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文集】從二戰後法國政局看今日香港政改

(圖文來源:《大公報》A10版,大公評論,2015年5月28日,李曉兵,原文標題為:《七十年前法國與今日香港政改》)

七十年前的法國政局對今日香港政改有著寶貴的借鑒意義。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70周年,世界各國都在紀念這個偉大的勝利。是的,這是全人類的偉大勝利,很多國家都是在這次勝利之後獲得了重生和重建的機會。對於法國這樣一個在二戰期間曾經被德國佔領的國家而言,在二戰結束之際如何重建法國的制度、恢復法蘭西人民的信心,卻是面臨著艱難的選擇。當時的法國百業待興、百廢待舉,一方面要結束戰爭和戰後臨時的制度,另一方面則要重建政權和法蘭西的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然而,法國國內各種政治力量的明爭暗鬥和政黨之間的衝突讓很多政治活動無法正常展開,許多問題的解決被迫擱置。對外,法國也不能形成一個強國的形象,特別是在海外領地政策上幾乎陷入重重矛盾之中,甚至不容易形成堅定而統一的外交政策。

什麼是最好的憲法?

在二戰中成為法國自由精神不滅象徵的戴高樂將軍,置身於政黨紛爭之中,也感到孤掌難鳴、獨木難支,他不願為當時的制度作掩護而依然辭職,但他又並不心甘,於是,他在1946年6月16日選擇坐落於諾曼第的小城——貝葉發表演說。貝葉是盟軍二戰中解放的第一個法國城市,他在此地公開發表演說是有其特殊的考慮。在演說中,戴高樂首先從分析法國人的民族性格入手,進而分析了法國的歷史和及其面臨的複雜的國內外形勢,以及法國應做出的選擇。他專門引用希臘人和智者索倫(sage Solon)的對話來提醒法國當時的憲法起草者:「希臘人曾經問智者索倫『什麼是最好的憲法?』索倫回答說:『先告訴我這個憲法是為誰制定,為什麼時期制定。』」在此基礎上,戴高樂進而指出: 「我們要勇於接受現狀,坦然面對這個時代。」戴高樂清楚法國當時正處在一個特殊的危難時期,正在制定的第四共和憲法是為法國設計未來的基本制度,他認為這部憲法應該結合法蘭西的民族性格,直面法國當下的現實和國內外的形勢,並做出一種理性的制度安排。戴高樂在貝葉演說中所希望的憲法應該設計一種理性化的議會制度,議會權力的行使應得到限制,行政權應得到充分的發揮,國家元首應有實權,等等,這是戴高樂在權衡法國傳統和現實之後所設計的憲制藍圖,但其主張並未得到足夠的重視,也未能被當時的「第二制憲會議」所採納。之後的「十月憲法草案」以微弱的相對多數而通過。戴高樂對這部憲法的評價則是:「三分之一的法國人聽之任之,三分之一的法國人表示拒絕,三分之一的法國人置之不理。」在這種情況下,法國第四共和憲法的基礎其實是比較脆弱的。這部憲法繼承了第三共和內閣危機的傳統,並使它深化,其所存續的十二年間,法國政壇依然是「亂」象叢生,政黨傾軋和政治紛爭不斷,很多政治難題依然沒法得到解決,議會內部更是矛盾重重。頻繁的不信任案投票讓內閣走馬燈似的倒台,以至於法國在國際問題上也總是無能為力,印度支那和阿爾及利亞的局勢讓其焦頭爛額,而阿爾及利亞事件更是引火焚身。法國第四共和憲法實施的重重困難的確被戴高樂言中。

在第四共和幾乎陷入困境的情況下,法國人民又重新想起了戴高樂,想起了這個老人在貝葉演說中曾做出的理性分析和富有建設性的建議,但由於當時的人們大都處在一種渾然不覺的狀態,缺少理性判斷也無法做出遠見而明智的選擇。而今,那些在法國危難之際興風作浪的政治力量無法兌現自己的承諾,法蘭西人民只好對自己糊裡糊塗的選擇買單。在此情形下,戴高樂接受法蘭西的召喚重新出山,法國按照戴高樂貝葉演說中的理念重新制憲,確立了新的憲法權力架構。這部法蘭西第五共和憲法從1958年適用至今,整體運作比較平穩,憲法的實施走上了較為成熟的軌道,特別是總統權力得到了適度的加強,並通過憲法委員會的配合實現了議會理性化的目標。用戴高樂的話來說,這種體制是適合法蘭西這個民族的,是符合法蘭西第五共和需要的。

