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徐光冀：「曹操墓」仍不宜定論

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認定河南安陽市西高穴東漢大墓為魏武王曹操高陵，引起了學術界乃至全社會的高度關注。為一座當時還沒有結束髮掘工作的墓葬舉行新聞發布會，這在文物考古界是罕見的，更何況墓主人還是在公眾中知名度極高的歷史人物曹操，所以引發熱議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如今已經過去兩年多的時間，需要冷靜下來認真進行學術研究和分析，儘管發掘單位及其負責人，接受了不少媒體專訪，講了許多前後矛盾的話，但我們還是要以發掘簡報為依據進行研究和分析。在《考古》2010年第8期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陽縣文化局聯名發表了《河南安陽市西高穴曹操高陵》的發掘簡報，當年稍後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曹操高陵考古發現與研究》，其中刊登的《河南安陽市西高穴曹操高陵》發掘簡報，對內容進行了補充修改。發掘簡報認為該墓「應為魏武王曹操的高陵」，並提出了十條理由和證據，由於其中存在諸多問題，我認為還不具備唯一性，尚不能成為定論。至於發掘簡報所稱的「曹操高陵」，按照考古學慣例應該稱為「西高穴2號墓」。現就墓葬的年代和墓主人身份等，提出如下問題，以求教於讀者。「曹操墓」形制規格低根據發掘簡報描述，所謂的「曹操墓」是一座平面甲字形多室磚室墓，由墓道、墓門、甬道、墓室和側室組成，認為「該墓與同期墓葬相比，規模宏大，結構複雜，埋葬較深，僅其墓道就可見一斑……（墓道）寬度比已被認定為北齊開國皇帝高洋的灣漳大墓寬兩倍還多，長度也多出10米。因此，此墓應為王侯一級的，與魏武王曹操身份相符」。灣漳大墓的發掘報告作者認為該墓的年代應在公元550至570年，推定為公元560年前後，或許不致有大的謬誤，「其墓主人有可能是高洋的陵墓」，卻從沒有肯定其為高洋的陵墓；其次，發掘簡報認為西高穴2號墓的年代是東漢晚期，而灣漳大墓的年代是北朝晚期，兩者相差三百多年，不屬於所謂「同期墓葬」，二者時代不同，墓葬制度不同，沒有可比性。如果要做比較的話，應該與其年代相近的墓葬進行比較。我們首先將之與東漢晚期的諸侯王墓或列侯墓進行比較。目前發現的東漢諸侯王墓見諸報道有八座，可定為列侯墓的有三座。東漢諸侯王墓的基本特徵是有封土，方向多坐北朝南，為單墓道土坑豎穴磚石結構的多室墓，前後室為長方形，前室為橫長方形，後室基本都有迴廊環繞（發現的八座墓中七座有迴廊），並普遍使用玉衣殮服，多同穴合葬，少異穴合葬。如已知的東漢晚期的兩座諸侯王墓：一座是山東濟寧普育小學漢墓，年代大約在公元170年左右，是任城王劉博或劉佗之妻的陵墓，石室墓由墓道、橫長方形前室、南北側室、長方形後室及後室的三面迴廊構成，隨葬品中有銅鏤玉衣的玉片；另一座是河北定州43號墓，由墓道、甬道、東西耳室、橫長方形前室和中室及並列的兩後室構成，隨葬品有銀鏤玉衣、銅鏤玉衣各一套，應為中山穆王劉暢夫婦合葬墓，年代為東漢靈帝熹平三年，也就是公元174年。而西高穴2號墓的形制規格要低於這兩座墓葬。雖然發掘簡報說曹操《遺令》有「不封不樹」，「殮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西高穴2號墓確實沒發現封土。但文獻記載曹操墓上建有靈屋；對一座已經多次被盜的墓，怎能證明其「無藏金玉珍寶」？顯然證據不足。曹操於東漢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去世，二月葬高陵，同年其子曹丕稱帝，東漢滅亡，進入曹魏時期。我們不妨再來比較西高穴2號墓和曹魏時期墓葬。過去能夠確定為曹魏時期的墓葬不多，有公元247年的洛陽正始八年墓、洛陽杏園6號墓，以及公元233年的山東東阿曹植墓，最近還發掘了洛陽孟津大漢冢曹魏貴族墓，墓內出土有「曹休」銅印，文獻記載逝於公元228年。從已知這幾座墓的形制來看，曹魏時期墓葬特點是墓道長大，坐西朝東；墓道兩壁有不同數量的台階；橫前室變為方形。上述特點都與西高穴2號墓相似，這說明西高穴2號墓也具有曹魏時期墓葬的特點，其年代不能僅僅限於發掘簡報所認定的東漢晚期。最後我們來比較西高穴2號墓和曹休墓。