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作品論 | 從《福地》看葉煒小說創作的基本立場

1

one

原載：《南方文壇》2016年05期

葉煒長篇小說《富礦》《后土》和《福地》，是鄉土中國社會結構內在機理的一次藝術重構，也是葉煒對鄉土中國歷史與現實的冷峻審視和獨特闡釋。《福地》是「鄉土中國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小說取材於蘇北魯南，以麻庄萬家三代人的命運起伏為主線，展示了魯南抗日根據地波瀾壯闊的革命歷史，以及新中國成立後共產風、鍊鋼鐵、反右、大饑荒、「文革」和改革開放數十年農村社會變遷；以一個村莊的平靜喧囂，一個家族的榮衰聚散，映射近現代中國複雜曲折的道路選擇及歷史進程。宏大敘事里突顯歷史必然性，微言大義背後隱含著個體命運的偶然和乖謬。殘酷血腥的場景再現，看似張揚民族主義立場，其中不乏民族本性幽暗的自我審判；家族繁衍，生死悲歡，人性裂變，情仇愛恨，在歷史煙塵和地方文化圖卷中，次第展開，同樣驚心動魄。日本侵略者，抱犢崮土匪，漢奸，偽軍，還鄉團，國軍，尼姑道士，藝人，書生，普通百姓，鄉村女性，共產黨人，八路軍，游擊隊，野戰軍，纏繞在萬家這個敘事主體上，作為歷史的參與者、締造者和見證者的一部分，或是釘死在恥辱柱上，或是雕刻在紀念碑上，民眾作為沉默的大多數，則淹沒在歷史的塵埃里。這部小說以鄉土敘事、家族敘事、革命敘事和歷史敘事縱橫交織，構建起多元、多維、多聲部的鄉土中國記憶。《福地》因此不僅具備了獨特的文學審美價值，而且具有重要的思想價值。

一、鄉土中國的堅守者

70後作家在中短篇小說創作領域取得了重要成就，得到了讀者和研究者的普遍關注。無論是現實主義立場的中國故事講述，還是先鋒敘事探索中表現出來的小說審美自覺，都為當代中國文學發展提供了很多新的質素。近五年來，70後作家的長篇小說創作水平不斷提升，這也意味著這一代作家的思想正在不斷走向成熟。葉煒的「鄉土中國三部曲」，以及徐則臣《耶路撒冷》、李浩《鏡子里的父親》、田耳《天體懸浮》、路內《慈悲》、喬葉《認罪書》等等，充分顯示了 70後作家的開闊視野、高遠情懷、思想洞見和藝術能力。葉煒小說的獨特價值在於，當作家們紛紛從鄉村撤退轉向城市敘事時，他走向農村和農民命運最深處；當絕大多數作家遠離歷史，避免觸碰那些比較敏感的政治運動時，他以直面歷史的勇氣，沉潛的思想能力，打開那些塵封的歲月，帶給我們 70 後作家對近現代中國歷史的理性審視、深入思考和嚴肅書寫。

