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里克：歐洲危險的多元文化論

　　是什麼力量會吸引數千年輕歐洲人走向聖戰和暴力?是什麼力量引導了四千人長途跋涉，前往敘利亞為所謂的伊斯蘭國(ISIS)作戰?又是什麼力量推動歐洲公民加入到上個月人們在巴黎目睹的那種野蠻殺戮當中?

　　慣常的回答是，他們變得「激進化」了，在這一過程中，那些捍衛仇恨的人將極端暴力主張灌輸給了敏感脆弱的穆斯林。這一激進化論證包含四個寬泛的要點。首先是斷言，一些人成為恐怖分子是因為他們學到了某些極端主張，這些主張通常有宗教上的論證。其次，這些人學到極端主張的方式不同於學到其他極端或相反主張的方式。再次，由不滿引發，到宗教上的虔誠，到接納激進信條，再到恐怖主義，這其中存在一個傳遞鏈條。第四是堅稱，一些人之所以易於接受這樣的主張，是因為他們幾乎無法融入社會。

　　這些假定構成了歐洲內部反恐政策的基礎，問題在於，它們是錯誤的。

　　比如，很多研究顯示，那些被吸引加入聖戰組織的人士並不一定是被基本教義派的宗教主張所誘惑。一項由英國軍情五處(MI5)於2008年進行的有關極端主義的研究遭到媒體曝光，該研究注意到，「相當多捲入恐怖主義的人士遠非虔誠的狂熱分子，他們並非定期參加宗教活動」。

　　也絕少有證據顯示，聖戰分子學到極端主張的途徑與其他類型的組織有不同，即便慣常的看法間接表明，他們的意識形態源自仇恨鼓吹者之類人士，而其他激進主張形成於不同的環境。英國智庫「平民」(Demos)的「暴力與極端主義」項目負責人詹米·巴特利特(Jamie Bartlett)認為，這樣的恐怖主義「與其他主要由憤怒年輕人構成、反文化的破壞性組織共享很多相同的主張」。

　　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在人們的激進主張與聖戰暴力之間存在直接通道。2010年的一份英國政府報告得出的結論是，傳遞鏈條這個命題「似乎既誤讀了激進化的過程，又賦予了意識形態因素不恰當的份量」。

　　最後，有相當多的證據顯示，那些加入聖戰組織的人士絕非幾乎無法融入社會，至少從融入社會的傳統意義上看是這樣。倫敦大學瑪麗皇后學院(Queen Mary College)研究人員對英國聖戰者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支持聖戰與社會不平等或糟糕的教育無關;相反，被吸收到聖戰組織中的人士，年齡為十八到二十歲，來自富裕家庭，在家中講英語，受教育水平較高，通常為大學水平。該研究認為，事實上，「年輕、富裕、正在受教育」，「均為危險因素」。

　　從某種程度上講，上述有關激進化的論證看待聖戰者成長經歷的方式是由後向前。其出發點是，聖戰者事實上已到達他們成長旅途的終點：他們對西方憤怒無比，看待伊斯蘭教的方式是黑白混合的;並假定，這些就是他們之所以是目前那種狀態的原因。吸引年輕人(大多數想成為聖戰者的年輕人是十三到十九歲或者二十來歲)轉向聖戰暴力的是對身份、意義、歸屬感、尊重的追求，而這些東西遠遠無法被清楚界定。就他們被社會疏遠而言，那也不是因為聖戰效仿者在不通當地語言，或無法領會地方習俗，或是與社會上其他人士絕少交流這樣的意義上來講幾乎無法融入社會。實際存在的疏遠方式多得多。

　　憂懼

　　當然，表達疏遠和憂懼毫無新意可言。年輕人對身份和意義的追求是陳詞濫調。如今不同的是這樣的疏遠和追求所發生的社會背景。我們生活在一個社會日漸分崩離析的時代，很多人在其中特別感受到與主流社會機構的脫節。

