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粹主義」,是福是禍?
民粹主義和新民粹主義
自19世紀後期至今,民粹主義(Popu-lism)主要經歷了三次浪潮:19世紀末在美國、俄國以及東歐出現的第一代民粹主義;20世紀60―70年代全球興起的第二代民粹主義,尤以拉美的民粹主義復興為甚;20世紀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來在歐洲和北美復興的第三代民粹主義。冷戰結束後歐洲出現的「新民粹主義」(Neo-Populism)即屬於此,它與世界政治轉型的第三波浪潮正好相疊合。
民粹主義本身是一個語境依賴很強的概念,至今也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但其基本的內涵是以維護平民的利益為由而反對權威,為此甚至不惜採用任何手段。民粹主義倡導「人民優先」,這使得它和民主主義有了某種相似之處,使人誤以為民粹主義者也是民主的倡導者、推進者。然而,民粹主義在維護「人民」利益上走向了極端,其實踐結果是損害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總體上來說,民粹主義作為一種政治哲學或是政治語言,已經成為理解全球化進程中國家政治生活的一個重要視角。就其內涵和外延來說,它不是一國獨有的政治景觀,而是一種與現代化進程中自上而下的不公正的轉型過程密切相連的大眾化運動。
新民粹主義的三個時代特徵
那麼新民粹主義又是怎樣的一種政治現象呢?嚴格說來,新民粹主義不過是舊的民粹主義集合了時代特徵的一種延續,即民生、民權和網路的擴展將民粹主義帶入了一個新的高潮期,它與舊的民粹主義既有相通之處,同時又有不同的表現。
首先是,平民利益的失衡加劇了民粹主義復燃的進程。事實上,主義的背後總是利益的博弈,哪怕是用最華麗辭藻修飾的主義,揭開蓋頭之後都是赤裸裸的階級、階層、集團乃至個人的利益。因為民粹主義將平民利益作為自己的立足點,那麼民粹主義興盛之時,必定就是平民利益失衡之時。其次是,民粹主義與民主主義的結合更加緊密,民粹主義也往往會披上民主的外衣。實際上,民粹主義與民主主義具有內在的深刻的聯繫,中下層民主意識的啟蒙和發育的時期,往往是民粹主義容易爆發時期,而在民主發育還不成熟之時,民粹相伴著民主幾乎是一種宿命。最後,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技術的興起為民粹主義提供了表達的平台,民粹主義也由以前的直接活動進入了網路化的時代,網路話語霸權也成為了它追求的新目標。
新民粹主義的興起及原因
國內社會矛盾的激化為新民粹主義提供了現實基礎
民粹主義產生的基本原因是種種國內社會矛盾的激化,包括國內的階級矛盾、地區間的矛盾、貧富兩極的分化、各利益集團之間的劇烈衝突,以及平民與政府的尖銳對立等等。以第一代民粹主義的產生為例,19世紀90年代美國西部和南部民粹主義運動的爆發,是由於鄉村的農民階級與城市的資產階級,尤其是金融資本家階級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造成了依附於土地的農民在經濟上的極大困境。他們正確地看到,當時的地方政府所代表的已不是當地廣大農民群眾的利益,而是少數資本家的利益,所以主張改造政府,還政於民,提出了「把共和國政府的權力還給普通人民」的口號社會不公為新民粹主義提供了直接誘因