新世紀以來，鄉村潰敗已成為不爭的現實。貧窮，落後，閉塞，等級差異，這些不完全是年輕人離開鄉村的最大動力。邊遠地區土地荒蕪、經濟發達地區污染日益嚴重、留守兒童的教育、留守老人的贍養、留守女性的情愛缺失、征地引發的暴力衝突，等等，社會發展到現在階段，農村正在不斷失去發展的活力，城市化浪潮讓很多人不由自主裹挾其中。作家們更願意去渲染城市中的那些日常悲歡，捕捉都市男女細小的情感波紋，這些題材相對安全，也容易吸引快餐式閱讀的讀者。那麼，為什麼仍然有 70 後作家願意承擔雙重冒險，去解剖鄉村，逼近歷史呢？葉煒曾談到：「作為 70年代末期出生的青年作家，我一直在關注著中國鄉村，關注著蘇北魯南，關注著生我養我的那個小村莊。我知道自己從未離開過那個村莊，因為那裡是我出生的『血地』。那裡已經成為了我創作的永遠的精神出發地。作家的創作，歸根結底是一次又一次的精神還鄉。我清醒地知道，村莊以及村莊所在的蘇北魯南大平原將成為我終生創作的文學地標。」①蘇南魯北，是葉煒為自己選定的文學坐標，也是他藉以透視鄉土中國的放大鏡，藉以構建自己文學王國的地理坐標和精神地圖。因為生於斯，長於斯，他對這片土地懷有痛楚而熱烈的深情。我們很清楚，即使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掩蓋了很多鄉村問題，城鎮化讓鄉村有了新的發展方向，但是中國從鄉土型社會完全轉向城市型社會，還需要漫長的時間。一方面，社會結構調整關涉很多量化的標準；另一方面，小農意識、傳統鄉土文化的陰影始終伴隨城市化進程，很難在短時間內完全被現代城市文明所取代。同時，都市人對大自然的熱愛和眷戀，不會隨著城市擴張而消失，反而可能生長出更茂密的鄉愁。70 後、80 後作家多半喜歡城市題材，熟悉城市生活，在城市中生活久了，多了跳躍而輕盈的都市體驗，少了厚朴而凝重的鄉土情感，與鄉村的隔膜，讓記憶中那片土地退後成了生命遠景，成了鄉愁的寄居地，直至成了不少散文隨筆中缺少社會學基礎的一廂情願的浪漫想像。正如趙園所說，強大的現代性政治、經濟與社會改造過程也不可避免地將知識分子置於同情與無奈、批判與懷念的矛盾意識中。葉煒，因為「鄉土中國三部曲」，成為 70後中獨具思想價值和藝術個性的一位作家；「麻庄」，因為葉煒而成為當代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個新的地標。葉煒在《福地》中塑造了老萬、萬福、萬祿、萬壽、萬喜、萬樂、萬春、萬夏、萬秋、萬冬等一系列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萬家的三代人，仁義久長，福祿壽喜，春夏秋冬，伴隨著老槐樹的自述，幾百年的村史，幾代人的命運史，風風雨雨，季節變遷，成長衰老，生死輪迴。「福地」，是社會想像的烏托邦樂園，還是文化想像的世外桃源？一個多世紀漫長的歷史，太多殘酷的屠殺和血腥，太多沉痛的凌辱和抗爭，直到半個多世紀的革命煙雲散去之後，一家人如何還能夠團圓在這「福地洞天」，葉煒，給出了他對歷史和生活尖銳的質疑和追問，溫厚的理解與期待。

