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詩歌：神話·預言·道路（張清華）

　　1950年代：

　　「良宵」與「放逐」

　　1960至1970年代：

　　放逐的詩人啊

　　這良宵是屬於你的嗎？

　　這新嫁娘的柔情蜜意的夜是屬於你的嗎？

　　這是1962年，身居青海荒原的詩人昌耀，在苦難中尋覓和體味新婚甜蜜的一首《良宵》。之所以從這裡開始，來尋索60年中國當代詩歌的軌跡，是因為這樣一個起始確乎更富象徵的意義——對於當代詩人來說，「良宵」與「放逐」幾乎是同時降臨的，只是在昌耀身上體現得更集中和典型而已。不過對任何一個時代的詩人來說，也許都是如此。1950年代的蜜月般的時光，新中國的晨曦，沒有留下太多的經得起歲月洗刷的詩歌痕迹。我們當然也可以開列出一長串的名字：艾青、臧克家、何其芳，這些從1930年代開始成長的詩人；還有賀敬之和郭小川，他們代表新意識形態的宏大抒情；新崛起的一代與共和國一起成長的歌手：石方禹、公劉、聞捷、流沙河、戈壁舟、樑上泉；還有許多從延安興起的民歌運動中熏陶出來的詩人：李季、田間、阮章競等等，他們共同構成了新中國成立初期新頌歌的和聲。

　　當然，對於所有這個時代的詩人來說，如何在保持個體的創作自主性的同時，又完全適應時代政治與主流文化的要求，是一個難題，類似何其芳的《回答》中那種猶疑和迷茫情緒的流露，確非矯情。成功的例證略顯稀少，連艾青這樣具有卓越藝術功力的詩人，都不得不寫了大量粗淺應時的作品，像《春姑娘》、《藏槍記》之類。倒是他在出訪歐洲和拉美之後所寫的一些「國際題材」的作品，如《維也納》、《大西洋》、《一個黑人姑娘的在歌唱》等，能夠顯示出他慣於使用的象徵手段和大詩人的氣象：「維也納，你雖然美麗/卻是痛苦的，/像一個患了風濕症的少婦/面目清秀而四肢癱瘓……」值得提到的當然還有臧克家的一首《有的人——紀念魯迅有感》，「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富有哲理，將具體的題材升華為道德和人格的箴言。1950年代能夠達到一定高度和純度的詩歌，這差不多就是範本。

　　在那個時代，偶爾也有大膽而冒失的探險者，在其詩中表現出不合時宜的個性意志，以及陌生和抒情的調子，像蔡其矯的《川江號子》、《霧中汗水》，郭小川的《望星空》、敘事詩《深深的山谷》、《一個和八個》等等，都呈現出與主導政治趣味不同的個性化色彩和人性探索的執拗衝動。多有詩人因此獲罪，淪為階級異類，等待他們的是昌耀式的流放生活和艱難命運。

　　值得稍加細說的一位是聞捷。他幾乎創造了一種「浪漫主義的詩歌類型」，也創造了當代詩人悲劇人格的典型，「文革」期間被迫害致死。由於取材新疆的邊域風光、少數民族生活的題材，聞捷的作品似乎因為其特殊的政治優勢而獲得了一種美學優勢。在書寫哈薩克和少數民族青年男女的愛情故事、他們的勞動場景的時候，融入了在內地題材的詩歌中很難融入的情感內容、愛情心理活動，還有戲劇性情節的細膩刻畫，《吐魯番情歌》也因此一舉成功。至於五六十年代的其他詩人，在「浪漫主義」詩歌實踐方面則幾乎無成功例證，除了無限的誇張和泛濫的擬喻，並沒有來自美學方面的真正支撐。

