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理想女性形象 ——「超賢妻良母」

詹 珩內容摘要：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出現過一場引人注目的、關於「婦女回家」的爭論。就其實質而言，這場爭論的核心是女性的價值定位，即女性的價值究竟應該通過在家庭還是社會中的貢獻來實現。我們看到，在改革開放的大環境下，許多人不再僅僅以家庭貢獻或社會貢獻來衡量女性的價值，而是將二者綜合起來，尋求一種家庭、事業兩兼顧的「超賢妻良母」型女性。這樣的女性確實很完美，但在現實生活中並非每個女性都能做到如此，它也不一定能給實踐它的女性帶來完美的人生。本文即想通過對「超賢妻良母」型女性的產生、內涵及其對女性的影響進行分析，還原一個比較真實的「超賢妻良母」。如果可能的話，也希望藉此為大家認識婦女解放提供另一種思考角度。關鍵詞：八十年代 婦女回家 超賢妻良母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出現了一場引人注目的爭論——婦女應不應該離開崗位、回家相夫教子？有人對此支持有加，有人對此抨擊猛烈，也有人提出折衷的解決辦法——尋求「超賢妻良母」型的女性，這就為女性形象賦予了新的內涵，改變了女性的價值定位。顧名思義，「超賢妻良母」指既能在工作上兢兢業業、成績斐然，又能在家庭中溫婉可人、賢良淑德的女性。誠然，從理想的層面看，這樣的女性既繼承了古代女子的優良傳統，又跟上了時代的步伐，工作、家庭兩不耽誤，可謂完美女性的典範。但在實際生活中，這樣的要求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實現？它給其承載者——女性帶來了怎樣的影響？我們又該怎樣來看待這種形象呢？帶著這些疑問，我走近了八十年代的「超賢妻良母」。「超賢妻良母」的產生——作為一種折衷的產物而出現改革開放給中國社會帶來了巨大的衝擊，從政治到經濟、從文化到思想，沒有一個領域不經歷著翻天覆地的變化。其中，女性價值定位的變化格外引人注目，它以一場圍繞「婦女回家」[1]的爭論拉開了帷幕。這場爭論聲勢浩大、範圍廣泛，眾多的政府官員、婦聯工作人員、經濟學家、學者以及百姓都參與進來，紛紛表達自己的見解與觀點。概括起來，他們的爭論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問題上：1、可不可以用讓女性回家的辦法減輕當前的就業壓力、促進經濟進一步發展？改革開放的前幾十年里，中國一直實行計劃經濟體制，這種體制的最大特點就是國家安排、統籌經濟生活的一切，大到該生產什麼樣的產品、如何生產，小到工作崗位的安排，都由國家統一規劃。而且執政黨認為，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是有本質區別的，資本主義的一個特徵就是工人長期處於被壓迫的地位，沒有工作、拿不到工資是常有的事，那麼在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就一定要維護工人的合法地位，一定要堅持公平。因此國家用行政力量保證人民的充分就業，實行一種「低報酬、高就業」[2]的就業方式。再加上中國共產黨將女性解放同反封建、將婦女運動和革命緊密相連，因此，為了顯示革命的成效、表明新中國與傳統封建社會的徹底決裂，政府通過行政力量為許多女性安排了崗位。改革開放以後，計劃經濟體制讓位給了市場經濟體制，競爭在企業的生產中、人們的工作中頻繁出現。為了提高經濟效益，在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企業紛紛根據「效率優先」的原則錄用員工，形成一種「高報酬、低就業」的就業模式[3]，就業途徑由國家統包統配向市場就業轉變，用人權力主體由政府轉向企業，衡量勞動力的尺度也由政治——倫理型轉向合理功利型，[4]失去了制度保障的婦女紛紛下崗；再者，從七十年代後半期開始，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大量返城，亟需就業。他們曾經被歷史遺落在深山、鄉野，現在回來了，國家有義務對他們的付出做出補償。在這種情況下，就業形勢愈發嚴峻，經濟學家們首先提出了「婦女回家論」，認為這種做法可以緩解當時的就業壓力：「安排婦女就業要與我國人口多、底子薄的實際情況相結合，目前上海每年要求就業的人數，超過了上海經濟發展對勞動力的需要，尤其以婦女勞動力為甚。」[5]這一論調一產生便受到了質疑，一些人針鋒相對地指出，女性回到家庭中去並不能有效地解決就業問題，因為嚴峻的就業形勢並不是由女性造成的，它是歷史發展的結果、經濟改革的必然。全芙萱說：「解決待業人員的辦法，是大力發展生產，擴大就業門路。要婦女回家，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因為造成目前人浮於事及大批待業人員的原因，不是女同志就業多了，而是林彪、「四人幫」十年破壞遺留下來的問題，也是長期過左政策造成的後果。」[6]韋世青更是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分析，他批駁了那種所謂的改革開放前的女性就業是追求平等而犧牲效率的觀點，他認為：「從解放到50年代中期，我國勞動生產率以歷史上空前的速度增長，技術革新、創造發明大量湧現，生產出舊中國不能生產的汽車、飛機、先進機械設備，形成了一支包括工程師、設計師、科學技術專家、醫生、教授、經濟管理人員和現代產業工人的建設大軍。新中國第一代女工程師、女科學家、女廠長以及各條戰線的婦女勞動者，是這支建設大軍的重要力量。是解放和平等，激發了全民族的英雄主義，激發了創業精神和競爭意識，也激發了效率。……錯誤不在平等降低了效率，不在人人有飯吃和婦女就業，而在管理體制和發展戰略。過分集中的領導管理體制和指令性計劃束縛了地方和企業主動性，妨礙了市場機制的商品經濟發展，也就是妨礙了平等競爭和效率。