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史記》寫人的藝術手法

陳荃荃

《史記》開創了中華民族文化「寫人」藝術的先河，無愧於魯迅所贊「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美譽。全書共有一百一十二篇人物傳記，記錄了上自帝王將相，下至黎民黔首，乃至醫仆倡優等四千多個人物。作者司馬遷以記實的著史原則，運用嫻熟的寫作技巧，將各個人物形象刻畫得栩栩如生，人物個性鮮明豐富。《史記》之前的史書重於敘事記言，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但到了司馬遷，他寫的《史記》中卻出現一系列血肉豐滿的人物形象，個個活靈活現，如在眼前，恰似電影電視劇一樣，美不勝收。

「沒有細節就沒有藝術」，沒有生動細節描寫，就沒有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司馬遷善於通過細微而又典型的情節描繪，使人物形象呼之欲出。例如，《陳涉世家》的開頭，「陳涉少時，嘗與人佣耕，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佣者笑而應曰：『若為佣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司馬遷選擇陳勝在田間耕作時與夥伴的對話、感嘆，僅簡括的兩句，就寫出了陳勝人雖卑微卻胸懷大志的英雄形象;而陳勝與吳廣共謀起義的對話，則表現了他的卓越的政治見解;起義的動員令，突出了陳勝的組織領導能力，至此人物形象十分鮮明了。特別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一句，更顯示陳勝雄偉的氣魄，鏗鏘有力，扣人心弦，因而成為千古名句。又如，《留侯世家》的開頭，寫張良為橋上老人拾鞋：「良嘗間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為其老，強忍，下取履。」在這一段文字中，司馬遷抓住幾個細節：老父「墮其履圯下」，「謂良取」，張良「愕然」，「欲毆之」，但「強忍，下取履」。青年時代的張良，本是一個血氣方剛的豪俠人物，他不惜家財為韓報仇，遂有博浪沙行刺秦始皇之壯舉。司馬遷在這裡卻通過張良遇見橋上老人這樣的細節，刻畫了張良的隱忍，這是張良性格的另一個側面，這個性格對張良以後協助劉邦平定天下興國安邦至關重要。還有，《李斯列傳》的開頭，寫李斯觀察廁鼠倉鼠生活高下之別而產生的「聯想」，就表現李斯的敏睿而有貪慾；《項羽本紀》的最後，寫項羽敗退烏江卻對烏江亭長「笑曰」，則顯示項羽的血性人格和絕不苟且偷生的英雄骨氣；《高祖本紀》寫劉邦在滎陽被項羽部下一箭射中胸口的一瞬間「乃捫足曰：『虜中吾趾!』」，顯出劉邦具有條件反射一般迅速而自然的緊急應變能力。這些細節準確地表現出人物的性格、志趣、抱負等，由此勾勒出人物性格的基調，這些細節符合人物性格，彰顯人物性格，做到了一個人物一種性格。諸如此類的細節描寫，在《史記》中舉不勝舉。這些細節，寫得真真切切，自自然然，都有它的典型性，使人物躍然紙上，千載如生。

二、 人物個性化的矛盾衝突

司馬遷在《史記》中往往通過矛盾衝突來完成人物性格的描寫，這對我國民族文化的戲劇發展產生巨大的影響。這些衝突主要體現了個人與社會的矛盾、人與人之間的矛盾、人物內心世界的矛盾等。例如，《廉頗藺相如列傳》《刺客列傳》中有關「完璧歸趙」「澠池會」「易水送別」「秦庭驚變」等事件情節的步步推展和場面的具體描寫，表現了藺相如不畏強秦的彌天大勇、隨機應變的超群智慧和荊軻的慷慨激烈、視死如歸的大無畏精神。通過矛盾衝突彰顯各自的獨特的性格。《趙氏孤兒》的故事現在家喻戶曉，而最早記敘這個故事正是《史記》中的《趙世家》，這個故事情節曲折，驚心動魄。隨著故事情節的推演，程嬰的忍辱負重、公孫忤臼的慷慨犧牲、屠岸賈的姦邪殘暴形象都躍然紙上，各自性格表現得淋漓盡致。善人千年傳頌，惡人萬世罵名。《鴻門宴》中，司馬遷將矛盾衝突集中於瞬息萬變、刀光劍影的場面描寫之上，以此來表現人物，揭示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作者通過項羽對錯綜複雜事件的處置，顯示出他做事輕率和政治上的不成熟，他把你死我活嚴重的政治鬥爭當做兒戲一般。而劉邦在這一場面中則顯示了他的機變、狡詐的性格特點。鴻門宴的場面描寫糾集著項羽集團和劉邦集團奪取國家最高統治權的政治矛盾和項羽集團內部主戰、主和派的尖銳派系鬥爭，而項羽是這些矛盾的集結點。鴻門宴是消滅了秦帝國後，起義軍中兩個最強大武裝集團的內部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後的第一次面對面的較量，表現了個人與社會時代的衝突。「鴻門宴」上，項羽以「不忍」之心輕縱劉邦，坐失良機，招至自己最後被徹底消滅，也表現人與人之間的衝突，以及人物內心世界的衝突。