曹操與曹休死亡時間只相隔八年，所以近年發掘的曹休墓格外引人關注。文獻記載曹休是曹操族子，官封大司馬、揚州牧，爵封長平侯，太和二年（228年）病歿。而曹操是東漢王朝末年的實際掌權者，自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挾天子以令諸侯」，至建安十八年為魏公，十九年「天子使魏公位在諸侯王上」，二十一年進為魏王，「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二十五年正月歿於洛陽，謚號武王，二月葬高陵。這兩座墓葬的共同點都是多室磚墓，各有六個墓室，等級明顯高於洛陽正始八年墓和杏園6號墓。具體而言，曹休墓面積550平方米，佔地面積1067平方米，大於西高穴2號墓；兩者墓道寬度相同，墓道兩壁內收都是七級台階；曹休墓前室與西高穴墓2號墓前室面積相同，後室則略小，但曹休墓前室南雙側室和北側室都比西高穴2號墓前室南北側室的面積大。雖然曹休墓是磚鋪地，西高穴2號墓是石鋪地（舊畫像石），僅就這一點西高穴2號墓或許高於曹休墓。從總體上看，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儘管曹操提倡薄葬，可其陵墓應該是「位在諸侯王之上」的規格，而西高穴2號墓的規格和身為長平侯的曹休的墓葬大體相似，屬於同一等級。「曹操墓」可能是曹操墓的陪葬墓所謂的「曹操墓」中出土了兩類石刻銘牌，一共62塊。一類六邊形，器形小，刻有隨葬品的名稱和數量，比如「黃綾袍領袖一」、「鏡台一」、「書案一」等；一類圭形，器形大，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等內容。可以發現六邊形的佔大多數，沒刻人名；圭形的佔少數，刻有人名，且有的字跡潦草。發掘簡報認為它們「是認定墓主人身份的直接證據」。文獻記載曹操謚號「武王」是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的事，同年曹丕代漢，十一月追尊曹操為武皇帝，這些只能說明石牌刻銘的時間，並不能說明西高穴2號墓就是曹操墓。試想作為隨葬品只需刻名稱、數量、埋入墓中，還需特別刻上墓主人的名字嗎？曹丕又怎會將標明其父謚號的刻銘放置於其父的墓中？如果要放置刻銘，也應如六邊形銘刻一樣，標明物品名稱數量即可，何必要刻意標明「魏武王」，這恰好說明西高穴2號墓不是曹操墓。由此產生另外一種可能性，也就是曹操生前將物品（含兵器）賜予其子及臣下，文獻中有這類記載：如《藝文類聚》卷六十《軍器部·刀類》中說「魏武帝令曰：往歲作，百辟刀五枚，適成，先以一與五官將，其餘四，吾諸子中有不好武而好文學，將以次與之」。文獻中還不乏把「常所用」、「常所執」、「常所御」的物品賜予親屬與大臣的記載，比如《三國志》中記載孫權「以己常所用御幘縑蓋賜」周泰，孫權又「以手中常所執寶刀贈」費褘，《後漢書·光武十王列傳》中記載東漢光武帝劉秀「閱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命留五時衣各一襲，及常所御衣合五十篋，余悉分布諸王主及子孫在京師者各有差」。很可能是下葬獲賜者時把這類物品帶入墓中，還特別標明出來以示榮耀。而在建安二十三年（218年）６月，曹操令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為壽陵，因高為基，不封不樹。……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漢制亦謂之陪陵」。可見曹操當時規划了廣闊的陵園，令諸侯、大臣陪葬。西高穴2號墓可能是曹操高陵的一座陪葬墓。墓主人遺骨的問題墓中的人骨是關係墓主人的問題，因為年代關係屍體腐爛，只剩下部分骨骼，加之盜墓因素，人骨已經被擾亂。發掘簡報稱「在前室靠近甬道處發現一頭骨，經鑒定為男性，年齡60歲左右」，「發現頭骨兩個及部分骨骼，骨骼散落在整個後室內。經鑒定，均為女性，一個50歲左右，另一個20歲左右。」2009年11月19日我到該墓參觀時，曾問過發掘領隊：「這座墓是一次下葬，還是有二次下葬？」他說不清楚。其實做田野考古的都知道，從墓道發掘的剖面即可確定，遺憾地是我們到時墓道的填土已經發掘完畢，這也是田野工作的疏漏。雖然人骨位置已被擾亂，但從發掘情況尚可知其位置，「在後室靠後部發現六個石葬具痕迹，推測應有石棺床一具，其上放置木棺」，由此可知三具遺骨分別埋葬在後室及其南、北側室。