發展戰略上過分側重重工業、國防工業、內地工業，而對農業、輕工業、沿海工業重視不足，積累過高而對人民生活改善重視不足，以及科技教育文化發展方針不夠開放，發揮知識分子作用不夠充分，影響了國民經濟平衡發展和勞動力科學文化素質的進一步提高。」[7]他還通過分析我國的具體國情，提出了「婦女無疑地應是現代中國產業新軍的重要力量，把她們排除在外是沒有道理的。」[8]的觀點。2、讓女性回家是否能促進家庭的和睦、孩子的成長？改革開放的一個巨大成果就是中國經濟的騰飛。隨著經濟不斷發展，人們對生活質量的要求越來越高，而家庭質量的高低又是衡量生活質量高低的一個關鍵指標，因此，人們都希望自己有個和睦、健康、幸福的家庭。不少人認為，要想經營出這樣一個家庭，前提是有個專職的「家庭主婦」。國防科技大學正教室一位叫周以俊的老師說：「古今中外，女性從來就是維繫家庭內部感情的軸心，是家務的主要承擔者。中華民族之所以有冠於全球的文明，不正是由於過去許許多多賢妻良母的無私奉獻嗎！對賢妻良母完全否定，是違背歷史唯物主義的。」[9]廣西的小凡明確指出：「要想組織幸福美滿的社會主義的文明家庭，必須要有陶春式的賢妻良母。」[10]雲南的江明大聲呼籲道：「為國家富強，為社會安定，為家庭幸福，請女同胞們回到家庭中去！」[11]有人從優生優育的角度出發，也主張婦女回到家庭中去。一個叫成童的工程師說：「女人有她們特殊的天職，她們要為人類的生育蕃衍負責，要為優化人類負責。」[12]楊正彥指出，現在出現了不少所謂「掛鑰匙」的孩子，他們的吃飯問題、行路問題、安全問題等都存在著隱患，如果讓女性回家幾年就好辦了，否則他「很擔心下一代能否身心健康地成長」。[13]但持反對意見的人認為，時代不同了，家庭幸福、和睦的含義也不同了。僅僅是妻子把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條、對丈夫千依百順，並不一定能保證家庭的幸福和和睦，對於八十年代的許多人來說，夫妻雙方在思想、情感上的交流或許更為重要。一篇文章寫到：「最近，有些雜誌、報紙上的小說或攝影小說反映了這樣一類離婚因素：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人們的精神世界不斷升華，求知慾越來越強，眼界越來越開闊。如果夫婦之間的某一方停步不前，而另一方不斷向上，就會在兩人之間拉開距離，彼此的世界觀、知識和志趣水準就會出現越來越大的差距，從而在雙方之間產生了不適應。因此而造成的家庭不穩定在當今社會時有發生。」[14]一些青年在擇偶時也希望找一個可以和自己「有共同語言的」妻子，而不僅僅是一個「『家庭型』的『賢妻良母』」。[15]至於在教育孩子方面，專職的家庭婦女不一定會做得更好。正如全芙萱所擔心的那樣：「如果都叫婦女回家，整天圍著鍋台轉，被家務勞動壓得喘不過氣來，變成一些眼光短淺、知識貧乏的人，那她又則能擔負起精心培養革命後代，為四化培養最需要的人才的重任呢？」[16]3、「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模式是否合理？一些學者認為，女性的生理特點（像例假、懷孕、生孩子、哺乳等）使女性不適於從事一些比較繁重的勞力活，也不能在工作崗位上不間斷地幹下去，再加上她們耐心、細心、靈巧，做家務比男性在行，還不如讓婦女回家打理好家庭，既有利於她們的健康，又可以使丈夫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工作中，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周以俊便認為：「女性獨有的生理條件和心理氣質，決定了「女人有母性，有女兒性」，如繁養子嗣，孝敬老人，溫柔體貼，善良純真，操持家務，細膩謙虛等。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做賢妻良母是女性的天職，是婦女的傳統美德。」[17]李秀玲分析道：「家庭婦女有充沛的精力建設一個和諧舒適的小家庭，有了她們的操勞，家人才能甩掉一切後顧之憂，工作學習全力以赴，從而能儘快形成一支高效率、快節奏、紀律嚴明、素質優良的勞動大軍。」[18]一些人進一步指出，這種分工方式下的女性形象——「賢妻良母」，是我國的優良傳統，應該加以繼承和發揚。湖南省辰溪縣總工會主席黃民裕便說：「從道德觀念看，做賢妻良母是我國婦女的進步道德。道德是有繼承性的，我們應該繼承、發揚這種進步的道德和優良的傳統。」[19]但持反對意見的人則認為，「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模式「阻礙女子走出家門，扼殺婦女聰明才智」，[20]剝奪了女性發展的機會，使女性在經濟上、精神上依附於男性，是女性喪失獨立人格的開始。《中國婦女》雜誌編輯部與中國社會調查系統合作進行的一次調查顯示，61.8%的人認為「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模式並不合理。[21]而且對於那些已經走出家門的女性來說，再回到家庭去會傷害她們的感情和尊嚴，使她們產生一種深深的失落感和自卑感，生活也會變得單調、乏味。一個回家的婦女說：「回家之後，我們失去了社會的理解和人們的尊重。」[22]至於「賢妻良母」，則被看作是不平等的角色規範、「封建毒瘤」。湘潭大學哲學系講師羅萍說：「賢妻良母片面強調婦女對家庭的義務，是「妻使夫」的理論支柱。賢妻良母作為處理家庭關係，它是單方面的要求。它只要求女子對家庭的義務，而沒有對男子提出任何義務。這是男尊女卑、男主女從的表現。」[23]新疆的俞舒昆寧更是激憤地反問道：「……封建道德所褒獎的，正是束縛婦女的一條精神鎖鏈，這種「賢妻良母」難道還應當繼續成為當今婦女做人的道德規範嗎？」[24]4、讓女性回家是不是婦女解放運動的倒退？對「婦女回家論」持支持意見的人認為，我國的女性解放走得太「過」了，女性已經不像女性了，「婦女回家」正是要找回女性失落的特質。