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再復：中國貴族精神的命運（1）
劉再復：中國貴族精神的命運（1）
從富強到文雅 尋求民族精神的復興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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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族精神的對立項不是平民文學、平民精神，而是奴才精神、流氓精神、痞子精神。
先是辛亥革命把「貴」掃掉了，1949年以後又把「富」掃掉了，最後文化大革命把「閑」也掃掉了。富貴閑人現在沒有了。
貴族精神的缺失造成我們「象牙之塔」的瓦解和逍遙精神的消失，造成我們社會生活習俗、語言以及審美趣味的粗鄙化，造成我們富了以後不知道該怎麼辦。
王魯湘：在西方文明的發展中，貴族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貴族不僅意味著一種地位，一種頭銜，也意味著社會的行為準則和價值標準，意味著一種我們稱之為「貴族精神」的東西。
中國是否也存在著貴族精神？如果有，它在中國的歷史和文化中扮演著什麼角色？它的興盛和缺失又會導致什麼樣的結果？在當代社會，我們應該如何詮釋它？有關這些問題，請文化學者
劉再復：整整19年了。
王魯湘：這麼多年沒有回來，再回來是什麼感受？
劉再復：這次借著鳳凰的翅膀能夠回來，看到北京的變化真大。像我以前住的建國門外，現在完全是另外一個世界了，認不得了。
王魯湘：包括社科院那座您很熟悉的大樓，外表也完全變了。
劉再復：對，完全變了。
王魯湘：有人說，一個人離家遠遊，最終目的其實是為了回家，為了感受家裡的親切，為了更深刻地認識自己的家園。您這麼多年一直遊歷歐美，在海外進行一些文化思考，現在反過頭來看自
己的家園，會有什麼樣新的感悟？
劉再復：我過去讀《荷馬史詩》，把《伊利亞特》和《奧德賽》讀成人生的兩個基本模式：《伊利亞特》是出征，《奧德賽》是回歸。對於中國，我覺得處在中國看，可能看不太清楚；反而從國外回來再看，會感到今天的中國非常有活力。
王魯湘：您對貴族精神的思考，可能也是遊歷歐洲的過程中，反觀自己家園時產生的一個靈感吧。
劉再復：有這方面原因。歐洲的貴族傳統一直沒有中斷，雖然法國大革命打斷了一下，但歷史上形成的一些貴族精神至今還在延續。這對我很有啟發，我想大國的崛起不止是物質和經濟層面的問題，還是人文和精神層面的問題。我走了近30個國家，視野打開了，再看我們的國家，會看得更清楚，也更低調。
我是研究新文學的，也研究文學理論。我對「五四」這樣一個偉大的啟蒙運動評價很高。我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袖是充滿慈悲心的，他們對中國下層的勞苦大眾非常關心，做了一件功不可沒的大事--「文字奉還」，使文字不再被壟斷在少數人手裡，而是可以被多數人掌握。在「五四」以前，文和言是分開的；新文化運動把文和言統一起來，提倡用白話來寫文章，這是一個非常偉大的「文字奉還」工程。
五四運動的概念錯位
除此之外，「五四」運動還有兩個重大發現，一是發現中國固有的傳統文化資源--以孔夫子為代表，已經不足以應對現代社會的挑戰；二是發現邏輯和理性成分在中國傳統文化當中的闕如。這兩個發現使「五四」運動永遠帶有歷史的合理性，永遠不可抹殺。同時，我對「五四」也做了一些反省，包括對陳獨秀文學革命論提出的「推倒貴族文學，建設平民文學」進行反省。建設平民文學固然是好事，但推倒貴族文學是有問題的。這其中包含了兩個概念的錯位。
