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魯達的諾貝爾獎之行

身為1971年諾貝爾獎頒獎典禮唯一在場的拉美記者，憑藉與聶魯達及其三任妻子的良好關係，維吉尼亞·維達爾取精用弘，結合歷史語境，為聶魯達勾勒出一幅令人欽仰的肖像。

傳記透露了聶魯達許多不為人知的故事，包括他扶持智利藝術家所創立的團體、他最後的情史、他與「最親密的戰友」薩爾瓦多·阿連德的患難情誼等，全方位展現了一位有血有肉的詩人、藝術家和鬥士。

伴著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世界對智利的濃厚興趣，在各種「天時地利」的作用下，我獲得了前去報道諾貝爾獎頒獎典禮的機會。讓我驚訝而不解的是，智利國內的媒體對聶魯達獲得諾獎表現出一種不溫不火的態度，而拉美的媒體也是一樣。其他拉美國家連一名記者也沒有派去，於是我成了唯一在聶魯達獲得諾貝爾獎時在場報道的拉美記者。

我輾轉到了巴黎去採訪聶魯達，卻得知詩人不巧已經離開了智利駐巴黎大使館，動身去了伊通河畔孔代，於是我索性享受在巴黎的時光。

在智利，聶魯達在法國買下了一座城堡的謠言像雪球一般越滾越大，就連文學評論家阿洛內也中了圈套，專門撰文譴責詩人的狂妄奢靡。國內有人甚至說聶魯達已經提前把諾貝爾獎獎金花光買了座房子。事實上，所謂的城堡不過是一個封建時期領主莊園里小溪邊的一間馬廄和一座風車。聶魯達渴望接近自然，每次從外交事務中脫身就來到這片自己的小天地，還給它取名為「曼凱爾」。

作為大使，聶魯達不僅大力開展文化活動，還發揮了他的政治才幹，尤其是在巴黎俱樂部——負責協調債權國和債務國的非正式組織——的會議上代表智利處理我國外債的重新談判和協調付款。

而聶魯達所獲的諾貝爾獎，不僅僅是智利人的高興事，也讓與聶魯達友誼深厚的拉美人和許多法國人歡欣鼓舞。

我曾寫過很多自相矛盾的事，多到從任何一個角度都能把我的文字擊垮……我是一個人，我生活在一個變革中的社會。為了履行我的職責，我不得不參加各種各樣的活動、慶典等等……但我不想冒充受害者，因為我喜歡一切盛大的活動。但是，沒人能懷疑我對我的想法、我國人民和我的鬥爭的忠誠。

聶魯達在抵達斯德哥爾摩前夕接受瑞典電視台訪談時如是說。詩人上了一檔名叫《鳥兒巴勃羅》的節目，並接受曾旅居智利並翻譯過聶魯達、帕拉、特里耶爾等智利詩人作品的瑞典女詩人思恩·阿塞克森的採訪。

在斯德哥爾摩期間，雖然我並不懂瑞典文，卻也能多多少少感受到在頒獎典禮前夕，主持國通過電視廣播節目對智利和聶魯達表達的敬意和熱情。智利駐瑞典大使路易斯·安立奎·德拉諾一大早就和夫人羅拉·法爾肯去機場接我，又熱心地騰齣兒子波利探望父母時睡的卧室給我暫住。大使發給我各個活動需要的請柬和記者證。大使和夫人當晚有活動，於是我獨自待在大使官邸看電視。那時，智利還沒有彩電，在瑞典電視里看到的一切彷彿比現實還要美。

第二天早上，我們提前抵達機場。大使看上去很激動。瑞典作家阿圖爾·倫德奎斯特和記者們也早早前來給聶魯達接機。倫德奎斯特早已讀過聶魯達的詩，並從1944年開始翻譯聶魯達作品。那天，倫德奎斯特對聶魯達的崇敬溢於言表，他告訴我們說：

自從進入諾貝爾委員會以來，我就一直在為聶魯達獲得諾獎做工作。這獎項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頒給拉美的，但如果沒有聶魯達的詩，這一切都不可能發生。聶魯達的作品首先代表了智利，其次也代表了拉美。聶魯達是個很不一樣的詩人，他的藝術造詣很高。他的詩里有著智利和南美大自然的力量——雖然說世界各國的自然風景都大同小異，但聶魯達代表一種自然的「爆炸」。我認為拉美有很多優秀的詩人和偉大的作家，我也希望這塊大陸能有更多的諾獎獲得者，比如說，奧克塔維奧·帕斯。

而歷史也證明，倫德奎斯特的「預言」兌現了。

聶魯達夫婦抵達斯德哥爾摩是下午四點，此時北歐國家已夜幕初上。我和大使站在一起。聶魯達的夫人馬蒂爾德緩緩走下飛機，她腳蹬長靴，身穿綉著麥穗花紋的呢子修身連衣裙外套，頭戴呢子貝雷帽。聶魯達穿著防雨風衣和馬褲，面帶微笑，從容地向我們走來。記者立刻一窩蜂圍了上去，各種問題雪片一樣飛向詩人。聶魯達冷靜沉著地一一作答，言語之間散發出一種安詳的氣質。

「我的愛好是收集海螺、舊書、舊鞋。在巴黎的日子裡我感覺我是外交官、詩人和社會主義者三合一的結合體。」

記者們忽然靜了下來，詩人接著平靜地說：「我明明怕你們記者的，現在看來是你們怕我咯！」

一個記者回過神來，問道：「您打算怎麼花這筆獎金呢？」

「這個你還是問我太太好了。」

（實際上，聶魯達捐出了獎金的一部分給地平線報社翻新用。不幸的是，報社在政變之前只發行了一版試行日報。1973年9月11日政變爆發當天，報社就被軍隊佔領，所有的員工被解聘。）