（二）不能忍受漠視和荒蕪

鄉村問題，包括代際貧窮、留守兒童、風俗崩解、老人自殺、資本侵蝕等等，並不是一村一戶特有，也非一朝一夕而成。近現代中國歷史和眼前的鄉村現實有什麼關係？這些問題，很多人在思考和追問，也有很多學者在研究。也可以說，葉煒選擇鄉土中國作為自己的觀察和書寫對象，是因為眼前的鄉村現實讓他心痛而焦慮，因為不能忍受漠視和荒蕪，才要濃墨重彩的去書寫。小說最後一卷「丙子卷」開篇寫到，老萬走了十年了，麻庄發生了很多變化，年輕人考上大學就不回來了，沒考上的也到北京上海廣州打工去了。他們毫不猶豫，背影決絕，麻庄被永遠地拋在了身後。儘管老萬用一生苦苦守護，儘管萬家兄弟正在謀劃把當年的土匪窩抱犢崮，變成未來的福地洞天，可是麻庄的年輕人都已經遠走他鄉，這個再也不復當年生機勃勃人丁興旺的小村莊，能否在滿頭白髮的萬家兄弟的共同努力下，真的成為寫滿幸福和希望之地？可能無法簡單定論。鄉土世界在現代性壓力下土崩瓦解，資本與權力合謀，既可以給個別鄉村以花團錦簇的未來，也可能給整體鄉村社會帶來了更深刻的危機。之所以稱麻庄為「福地」，是因為數百年來麻庄始終是安寧仁義之地。但是這片土地，在近現代中國卻遭遇了無數劫難。時代大潮之下，沒有人能完全置身其外。世外桃源，大同世界，伊甸園，白雲鄉，西方凈土，這些都是烏托邦，是超越現實的永恆所在，寓寄著無數人的社會理想、人生理想、文化理想和精神信仰。葉煒沒有憑藉浪漫主義虛構緩釋內心現實主義焦慮的意圖，對於鄉土中國的文學表達，葉煒如是說：這裡的「大」不僅是小說的題材和創作手法，更主要的是指小說所展現出來的氣象和社會作用。在這兩個方面，「小」說的「大」作用的確不可小覷。小說雖「小」，但它可以折射大時代，大政治，大命運。在「鄉土中國三部曲」特別是長篇小說《后土》創作過程中，我有意識地讓這部新鄉土小說帶上「大小說」的色彩。《福地》的創作中，我又提出並嘗試了超現實主義寫作，進一步加強對現實的批判，在先鋒文學和現實主義文學之間走出一條新路子②。葉煒努力實現的，是對中國鄉土文學的繼承與超越，他所說的大時代、大政治、大命運，符合一直以來我對文學的期待。我因此獲得了發自內心的共鳴。

二、家族敘事的承繼者

中國文學向來有著強大而成熟的家族敘事傳統。從《紅樓夢》到《家·春·秋》《四世同堂》，從《紅旗譜》到《古船》《白鹿原》，家族小說在每個時代都是那個時代的文學經典和文學成就的代表。1990年代以來，新歷史主義作家尤其喜歡通過講述家族史和村史來敘述歷史。閆晶明在評價王新軍小說《爺爺的秘密》時提到：「當代中國小說有一個熱點：家族敘事。講一個家族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歷史。這類小說通常會具有這樣的特點：第一人稱的敘述口吻，顛覆傳統倫理秩序的敘述腔調，花費筆墨講述敘述人並未親歷的歷史故事。這種寫法以莫言、蘇童等人的小說為先發和代表，在十幾年前的小說界很常見。」③