香港政改:「偉大的妥協」香港今天所面臨的形勢也是空前的嚴峻,可以說也正在面臨著內外交困的局面。從國際和區域競爭的局勢來看,香港正在陷入相對的衰落。香港在過去的十多年裡未能在國際格局轉換中尋找有利於香港發展的條件,創造對於香港發展有利的局勢,充分利用有利於香港發展的力量,特別是在內地的交往合作過程中獲得新的發展機會和空間。香港回歸之後本來可以做的更好,但是香港的很多重大決策都表現出一種遲疑、猶豫和遊離,並在諸多問題上貽誤了戰機,這就使得香港的發展步子邁不開,從而裹足不前,徘徊逡巡。香港當下所展開的政制改革所面臨的形勢也非常複雜,香港內部各種政治力量都競相表達自己的立場和聲音,而一些反對派淪落為一種簡單的「為反對而反對」,甚至可以說是不顧一切的反對,包括對於香港未來發展前景具有重大意義的舉措也都遭到無所區別的反對。比如前些年的基本法第23條立法問題、國民教育的實施問題,以及最近的創新及科技局的設立問題。後者本是香港因應經濟挑戰和發展多元化產業經濟的需要,同時為香港年輕人開拓更多向上流動的機會,但是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的努力卻被「泛政治化」而慘遭擱淺。香港特區政府所提出的關係到香港民生和發展的倡議幾乎無一漏網的受到一些政治力量的「杯葛」或反對,「逢中必反」的鬥爭策略更是讓香港的民主政治走入一個誤區,走入一條死胡同,走上一條不歸之路。這也是香港在當下的政制改革問題上面臨著極為艱難困境的原因,正是由於香港一些政治力量對於香港的政改和「一國兩制」實踐認識模糊,其一意孤行的立場使其很多主張都是以狹隘的小群體利益作為前提,因而顯得過於主觀而且有失公允。基於這樣的判斷進而所採取的行動更是不合時宜,這不僅不符合香港的現實,也容易陷入一廂情願的固執而把香港的政治發展之路推向一個極端的方向,特別是其所採取的方式也往往陷入激進而激烈的抗爭,以求能夠博得「眼球」和「點擊率」,但往往缺少建設性的考量和長遠的謀劃。這種偏執和偏頗對於香港政治進程無疑是非常危險的,這樣不僅會造成一種偏離,而且還隱藏著非常致命的缺陷,對於香港政改普選目標的實現已經構成極大的障礙。今天的香港保留了讓港人引以為傲的法治傳統,也擁有較為充分的自由和權利的保障,但香港民主政治的發展在過去港英統治期間卻未得到充分的發育,回歸之後的香港按照基本法的規定走上了實事求是和循序漸進的民主發展之路。在香港政制改革這一重大問題上,中央立足於香港長遠的發展目標而做出理性的判斷,自始至終堅守實現香港繁榮穩定的基本目標。因此,香港民主政治的實踐一方面需要在發展中實現轉型,同時也要實現制度上的傳承和延續,不宜採用激進的發展模式,甚至造成香港社會發展進程的斷裂。香港政改:「光榮的革命」 中央強調特首任職的愛港愛國要求,這是中央政府在香港未來政治發展方向上做出的一個明確的表態,這也是基於基本法的規定。特別行政區作為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特首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特首要依照基本法的規定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如果特首不能兼顧這兩種職責和角色,則其根本無法承擔和履行基本法所規定的憲制責任。這次香港政改所確定的方案,是在比較各種方案基礎上最為理性的一種選擇,其中提名委員會的設計就是為了讓特首能夠兼顧其所承當的兩種憲制性角色。通過提名委員會來確定特首候選人被稱為是「守前門」,可以避免香港在將來的特別行政區特首選舉過程中出現嚴重的憲制性危機。在諸多的關於普選目標實現的主張中,當下所確定的政改方案屬於上策的選擇。按照「守前門」方案的制度設計,讓獲得提名委員會通過的候選人再經過香港五百萬選民的投票而獲得香港百姓的支持,這樣,候選人能夠得到中央政府的信任和支持,但同時又把選擇權交給香港五百萬選民,讓基本法所確定的普選基本目標得到落實。從將來特別行政區普選制度的實施和運作來看,這樣的制度設計是一種穩健而積極的選擇,在此基礎上展開的實踐對於香港未來民主政治的發展和有效治理以及香港整個社會轉型,都提供了一種現實意義的制度上的支撐,是結合特別行政區政治發展和中國未來發展而做出的審慎而負責任的判斷。從香港基本法關於普選目標的規定到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再到特區政府所公布的特首普選法案,香港離基本法所確定的普選目標的實現越來越近。將提名委員會提名特首候選人和香港五百萬選民一人一票選舉產生特首相結合,這一方案在充分考量各方立場的基礎上兼顧了各方的利益,也兼顧了民主發展的理想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現實,這是香港憲制發展中的一個創造性設計,其「折中」的理念蘊含著中國人的政治智慧,這是中國憲法實踐中的一個「偉大的妥協」,也是中國憲政發展中的一次「光榮的革命」。(作者簡介:李曉兵,法學博士,南開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台港澳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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