　　1960至1970年代：

　　叛逆與反思

　　1960年代堪稱是當代詩歌最荒涼的時期，詩人的寫作出現了強烈的分化趨勢。一方面，在經歷了「大躍進新民歌運動」之後，只有賀敬之的《雷鋒之歌》、《西去列車的窗口》和郭小川的《甘蔗林——青紗帳》、《鄉村大道》一類政治抒情詩能夠作為「時代強音」而通行；個人化的抒情寫作，在很多情況下不得不轉入了私密的空間。除了參加勞動改造的那些早已成名的詩人的秘密創作，就是一代青年在迷茫中悄悄寫下並傳播開來的心聲了。「文革」初期，在北京等大城市曾出現了一些活躍在青年中的「詩歌沙龍」，稍後則出現了民間傳抄的知青詩歌，最典型的例證即是郭路生——即後來的食指，他在1965年前後就寫下了才華出眾的青春暢想《海洋三部曲》，1967年寫下了表達懷疑和失落情緒的《魚群三部曲》，1968年則寫下了傳抄大江南北的《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相信未來》等詩。他的詩句激勵了這時代無數的迷茫青年，以混合著青春叛逆、紅色幻想、政治質疑和啟蒙理性的朦朧而紛雜的思想，見證了一代青年人的精神歷程，成為那個時代最富詩意的精神肖像。

　　食指後來的經歷也表明，作為一個時代的精神符號，他顯示了持續的意義與光彩。他在1970年代到1990年代中不但又相繼寫下了《瘋狗》、《憤怒》、《人生舞台(系列)》、《我的祖國(系列)》、《詩人命苦》、《在精神病院》、《想到死亡》、《歸宿》等等膾炙人口感人至深的詩篇，還以他自己身患精神分裂的悲苦遭遇、在病痛中堅持寫作理想與人生信念的生命人格實踐，見證了他的創作，成為當代詩歌中一個不可多得的「精神現象學」意義上的範本。

　　上述分裂的局面一直延續到上世紀70年代。在70年代早期，最值得提到的是被稱為「白洋淀三駕馬車」的三位抒情詩人——根子、芒克和多多。1971年，十九歲的青年，插隊白洋淀的根子寫下了一首才華橫溢的《三月與末日》，宣告了他的青春成人儀式的完成和對極「左」政治氣候的厭棄與反思。以這首詩為標誌，一代青年開始了理性的思想，以及拒絕與背叛的道路，甚至說它是「70年代中國的《荒原》」也絕非誇張：「……我看過足足十九個一模一樣的春天/一樣血腥假笑，一樣的/都在三月來臨。這一次/是她第二十次把大地——我僅有的同胞/從我的腳下輕易地擄去，想要/讓我第二十次領略失敗和嫉妒」。「心是一座古老的礁石，十九個／兇狠的夏天的熏灼……／十九場沸騰的大雨的沖刷，燙死／今天，暗褐色的心，像一塊加熱又冷卻過／十九次的鋼，安詳、沉重／永遠不再閃爍。」這是精神在廢墟中成長的見證，從思想和藝術上這首詩都應該是70年代詩歌真正的巔峰。根子隨後又寫下了《致生活》、《白洋淀》等共八首長詩，可惜這些作品今大都散佚。

　　在1970年代末期，隨著極「左」政治走到了末路，「文革」終於宣告結束，強大的社會情緒集中到了詩歌和文學之中。就在許多被迫害和下放的詩人再度復出，用節制的創傷哀訴和依然如故的強者姿態，書寫著「歸來」的故事、抒發著「惡夢醒來是早晨」的欣悅的時候，一群年輕的寫作者則以傳抄和油印的方式，交換著他們對時代的真實思考、對現實的不滿和對變革的期待。1978年末，以由貴州詩人群落抄寫的《啟蒙》和北京青年詩人刻印的《今天》兩份詩歌出版物的問世為標誌，蘊蓄於地下十多年的新詩潮終於浮出了冰山的一角。舒婷、顧城、北島、江河、梁小斌……這些名字一夜間傳遍大江南北，《回答》、《一代人》、《紀念碑》、《祖國啊我親愛的祖國》、《中國，我的鑰匙丟了》這些作品也很快變得家喻戶曉，作為歷史的創傷記憶和現實的真實寫照，這些作品在聚攏和疏散社會情緒、建立新的人本主義價值觀、召喚社會生活與政治的變革方面，可謂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1980年代：

