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共同體靠什麼維繫

　　【財新網】（記者 周東旭）「撕裂的共同體」正成為學者、法檢、律師等最為關心的話題。

　　6月19日，南開大學舉辦「新開法共體論壇」，這一旨在法律共同體相互交流的研討平台，匯聚了50多位法律人士。論壇研討內容開放，由嘉賓自由提出與法律共同體建設有關的主題，而後與會者投票選出其中最感興趣的4個展開討論。

　　其中，「撕裂的共同體」得票最多。會議組織者、南開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朱桐輝表示，討論並不意味著就一定要促成法律共同體，而是為大家提供一個觀察、思考法律共同體的契機。

　　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李訓虎在主題發言時感嘆，針對一些熱點事件的討論，不同群體有明顯的不同看法，法律人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甚至不少人談不到一起，毅然退出微信群。

　　李訓虎的說法在接下來律師、法官的發言中得到驗證。廣西的「撕褲事件」是近期攪動法律共同體情緒的樣本之一。當然，在不同法律群體中產生較大爭執的事件不限於此。

　　一位律師認為，「爭吵有悖於法律人的理性平和，個案導致生態圈撕裂，公安、檢察院、法院與律師互相進攻，與個人修養有關。」但是，僅僅歸結為個人修養，能解釋當前的「撕裂」嗎？

　　法治理念能凝聚共同體嗎

　　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劉作翔在主旨演講中提出反思意見，全國近30萬律師，20多萬法官，2015年各級法院受理案件1951多萬件，審結、執結1671多萬件，出現廣西「撕褲」這樣一個事件，背後反映的是什麼？

　　「法官圈和律師圈轉發的觀點和角度很不同。」一位離職法官發現，司法人員大多認為撕褲肯定是事出有因，大多相信是律師刁難法院，給正常審判帶來困擾，而後抓住一些小瑕疵，大做文章；而律師圈則認為，就是法官刁難律師。雙方立場都很鮮明。

　　法律共同體存在一定的共同利益，但是，利益往往又是具體的。在劉作翔看來，不同法律職業人的角色和立場不同，很容易導致意見上的不同，或者說正是由於背後所代表的利益的不同，導致了對許多問題的看法的不同。

　　完全用「利益共同體」來界定法律共同體，可以概括全貌，卻未必能體現內部的利益分化。事實上，「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口號提倡多年，多大程度已經內化成法律人的共同理念？部分與會專家表示並不樂觀。

　　實務界法律人士大多認可法律共同體的存在。北京市海淀區檢察院政治處主任羅猛表示，不管是否認可，法律共同體都是存在的，而標誌之一就是，必須有共同的志向和目的。

　　「唐僧帶領徒弟西天取經，目標一樣，但是，每個人的目的卻是不同的。」羅猛希望以此解釋當前法律共同體面臨的「撕裂」。

　　劉作翔將其歸結為一種共同擁有的法治理念、價值追求和法治信仰。這需要建立在共同的知識訓練基礎上，但是，又不能簡單地將知識與理念劃等號。

　　包括李訓虎在內的多位與會專家均提到，建立法律共同體，需要著眼於高等教育，從根上入手。

　　但是，如何培養法治信仰，如何塑造法治精神，亦有專家點明當前困局。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汪慶華認為，「撕裂」源於深刻的社會、文化、政治根源，社會無法為法律共同體提供基礎保障，「社會土壤即使不是塔克拉瑪干沙漠，也是鹽鹼地。」

　　「其實，這就是社會共識破裂在法律共同體的映射，政治力量對法律的干預越來越直接，越來越明顯。」汪慶華說。

　　制度的桎梏還有多重

　　那麼，沒有政治條件、社會土壤的支撐，法律共同體是不是就一定無望？在討論較為充分的會場，基於理念認同的樂觀看法佔多數。但是，除了理念，制度層面的桎梏不容小覷。

　　以法律共同體的相互流動為例，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並施行《從律師和法學專家中公開選拔立法工作者、法官、檢察官辦法》，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的決定內容逐步細化落實。

　　事實上，早在2000年前後，最高法院就曾在北京公開招考律師，最高法院四個「五年綱要」均提出從律師和高層次法律人才中遴選法官的舉措，但類似努力終究很難突破固有體制。羅猛亦指出，能否從機制上促成雙方的良性流動，至關重要。

　　汪慶華表達了另一種擔憂，「有些律師、學者去做法官、檢察官，很大程度上是去做官，看重的是『官』字，而非『法』字。這種交流只是形式上的，不具有太大的實質價值。甚至，實踐中對法檢也可能造成不公平結果。」

　　汪慶華認為理想的格局應該是「自由的、有序的自然流動。」而自由流動還不僅限於法律共同體內部，法律共同體在政治結構中未來也應有其上升通道，「不可能脫離政治結構，構建真空中的法律共同體。」

　　無論是法律共同體內部，還是法律共同體在政治結構中的地位，良性流動仍需一系列細化制度的支撐。目前，這方面的供給是不足的。

　　如果說遴選代表了不同法律群體之間的「共通」，那麼，在某個法律群體內部，也逐漸暴露出原則性的分歧，而這一分歧，又關涉法律共同體賴以存在的法治理念和法治信仰。

　　一位行政審判庭法官介紹，在行政案件審理過程中，經常會面臨一些「抉擇」，比如，有些案件的事實完全可以取得一致意見，但是，由於行政訴訟多涉及政府部門，對於法外因素的考量就可能大為不同，有的法官會以「大局」為重，而有的則會堅持以「法」為重。

　　「這就是兩種不同的審判理念。」上述法官表示，這種情況可能在各地審判中並不鮮見。

　　對於不同部門之間的關係協調，比如法院和檢察院，一位與會法官列舉了審判實務中遇到的與檢察院監督權有關的「尷尬」，甚至擔心檢察院既是公訴方，又是法律監督方，很可能成為「法官之上的法官」。

　　對此，最高檢檢察理論研究所副研究員董坤表示，法律監督權並不是一種實體處分權力，而是檢查督促有關機關和人員自行糾正違法行為。這種監督關係的實質不是要被監督者必須服從監督者，必須按照監督者的意志糾正自己的錯誤，而是被監督者與監督者之間的一種制衡關係，它要求被監督者必須重視監督者的意見，重新審視檢查自己的行為。

　　所以，「檢察機關提起抗訴，並不是要法院完全按照檢察機關的意志改變法院的判決，但是它必然引起法院對判決的二審或再審。至於法院最終如何判決，那是審判權的範疇。審判監督不影響法院獨立自主地做出判決。」董坤說。

　　事實上，如何更好地理順檢法關係，是多年來一直探索但仍有待深化的課題。隨著司法改革逐步深化，雙方關係定會有微妙變化和調整，最終仍有賴於頂層設計。

　　法律共同體建設與法治進程密不可分。2000年前後，隨著司法改革逐步推進，日益強調隊伍專業化，法律共同體概念首先在學界引起越來越多的重視。

　　2002年，牡丹江召開「中國法治之路與法律職業共同體」研討會。這是一次較高規格的研討，來自學界和司法界的人士，展開廣泛討論。

　　當時參會的劉作翔回憶，「當年討論的有些問題可能解決了，但是有些可能依然存在。」

　　法律共同體其實一直在前行路上，或快或慢，樂觀有之，也不乏悲觀態度。

　　在6月19日的研討會上，一位有著25年審判經歷的高級法官透露，由於個人原因，自己即將離開法官職業。但她願意相信，只要堅守，「法律共同體一定可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