我們黨的領導人從來都將婦女解放與民族獨立、國家振興緊密相連，鼓勵婦女不做封建制和男權制的犧牲品，自己為自己革命，倡導婦女積極走出家庭、為國家和社會積極奉獻自己的力量，提出「婦女能頂半邊天」等口號，宣傳、塑造一種不畏強權、積極奮進的女性形象。在文革時期，這種女性形象被嚴重誇大和扭曲，什麼「男同志能夠辦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辦到」等口號風靡神州大地。到了八十年代，這種「闖將型」婦女雖然逐漸消失，但是又出現了一些咄咄逼人、毫無生活情趣的婦女——「女強人」。隨著人們心態和觀念的轉變，這種不怕天、不怕地的女性逐漸被人們視為洪水猛獸，人們反而更期待一種善解人意、溫柔可親的女性形象。如孫宏林說的那樣：「十年動亂時期宣傳的那些橫眉立目的女「闖將」，不要說令男同胞們無法消受，我們婦女也羞於與之為伍。大自然既然決定了我們的性別，我們當然要盡妻子、母親的責任，而且要當個好妻子、好母親。」[25]丈夫們更是對「女強人」退避三舍：「我討厭女強人。女人當了強者，在家裡會不自覺地指揮你。我就怕女的跟我說，你應該如何如何！我跟她說點什麼，就象跟黨支部書記彙報。」[26]對於婦聯組織和支持婦女解放的學者們來講，堅決制止女性回家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們認為這種做法潛藏著一個極大的危險：女性從此可能很難重新走出家庭，女性的地位也會因此一落千丈，女性經過幾十年的艱苦鬥爭才取得的權利會再次失落。恩格斯說過：「婦女解放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一切婦女重新回到公共的勞動中去。」也就是說，女性要想獲得解放、獲得獨立，前提是要有獨立的經濟基礎，否則一切解放、一切平等都將不會根本、長久。閻桂蘭便認為：「婦女解放、男女平等是靠經濟地位來決定的。婦女在經濟上無收入，就沒有一切，一旦家庭破裂，女人就無路可走。」[27]一名叫賀正時的官員觀點更為激進：「讓婦女回家）不可能真正實現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社會上和家庭生活中的平等，只能是回到舊中國婦女的老路上去，成為生育工具、家務工具和性工具。」[28]在這場爭論中，雙方從不同角度闡述了各自的觀點：支持「婦女回家論」者主要從照顧女性的生理和心理特點、凸現女性的特質、男女和諧等方面展開論述；反對「婦女回家論」者則主要從女性的解放和發展、男女平等的角度進行闡釋。二者並沒有誰對誰錯之分，只是考慮問題的出發點和角度不同。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它們都存在著一定的理論缺陷：前者沒有考慮到女性回家對女性解放、女性價值認同的負面影響；而後者也沒有考慮對傳統文化中精髓部分的繼承、對女性解放的一些反思等。從現實角度看，前者是對多數女性已參加工作這個事實的挑戰，後者是對不少女性在經濟調整下回歸家庭這個事實的挑戰；從女性解放的角度看，前者是在儘力把女性解放往「回」拉，後者是在儘力向「前」走。二者都有自己的道理，都向現實秩序發出了挑戰，但因力度不夠均告失敗。在這種情況下，一種新型的女性形象——「超賢妻良母」——便應運而生了。「超賢妻良母」的內涵——一個理念層面的價值評判標準所謂「超賢妻良母」，概括地說就是既能發展事業，出色地扮演工作角色，又能充當「賢妻良母」，出色地扮演家庭角色的女性。無論是對於「婦女回家論」的支持者還是反對者來講，這種女性都在某種程度上滿足了他們的期待，當爭論遙遙無期時，「超賢妻良母」便作為雙方「對話」的結果倍受推崇。從婦聯組織到學者，到傳媒，再到百姓，大家紛紛宣揚「超賢妻良母」，使其在各種女性形象中佔據了主流地位。從第五次全國婦女代表大會開始，婦聯組織便明確向女性提出了「四自」的要求，裡面包含了「超賢妻良母」型女性的所有標準：「自尊，就是要自己看得起自己，相信自己的力量，不要自卑。尊重男女平等的權利，首先是要尊重婦女在國家和社會中的主人翁地位；要用科學的觀點和長遠的目光來看待婦女的創造力；要理直氣壯地同『男尊女卑』的傳統偏見和各種陳規陋習作鬥爭。自愛，就是要自己愛護自己。要珍愛自己的生命，熱愛自己的事業。偉大的婦女運動先驅秋瑾說得好：『芸芸眾生，孰不愛生？愛生之極，進而愛群。』我們廣大婦女對於生命和事業的珍愛，必將化為對人民、對祖國的深沉執著的愛，化作為人民利益和祖國的前途作貢獻的巨大熱情。自重，就是要自己尊重自己，尊重自己的人格，保持自己的尊嚴，做一個道德高尚的人，有益於人民的人。要追求純潔的愛情，不要把自己當商品；要遵守戀愛婚姻中的道德規範，不要輕易以身相許；要為婦女爭氣，要為祖國爭光，不做有損人格、國格的事。自強，是『四自』的核心。婦女必須自強，自強才能自立。自強，就是要積極向上、奮發圖強，學好本領，干出一番事業。用蔡暢同志的話說，就是『女同志要有志氣，要有能耐。』婦女要自強，首先要克服依賴思想。如果我們自己胸無大志，缺乏自立的精神支柱，挺不起腰桿，光靠領導關心，光靠集體幫助，光靠別人扶持，終究是不能自立的。婦女要自強，還必須有本事。胡耀邦同志說：『沒有科學文化技術水平的提高，說要爭取男女平等，女同胞們哪，這個靠不住。你本事不如男同志嘛！』這就告訴我們：婦女不提高自己的本事，是不能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的。」[29] 現在，婦聯發現這個要求只注重了女性的事業，而忽視了家庭，於是對其作了補充，向廣大女性提出了「爭當八十年代新婦女的四項標準：一、政治上，有遠大理想，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祖國，熱愛中華民族；二、思想上，要樹立自尊、自愛、自重、自強的觀念；三、工作上，要具備符合時代需要的科學文化知識和專業技術；四、生活上，要熱愛生活，美化生活，既當賢內助，又做「好園丁」，尊老愛幼，爭創『五好』家庭。」