　　詩歌的青春期

　　1980年代是當代詩歌歷史上第二個青春期，這是遲來的、充滿激情與挫折的、充溢著巨大能量並且表現為運動式景觀的一個時期。它歷經了早期的乍暖還寒以及春潮湧動的澎湃崛起。從1980年到1984年，以謝冕、孫紹振、徐敬亞為代表的「崛起論者」幾乎是以前赴後繼的姿態，為新詩潮推波助瀾搖旗吶喊，但也招來了詩歌界保守力量的猛烈反擊。在大環境的搖擺與進退交替中，新詩潮在理論上似乎並未佔到便宜，但「朦朧詩」卻在一片質疑與謾罵聲中風行於讀者之中，成為了1980年代整體性藝術變革的營養與力量之源。在廣大的青年中，朦朧詩的主要詩人們差不多成為了時尚符號和青春偶像，受到崇拜和追捧。到1985年之後，當社會改革的步伐加快，觀念的變革提速之時，朦朧詩也終於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經歷了「從絞架到鞦韆」(朱大可語)的歷史玩笑。隨之以1960年代出生者為主體的「第三代」，在1986年發動了一場蓄謀已久的藝術政變，喊出了「Pass北島」的口號。他們以更為靠近現實、靠近普通人生活的更低姿態、以更為多元的價值觀念和美學趣味，標明了一個新的詩歌潮流的出現，其中最富有玄學意味和詩學思想深度的「非非」、「整體主義」，最具文化與觀念衝擊力以及平民詩學意味的「他們」、「莽漢」、「大學生詩派」等等，是最具代表性的群落。他們的美學主張也在1990年代持續深化，並演變出了後來的「民間寫作」與「知識分子寫作」之爭。這場詩歌事變使1980年代的新詩潮運動得以進入到詩歌藝術的內部。

　　說1980年代是一個詩歌的青春期，有兩個富有象徵意味的例子：一個是顧城，一個是海子。顧城是一個天才的憂鬱型浪漫詩人，也是一個至死未走出「精神童年」的撒嬌者，他拒絕社會化，一直以「童話」的方式來書寫憂鬱、夢幻、孤獨和死亡的意緒，這些在移居海外之後也沒有改變。在遭受了個人的婚姻和愛情的挫折之後，他最終在1993年秋，在紐西蘭的希基島選擇了殺妻後自盡的暴力方式來結束自己的一切，結果遭到廣泛的譴責，使詩人自1980年代以來所建立的精神與道德神話蒙羞破產，同時也以矛盾的方式，書寫和完結了他自己的脆弱童話與悲劇傳奇。

　　與顧城不同，海子是畢生致力於建立他「偉大詩歌」王國的一位求索者和工匠。他的短詩創造了漢語新詩誕生以來最為瑰麗的景象，留下了一份與時間同在、並且日益閃現出不朽的漢語之光的遺產；而他的長詩則留下了一個未完成的、也幾乎不可能完成的巴別塔式的巨大廢墟。它在空間上橫跨亞歐與非洲大陸，結構上橫貫黃河、恆河、巴比倫河、埃及和希臘等幾大文明，在語言上則嘗試尋找「史前」和「洪荒」式的原始情境，所以在修辭方式上便具有了蒼茫、遼闊、原始、神秘，甚至晦澀難解的特點。由於這一偉大詩歌理想的不可實現性，海子最終也選擇了自殺。在筆者的理解中，固然海子之死有其具體誘因，但在生命與藝術的邏輯上，他其實是將自己的死當作了其創作的一部分，是以殉身的方式來完成自己詩歌獻祭的儀式。這一點也同樣具有寓言和命運感，一切都像他在作品中預言的那樣：