「家族」作為人類一種基本的血緣紐帶、情感歸屬、心理建構和價值認同，始終存在於人類的觀念之中。通過家族認同及血緣關係，可以帶給個體以社會生活和社會關係中的穩定感。研究中國幾千年歷史文化，家族史是一個很好的視角。五四時期，倫理道德成為文學進入現代社會的第一個變革指向，傳統倫理秩序中存在的專制和不平等，封建大家族對人性的壓抑和不自由，在《子夜》《家》等作品中都有所揭示。百年中國文學史，是傳統倫理秩序不斷拆解的過程，也是中國家族敘事史的建構過程。作家的創作心理、思維方式和藝術觀念，都不同程度受到家族文化的影響。以魯迅為代表，現代作家的敘事視角和敘事主旨在「離家」和「歸家」之間不斷徘徊遊離，家園始終是沈從文等作家苦苦追尋的心靈歸宿和精神棲息地。即使如巴金等人筆下的家族文化批判，指向的依然是對自由民主的現代民族國家的渴求。傳統文化及革命敘事中隱含著家國同構的深層影響，現代家族小說因此具有了超越倫理敘事之上的歷史感。20世紀中國文學與中國社會同樣面臨艱難的現代轉型，思想革命與社會革命，民族解放與階級解放，政治變革與經濟發展，帶來了社會結構的深層改變，家族文化也隨之呈現出新的形態。這個內在性的發展過程，使得家族史成為作家找回歷史、還原歷史的一條捷徑。從莫言的《紅高梁家族》到張煒的《家族》，從蘇童的「楓楊樹系列」到劉醒龍的《聖天門口》等等，在當代文學史上，家族小說同樣形成了一個重要的敘事原型及精神傳統。《福地》中的萬家是個大戶人家，在麻庄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老萬以仁義治家，憑威望行世。作者並沒有把老萬塑造成吳老太爺、高老太爺、祁老太爺一類人物，儘管在婚姻上的遭遇和白嘉軒很像，性情上卻有著許多不同。有些時候老萬這個大地主身上甚至還有著不合時宜的浪漫、善良和軟弱。他對待滴翠的態度最能體現這一點；而且這個家長相當開明，在兒子的婚事上，尤其顯示出尊重和理解。萬家作為麻庄的大家族，有著家族內部的基本秩序。家族內部無論長幼，即使在最險惡最困頓的年代，無論怎樣的屈辱和磨難，都憑藉本能掙扎著活下去。強大的生命力里隱含著反抗絕望的巨大信念，既是民間生存的本能，也是作者明確的文化立場，抗拒歷史異化，把單個人的生命歷程和命運起伏作為流動的歷史，記錄在家族的譜系裡。與《紅旗譜》《白鹿原》《聖天門口》等作品不同，《福地》並沒有習慣性地設置兩大家族對抗，脫開了一般性的世仇爭鬥、晚輩相戀，在大時代中身份互換等敘事模式，而是從一棵大樹分出數個枝杈，展軌跡。當然，萬福這個長子形象，是很有意味的，他亂倫，當了漢奸，與覺新式的長子形象有很大差別。雖然都不乏軟弱，也有著維護家族利益的本能，不過，萬福這個形象在文化隱喻層面，體現出帶有反諷意味的複雜性，顯然，作者另有深意在裡面。

《福地》中的家族敘事，建立在鄉村史的基礎上，講述萬家的家族史，其實就是近現代中國社會結構的一面鏡子，一個縮影。老萬是一家之主，葉煒對這一「鄉紳」形象的刻畫，帶有為之正名的意圖。鄉紳是中國傳統社會一種特有的階層，大都是科舉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當地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告老回鄉或長期賦閑居鄉養病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一批在鄉村社會有影響的人物。鄉紳階層對於中國鄉村社會秩序的穩定，以及正常運轉，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面對戰爭、饑荒、自然災害等重大事件，這些人往往由鄉村日常事務管理者，轉換為處理危機和保家衛鄉的組織者。作為麻庄的領導人，老萬一生都在極力保護村莊和村民，維護穩定秩序及仁義道德規範。為了不受土匪騷擾和報復，他選擇送女兒上山；為了對抗日本侵略者，他出錢購買軍火、組建民團；饑荒年頭，他把偷偷藏在道觀的糧食分給鄉民，抗災自救。在大時代的風浪中，老萬一個人沒有辦法保護村子，甚至不能保護自己的家人，嫣紅和冬菊，萬春母女都被鬼子輪姦凌辱，萬喜也慘遭鬼子割乳遁入空門，萬福當了漢奸，萬祿後來去了台灣，幾十年後才回到麻庄。這個家族的興衰聚散剛好是近現代中國歷史和社會的縮影。就像《四世同堂》《財主的兒女們》等作品一樣，下一代人選擇了各自不同的道路，最終萬祿回鄉，兄弟團聚，殊途同歸，共建福地，可以看成是葉煒的社會理想。