[30]學者們積極從學術的角度來探討、論證「超賢妻良母」的必要性和必然性。鄭晨認為：「『超賢妻良母』這一概念提出，既突出了傳統社會對女性僅限於家庭角色形象的規定，又滿足了當代女性成才，實現自我價值的要求。」[31]李小江在系統分析女性解放的起源、歷程和現狀的基礎上，認為在當代家庭中還廣泛存在著「大男子主義」，這就需要繼續「提高女性氣質，淡化傳統意識」，要求女性「做到不依賴丈夫，不遷就兒女，在社會生活中執著上進，在家庭生活中保持獨立人格」。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女性要摒棄女性特質，去做一個男性化的「女強人」，因為「社會對女子有不同於男子的價值標準。對大禹褒揚（曾經有一段時間，宣傳部門在報道女子成才的時候，總是沿襲著『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的老調子，有意渲染『女強人』不理家事，不近人情的冷麵孔——作者注）在女子身上是行不通的。」[32]一些傳媒也大力宣傳、讚美這種事業、家庭兼顧的新型女性形象。當時雜誌報道的典型女性一般都是「超賢妻良母」，比如《十里鋼城女指揮——訪首鋼經理助理兼經理部部長趙長白》、《櫃檯內外寄深情——記六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次全國婦代會代表邢茂英》[33]、《女子自強家庭和睦》、《第五任廠長》[34]等等，這些文章的主人公都是將女兒、妻子、母親這些角色完成得相當出色的完美女性。除此之外，這些傳媒還紛紛開闢專欄進行討論。其中尤以《中國婦女》雜誌在1986年開闢的「女性的理想與理想的女性」的討論最為集中。大家各抒己見、暢所欲言，從各個角度闡述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女性的形象。李漢順據此作了一篇總結性的文章。他說：「當代女性的理想是怎樣的呢？綜合大家意見，應該是『超賢妻良母』。也就是能同時起動事業和生活兩個輪子的女性。她們既是有理想、有追求、有勝任生產和工作能力的強者，又是建設現代『文明家庭』的『好妻子』、『好媽媽』和『好媳婦』。他分析道：「做『超賢妻良母』是女性的自省和追求」、「男性追求『超賢妻良母』的愛人」、「當『超賢妻良母』是生活多彩的要求」、「要『超賢妻良母』的媽媽，是孩子的共同呼聲」。[35]當時有不少女性認同「超賢妻良母」這種女性形象。一個女大學生說：「我和我的同學們認為，真正熱愛自己事業的人，才會熱愛生活，懂得生活的價值。我們有理想，有抱負，但我們絕不是有些男人所想像的那種不食人間煙火的書獃子。我們不但有一定的專業知識，而且對於掌握各種知識都有強烈的願望，包括音樂、美術、文學、裁剪、烹調……我們願意也堅信我們有能力將來在家庭中擔負起妻子的責任，象居里夫人、撒切爾首相一樣，既要事業，也要生活。我們並不希望自己的丈夫象附加傑那樣被家務拖累得無法在事業上禁區，我們僅僅有一點要求：希望丈夫能與自己在工作、學習上互勉，家務勞動中互助。」[36]一位已婚女性說：「我對完美女性的理解：一要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勇於進入傳統上非女性的事業領域；二要具有協調自身多角色的能力，在單位是個出色的工作者，回到家裡，是個好妻子、好母親；三在感情上是個能獨立的人，要敢於自己塑造自己，自己崇拜自己。」[37]一些調查結果也在證實著人們對「超賢妻良母」的企盼：「北京、廣州、香港在職女性就業調查」顯示，北京有92.9%的女性贊同「女性要做生活和事業的強者」，廣州有73%的女性贊同，香港有44.8%的女性贊同[38]。據全國總工會女工部1986年對2萬多名女職工的調查，關於「你是個（或打算做一個）什麼樣的妻子」問題的回答中，生活、事業兼顧的佔56.21%。[39]1988年2月到6月《中國婦女》編輯部與中國社會調查系統合作進行的「女人的出路？」全國城市公民社會調查顯示，82%的人認為一個女人最重要的選擇是「工作家庭都要搞好」。[40]雖然「超賢妻良母」的呼聲在八十年代佔據了主流位置，但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它其實主要是人們心目中的一種理想女性形象，是一種新型的女性價值觀，換句話說，它主要存在於理念層面。那麼當女性真正將其落實到行動上時，情況又是怎樣的呢？「超賢妻良母」——給女性帶來了雙重角色的衝突當女性真正開始實踐這種理想的形象時，她們遇到了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雙重角色衝突。「超賢妻良母」之所以被當作是理想的女性形象來加以宣傳、推崇，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她的「完整性」：她既沒有失去新時代女性獨立的基礎——事業，也沒有忽視傳統觀念上女性的「天職」——家庭，無論持哪種觀點的人，都可以在她身上找到與自己期望相符的切合點。但正是她的「完整性」，使實踐她的女性必須同時照顧好工作和家庭，這就引發了女性在工作和家庭兩個「蹺蹺板」上[41]或疲於奔命、或為了其平衡而如履薄冰的情形。歸納起來，「超賢妻良母」要求下女性的角色衝突主要有如下三種表現：[42]一些女性由於工作太忙而忽視了家庭，她們對老人、丈夫、孩子懷著著強烈的愧疚感，終日生活在這種心理陰影下。對於一些女性來講，她們的工作性質或個人性格使得她們要花相當多的時間和精力在事業上，這樣她們可能就沒法照顧好家庭，不能做到「超賢妻良母」中「出色地扮演家庭角色」這一條。因此，她們心裡就會為自己沒有達到完美的要求而惴惴不安，為自己的「不完整」而苦惱、感傷，為沒有盡到自己的家庭職責而倍感歉疚。下面是一封特殊的信件，看了之後我們或許能更直觀、深切地感受到這些女性的痛苦和壓力：編輯同志：讀了1986年第1期《女性的理想與理想的女性》一文，我深有感觸。