　　大地，盲目的血

　　天才和語言背著血紅的落日

　　走向家鄉和墓地……

　　1990年代至今：

　　多元與分化

　　1989年3月海子的死可以說結束了一個時代，它提升、完成並且也徹底終結了1980年代的詩歌神話與浪漫精神，也引領了1990年代詩歌在美學與文本上的深刻變化。迄今為止，關於上世紀90年代詩歌的講述都並不清晰，有人用「從青春寫作到中年寫作」、「從非專業寫作到專業寫作」、「寫作身份的知識分子化」等等說法來描述一個轉折性的過程，還以「敘事性」、「個人化」等等說法來概括其總體特徵，這些都有道理。我想說的是，外部環境的壓力在上世紀90年代早期起到了幾個重要的作用，一是使第三代而下詩人身份的人文性得到了強化，這一點與1980年代初期朦朧詩人的境遇有相似處，這在客觀上大大幫助了他們；二是促使他們在寫作上「向內轉」，這是使1990年代詩歌在文本上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深化與建設性趨向的原因；第三是因為「出口轉內銷」的效應而使他們迅速獲得了經典化的機遇。當1990年代中期以後社會生活更加開放和寬鬆之際，身受壓力的詩人們搖身一變，成為了國際知名身份顯赫的公眾人物，不但作品被大量翻譯出版，物質生活條件也發生了質的改變。這些都導致了原來美學與藝術趣味上的分歧演變為利益的分歧，終於導致了1990年代末的紛爭。以1999年的「盤峰詩會」為標誌，第三代詩人之間的分化便以「民間寫作」與「知識分子寫作」為名，變得公開和白熱化了。

　　在1990年代留下了重要的或標誌性詩歌文本的詩人大概有這樣一些：歐陽江河、西川、王家新、于堅、翟永明、周倫佑、鐘鳴、李亞偉、伊沙、張曙光、陳東東、柏樺、臧棣……這很難是一個全面的名單。在先鋒詩歌陣營之外的其他詩人群落中，當然也有大量值得記取的作品。但那些對於時代的轉折具有特別的啟示甚至命名意義的詩人，則是我們最應該記取的，歐陽江河的《傍晚穿過廣場》、《關於市場經濟的虛構筆記》、王家新的《帕斯捷爾納克》、伊沙的《結結巴巴》、《車過黃河》等等，都可謂是其中具有標誌性意義的作品，它們迅速而準確地預示了時代精神與價值轉換的氛圍，透露出美學與文化趣味轉換的敏感信息。

　　1999年的盤峰論爭之後或「世紀之交」以來的詩歌格局，目前還很難予以清晰的描畫，但愈趨多元與分化是不爭事實。隨著「70後」、「80後」詩人的相繼崛起，隨著網路媒介傳播作用的日益擴張，隨著大眾文化與消費娛樂趣味的不斷瀰漫，反智性、粗鄙化、口語化、喜劇與娛樂化成為了詩歌寫作的顯在特徵，詩歌生產也通過網路與民間印刷品獲得了空前的解放，問題雖然很多，但寫作的平權化與前所未有的自由度，則是必須要承認的。

　　回顧六十年的詩歌道路，確乎很難在這樣一篇短文中完成。宏觀地看，如果我們要將其歸納為一個「進步論的歷史修辭」也許並不為過，畢竟誕生過那麼多感人的或者重要的作品，出現過那麼多標誌性的或者可以作為歷史痕迹的文本符號。但六十年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也仍只是短短的一節，漢語新詩的道路仍然漫長，虛無主義的或過分樂觀主義的、成功論的或者末日論的看法，在更長的時間坐標中都顯得不可靠。因此在本文結束的時候，我還是想以海子的詩句來想像它的過去和現在，這也許更有詩意，因為歷史仍在繼續，詩歌的道路蒼茫無盡——

　　大風從東吹到西，從北刮到南，無視黑夜和黎明

　　你所說的曙光究竟是什麼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