一個概念錯位是沒有分清貴族精神和貴族特權之間的界限，也即沒有分清貴族階級與貴族文學的區別。什麼是貴族？按照辭典的解釋，貴族是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中享有政治和經濟特權的階層。從這個意義上講，推翻它當然帶有歷史的合理性。但是貴族精神和貴族文學就是另一回事了。1789年法國大革命把國王送上斷頭台，推翻貴族政權，卻把貴族精神和貴族文化保留下來，所以到現在法國的最高獎章還叫做「騎士勳章」。騎士就是次等貴族，是代表侯爵、公爵替國王打仗的階層。
另一個概念錯位是把貴族精神的對立項搞錯了。貴族精神的對立項不是平民文學、平民精神，而是奴才精神、流氓精神、痞子精神。很多平民實際上是有貴族精神的，像《紅樓夢》里的晴雯，「心比天高，身為下賤」；賈寶玉在《芙蓉女兒誄》里形容她「其為質則金玉不足喻其貴」，她的人格很高貴，她的身上是有貴族精神的。
貴族精神的四大內核
那麼，什麼是貴族精神？西方很多大的哲學家、思想家，從亞里士多德到但丁，從托克維爾到尼采、羅素，都不斷地對貴族精神進行定義，提出過很多不同的看法。我把它們做了歸納，總結出最核心的幾點精神。
第一是「自尊精神」。這是尼采道破的。尼采相當天才，他在19世紀最後一年去世，好像預感到貴族將在20世紀滅亡。他預見到這個，所以當時就高舉貴族主義的旗幟。在《善惡之彼岸》和《道德的譜系》里，尼采對貴族精神進行了定義，認為貴族精神之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是「自尊精神」，也即對自由意志和個人尊嚴的充分肯定。尼采認為上層人與下層人的道德水準和精神原則是不一樣的。他很偏激，鼓吹上等人要向下等人開戰，但是他推崇「自尊精神」並沒有錯。貴族有一個最基本的行為模式就是「決鬥」，普希金、萊蒙托夫這些偉大的貴族詩人都死於決鬥。決鬥體現出一種信念：有一種東西比我的生命更重要，那就是我個人的尊嚴。所以，自尊是一個貴族最根本、最重要的精神。
第二是「講求原則」。我們生活在人的社會裡，人與人是相互關聯的，與人相處時要講原則講規則，既要尊重自己也要尊重別人，這是貴族一個很重要的精神。比如決鬥，雙方按規則站在
英國的貴族傳統很發達，形成了一種公平的遊戲原則叫「費厄潑賴」。
我為什麼說貴族精神的對立項不是平民精神，而是流氓精神、痞子精神，就是因為流氓最糟糕的地方在於不講原則、不講規則，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
第三是「保持低調」。凡是貴族，一定是低調的。他在自尊、自律之外，還有自明。貴族擁有土地和財富，也擁有較高的學識和修養。他知道世界有多大、歷史有多長，知道個人的有限性，所以不敢唱高調。其實有力量的人都是低調的。
看看現在我們這個社會，那些「財大氣粗」的人都不是貴族。因為凡貴族一定是財大而氣不粗，這種低調是由學識與修養融匯形成的一種精神氣質。中國有句俗話叫「皇帝話少」，按照托克維爾的定義，皇帝是第一貴族，所以他不講太多話。
第四是「淡漠名利」，不把名利看得太重。這一點是南朝時期的沈約在《高士贊》里特別提出來的。他對貴族下了幾個定義，比如避世、避言，離世俗社會遠一點；淡漠名利，安於清貧質樸的生活，把爭名奪利看成是一種恥辱。
以上四點是我自己概括出的貴族精神的核心價值。貴族精神的形成需要歷史的積澱。在歐洲貴族的歷史傳統比較悠久，貴族精神從原來由貴族主體創造，到後來變成整個社會共享的一種精神財富。比如我們現在一說起「騎士精神」，馬上就想到「慷慨、正直、尊重婦女、扶持弱者」這些字眼。騎士精神已經成為一種全人類共享的優質精神遺產與高尚的思想境界。
俄國思想家別爾嘉耶夫在反省俄國的國民性時，認為俄國人有一個很大的弱點，就是追求神聖但不追求正直。為什麼呢？他說這是因為我們缺少歐洲的騎士傳統和騎士精神。其實中國也有這個問題。我們追求當聖人，但是不太崇尚正直。聖人超乎尋常，標準太高，不容易做到。做不到就要戴面具，就變成虛偽，而虛偽恰恰是對人性腐蝕最厲害的一種東西。從這個角度講，「五四」運動反對舊道德是有道理的。舊道德變成了偽道德，多少跟我們的文化傳統中缺少騎士精神有關。