我是一個「而立」已過，正向「不惑」之年邁進的女幹部。按理說，進入這一年齡階段，即使事業上沒有所「立」，生活中也應做到「不惑」，而我卻偏在這時產生了困惑——一種不能協調多種角色的困惑。困惑之感襲來，常使我內心自憂、猶豫、徘徊。我曾是一個事業心較強的女性。少年時代，安定的學習安靜、優秀的學業成績，加上好學上進的個性，使我特別愛幻想。我常憧憬美好的未來，立下了「上大學，把自己造就成有學識、有作為的新女性」的遠大理想。風華正茂的中學時代，我又和另外兩位女同學一起立下了「理想不實現就不找對象」的誓言，並自信有能力把理想的航船駛向光輝的彼岸。哪知，一場動亂持續了十年，黃金般的歲月在動亂中流逝。儘管求知向上的銳氣被使人惆悵的風雨蕩滌，可我還是不忘自己的理想，並恪守「理想不實現就不找對象」的誓言。我多次謝絕了給我介紹對象的好心人。人們理解我也罷，不理解我也罷，我始終朝著看準了的方向前行。沒料到這時發生了一件使我深受刺激的事，群眾推薦我上大學，卻被縣委書記的女兒捷足先登……面對現實，我灰心了，失望了。我想自己上進不成，退步又無歸宿，二十八歲了還沒對象。我的心失去了平衡。在這種情況下，我來了個激流勇退——找對象結婚，生活得實惠一點。我知道結婚對一個女人來說意味著什麼，一個女人婚前不能在事業上有所作為，婚後更如泥牛入海。然而，振興中華、實現四化的時代強音鼓舞激勵著每一個人，1981年，領導派我到北京全國婦幹校學習兩個月；1983年，領導又派我和另外三名同志一起去日本研修四個月；1984年，我又在領導和同志們的支持下，考入了某幹部學院，實現了我青年時代的理想。學習和出國研修，使我見了世面，增長了知識，增強了時代責任感。我常常告誡自己：唯有加倍努力才能縮短動亂帶來的差距，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我下定了傾盡全部精力和心血致力於事業的決心。但是，這種決心常常受到感情潮水的衝擊，激起我內心的波瀾，我深切地感到了女人面對著被割裂的人生！我1979年結婚，1980年生小孩，孩子剛八個月就生病住院，公公、婆婆又在近三年內先後去世。生活時時提醒我，我不僅是一個幹部，同時又是一個妻子、母親和晚輩，我還應盡妻職母愛和兒女之孝心。當我看到丈夫信中寫道「結婚已六年，你出國、學習、下鄉經常在外，我幾乎有二分之一的時間守空房，同伴們都笑我是『男寡夫』」的話語時；當我想到為撫育子女耗盡了心血的婆婆病重作兒媳的我不能盡孝時；當我眼前閃現出一歲就不得不離開父母，因得不到母愛而性情怯弱的獨生女害怕媽媽不要她了的神情時；我的心顫抖了，一種對不起丈夫、女兒、公婆的負疚感湧入心頭。特別是我的丈夫，理解我支持我，默默地承擔了全部家務，更使我感到欠了他一筆「債」。作為一個女人，我也有盡妻職母愛的柔情。可嘆的是，時間和精力有限，人又不能來個分身術，變成兩個，各盡其職。在事業與生活之間，我不知不覺地徘徊起來。女人的感情就是這樣複雜，當理想成為現實而感到無比幸福時，又帶著隱隱的若有所失的痛苦，好象在生活中欠下了一筆難以還清的「債」；而一旦償還這筆債時，又不甘心為此耗費過多的時間和精力。時間和精力對我來說太有限了，我的生命之帆，感情之舟應怎樣航行，才能對事業、對家庭同時盡到責任呢？！我困惑了，一種超負荷的困惑，一種尋求新的希望的困惑，我盼望參加「女性的理想與理想的女性」討論的同志們為我解除困惑。[43]一些女性因為留在家庭里而感到自卑、失落。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一些女性當起了全職的「賢妻良母」，把自己的時間、精力全放在家庭上。在她們的努力下，老人、丈夫、孩子都得到了很好的照顧，整個家庭其樂融融。但是，在她們內心深處還是有缺憾的：她們沒有工作，就沒有一個「完整」的人生。由於社會觀念的影響，她們可能產生自卑感，覺得自己沒有社會價值，沒有獨立人格。對於那些「下崗」的女工來講，這種感覺尤為強烈。一位叫黎靜的女性便向我們講述了她「回家」之後痛苦的心理歷程：其實，當家庭婦女的滋味更不好受。每月經濟收入減少了四五十元，可是物價上漲，孩子花費又大，我們月月靠公公接濟，找老人伸手要錢，叫我怎麼張口啊！丈夫雖然還算體貼，但他不能排除我的苦悶。生活在經濟和精神雙重壓力下，我真怕會得上「家庭主婦綜合症」（一種家庭婦女特有的心理疾病）。……對於我們這些被工廠踢回家的女工，人們用怎樣的眼光看待我們？原來的好朋友，越來越疏遠了；鄰居幸災樂禍地問一句：「怎麼不上班，失業啦？」心疼閨女的父母，只能給點錢資助一陣子；至於丈夫們呢？有一個剛剛結婚的女工，不敢對丈夫道出實情，每天早上上班就提著書包去娘家，最後露餡了，引起一場風波。還有一個女工，原來夫妻感情就不太好，這一下如同火上澆油，「內戰」驟然升級。就是最和睦的小夫妻，拌嘴時，丈夫免不了會甩出幾句閑話：「就你笨，要不然怎麼讓你回家！」回家之後，我們失去了社會的理解和人們的尊重。[44]還有一些女性在工作、家庭的狹縫中奔波、徘徊。當然，也有一些女性經過努力成了人們心目中的「超賢妻良母」。但是她們的角色衝突更加明顯，她們所承受的壓力也更大。下面這篇短文的女主人公便道出了她們的重負和疲憊：我是一個已經到了不惑之年的職業婦女，我有一個幸福的小家庭。我想講一講我的二十四小時是怎樣度過的：早上六時半，生物鐘結束了我的夢，我匆匆地披衣下床，趿著鞋直奔廚房。乒乒乓乓，半個小時的鍋碗瓢盆交響樂，三碗熱氣騰騰的麵條端上了餐桌。丈夫笑了，兒子也笑了，望著他們的笑臉，我心中湧起一陣自豪感——我稱得上一個賢妻。兒子蹦蹦跳跳地去上學，丈夫哼著歌曲去上班，我還得繼續拼搏。我用手指攏攏頭髮，在亂糟糟的床上找到襪子，草草地洗把臉，象徵性地刷刷牙，端起還不太涼的麵條，剛吞兩口，「當」，不好，七時半了，上班的時間已到，我丟下碗筷，慌慌地拿起提包，咀嚼著還沒來及咽下的麵條，衝刺般地下樓，競走般地上路。幸虧我家住在廠區宿舍，幾分鐘後我已到了辦公室。可是，辦公室門口已有人在等候，她們有的要領工資、獎金，有的要領糧票、勞保用品，還有的要加蓋公章、寫便條……我盡心儘力地干著，不停地詢問，耐心地解釋。