、規範、準確和富有邏輯性，現代經濟學運用了較多的數學分析工具。例如，無論是宏觀經濟學還是微觀經濟學，在研究經濟增長和動力機制等重要問題時，都較多的使用了動態優化的數學方法。但是使用微分方程來解決動態優化問題時，對變數的數量有嚴格的限制，變數一多，方程則無法有確定的解。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學家們最常用的方法是簡化變數。這種做法使得許多變數被抽象掉。這個由複雜到簡單的過程，由具體到抽象的過程，便是了經濟學家們發揮他們主觀能動性的過程。由此可見，經濟學家們對經濟過程進行描述是不可能完全客觀的。任何一個經濟學模型的背後，實際上都隱含了建立模型的經濟學家對社會秩序的主觀理解和對經濟行為的價值判斷。 　　 即使是那些抽象的經濟理論模型都不可避免地帶有經濟學家們的對社會的主觀認識，遑論那些與現實生活密切相關，與社會各階層經濟利益交織在一起的經濟政策研究了。在這種情況下，硬要堅持不帶價值判斷，無所謂正義和非正義的經濟學，不是掩耳盜鈴、自欺欺人，便是欲蓋彌彰、混淆視聽了。其實，這種例子在經濟學發展史上比比皆是，一百八十五年以前著名英國經濟學家李嘉圖提出比較經濟優勢的貿易理論便是一個最著名的例子。李嘉圖在他的劃時代著作《政治經濟學及稅收原理》一書中完整地提出了比較優勢理論，用來說明自由貿易的合理性。這個理論證明，即使一個國家生產所有的產品都比另一個國家有效率，這個國家仍然都能從兩國間的貿易中得到益處。這個問題的數學證明簡單明了，邏輯性無懈可擊。以至於一百多年後，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薩繆爾森仍然稱之為極為少有的一個沒有爭議的經濟學命題。其實，李嘉圖在闡述這一理論時，不可避免的進行了理論抽象。例如，他抽象掉了運輸和其它交易成本。更重要的是他刻意迴避了貿易政策變化所引起的國內收入分配的變化。有人認為，這種迴避恰恰反應了他的理論以及由此而產生的貿易政策的社會傾向性。生活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處的李嘉圖代表著新興的資產階級利益，而當時風行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卻保護農業土地主的利益，成為資本主義大生產的發展的一個障礙。他大力提倡自由貿易理論和政策主張的目的正是在於解除這一障礙。因此，人們無法指望他站出來清楚地說明自由貿易政策對地主和農民的負面影響。好在在一個思想和言論自由的社會，自然會有其它經濟學家對任何一種自稱沒有價值判斷的經濟學理論進行價值判斷。但是這種辯論需要以承認經濟學的正義性為前提。 　　 其實，任何特定的經濟學家代表一定社會集團的利益是十分正常的。但是象今天的中國這樣，如此大量的經濟學家不承認經濟理論和政策與特定社會利益集團的聯繫，甚至以經濟學的中立性來為這種不承認辯護，這種現象除了說明某一特定利益集團已經在社會上佔據了超壟斷地位外，無法再有別的解釋。在這種情況下，更需要有經濟學家來代表弱勢群體的利益，否則社會一定會快速走向崩潰。 　　 　　 　　 　　中國經濟學家不應該忽視經濟學的正義性(下) 　　 　　 什麼是經濟學正義性的基礎呢？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可以說既簡單也複雜。讓我們從簡單說起，那就是人們的基本價值判斷，也就是人們對好和壞、對與錯的基本認識。可以說，經濟學的正義性是人的良知的自然延伸。譬如說，除了少數虐待狂和受虐狂以及禁欲主義者以外，人類的絕大多數都希望豐衣足食，而不希望饑寒交迫。因此，能給多數人帶來豐衣足食的經濟學和經濟政策是正義的，而造成餓孚遍野的經濟學和經濟政策則是非正義的。在這種情況下，正義與非正義很容易為一般民眾所識別，只要沒有強力制約，他們很快會作出正義的選擇。正因為如此，在文化革命結束的初期，趙紫陽、萬里等黨內改革派提出的與毛澤東多年的荒謬舉措絕然相反的農業政策能迅速得到農民的擁護，而且能給中國農業的發展帶來顯著的積極效果。 　　 當然，在絕大多數情況下，現實生活會比剛才所舉的這個簡單的例子要複雜得多。尤其是當人們面對利益相互衝突的不同社會集團的對立要求，或者面對一特定經濟政策的長期效果和近期效果的相互衝突的時候，對正義和非正義的判斷會變得困難得多。 　　 在現代社會中，有錢人通常會主張減稅和減少社會福利，不贊成最低工資標準；但是，窮人則通常會主張增加政府稅收和社會福利，要求制定最低工資標準。前者會以維護經濟的持續和高效率發展為自己辯護，而後者會以維護當前的社會公正為自己辯護。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學的正義性是否會失去根據呢？仍然不會！人類仍然可以根據基本的價值觀來對具體情況作出具體判斷。比如，從一般意義上說，主張強者幫助弱者是正義的，而主張恃強凌弱則是非正義的。當然，這並不是說人類在任何時候都應該劫富濟貧，因為那樣做無異於扼殺社會中最有能力的那部分人的創造性，從而無法維持社會經濟的長期持續發展。但是不難想像，如果人類處於災荒，一部分人瀕臨餓死，這個時候運用富人的財富來幫助窮人就不僅是應該的，而且是必須的了。當然，社會很少處於這種極端狀態，但是正義的經濟學應該在承認強者幫助弱者的正義觀的前提下根據不同時期的具體情況尋找社會發展的人道的最佳平衡點。那種不顧社會弱勢集團利益的經濟學絕對不是正義的。 　　 讓我們回到現實中的中國。二十年前改革開放政策的提出，相對於毛澤東時代的極其荒謬的經濟政策而言，無疑是一個進步。改革開放的經濟政策對於打破那種極少數中央官僚對全社會資源的絕對壟斷，對於市場機制的建立和發展，對於人民私有權利的建立和發展等等無疑是起到了促進作用。但是，由於政治制度仍然處在集權狀態下，中國的市場經濟的發展極端畸形。除了少數私人企業家是靠辛苦經營或者特有的管理和技術優勢發展起來的以外，政治權力成為在中國社會收斂財富的最主要的手段，社會的統治者憑藉物資分配、土地和資金分配的權力以及對信息的壟斷，在短短的二十年間迅速從政治統治者轉變成政治統治者兼經濟暴發戶，他們積累財富之迅速、之不擇手段，令全世界瞠目結舌。與此同時，在毛澤東時代生活在社會最低層的絕大多數中國農民，二十多年以後依然如故。工人們也在社會財富的再分配中成為輸家。中國迅速成為世界上社會的貧富兩極分化發展最快的國家。顯然，這種社會發展方式絕對不是正義的。由於它不是正義的，因而也是不可能持久的。中國社會中普遍存在的對未來的社會動蕩的擔心便是人們對社會發展現狀的非正義性不認同的一個具體表現。 　　 　　 面對這種非正義的經濟發展模式，中國的經濟學家們在幹什麼呢？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正在喋喋不休地論證經濟學的非道德性，另一部分人則在為政治權力對財富分配的壟斷辯護，為統治者的腐敗辯護。我相信，若干年後，面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新一輪困境和歷史的責備，中國這一代經濟學家一定會為他們今天忽視經濟學的正義性汗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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