貴族精神的文學表現
貴族精神的精華通過貴族文學充分呈現出來。我把西方文學和中國文學裡面表現出來的貴族精神概括為六條：
第一是品格的高潔。比如普希金和屈原，兩人都是典型的貴族文學家。屈原在《九章·橘頌》里非常鮮明地表現出自己人格的高潔。普希金也有很多詩歌表現出詩人品格的高貴。品格的高潔是貴族精神在文學中的一個重要表現。
第二是精神的雄健。比如嵇康，嵇康是貴族，他精神的雄健除了表現在文字語言上，在行為上也表現得非常突出。他不想當官，朋友山濤介紹他當官，他氣得要命，寫了一篇《與山巨源絕交書》，跟朋友絕交了。鍾會是當時司馬氏王朝一個炙手可熱的寵臣，權力非常大，想拉攏嵇康，有一天帶著幾個人去看望他。結果鍾會進來的時候，嵇康連眼珠都不轉去。鍾會很生氣，要走的時候，
嵇康才問：「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會回了一句話：「有所聞而來，有所見而去。」其實嵇康當時只要敷衍一下，就可以當大官；但他就是不敷衍，後來導致他上了斷頭台。臨刑之前，他彈奏一曲《廣陵散》，說從今以後，「《廣陵散》於今絕矣！」這也是一種精神的雄健。
英國詩人拜倫也是一個典型的貴族。他20歲左右就在上議院獲得了世襲職位，但他後來投身希臘的民族解放戰爭。他的詩文和行為都表現出驚人的雄健。
第三是心氣的高傲。在俄國文學中屠格涅夫是一個很典型的貴族文學家，寫過《貴族之家》、《父與子》。《父與子》裡面的主角巴扎諾夫，那是一種非常高傲的氣質，他所有的行為都表現出血液深處那股不可征服的驕傲。
第四是理想的卓越。比如俄國貴族詩人薇拉·妃格念爾，她的自傳《俄羅斯的暗夜》是典型之作。她有一種理想，可以為這理想獻身。羅素在《西方哲學史》里說貴族造反與農民造反是有區別的，前者的造反是有理想的，後者則缺少理想。
第五是道德的完善。這一點表現得最為典型的是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以及《復活》，其中的三個男主角彼爾、列文、聶赫留朵夫，他們共同追求的目標都是道德的完善。第六是藝術形式的精緻。像沈約對「四聲八病」的界定，法國古典主義對「三一律」的審美要求，都是貴族精神在藝術形式上的表現。以上六點是貴族精神在文學上的表現。
中國的三大貴族時代
我們中國經歷過三個貴族時代，第一個是西周時期的「氏族貴族時代」，第二個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門閥貴族時代」，第三個是滿清時期的「部落貴族時代」。三者之中最典型的實際上是西周的貴族時代。這一時代歷經五六百年時間，那時候的貴族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是有姓氏，當時只有貴族有姓氏，作為血緣傳承的標誌，平民是沒有姓氏的；第二是有分封土地，諸侯可以佔領一方土地；第三是有軍隊、兵車，貴族具有一定的武裝力量。
當時的貴族劃分為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五個等級。貴族社會很講究風度和文化，《詩經》就是貴族之間交往的一種文化通行證。那時候參加貴族的宴會、聚會或者外交場合，是要念詩的，如果讀的詩與身份或場合不符，會造成很大的問題。《左傳》里記載了一個故事，公元前500多年晉平公掌握政權後大宴諸侯，規定每個諸侯所讀的詩一定要「詩必類」，也就是與宴會氛圍相符。結果有一個齊國大夫高厚讀的詩被認為「不類」，晉平公一名大臣荀偃拍案而起說：「諸侯有異志矣！」號召其他諸侯國同討不庭，
險些為此打仗。可見《詩經》在當時不只是文學文本，也是道德文本，這一點是我們現在的文學教科書沒有注意到的。如果想了解《詩經》，我推薦三本書，一本是