我要做一個稱職的辦事員。上午十一時半，廠里的廣播響了。我吃了一驚，家裡還亂七八糟的一片，要趕在丈夫回家前收拾好，不然喜歡帶客人回家的丈夫會感到難堪的。顧不上人聲的吵嚷，我三步並作兩步搶先回家，用最快的速度收拾房間，再經過半小時的奮鬥，午飯端上了餐桌。遲歸的丈夫正好推門進來，孩子也下學回家吃飯。正吃著午飯，送來了傳呼電話，母親的病又加重了，要去醫院治療。養老撫小是我們應盡的義務，我推出自行車飛身而去。中午一時半，我滿頭大汗地趕到辦公室，照例細心地給人們辦各種手續。下午下班後，我還得在青菜攤前磨上半天嘴皮，然後回家做一頓豐盛的晚飯，頓頓飯都湊合，丈夫和兒子要提「抗議」的。吃過飯，丈夫丟下飯碗出去了。我洗涮完畢，端起一盆要洗的衣服，坐在兒子身旁，手中揉搓著衣服，眼睛看著兒子的作業本，嘴裡講解著算術題。我要做良母。敲門聲，進來的是丈夫的同事。丈夫不在家，我就得熱情待客，盡一個主婦的責任。送走了客人，生物鐘又催得我連連哈欠，丟下未做完的事，給兒子掖好被子，自己也鑽進了被窩。我常想：一天二十四小時一千四百四十分鐘，除去維持個人生存的必要時間，沒有一分鐘真正地屬於我，沒有一分鐘可以讓我自由地支配，或是學習或是娛樂。我希望我的家庭美滿幸福，我希望自己做一個出色的辦事員，我希望自己成為一個合乎中國道德規範的職業婦女。可是，年復一年，月復一月，日復一日的這種生活，使我感到很累，很累……[45]正是在這種雙重壓力下，一些女性不堪重負，發出這樣的慨嘆：「女性面臨著多重角色的困擾和多重的價值評判標準，完美的人生談何容易！」「女性不可能有完美的人生！女性是多項式里的中項，前有男人，後有孩子。前面的象高山，後面的如拖斗，要想成就一番事業，只有簡化——獨身。」[46]我們看到，「超賢妻良母」真的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它給了女性一個完美的定位，卻沒有看到這完美背後的不完美。對於很多女性來說，她或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或是可及而不可求的。「超賢妻良母」這個完美的女性形象，彷彿成了夢魘——女性若不去追求，似乎就沒有「完整的人生」，會被失落感、自卑感或愧疚感包圍；女性若去追求，往往會因陷入平衡的困境而心力交瘁。「超賢妻良母」——我們應該怎樣看待它？對於「超賢妻良母」這種理想的女性形象，我們應該怎麼看待呢？我想，這和我們的女性解放運動有著很大的關係。中國的女性解放運動已經蓬勃發展了數十年，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在法律上，國家通過了《憲法》、《婦女權益保障法》、《勞動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來保障女性的基本權利；在參政議政上，歷次普選參加投票的女公民都達到女公民總數的90%以上，在歷屆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中，女性都佔有一定比例；在就業上，近幾十年來，我國女性的就業比例一直維持在一個較高水平，與發達國家女性41%——48%的就業水平相近；在教育上，我國接受教育的女性數量逐年上升；女性還在婦幼保健、醫療衛生等方面得到了很好的照顧。[47]這些都讓人歡欣鼓舞，讓我們看到了中國女性的美好未來。可是，我們也必須承認，這條道路是曲折的。究其原因，既有舊的制度、觀念的阻礙，也有政治環境、經濟條件的限制；再深入一點思考的話，或許這和我們的女性解放運動的指導觀念更有關聯。從戊戌變法開始，中國的女性解放運動逐漸在神州大地嶄露頭角，到辛亥革命時臻於成熟。但是它真正為人們所關注、從歷史舞台的邊緣走向中心，是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開始的。「中國共產黨一成立，就把婦女解放作為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開啟了以工農和進步知識婦女為主體的婦女運動新紀元。在80年奮鬥歷程中，中國共產黨根據本國的國情和不同歷史條件，從婦女生存發展狀態和實際需求出發，不斷總結、歸納、提升婦女運動的指導思想，通過婦女組織，發動各階層婦女群眾在投身國家民族獨立、繁榮、進步的同時，爭取婦女自身的解放與進步。」[48]在這個過程中，女性解放運動和中國的政治、經濟變革建立了非常緊密的聯繫，受到了黨的政策的極大影響。當然，女性解放運動是一定要和政治、經濟相關聯的，否則它將只能永遠處於邊緣地位，發出的聲音也是微弱的。但是我們應該避免把政治、經濟作為女性解放運動的出發點，否則女性解放運動很容易成為政治、經濟的附庸，失去自己的獨立地位和本來意義，達不到最終的成功。以如何對待傳統的性別觀念為例。誠然，中國古代社會的那一套性別結構和觀念確實有很不合理的地方，它對男性、女性角色規範的不同標準在很大程度上壓抑了女性的自由和發展，有著很強的「男尊女卑」色彩。比如「三從四德」、「貞節觀」、「女子無才便是德」等觀念，在我們今天看來，就是將女性置於男性的附屬地位，剝奪了女性自由、發展和幸福的權利。但是，我們並不能因此對這種性別結構和觀念全盤否定，它還是有一些值得我們思考和傳承的東西。從女性主義的視角看來，最重要的便是蘊於其間的男女相輔相成、和諧共處的思想。但是，在政治權力的影響下，我們將過去的一切都視作「落後」的，中國古代社會的那套性別結構和觀念也被完全否定，中國的女性解放運動也隨之越來越走向另一個極端：從五、六十年代的「鐵姑娘」、「婦女能頂半邊天」，到七十年代的「女闖將」、「男同志能夠辦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辦到」，中國女性在爭取男女平等的同時漸漸失掉了一些溫柔、恬靜、止雅。其實男女平等並不代表「男女都一樣」，我們還是要承認兩性差異的存在，正是這些差異，才讓我們的世界更豐富、更完美，如果男性和女性完全一樣了，我們的生活反會變得單調、乏味。