　　一個土生土長的聖戰分子之生成，真正的源頭並非激進化，而是這種社會斷裂，一種對西方社會的疏離感和不滿感。正是因為已經拒絕了主流的文化、理念和準則，一些穆斯林才去追求其他世界觀。很多聖戰分子的崇拜者或者是伊斯蘭教的皈依者，或者是相對較晚些時候才找到自身信仰的穆斯林，這並不令人驚訝。在這兩種情形下，對其他廉價信仰的幻滅，推動他們走向了極端伊斯蘭主義那種黑白混合的道德準則。也就是說，問題不是被「訓練」或者「灌輸」，而在於喪失了對主流道德體系的信念，並尋求其他替代性主張。

　　與主流社會的脫節當然並不僅是穆斯林的事情。如今，對政治進程的幻滅感廣泛存在，這是一種政治上的失語感，一種對主流政黨和教會、工會這種社會機構似乎都無法理解他們的關切和需求的絕望。

　　所有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塑造了年輕人——不只是那些穆斯林背景的年輕人——體驗疏離感的方式，以及他們能夠行動起來加以應對的方式。過去，這種對主流的不滿或許已經引導人們——當然是在歐洲——加入包括極左翼組織、勞工運動組織和反種族主義組織在內的運動團體，以尋求政治變革。這樣一些組織為理想主義和社會不滿賦予了政治的外形，以及一種將不滿轉化為社會變革的機制。

　　如今，這樣的政治運動和組織，似乎可以如同主流機構一樣失聯。這部分是因為，在過去兩百年的大多數時候凸顯政治活動特色的那種寬泛的意識形態分界線，已幾乎被抹去殆盡。左右之間的區別已變得不再那麼有意義。勞工組織和其他機構的弱化、集體意識形態的衰敗、市場向日常生活諸多角落和縫隙的擴張——所有這一切都助力形成了一個在社交方面更加碎片化的社會。

　　隨之，身份政治變得愈發凸顯;碎片化鼓勵人們從愈發褊狹的種族或者文化角度界定他們自身。旨在融合少數民族的公共政策只是幫助加劇了這一過程。今次巴黎襲擊事件發生後，很多評論人士堅稱，至少部分責任必須由法國那些「主張同化」的社會政策來承擔;他們斷言，那些社會政策未能融合穆斯林，並且製造出了一個更加分裂的社會。言下之意是，更多考慮到法國社會多元性的社會政策原本會更好地服務於法國。

　　其他人士回應說，指責法國的社會政策沒有多少道理。即便比利時的社會政策相較於社會同化的主張在文化上更加多元，比利時，特別是布魯塞爾的莫倫貝克地區(Molenbeek)，還是成了聖戰分子的滋生地。將批評的矛頭指向法國的社會政策也無法解釋英國本土聖戰風潮形成的根源。2005年，正是在倫敦，針對這座城市交通系統發起的歐洲首次自殺炸彈攻擊造成五十二人死亡。發動炸彈襲擊的四人中有三人在英國出生，另外一人自兒童時期就在英國撫養。

　　這一有關社會同化對陣多元文化的爭論並不新鮮。過去二十年間的大多數時候，法國的政客和決策者都在譴責英國的多元文化策略，他們警告說，這樣的政策是在製造分裂，並且未能形成一套共同的價值體系或者國家意識。他們認為，結果是，很多穆斯林被伊斯蘭主義或者暴力所吸引。如今，很多同樣的質疑已被用於評價法國的社會政策。

　　成問題的政策

　　從某種程度上講，雙方都是正確的;法國的社會政策問題多多，已助力形成了一個更具有分裂性的社會。但多元文化政策也是這樣。長期以來，政客和決策者們爭論這兩種策略之間的不同，但忽略了其間的相似之處。