西周的氏族貴族最後被戰爭瓦解。秦擊敗六國後，實行中央集權，用郡縣制代替分封制，給當時的中國帶來一個很大的轉變。後來漢武帝以中央文官制度代替分封諸侯，貴族制度進一步瓦解。
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的貴族制度來了一次復辟，講門第、講出身、講血統，講得非常厲害。那時候姓氏不同是不可以通婚的，選拔官員都要看血統。當時有一個歷史背景是所謂的「五胡亂華」，很多胡人跑到江南去了。漢人可能擔心與另外一種血緣相混，所以就特別講門第和血統。
與《詩經》相對應，這一時期出現了第二次貴族文學高潮，代表人物包括謝靈運、沈約、陸機，以及皇帝蕭統、蕭衍等。他們這一批王公貴族大玩詞藻，大玩形式，大玩聲律，四聲平仄就是這時候發明的，在文學形式上為唐詩的高度發展奠定了基礎，功勞很大。我認為這是一個為藝術而藝術的時代。
這個時代後來被科舉制度打垮了。隋朝建立科舉制，唐朝充分發展。這時候不講血統了，開始重才華，誰詩文寫得好誰就可以當進士。相反，如果沒有才氣，出身好、門第強也是沒用的。科舉制給中國社會帶來很大的變化，「白衣卿相」代替世襲貴族的現象變得更為普遍。其實在戰國時期像蘇秦這種白衣卿相已經開始代替世襲貴族了，在隋唐時期出現了更多的白衣卿相，只要你有學問，詩詞寫得好，就可以當狀元宰相。
宋明之後，雖然也有貴族，但只存在於宮廷中，貴族時代已經結束。到了清朝，又出現一個貴族時代，從滿洲過來的愛新覺羅氏在關內取得政權，形成了部落貴族的時代。這一時代的貴族等級是極為嚴格的，爵位分得很清楚，共二十七等：第一等是公，分三等；第二是侯，分四等；第三是伯，分四等；第四是男，分四等；第五是子，也分四等；下面還有輕車都尉、都旗尉、雲旗尉、恩旗尉，等等。漢人如果立了大功，也可以受封爵位，但貴族基本上還是由滿清八旗子弟組成的。這個貴族時代最終被辛亥革命打掉了。
以上可以看出，中國的貴族時代有兩個特點，一是比較早就瓦解掉了；二是沒有形成強大的貴族傳統，沒有可考的長期的貴族系譜。這與歐洲很不同，所以我們也沒能像歐洲那樣形成核心價值比較清楚的貴族精神。
儘管如此，在中國社會裡「富」和「貴」兩個大概念的分野還是很清楚的。以《孔雀東南飛》為例，
不喜歡她，非要把他們分開呢？就是因為婆婆嫌媳婦的出身不夠高貴，與自己兒子的門第不相配，結果硬是逼著兒子把媳婦趕走了。可見，當時「富」和「貴」的界限是很清楚的。
從《紅樓夢》里也可以看出「富」和「貴」分得相當清楚。賈寶玉和探春她們成立詩社，提議每人要有一個筆名。賈寶玉說，你們幫我取一個吧。有人說叫「無事忙」，有人說叫「絳洞花主」，他都不滿意；後來薛寶釵很聰明，給他起了一個名字「富貴閑人」。薛寶釵說：「天下難得的是富貴，又難得閑散，這兩樣再不能兼有，不想你兼有了。」賈寶玉的特徵，確實是「富」與「貴」二字之外，還兼有「閑」字。他雖生於大富大貴之家，卻不把財富、貴爵、權勢看在眼裡，但求的是心靈的富足和精神的高貴。「閑」就是精神上的貴族，所以他對於「富貴閑人」這一稱號，也就樂得接受了。
清朝的部落貴族垮台之後，我們先是用辛亥革命把「貴」掃掉了1949年以後又把「富」掃掉了，最後文化大革命把「閑」也掃掉了。富貴閑人再也沒有了。
貴族精神消失的後果
中國的貴族時代瓦解之後，在二十世紀出現了幾個重要的精神現象。第一個現象是象牙之塔的瓦解和逍遙精神的消失。我說的「象牙之塔」是一種象徵性的東西，與閑散、逍遙有關。這個概念最
早產生於1925年，魯迅翻譯日本文學家廚川白村的兩本書，一本《苦悶的象徵》，一本《出了象牙之塔》。此後「象牙之塔」就開始流行於現代文化。廚川白村這個人很有才華，他提出文學是苦悶的象徵，這個命題很精彩。另外他希望作家能夠走出象牙之塔，走到十字街頭去關懷社會。這與魯迅的思想不謀而合，所以魯迅把他譯介過來。
應該說，作家走出象牙之塔的觀念在當時具有合理性，那時候中國正處於苦難的時代，受帝國主義列強壓迫，需要作家去投入社會。但是後來我們把這種觀念極端化了，把象牙之塔看成了一種不合法的、不合理的東西，結果是作家走向了十字街頭，但之後再也回不去象牙之塔了。