《史記》的文學性，不僅在情節上具有戲劇的張力，而且，語言的描寫也極富文學作品的韻味，具有強烈的抒情色彩。司馬遷寫的雖然是歷史人物，但他不僅僅客觀地記錄歷史，而且在落筆過程中溶入了他深沉的愛憎感情。後人讀《淮陰侯列傳》，無不驚嘆韓信用兵之神，而又無不嘆惜韓信被殺之冤！這是司馬遷在敘事過程用盡曲筆之緣故。司馬遷身處漢武帝高度集權專制時代，他僅僅因為替李陵說了幾句公道話，忤逆了漢武帝的意思，就遭受人間奇恥大辱的腐刑。當時司馬遷是「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何其痛苦也哉！司馬遷雖然遭受腐刑，身處兇險的政治環境，然而他在《淮陰侯列傳》中依然秉筆詳書韓信指揮的井陘大戰等多個輝煌戰例，讚頌韓信獨出心裁、變化莫測的神奇韜略和他為漢朝的建立立下的蓋世功勞。但是就是這樣一位被劉邦贊為「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的「人中之傑」，後來竟被劉邦的老婆呂雉以「反叛」罪名所誅殺，甚至「夷信三族」！劉邦回來，「見信死，且喜且憐之」，足見劉邦早有殺信之心！司馬遷在《淮陰侯列傳》的最後寫道：「天下已集，乃謀畔逆」，現代學者李笠認為司馬遷這樣寫有深意，他在《史記訂補》中說：「天下已集，豈可為逆於必不可為叛之時？而夷其宗族，豈有心肝人所宜出哉！讀此數語，韓信心跡，劉季呂雉手段昭然若揭矣。」但司馬遷對於劉邦的政治敵手項羽卻充滿了憐憫和同情。他筆下的《垓下歌》，突出表現了一種悲壯的美。司馬遷在這裡帶有強烈的主觀色彩。「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這是一首感情真摯的抒情詩篇。起句「力拔山兮氣蓋世」，有氣壯山河，勢吞萬里之氣象。作為反秦義軍的領袖，項羽當年可謂卓絕超群，勇冠三軍。可是到了窮途末路，項羽面對愛妃虞姬卻流露出一腔柔情，「虞兮虞兮奈若何」，真切表現了他內心生死離別的痛苦。這樣一位力能舉鼎、叱吒風雲的統帥，到了強弩之未，不僅於戰無計，而且連自己的愛妃也保護不了，這是何等震撼人心的悲哀！此刻，面對四面楚歌，項羽感慨萬千！「時不利兮騅不逝」。時機於我不利呀，千里馬也跑不起來了。這一切似乎全是天意。英雄末路，讓人倍感凄涼。清代周亮工說：「垓下是何等時?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馬逃亡，身迷大澤，亦何暇更作歌詩!即有作，亦誰聞之，而誰記之與?吾謂此數語者，無論事之有無，應是太史公『筆補造化』，代為傳神。」可見，作者是通過抒情手法來刻畫人物形象。在《史記》中，有的是一篇之中有一個或幾個抒情段落，有的是作者特意引入一些歌謠諺語，有的是讓作品中人物自己即景作歌，這種寫法大大增強了文章的抒情性。司馬遷在《刺客列傳》和《高祖本紀》中都有這樣的抒情描寫。

《史記》是我國第一部以人物為中心的偉大的歷史著作，同時也是我國第一部以人物為中心的偉大的文學著作。司馬遷善於通過人物個性化的細節描寫，善於通過戲劇化矛盾衝突及運用抒情筆法來描寫人物，來表現歷史的真實。

（作者單位：南京高等職業技術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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