　　英國決策者們將他們的國家設想為「社群共同體」(a community of communities)，這裡是借用了用了帕瑞克報告(Parekh report)中的提法，這份有關多元文化論的報告出版於2000年，影響巨大。但在具體推行相關政策時，他們傾向於將少數民族社區中的每一個都視作身份明確、單一、同質、真正的整體，由講單一語言、擁有同樣文化觀念和信仰的人群構成。也就是說，決策者們認可英國是一個多元社會，但他們試圖以這樣的方式來管理那種多元性：將人們裝入種族和文化的盒子中，而那些盒子又被用來界定生活在其間的人們的需要和權利。他們往往認可那些最保守、通常是篤信宗教的人士作為少數族群的真正代言人。英國當局並不直接與穆斯林社區打交道，反而實際上將職權委託給了所謂的社區領袖。(比庫·帕瑞克[Bhikhu Parekh]於1935年生於印度古吉拉特邦，是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榮休教授。1998年至2000年擔任「未來多種族英國委員會」[Commission on the Future of Multi-Ethnic Britain]主席，該委員會2000年出版的有關多元文化的一份報告習慣上被稱為「帕瑞克報告」。——譯註)

　　結果是更加碎片化的社區和視野更加褊狹的伊斯蘭教。這樣一來，那些被聖戰風潮吸引的人士中的大多數人像疏遠西方社會一樣疏遠穆斯林社區，也就並不令人驚訝。多數人憎惡他們父輩的道德觀念和傳統，絕少有時間研習伊斯蘭教中主流、政府認可的類型。一些人被導向了伊斯蘭主義，而伊斯蘭主義似乎會提供一種他們在主流社會和主流伊斯蘭教中都找不到的身份感。在邊緣人群那裡，不滿被導向了聖戰風潮。黑白混合的主張和價值觀塑造了少數人，他們被引誘犯下了恐怖主義罪行，並且將這些恐怖做法視做伊斯蘭教與西方之間關乎生死的鬥爭的一部分。

　　悖謬之處在於，法國的社會政策起點非常不同，結果是造成了很多同樣的問題。法國有大約五百萬公民是北非移民的後代。其中僅有40%的人認為他們自己是嚴守教規的穆斯林，四人中僅有一人參加每周五的禱告活動。但法國的政客、知識分子和新聞記者將他們都視作穆斯林。確實，政府部長、學界人士和新聞記者常常引用法國的「五百萬穆斯林」這個說法。將北非人稱作「穆斯林」，這一風尚是較為近期的事情，1960和1970年代，他們或許會被稱作beur或者arabe(意思分別是「來自北非的人」以及「阿拉伯人」)，但絕少被稱作穆斯林。北非移民無疑並不將他們自身視作穆斯林;他們大多已世俗化，通常敵視宗教。

　　將北非人與伊斯蘭教聯繫在一起，這樣一種轉變源自法國近年來的社會政策在更大程度上發生了斷裂，加上人們越來越多地將伊斯蘭教視作關乎法國共和傳統生死存亡的威脅。如同那些遍布歐洲的政客一般，法國政客所面對的公眾愈發不信任主流機構，也愈發與主流機構疏遠。並且，像很多歐洲國家的政客一樣，他們也試圖平息這種敵意和不滿，辦法是重申「共同的法國身份」。但這一提法反倒滑入了界定法國人不是誰而非誰是法國人的陷阱中，因為他們發現，要清楚表達那些具有法國民族特性的理念和價值觀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在這種情形下，伊斯蘭教就成了與法國人被界定的身份相對照的「他者」。

　　電影製作人兼小說家卡里姆·米斯克(Karim Miské)問道：「在今天的法國，是什麼將虔誠的阿爾及利亞退休工人、我這樣的法國籍茅利塔尼亞裔無神論者導演、來自芒特拉若利的弗拉族蘇非派銀行僱員、來自勃艮第且已皈依伊斯蘭教的社會工作者，以及從不曾踏足於其祖輩在烏傑達的故園並且信奉不可知論的男護工維繫在了一起?我們生活在一個將我們視作穆斯林的社會之內——假如不是這樣的事實，那麼是什麼令我們相聚相識的?」(芒特拉若利[Mantes-la-Jolie]是位於巴黎西北郊的一個小鎮;弗拉族人[Fulani]總人數約兩千萬人，廣泛分布於非洲，以奈及利亞居多;蘇非[Sufi]是伊斯蘭教內部奉行神秘主義的一派;勃艮第[Burgundy]位於法國東北部，是著名葡萄酒產區;烏傑達[Oujda]是摩洛哥東北部城市。——譯註)