其實，象牙之塔是一個作家、一個思想者進行個人的精神創造的私密空間。這個空間是完全必要的，是與關懷現實社會並不矛盾的。作家一方面需要關懷社會，另一方面也需要從事精神價值的創造。而精神價值創造必須處在一個沉浸狀態，一個面壁狀態，如此我們的藝術作品才可能精緻，才可能有深度。一旦把兩者對立起來，象牙之塔必然消失。所以
象牙之塔瓦解帶來的結果是像賈寶玉這種閑散的精神與逍遙的自由沒有了。一些作家很關心社會，熱烈地擁抱是非，這很好，應該尊敬；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有一些作家選擇抽離社會，遠離是非，在象牙之塔的逍遙狀態下進行很精緻的精神價值的創造，應該也是可以的。象牙之塔一旦遭到否定，文學作品的精緻化必然會受到影響。
貴族精神消失帶來的第二個現象是社會生活習俗、語言以及審美趣味的粗鄙化。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叫《論語言暴力》，總結了二十世紀中國出現的許多語言暴力現象；特別是六七十年代，到處充斥著粗鄙的語言，即便是我所在的高級知識分子成堆的社會科學院，也同樣是人人聲嘶力竭，整天「批倒」「批臭」「踏上一萬隻腳叫你永世不得翻身」。我現在想起這些還非常慚愧，當時怎麼會是這個樣子？！但那時候社會就是這個樣子，我們作為風氣中人大概也就不由自主了。我在文章中提出要告別語言暴力，尤其是暴力性的命名，比如叛徒、公賊、內奸、黑幫等等，都是非常粗鄙的語言。中國是一個禮儀之邦，講話要文明、高雅，不能夠連禮儀之邦的表面功夫都沒有。
另外生活習俗上也出現了某種粗鄙化的東西。如果說十九世紀中國人的陋習是抽鴉片，那麼二十世紀以來，特別是經濟大潮之後，我們又形成了一些新的陋習，比如講排場、講吃喝、比錢財、重名利，缺少一種高雅的、高尚的、高貴的追求。這種風氣後來甚至影響到文學創作。
我認為文學創作有三個重要元素，第一是心靈，第二是想像力，第三是審美形式。文學是心靈的事業，有的作品比如《封神演義》，雖然情節很吸引人，但為什麼就不是一流的文學作品？就是因為它沒有切入人的心靈。好的文學一定要切入心靈。可是當我們的精神鄙俗化以後，文學已經不再是心靈文學，而變成身體文學、下體文學，甚至有些小說不寫「性」就不行了。我其實是思想很開放的人，文學寫情愛當然合理，但不能給每一篇作品都加上「性佐料」，這會使作品顯得俗氣。
我們過去有一段時期也是下里巴人壓倒陽春白雪，但那時候下里巴人的文學也是很好的。現在是精神進一步鄙俗化了，作為貴族精神對立項的痞子精神和流氓精神日益泛濫。我對痞子文學並不全盤否定，但我們不能把「我是流氓我怕誰」這個口號看作是天生合理的，因為流氓、痞子是最不講原則的，他們缺少敬畏。
我不反對世俗生活的充分發展。香港就是一個世俗生活發展到極致的社會，我很喜歡香港，也很高興看到今天大陸世俗社會的發展。但是嵇康有一句話：「外不殊俗，內不失正。」「俗」是世俗社會，外不殊俗，是說在外表上不拿架子，不持與世俗世界格格不入的姿態；但內心要堅持自己的原則，「內不失正」。
愛因斯坦在這一點上值得我們學習。美國時代雜誌評選出20世紀最偉大的三個人物，除了甘地和羅斯福，就是愛因斯坦。他是20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家，也是最偉大的理性主義者，可是他晚年皈依上帝。對他來說，上帝存不存並不是最重要的問題，重要的是人是不是要有所敬畏；人只有有所敬畏，才會有心靈的原則。
貴族精神消失的第三個現象是人富了以後不知道該怎麼辦。這是一個新出現的現象，今天的中國發展速度日新月異，一部分人先富了起來，富了之後怎麼辦？會不會朝「貴」的方向發展？這是一個問題。孔夫子在《論語·學而》里說：「富而好學，富而好禮。」而現在很多人往往是富而好利、富而好賭、富而好淫，富了以後失去了心靈的方向。在這一點上，我覺得猶太人值得借鑒和效仿。