產生民粹主義的直接原因通常是社會的不公正,政治的腐敗,政府的無能,特別是公民對政府的失望。正如一些學者所證明的那樣,民粹主義並不必然出現於深刻的經濟危機期間,而通常是在危機之後。世界範圍內民粹主義的歷史表明,它總是伴隨著下述一種或數種政治危機而產生與流行:政府缺乏足夠的統治能力,不能有效對付來自國內與國外的壓力;普遍的社會不公正和政治腐敗,政府的合法性極大地流失,人們對政府的信任急劇下降;政府沒有足夠的權威推行既定的制度,某種程度的政治失控使公民缺乏必要的安全感。簡言之,社會不公使得公民對現實政治的不信任和對政府的失望增強,這也成為民粹主義產生的一個直接誘因。
網路技術的發展為新民粹主義提供了的現實工具
社會生態的變化特別是大眾傳媒引發的社會交往方式的變化,使得傳統的組織化的程序和等級化的機制逐漸被廣播、電視、網路、報紙等便利、直接、富有個性化的方式所取代。當傳統傳媒領域仍然是社會精英盤踞的地方,互聯網上湧起了民粹主義的大潮,不僅是各色的知識分子在發言,而且更多的是普通民眾的直接表達。他們在傳統領域或是沒有表達的機會,或是處於邊緣,卻在互聯網上唱起了主角。專家、官員、富豪都是社會生活中的強勢階層,他們都比普通網民擁有更多的資源,更大的影響,也擁有更大的話語權。然而在網路上,他們卻成了某種意義上的弱者。社會中下層藉助互聯網,終於將人數的優勢轉化為話語的優勢,而新民粹主義領袖們不失時機地抓住並有效利用了這些變化,新民粹主義也憑藉著這個平台重新佔據了人們的視野。
是福是禍:新民粹主義的警示
新民粹主義的活躍期到底能持續多久還是一個未知數,預測其未來實屬不易,它「對現代化和社會進步來說,或許是福音,但更可能是禍害」。不過,可以肯定的是,這種現象的出現是整個社會發展的系統反應,而我們要做的就是從中得出有益的警示,避免不受其益而受其害。
警惕新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合流
新民粹主義在當下的一種發展苗頭是同民族主義合流,這時的民粹主義實際上是以民族主義的面目出現的,或者就如美國著名政治學家約瑟夫·奈所稱的「帶有民粹主義色彩的民族主義」。披上了民族主義外衣的民粹主義,更有迷惑性。因為以維護民族、國家利益為招牌,很容易得到公眾的認同,反對者往往顧忌被扣上賣國的大帽子,而不得不無奈地沉默,政府在管控其非理性行為時也必須更加謹慎,甚至不敢作為。對於這種與新民粹主義結合的簡單化、粗暴化的民族主義必須進行堅決地鬥爭。思想理論界應當有意識地加大批判民粹主義的力度,同時,政府對民粹主義的非理性行為,應當按照國法政紀嚴肅懲治。
既不要妖魔化,也不要搞民粹崇拜
另一方面,我們在應對新民粹主義的衝擊時,更要以平常心看待之。社會階層是多元的,利益是多元的,多元思潮存在是必然的。人上一百,五顏六色,何況是千千萬萬人構成的社會。那種要社會只存在一種思潮,動輒消滅某一種社會思潮的想法,不僅是偏激的,而且是危險的。相互交織、對立的思潮共存,是社會生態平衡的表現,也是健康社會的標誌。比如精英主義與民粹主義,有時這種思潮強一點,有時那種思潮強一點,一方是另一方的倒影。它們共生式存在是社會的常態,它們的變化是社會的晴雨表。在許多問題上兩者相互制衡並構成平衡,對社會來說是好事,比如改革中重視精英的頂層設計,與重視平民的人民首創,兩者就必須結合起來,這樣才能更好地反映社會共識,因而對待新民粹主義,我們既要有防止之心,又要用容人之量。
結語:黑格爾說過,所有存在的都有其合理性,新民粹主義的泛起也一樣。事實上,思潮只是社會生態的表層,只要基礎還存在,就難以消滅。在中國這樣一個處於轉型之中、充滿社會複雜性的國度,新民粹主義仍然有著巨大的市場。當然,當今中國是一個開放和多元的社會,這種大環境也不可能使極端民粹主義佔據社會主流。因而,我們對新民粹主義的泛起也不必大驚小怪,合理看待、理性思考,我們就一定能找到解決新民粹主義的未來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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