70後作家並不擅長家族敘事，一方面是個人主義影響深遠，另一方面是缺少大家族生活的體驗。楊經建認為：「作為一種歷史敘事話語的家族文化一旦被轉注、被審美化為文化的高級表現形態的文學……所有這些都為縈繞著整個 20世紀中國作家心靈的家族情結提供了一種最為可行也最為便利的抒寫格式和敘事範式。」④考察傳統家族文化在 20 世紀中國文學發展歷程中的演變軌跡，傳統與現代不斷衝突與妥協、東方與西方彼此互斥與融合，帶來了社會結構的多種形態，以及文學表現的多種向度。尤以 1990 年代以來，世俗主義、消費主義、虛無主義更廣泛地滲透於日常生活，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日益密切，心理距離卻在逐漸拉大，家園的危機感日漸突出，對家族文化價值及民間文化傳統的重新梳理，使作家確立了審視家族文化的嶄新目光。這裡面還有一個影響因素是民族主義情緒的泛濫，成為國族敘事的一個重要推動力。《福地》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為我們展示了萬家、麻庄這樣的小型共同體，作為鄉土中國社會基礎構成，自身具備的傳遞性、穩定性和局限性。這也是葉煒對現代社會轉型的思考之一吧。

三、追蹤歷史的思想者

革命，是近現代中國歷史敘事的主題，重新發現歷史，需要打撈失蹤的思想者和失蹤的歷史。從 20世紀 80年代末期以來，受新歷史主義思潮影響，歷史題材小說發生了根本性改變，不再描寫階級鬥爭，不再塑造英雄形象，而是轉向民間，通過書寫家族史、村落史、個人史來解構歷史、虛構歷史、重構歷史。在新歷史主義的代表人物海登·懷特看來，必須將對歷史的理解看成一種語言結構，歷史是一種話語，一種文本，一種敘事。人不可能去找到歷史，因為那是業已逝去不可復原和重現的，而只能找到關於歷史的敘述，或僅僅找到被闡釋過的「歷史」。而作家如何敘述歷史，如何闡釋歷史，首先源於自身的史觀，其次也與時代整體文化氛圍有一定關係。英雄史觀與群眾史觀，精英史觀與人民史觀，意識形態史觀與民間史觀，之間存在的分歧，不僅在於歷史決定力量的明確，還在於歷史動因的尋找及現實問題的解答。葉煒沒有在小說中塑造英雄形象，也沒有刻意放大民粹的力量，用於家族領袖、村民百姓的筆墨，大體上是冷靜而剋制的，而對日本侵略者、土匪、還鄉團的兇殘同樣採用了自然主義筆法。這種革命敘事的民間性還原里，不僅強化了歷史反思，而且試圖在人類普遍性暴力中，重建一種寬恕的信仰。