猶太人是西方最有錢的人，可能由於二戰受害太重，他們進行了深刻的反省，戰後開始把大量財富回饋到社會中，辦博物館、藝術館、學校……為提高整個社會的審美情趣和精神境界做出了貢獻。阿曼德·哈默是其中典型的代表。他是一位成功的猶太企業家，也是第一個到共產主義俄國與列寧見面的西方企業家。他在洛杉磯建了一座哈默藝術博物館，用他全部的資產購買名畫，放在博物館裡讓人參觀。聽說有一幅梵谷的畫作是用9000萬美元買下來的。我覺得洛杉磯有沒有哈默藝術博物館是大不一樣的，這座博物館影響到整個城市的精神面貌，特別是年輕一代的精神境界。
再比如比爾·蓋茨和沃倫·巴菲特。2005年6月，巴菲特宣布把自己420億美元資產中的85％回饋給社會，其中大約拿出300億加入比爾·蓋茨的基金會，共同從事慈善事業、教育事業和藝術事業。這就是從富走向貴的過程。我們過去常說，富人要經過三代才能完成換血，變成一個貴族。他們現在不用三代了，從自己這一代開始就往高貴上發展。
我自己到現在一直感念一個人，就是
最後我想說一句，我所講的貴族精神不僅針對個人，也針對我們這個民族。如果今天我們多想著一點兒如何在精神上去向高尚、高貴、高雅提升，那麼我們這個大國的崛起就會在物質極大豐富之後，在精神上也獲得極大的提升。如此一來，這個社會才會更加美好。
王魯湘：可以說，從19世紀中葉開始，「強國夢」就是整個中華民族實現歷史進步的一個最主要的動力。但是強國這個理念所導致的社會實踐是有不同路徑的。在西方，強調的不是強國而是民富，要讓老百姓一個個富起來之後，才能實現國家的富強。我們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現在也認識到民富的重要性。但是只有「國
強「和」民富「這兩個目標還不夠，同時應該擺在並列位置的還有一個」人貴「。把人的尊嚴放在第一位，把生命的尊嚴放在第一位，尊重每一個老百姓追求財富、創造財富的合理性，然後自然而然地國家就會強大。我覺得貴族精神在中國長期缺失的一個很重要原因是我們對人的尊嚴還沒有足夠的認識。
劉再復：這個問題非常重要。魯迅在青年時代就提出一個命題：立國先立人。中國有句古話叫「人存政舉、人亡政息」，過去一些朝代在衰亡的時候，常常出現的一個大問題是「後繼無人」。所以，人是關鍵因素。人的精神素質，人的生命質量，是一個國家能否持久、健康發展的關鍵。
現在我們的社會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但是有一條：必須講規則。中國的發展是先打籃球再畫場地的；先搞現代化運動，然後才慢慢制定規則。應該承認，在社會大轉型的時期，我們的文化準備、心理準備都是很不夠的。我們必須提高契約意識，必須要有守規則的意識，必須提高尊嚴意識，既要尊重自己也要尊重他人。不如此，我們的經濟越發展，就越會漏洞百出。
王魯湘：我們知道無論中國的貴族還是西方的貴族其實都是軍功貴族，都先是在馬上立戰功，然後被封爵封地，成為可以世襲的貴族。在西方，私人財產的保護意識非常強，貴族的封號是不可以被隨意褫奪的，貴族的財產是不可被隨便剝奪的。但是中國沒有」私有財產保護「這一條，你的祖先可以在馬上得軍功，得貴族的封號，得領地，得財產；但是這些財產和封號可能過不了三世、五世，就被褫奪了，所以中國很難有所謂的」百年之家「。但一個社會總要有一種高貴的精神作為支撐，中國在漫長的幾千年的歷史空間中，如果只有三個像孤島似的貴族時代，那麼你顯然很難解釋我們的社會精神支柱是怎麼維繫下來的。我覺得代替高等級貴族的是春秋戰國時期的低等貴族，也就是所謂」君子「或」士「。他們逐漸演變為儒家的文人群體，後來又在農村擔任鄉紳這種社會角色。另外還有一些沒落的、消失在歷史中的貴族，他們的精神傳統是通過道家學說被保留下來的，並且被一部分知識分子繼承發揚。