按一般情況分析，男性可能葬於後室後部，兩位女性可能分別葬於南、北側室。這說明兩位女性也不是一般人，應當與男性有著親密關係，因此這是一座合葬墓。而發掘簡報「結語」中僅稱「經鑒定男性人骨的年齡在60歲左右，與魏武帝曹操去世時66歲年紀相當」，「是認定其為曹操墓葬的又一物證」，卻對合葬的兩位女性隻字未提。如果墓中男性被確認為曹操，那麼其中年紀大的女性就應該是卞後了。文獻明確記載，卞後生於東漢延熹三年（160年），太和四年（230年）去世，時年71歲，比曹操晚十年逝世。《三國志·魏書》《明帝紀》中說當年「秋七月，武宣卞後祔葬於高陵」，《后妃傳》中則說「七月，合葬高陵」。「合葬」與「祔葬」用詞不同，從文獻記載考證，都存在「同瑩異穴」、「同穴合葬」的情況。但是具體到西高穴2號墓，則只能是「同穴合葬」，因為西高穴1號墓，經發掘是一座未使用的空墓。這樣問題就來了：首先，這三具遺體是同時下葬，還是分次下葬，由於田野工作的疏忽，現在已經難以確定；其次，一位經鑒定50歲左右的女性與卞後的年齡不符。如果認定此墓為曹操墓，那就一定會有卞後，如果沒有卞後就不會是曹操墓了。至於經鑒定20歲左右的女性，未見文獻記載不好推論。西門豹祠與魯潛墓誌的疑問在前文中提到曹操去世前兩年下令在「西門豹祠西原上為壽陵」，《水經注》記載「漳水又東北逕西門豹祠前，祠東側有碑，隱起為字，祠堂東頭石柱勒銘曰：趙建武中所修也」。發掘簡報認為曹操生前提到的西門豹祠，就是位於今安陽縣豐樂鎮的西門豹祠遺址，我於上世紀80年代調查過這處遺址。由於周圍年年耕種，地面低於遺址，形成土台，但並非夯土，在地面還採集到漢代和北朝的瓦片，但這處遺址至今沒有作過科學發掘。和河南安陽縣毗鄰的河北臨漳縣文保所，曾在臨漳縣習文鄉時固村徵集到後趙建武六年（340年）的勒柱石刻，據說是在漳河南岸的宋代西門豹祠附近取土時發現的，這個石刻與宋人趙明誠《金石錄》記載相符，但很遺憾沒有準確的出土地點。因此《水經注》記載的西門豹祠的位置，以及臨漳縣文保所保存的石刻勒名，是否如《簡報》所指的西門豹祠，需要進一步考訂。事實上除了上述西門豹祠，文獻記載這一帶還有四處西門豹祠。即使《水經注》記載的和徵集勒名石刻所稱的西門豹祠，即是《簡報》所說的西門豹祠，也只能說明這座西門豹祠修建於十六國後趙年間，不能證明就是曹操生前提及的那座，因為這之間相差一百多年。發掘簡報認定西高穴2號墓就是曹操墓的另一個重要證據是「魯潛墓誌」，而一些學者對這方墓誌提出質疑，甚至懷疑是偽造的。有關魯潛墓誌的可疑之處，本文不擬討論，但需要指出的是魯潛墓誌內容的確與我們常見的墓誌內容不同。常見的墓誌記載墓主人姓名、家世、生平事迹，隨著時代發展，志文逐步規範化，志文之後附有韻語所作之銘，所以又稱為墓志銘。魯潛墓誌則很有意思，將近一半的內容記載墓葬位置、與曹操高陵的距離等。一方埋於墓中的墓誌為什麼要講這些？除此之外，我們再來看這塊墓誌的發現經過：大約是1998年初，西高穴村的農民徐玉超為磚窯廠燒磚取土時，在該村西北五百米處發現的，當年4月由安陽文物考古工作隊徵集。這說明魯潛墓誌不是出自魯潛墓中，而是志與墓分離。但魯潛墓誌在土中埋藏了多久，不得而知。據我分析，如果魯潛墓誌是真的，與墓分離也應該有相當時間了。因為近世盜墓者除了貪圖墓中的金銀財寶，也開始重視墓誌，所以我推測應是早期盜墓者所為。因為魯潛墓誌與魯潛墓分離，所以我們不知道魯潛墓在何處，這就使魯潛墓誌的科學價值大打折扣，所提供的具體位置也不可靠，以它作標尺自然更不可靠，這是考古學的常識，我認為發掘簡報的論證是不嚴謹的。結語綜上所述，發掘簡報在「結語」中稱：根據墓葬形制及結構、出土陶器形制，並結合所出東漢五銖錢、畫像石的內容等多方面證據，認為該墓的時代為東漢晚期。但這並不確切。如果將該墓的年代上限放在東漢晚期，其下限應到曹魏（三國）時期，甚或到魏晉之際。客觀說，西高穴2號墓的發掘是一項重要考古發現，除了墓葬發掘本身的收穫外，重要意義還在於為長期尋覓無果而眾說紛紜的曹操墓，提供了具體的方位區域。我個人認為西高穴2號墓的年代應為東漢晚期至曹魏時期，將其認定為曹操墓尚不具備唯一性，還不能定論。因此建議還是按照考古學的慣例，將其稱為「河南安陽市西高穴2號漢魏墓」為宜。《曹操墓仍不宜定論》附記：發掘期間我曾先後三次到現場查看作者的博客與作者進行微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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