正如學者李銀河所說：「表現出差異來，並不見得就是不平等，不一樣不等於不平等。我們跟他們不一樣，不見得就是低於他們，我覺得這兩個東西是可以分清楚的。強調性別特徵、表現性別特徵，也不一定就是恢復了不平等，這兩個東西不是必然連在一起的。」[49]在八十年代即有人認識到了這個問題：「在十年內亂中，女性似乎被抬得很高。不僅是『男人能做到的，婦女也能做到』，而且女人還幾乎處處超過男人。『女的好，男的壞，老的都是走資派。』在樣板戲中，婦女，特別是青年婦女的形象全是『高、大、全』的。那些女英雄人物成了革命概念的化身，似乎不知戀愛和結婚為何物，似乎根本沒有個人幸福的嚮往。『人情味』受到斥責，而『完全徹底』獻身人民似乎就意味著禁欲主義。女英雄變成超人了。這種形象貌似把女性抬到天上，其實和傳統道德的忍耐順從的女性典範一樣，都是女性的異化。如果封建婦道是把女性變成低於男性的人，那麼極左思潮就是抹煞性別的特徵，使女性不成為女性。正如對封建婦道的反叛不等於走向極「左」的極端，對「左」的棄絕也決不是向舊的模式回歸。今天，我們還需要繼續清除封建意識的影響，爭取婦女的解放，但婦女的解放，並不是要抹煞女性的特點，並不是要女性不成其為女性，而是要女人既是女人又是人。女性並不要反過來「報復」男性，壓倒男性（那是一種不健全的心理），而是要成為和男人平等的人。所謂平等，是立腳點的平等，並不是要女性在一切領域都去和男性爭高低。」[50]正是由於中國的女性解放運動徹底摒棄了原來的一切，使得女性漸漸失掉了那些還被很多人在潛意識中視為美德的嫻淑、溫柔等特性，人們才積極地倡導女性回歸家庭，以尋回失落的幸福。[51]一位叫孫宏林的女性說：「十年動亂時期宣傳的那些橫眉立目的女「闖將」，不要說令男同胞們無法消受，我們婦女也羞於與之為伍。大自然既然決定了我們的性別，我們當然要盡妻子、母親的責任，而且要當個好妻子、好母親。」[52]八十年代普遍出現的「『女強人』恐懼症」，也可以看作是對此的大規模修正了。一般說來，「女強人」指那些事業有成、工作出色的女性，由於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了事業、工作上，她們往往顧不上家庭，而且多少帶有點「雄化」的特徵。[53]這樣的女性在當時受到很多人的排斥：一個丈夫明確表示：「我討厭女強人。女人當了強者，在家裡會不自覺地指揮你。我就怕女的跟我說，你應該如何如何！我跟她說點什麼，就象跟黨支部書記彙報。」一個小學生說：「我們的班主任是一位很好的老師，去年，被評為學校模範班主任，我們很高興。可是，學校的表彰會上，當校長說到她為了我們學習而不顧家中生病的孩子，她的孩子因沒有能及時治療而死去時，我的心被揪住了。我捫心自問：假如我的母親象她那樣……太可怕了。」[54]如果我們當初從女性主義的角度來思考、認識這個問題，情況可能就不一樣了。所以我想，女性解放運動應該是以女性為出發點的，我們應該抱有一種關愛女性、照顧女性的意識，在制定、實施政策時，除了要追求女性的解放、獨立、發展外，也應該盡量考慮女性的承受力、幸福感、認同度，僅僅用一些數據來衡量女性的解放程度和發展程度，而不去關注女性的實際生活狀態、生活質量，不僅不能實現真正的女性解放，反會使人們對女性解放運動產生誤解和排斥，阻礙其進一步發展。比如一些男同志常常說：「一提『婦女解放』這個詞兒，我就有種恐懼感。」[55]一位在新疆工作過的女性嘆言：「如果說婦女解放就是要我們既要超負荷的勞動，又要干好家務，還要忍受心靈的折磨，那麼，我寧肯不要這種解放！」[56]連女性自己都不贊成的女性解放，怎麼能取得更大的發展呢？如果以此為基點來看待「超賢妻良母」的話，我覺得我們可以不必要將其作為一種規範性的女性形象來加以宣傳，不要再堅持諸如「哭泣、抱怨、憤怒、回家都不能解決問題，根本的出路在於我們要正視現實，振作精神，自尊自強。不能依賴，也不能乞求憐憫，靠這些，保不住我們的社會地位，也保不住我們的尊嚴」[57]之類的意見了。我們可以用一顆更寬容的心來看這個問題，把「超賢妻良母」作為眾多生活方式的一種，給予女性更多的自由選擇生活的權利，而不要將其作為一種評判標準來衡量女性的價值。這樣，女性解放的未來或許會更燦爛。參考文獻及書目《中國婦女》（1980——1990）中國婦女雜誌社編輯出版《婦女指南》（1983——1989）內蒙古婦女兒童雜誌社主辦《婦女》（1980——1990）婦女雜誌社出版全芙萱《關於婦女就業問題》，《光明日報》1980.8.14鄧天縱《怎能讓「婦女退居家庭」：婦女問題再議》，《解放日報》1983.3.2田森《「婦女職工回家去」的觀點是錯誤的》，《光明日報》1983.9.10邢華《我國婦女應實行階段就業》，《北京日報》1984.6.1潘綏銘《中國新女性面臨的選擇與得失》，《中國婦女報》1986.12.8《職業婦女婚後願不願意回到廚房去？中日兩國社會學界聯合進行調查》，《中國婦女報》1987.6.5張文中《當代職業婦女的苦惱：來自「上海蓋洛普」的一份報告》，《解放日報》1987.6.13高寶勝《「甩包袱」是個餿主意》，《工人日報》1988.6.2成童《我主張女職工返回家庭》，《工人日報》1988.6.2徐安琪《已婚女性退職還家如何？上海婦女對此疑慮重重，45%婦女贊成「階段就業」、「彈性工作制」》，《中國婦女報》1988.6.20王偉華《中國女性的出路：訪李小江》，《天津日報》1988.11.2全國總工會女工工作委員會《城市女性在就業等方面面臨的新問題》，《工運研究》1988年第2期Barb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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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udi）為始的「保守男性運動」。他們仇視並攻擊女性主義，力爭奪回女性已經爭得的一些權利，提倡男性價值。他們認為，女性在公共領域與男性競爭導致了兩個負面結果：一方面她們把男人逼成了工作狂，以便能夠留住自己的好工作，如腦力勞動的職位；另一方面使男人更容易接受壞工作，如體力勞動的職位。