劉再復：其實孔子講」有教無類「的時候，已經開始區分君子和小人了。但君子、小人之分不再是血統之分、門第之分，而是道德之分。我認為中國文化分兩脈，一脈是重人文、重秩序、重教化，以道德為核心的儒家文化傳統；一脈是重自然、重自由、重個體生命的道家文化傳統，兩者互補形成了中國文化的支撐體系，替代了歐洲的貴族精神系統。
王魯湘：實際上在中國鄉村延續了上千年的」耕讀傳家「傳統，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一個比較樸素的貴族傳統。」耕「中間有」讀「，讀聖賢之言。
劉再復：是。陳獨秀那時候批貴族文學，所謂」選學妖孽，桐城謬種「，其實指的是鄉紳文學。鄉紳文學確實帶有一點貴族性，曾國藩就說桐城派文學」氣清志潔「，品味很好，但還不能將它就界定為貴族文學。但是後來整個鄉村士紳階層也消滅了。
王魯湘：我讀
劉再復：所以這本書在香港出版的時候改了個題目，叫《最後的貴族》。我覺得貴族的審美取向一定是追求精緻、追求高雅的，而我們過去的問題是把追求高雅看成是負面的東西。我到盧浮宮參觀過五六次，所謂「讀不完的莎士比亞，看不完的盧浮宮」。盧浮宮裡有兩萬多件藝術珍藏，每一件都不一樣，每一件都非常精緻。
王魯湘：其實最高的高雅，孔子和老莊已經給我們做過定義。儒
劉再復：孔夫子「食不厭精」，連吃飯都要精緻；「割不正不食」，講究點規則，所以他是有貴族氣的。儘管中國的貴族時代比較早就中斷了，但仍然出現了三個貴族文學的偉大個案，一是屈原，二是李煜，三是曹雪芹。而曹雪芹的貴族精神又是和平民精神打通的。《紅樓夢》里寫的詩、吃的飯，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貴族化的，但同時又流露出對平民的大慈悲心、大同情心，這一點比尼采了不起。尼采也提倡貴族主義，但他向下等人開戰。曹雪芹對下等人，特別是那些高貴的下等人，是很尊重的，完全打破了貴賤尊卑的界限。這一點很了不起，我們的貴族文學其實開掘出了一種比西方更偉大的、能夠與平民精神相通的貴族精神。
王魯湘：有一個鳳凰網網友叫「三代人」，他說西方有一句諺語：造就一個暴發戶只需要一天，造就一個貴族至少需要三代；而中國也有一句古話「富不過三代」，第一代創業，第二代守業，第三代就敗業，歷代財富擁有者都沒有走出這個怪圈；如此一來，中國豈不是永遠不會有貴族精神嗎？
劉再復：這是一個比較悲觀的論點。首先，創業並不容易。中國社會從鄉村時代進入城市時代，從農業經濟進入工業經濟，這個過程非常的不容易，非常艱難，我們應該尊重先富起來的這批人，對於成功的企業家要給予一種敬意。中國傳統的觀念是「重農抑商」，對商人常常抱有偏見，但我到了海外之後，完全扭轉了這個觀點。在美國真正的社會精英幾乎都在商業社會裡，許多文化規則也是在商業活動中形成的。我講過一句話，中國人將會在未來的、巨大的商業活動中學會妥協。但是另一方面，成功者如果迷失了心靈方向，不知道富了之後該怎麼辦，也是個很大的問題。我覺得富人應該有一個覺悟，富了以後要造福社會，要從精神上提升自己。
王魯湘：有一位叫「一介草民」的網友說，我覺得中國的有錢人應該聽一聽您的演講，知道自己該去追求什麼；但是
劉再復：經濟地位的貴賤之分當然是劃分貴族階層與平民階層的一個標誌，但是人格上、精神上的貴賤之分其實是最重要的。我們一個草民，不管社會地位多低，人格可以非常高尚、非常高貴。人格的高貴不是將軍、皇帝的地位可以決定的，我認為這恰恰體
現了真正的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就是自我確立。基佐在《歐洲文明論》里對貴族有個定義，他說貴族最重要的特徵是「自我確立」，我的精神狀態由我自己決定，不取決於他人或環境。所以即使是草民，在精神上也可以很富有、很高貴，對此不必悲觀。
提問一：提到貴族，人們一般會想到兩個先決條件：血統與財富。該如何看待物質財富與貴族精神之間的關係？