又有記者問到聶魯達對文學脫離大眾現象的看法。詩人答道：「我們詩人不是醫生，不能開藥方。我不反對晦暗的詩，也不反對簡單的詩；不反對獨創的詩，也不反對集體創作的詩。如果一個詩人的作品過於艱深晦澀，那只有內行才讀得懂。如果詩歌只有群眾在讀，則有陷入庸俗的風險。每個詩人都應該找到自己的道路，而在尋找自己創作之道的過程中，真誠是必不可少的。」

雖然聶魯達說過，比起政治他更願意談文學，但有的記者仍不甘心，問如果不是有什麼原因詩人「怎能五十多年筆耕不輟」，詩人回答說：「在我們所處的這個世紀，很難把人民的鬥爭和政治鬥爭分割開來——第三世界更是這樣。對於我們拉美人來說，這兩者是水乳交融的，要想把它們一分為二甚至可以說是一種背叛。我們怎能看著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而袖手旁觀呢？這是不道德的。一個詩人如果脫離了人民的鬥爭，會和自己過不去的。我們拉美人生活在一塊充斥著各種不正義現象的大陸上，所以我們必須做點什麼，來改變廣大人民的境遇。」

一個記者問道：「在您眼中，哪個字最美麗？」

「恕我像電台熱歌一樣給你一個相當『庸俗』的回答——我認為最美麗的字已經被濫用了，它就是『愛』。我相信，『愛』這個字用得越多，它的力量就越大；『愛』這個字，怎麼用都不為過。」

問答結束後，聶魯達被送到酒店休憩。

1971年12月10日下午四點半，斯德哥爾摩已籠罩在濃濃夜幕下。菲拉德爾菲亞教堂的氣氛莊重嚴肅。由於傳統頒獎地點斯德哥爾摩音樂廳正在整修之中，這座新教教堂成了舉行當年慶典的場所。

請柬上明確規定，所有參與典禮的男士均應按照官方禮儀穿燕尾服出席。但印度和非洲的外交官除外——他們可以身著絢麗繽紛的民族服裝出場。由於規定只有公主才能穿黑色，女士們穿了各色的晚禮服。馬蒂爾德穿著一件點綴著金絲刺繡的石榴紅晚禮服，頗有東方氣質。

關於燕尾服，曾有個學生問聶魯達，是否覺得這形似企鵝的西裝有點荒謬。詩人平淡地回答說，燕尾服穿著很舒服，看上去莊重又高雅，出席必須穿燕尾服的場合穿著它也從沒覺得有什麼不妥。事實上，聶魯達以前當外交官時常穿燕尾服，在當天的頒獎典禮中竟是最自在的一個。

菲拉德爾菲亞教堂里的瑞典廳用黃色和天藍色布置一新。聶魯達不論在智利還是國外都是此類場合的常客：從早年的詩歌朗誦會，到後來身為參議員和總統候選人發表演講，詩人不但在人多的場合如魚得水，對觀眾也有極強的感染力。此外，就像聶魯達自己所說過的那樣，他是個戲劇化的人，喜歡面具、戲裝和與表演有關的一切。

輪到瑞典國王接見聶魯達時，國王握住詩人的手，又花了幾秒鐘時間向他說了幾句話。場內記者騷動了：一國之君對詩人究竟說了些什麼？我們媒體人都迫切地想知道。聶魯達沒能滿足我們的好奇心，只是謎一般地笑了笑，並不想多說一句。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頒獎典禮並沒有引用諾貝爾基金會主席奧伊勒教授的頒獎致辭。文學獎的頒獎致辭中提到了阿爾弗雷德·諾貝爾設立該獎項時原話所體現的精神——「給在文學方面表現出了理想主義傾向並有最優秀作品的人」——用當時的話說就是頒給「受到理想主義和社會承諾啟發」的文學家。諾貝爾文學獎的選擇也反映了當代想法的變化，但又不過度激進。

文學獎選擇聶魯達的原因用諾貝爾獎委員會的三種官方語言——法語、英語和西班牙語宣布：

（聶魯達）以他詩歌中自然質樸的力量，喚醒了一個大陸的命運和夢想。

諾貝爾基金會常務秘書卡爾·拉格納·吉羅博士介紹聶魯達時說：「用一句話概括聶魯達，好比用一隻捕蝴蝶的網捉一隻安第斯禿鷹。而聶魯達詩歌所達到的境界，則是與萬物神交。」

接過諾貝爾獎，聶魯達用洪亮的聲音發表了廣為流傳的演講，他把烏托邦大陸的人民作為演講的主角：

請原諒我沒能將我承蒙的讚譽延伸到所有我們美洲人，延伸到世界上所有被遺忘的、無法分享這個歡樂時刻的人們：他們比我所能說的話更真實，比我們智利的安第斯山脈更高聳，比太平洋更遼闊。我屬於群眾，而不是少數人——我為此而自豪；雖然他們不在現場，我也能感受到他們的存在。

慶典結束後，來賓們前往皇宮接待會，我來不及換下高跟鞋和長禮服就奔向郵局寄稿件。

雖然很多年過去了，但不能忘懷也無法抹去的是，當時瑞典和很多國家的媒體不僅把聶魯達看作給拉丁美洲代言的詩人，同時也把他視為智利的代表——一個通過一條前所未有的、注重多元化的道路追求實現社會主義的國家的代表。對於一些記者、政客和很多普通人來說，對於一個由民主選舉產生的社會主義總統治理的國家，聶魯達最重要的身份不是詩人，而是阿連德政府的形象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