因此積極倡導婦女回到家庭中去。[2]童芍素《角色衝突中的中國婦女發展問題》，見童芍素主編《角色的困惑與女人的出路——眾學者談當代職業婦女角色衝突與婦女發展》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5年[3]同上[4]孟憲范《改革大潮中的中國女性》P47——48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5年[5]厲等三《上海婦女就業問題探討》，轉引自臧健《婦女職業角色衝突的歷史回顧——關於「婦女回家」的三次論爭》，見童芍素主編《角色的困惑與女人的出路——眾學者談當代職業婦女角色衝突與婦女發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6]同上[7]韋世青《女性出路與中國的未來命運》，《中國婦女》1988年 第五期P5[8]韋世青《女性出路與中國的未來命運》，《中國婦女》1988年 第五期P6[9]周以俊《提倡賢妻良母與賢夫良父統一》，《中國婦女》1986年 第七期P9[10]小凡《看不到封建夫權的影子》，《中國婦女》1984年 第四期P3[11]《由〈亞當的困惑〉引起的……》，《中國婦女》1986年 第五期P20[12]成童《我主張女職工返回家庭》，《工人日報》1988年6月2日[13]楊正彥《今日婦女解放運動縱橫談》，《婦女指南》1985年 第一期P13 內蒙古婦女兒童雜誌社主辦（下同）[14]程少岩《人類文明進步與男女平等》，《婦女指南》1987年 第十期P23[15]謝雪《還是有所追求的女性好》，《中國婦女》1984年 第十一期P24[16]全芙萱《關於婦女就業問題》，《光明日報》1980年8月14日[17]周以俊《提倡賢妻良母與賢夫良父統一》，《中國婦女》1986年 第七期P9 中國婦女雜誌社編輯出版（下同）[18]李秀玲《家庭婦女貢獻大》，《中國婦女》1988年 第四期P11[19]《「賢妻良母」還能不能是衡量當代女性的價值標準？》，《中國婦女》1986年第七期 P8—9[20]羅萍《必須拋棄賢妻良母的衡量標準》，《中國婦女》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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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42]在這個問題上，有一種比較規範的分類法：角色間衝突（包括社會角色與家庭角色的衝突、男性角色與女性角色的衝突）和角色內衝突（包括女性對社會角色的領悟程度和「男主外、女主內」傳統觀念的衝突、女性生理和心理的衝突）。這種分類法很系統，但我覺得它有一些重合、交叉的地方（比如社會角色與家庭角色的衝突就和兩種角色內衝突都有重合之處），不便敘述，所以我在史料基礎上另外用了一種分類方法：以女性對角色衝突的感悟為據進行分類。[43]田覓《追求中的困惑》，《中國婦女》1986年 第二期 P8[44]黎靜《我的出路在哪裡？》，《中國婦女》1988年 第一期 P6[45]邱月蘭《一個職業婦女的二十四小時》，《中國婦女》1986年 第七期P13[46]此兩處均引自《女性的理想與理想的女性》，《中國婦女》1986年 第一期P3[47]此幾處數據均引自柏志英主編《戰略機遇期婦女發展與婦女工作》P7——8 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48]全國婦聯組織部編著《婦聯工作簡明手冊》P3——4 中國婦女出版社2002年[49]艾華、李銀河《關於女性主義的對話》，《社會學研究》2001年第4期[50]若水、馮媛《女性理想的反思與求證》，《中國婦女》1987年 第十二期P2——3[51]在女性主義運動中，一直存在著關於性彆氣質問題的爭論：一種觀點是強調男性和女性的相似之處；另一種觀點是強調男性和女性的相異之處。李銀河學者認為，如果從歷史演變的大趨勢來看，在女性運動的早期，比較強調的是「同」，是男女平等，女性運動的目標是去爭取男性已有的權利，要求去做男性所做的事情；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女性運動轉而強調男女的差異，去爭取的是女性的解放，女性特殊價值的實現，而不僅僅是男女平等。（李銀河《女性主義》P120——121 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52]孫宏林《陶春回答不了的問題》，《中國婦女》1984年 第七期P17[53]關於「女性雄化」的問題，孟憲范學者在其著作《改革大潮中的中國女性》（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5年）中有比較完整、詳盡的論述。「女性雄化」，也稱為「女性溫柔缺乏症」，孟憲范將其表現形式分為三種：（1）具有男性人格特質，瀟洒潑辣，剛毅堅強；（2）作風粗魯，支配欲強；（3）矯情，疫情能力差[54]此兩處均引自《女性的理想與理想的女性》，《中國婦女》1986年 第一期P2——4[55]白峰溪《一個既古老又嶄新的課題——給賢妻良母賦予新時代的含義》，《中國婦女》1984年第七期 P16——18[56]曾俊花《這種解放我寧可不要》，《中國婦女》1988年 第四期P9[57]曉風《「婦女回家」的口子不能開》，《中國婦女》1988年 第二期P7指導老師：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岳慶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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