　　從理論上講，法國當局拒絕了英國的多元文化策略。但在實踐中，當局以一種非常「多元文化」的方式接納北非移民及其後代，將他們視作與其他族群一道生活的單一共同體。

　　悖謬之處在於，法國的北非移民人群絕大多數都已世俗化，即便是踐行伊斯蘭教的穆斯林，在他們自己看來也是相對自由的。據法國公共意見研究所(IFOP)2011年的一項研究，在嚴守教規的女性當中，68%的人從來不戴頭巾。在踐行伊斯蘭教的穆斯林當中，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大致會禁止他們的女兒嫁給非穆斯林。81%的人認可婦女在離婚時理當擁有平等的權利，44%的人並不認為同居是個問題，38%的人支持墮胎權，31%的人贊同婚前性關係。同性戀是唯一一個多數人持有保守立場的議題：踐行伊斯蘭教的穆斯林當中，有77%的人士不贊同同性戀。

　　就像他們在英國或者比利時的同齡人那樣，北非人社區第二代移民中的很多人已與他們父輩的文化和道德觀念以及主流伊斯蘭教漸行漸遠，他們與更廣闊的法國社會之間的情形也是如此。就像在歐洲其他地方，一些年輕人在伊斯蘭教更加黑暗、更加僵硬、更加部落化的藍圖那裡找到了出路。不妨審視一下謝里夫·庫阿希(Cherif Kouachi)的例子。他是2015年1月發生在巴黎的《查理周刊》屠殺事件主謀，在巴黎北郊的熱納維利埃(Gennevilliers)長大，這裡生活著大約一萬名北非移民後代。他反而極少去清真寺，看上去並不特別虔誠，但被一種社會疏離感驅使。用當地清真寺教長穆罕默德·貝納利(Mohammed Benali)的話說，他屬於「感到自己被排斥、遭到歧視，更重要的是被羞辱的一代人。他們講法語，覺得自己是法國人，但被視作阿拉伯人;他們在文化上是身份混亂的。」

　　庫阿希的故事與2005年7月7日倫敦爆炸案的指揮者穆罕默德·西迪克·汗(Mohammad Sidique Khan)的故事沒有不同，與巴黎襲擊事件的主謀阿卜杜勒哈米德·阿巴伍德(Abdelhamid Abaaoud)也沒有不同。阿巴伍德在布魯塞爾的貧民窟莫倫貝克長大，那裡已經成為貧困、失業和激進伊斯蘭主義的代名詞。但阿巴伍德曾就讀于于克勒聖皮埃爾中學(Saint-Pierre d』Uccle)，那是比利時最頂尖的中學之一。他從該校輟學並且不再前往當地的清真寺，他的密友、巴黎事件中的另一位槍手薩拉·阿卜杜勒薩拉姆(Salah Abdeslam)也是如此。當地穆斯林社區的領袖太過沉迷於符合他們趣味的傳統。「所以年輕人轉向了別處」，奧利維爾·范德海根(Olivier Vanderhaegen)表示。他為當地一個防止年輕人激進化的項目工作。(于克勒是比利時布魯塞爾首都地區下轄的自治市之一。——譯註)

　　比利時、法國和英國那些旨在促進融合的社會政策全不相同。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所有那些政策都幫助造就了一個更加分裂的社會，所有那些政策都幫助固化了有關歸屬感和身份的更加褊狹的藍圖。既非社會同化政策也非多元文化政策催生了伊斯蘭主義或者聖戰風潮。這些政策所實現的是，幫助形成了伊斯蘭主義茁壯成長的空間，並將人們的不滿導向聖戰。

　　(作者是生於印度的英國作家。本文原刊於美國《外交》雜誌網站，2015年12月8日發布，原題：「Europe"s Dangerous Multiculturalism」。聽橋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