1990年代以來，陳忠實、莫言、賈平凹、鐵凝、韓少功、閻連科、李佩甫等作家，對鄉土中國的歷史書寫頗為用力，創作了眾多當代經典之作。如《白鹿原》《豐乳肥臀》《生死疲勞》《古爐》《老生》《笨花》《馬橋詞典》《日光流年》《生命冊》等。歷史本身在不斷沉澱，審視歷史，考察現實，不僅是思想啟蒙傳統的承繼，還有超各自分枝散葉，其文化隱喻意味，更符合中國社會發越現代性的思質疑。歷史與現實、主流意識形態與民間意識形態之間的裂隙，決定了作家大都以歷史反思的姿態，進入長篇小說。阿爾都塞論及文藝與意識形態之間是一種複雜關係：意識形態是人們經驗現實世界的各種想像方式，文藝依存於意識形態，又設法與之拉開距離，以便使人們能夠「感受」和「直覺」文學所寄身的意識形態。受其影響的批評家伊格爾頓認為，文學批評任務就是要找出那個使文學作品聯結於意識形態又使其疏離於意識形態的規則。《福地》有兩種話語系統。一是正面敘述麻庄百年風雲，二是通過鬼魂對話，老樹自語，道士預言，側面烘托歷史的多副面孔。小說正面寫到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土改、「大躍進」、「文革」和改革開放，在這些時代背景下，不同的政治力量對比，普通人的生死遭遇，構成了歷史敘事的主要維度。魂靈、老槐樹和道士作為輔助敘述，在推動小說情節向前發展的同時，還為歷史敘事留下了更多隱喻意味和想像空間。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立場。史學家強調歷史研究的客觀性，就像作家筆下的歷史一樣。所謂客觀性，就是去除主觀偏見，完全尊重歷史本來面目。歷史是對以往現實的一種寫照。過去的現實不可能復現，歷史真相究竟如何，口述整理、史料研究都不免帶有主觀傾向和個體局限。歷史學家不僅試圖復原歷史，還要對發生的現實做出闡釋。作家用文學的方式，切入歷史，可以漫漶地呈現，也可以尖銳地立論。傷痕反思文學之後，文革的確不再是當代中國作家關注的焦點，現實生活成為作家表現的主體。一方面是出於逃避的心理機制，「文革」的傷痛在民族記憶中漸漸成為歷史；另一方面則是出於理性的無奈，對「文革」的正面表達仍然存在諸多禁區，導致很多作家選擇繞道而行。不過，這並不是說當代文學中再也看不到「文革」敘事，恰恰相反，「文革」作為揮之不去的陰影，始終纏繞在當代作家的筆下。《福地》中寫到反右，寫到三年饑荒餓死人、人吃人的殘酷場景，寫到「文革」時期揭發、批鬥、遊街、強姦知青導致葉子萌死亡，萬春被季來順威逼利誘強行佔有，萬樂有家不能回，親人不能相認，女孩子為了一個推薦指標出賣自己等等，在這些創傷記憶的復現里，有葉煒拒絕遺忘的堅定立場。從以控訴和反思的方式解剖「文革」，到以民間和邊緣化的方式還原「文革」，再到以狂歡和戲謔的方式解構「文革」，「文革」敘事與中國當代思想文化史發展的步伐頗為一致。精英姿態—民間話語—大眾文化，這一演變過程，給我們留下了很多需要清理的問題。福柯說，重要的不是話語講述的年代，而是講述話語的年代。也就是說，在不同的現實語境中，對「文革」的闡釋、敘述和情感立場都會發生變化，作家筆下的「文革」也因此異常斑駁雜亂。作家書寫「文革」，是為了呈現歷史，捍衛記憶，也是為了追問真相。畢飛宇《平原》、余華《兄弟》、王安憶《啟蒙時代》、胡發雲《如焉》《迷冬》、唐穎的《初夜》、劉醒龍《聖天門口》、東西《後悔錄》、莫言《蛙》、蘇童《河岸》、賈平凹《古爐》等作品，都不乏沉重嚴肅的思考。同樣是講述那段歷史，不同代際作家有著明顯不同的立場。作為 70後作家的葉煒，與 50 後作家韓少功顯然不同。在藝術表現上各有千秋，思想立場上亦多有差異。

總之，我們都很清楚小說不負責探討社會問題，尤其不負責給出解決問題的方案。然而我們仍舊期待作家更關注現實，並且在對歷史與時代的書寫中，努力超越浮躁喧囂的生活表象，揭示世界的本質，給出作家對生活獨一無二的思考和理解。文學是歷史記憶的特殊空間，其中，個人記憶與公共記憶往往互為表裡。鄉土中國的現代記憶本身，就是值得無限探索的歷史敘事空間。又一代作家開始集體思考歷史，書寫歷史，不僅意味著自身的成熟，也意味著古老的鄉土中國終究要走出歷史的陰影。重新講述故事也好，描述生活也好，敘述歷史也好，近現代中國經歷了太多暴力和血腥，太多死亡和災難，書寫這些苦難，反思這些災難的根源，是每一個作家責無旁貸的歷史使命。

【注釋】

①②葉煒：《當下中國需要一種「新鄉土寫作」》，載《中華讀書報》2015年08月26日。

③閻晶明在甘肅文學論壇小說八駿北京研討會上發言，見王新軍博客，http：//blog.sina.com.cn/u/2464741745。

④楊經建：《家族文化與 20世紀中國家族文學的母題形態》，嶽麓書社2005年版。

（張艷梅，山東理工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