劉再復：我覺得要獲得貴族精神只有一種辦法，就是後天努力。除了不斷提升自己的學養與修養之外，沒有別的捷徑。如何提升？一要有閱歷，有修鍊；二要不斷讀書，走「富而好學」這條路。
王魯湘：我補充一點，有些人誤以為貴族就是吃喝玩樂的公子哥兒，殊不知貴族子弟的成長要比平民子弟辛苦得多，因為他要接受非常嚴格的訓練。舉一個例子，康熙當年訓練他的太子的時候，非常嚴格。小孩子早上3點鐘就要起床，跟著漢文師傅讀《禮記》，比康熙上早朝還要早兩個小時。康熙下了早朝，來檢查太子的功課；檢查完以後，康熙又去辦別的事了，太子繼續讀《禮記》到9點。然後又跟著滿文師傅讀《禮記》的滿文譯本，他需要通曉滿、漢、蒙三種文字。中午11點鐘的時候，太子可以吃午飯。然後休息一會，到下午1點鐘左右又要開始練習作為貴族子弟必須掌握的騎馬、射箭、摔跤等。下午4點鐘，康熙又下朝了，陪著太子一起練習，直到6點多鐘再去吃晚飯。一個小孩子每天都必須如此。
提問二：有人說只有歐洲文化才是真正的貴族文化；相比之下，美國文化更像是一種暴富文化，特別張揚，而且急功近利。參照這兩者，您覺得應該如何評價中國文化？
劉再復：美國文化與歐洲文化確實有很大差別。我到歐洲去的時候，許多歐洲人瞧不起美國文化，說美國哪有歷史，建國才兩百多年嘛。全世界人文傳統最雄厚的是兩個地方，一是歐洲，一是中國。歐洲比較推崇貴族精神，而美國好像天生秉持的就是一種平民精神。
中國在20世紀其實也是一個相當平民化的國家，因為1949年革命實際上就是平民的勝利。我講過，凡是革命過的地方都比較平等，沒有平民和貴族的等級觀念，這是長處；但這個長處也會帶來一個短處，就是貴族精神的沒落，貴族精神當中的許多好東西，像自尊、自律、自明等等，是不可以丟失的。
提問三：西方的貴族精神和中國的貴族精神有什麼區別？
劉再復：西方的貴族傳統形成了幾點基本特點，就是我剛才所說的自尊、自律、自明。但中國沒有形成這麼一個可以延續下來的貴族傳統，很難像西方那樣概括出幾個明顯的核心價值。在中國的鄉紳文化中，貴族精神與其他東西是雜糅在一起的，必須加以分辨。比如孟子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裡面既有貴族精神也有平民精神；「富貴不能淫」算貴族精神，「貧賤不能移」就是平民精神了。我們中國的文化傳統裡面，儒家、道家的核心價值很容易概括，反而貴族精神很難概括，這是我們研究上比較大的困難，需要進行更細緻的分析工作。
提問四：您對貴族精神講了很多溢美之詞，但我有一個疑問，貴族是不是還有一些沒落的、不理想的或者現在應該被摒棄的東西？
劉再復：任何一種精神包括比較優秀的精神都會有一個變形變質的問題，貴族精神也會產生變質，比如堂吉哥德就令騎士精神變形了。你崇拜女子、扶助弱者當然沒有錯，但後來變成是為了表現自己才去扶弱除強，就失去了原有的真誠，騎士精神就會變形。再比如紳士風度，英國人講得過分的時候像是在擺架子。所以我有時候更喜歡美國人的性格，比較坦率，比較天真。
另外貴族階層本身往往是分化的。比如《紅樓夢》裡面賈寶玉是非常有貴族精神的，包括他的父親賈政也是有貴族精神的；但是像賈赦，他是真正的世襲一等將軍，卻是一身流氓氣；還有賈蓉，基本是個人渣，完全沒有貴族精神了。所以說，一個人是貴族，但不一定就有貴族精神。
王魯湘：貴族是一個在歷史中已經消失的人群，但消失的東西並不一定會消亡。畢竟由絕大多數普通人創造的物質財富經由少數人加以提煉，會形成一種比較精緻的生活方式、生活態度、生活觀念和生活品味。這是我們人類的精華，我們稱之為「貴族精神」。它高居於人類精神的金字塔尖，如果它缺失了，就是人類精神高度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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