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晗：棄學從政 身名俱滅

1920年代，吳晗還是個窮學生，在胡適和傅斯年的栽培下，他逐漸成為學術新星，然而隨著時局變遷，吳晗越來越不認可「讀書救國」，走上了街頭革命的道路，這成為他日後悲劇命運的伏筆。

導語

1965年12月21日毛澤東指出：《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1966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在上海《文匯報》頭版發表，文中尖銳的指出《海》劇是一株「毒草」。

如今很多國人在看到教科書上看到這一段文革序幕時，很難想像一出京劇的寫就與排演竟能牽累出中國歷史上最為駭人的十年動蕩。

1966年3月毛澤東在政治局明確表態：「吳晗和翦伯贊等人是共產黨員，也反共，實際上是國民黨。」同時，毛又在上海說，吳晗發表那麼多反動文章，中宣部不管不問。1968年3月，吳晗被公安部逮捕。1969年10月11日，吳晗於關押中死亡，距姚文元的檄文刊發不滿三年。

如果把時間倒回到1920年代，無人能夠想像在史學界頗有建樹的吳晗會以這種下場落幕。作為吳的恩師，《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篇初稿》記錄了1961年胡適對吳晗的一段回憶：「當年吳晗考取中國公學的時候……我很鼓勵他……他很窮，我寫信給蔣庭做隨時補助他幾十塊錢。抗戰期間，政府沒有顧到一般知識分子的生活，他實在太窮了，太苦了，才給（同）聞一多一樣的到那邊去了。」

學術交鋒質疑胡適「讀書救國」論 吳晗投身街頭革命

吳晗：學生無槍械 讀書救國不起作用

吳晗在學術上能有所成就，這與胡適和傅斯年的栽培密不可分，但這並非本文所要表述的重點，在此略過。

1931年，吳晗考入學清華大學，此時中日戰爭的陰霾日益加劇，吳晗雖在治學之路上雖有建樹，卻無法對時局視而不見。

九·一八事變後四個月，即一九三二年一月三十日，吳晗給他的恩師胡適寫了一封信，這是在他們往來十幾封信中唯一談政治的，信一開頭就說：「有一疑難問題，數月來亘亘於胸，未能解決，盼望先生指示一條出路！」什麼問題呢？吳晗信中說：「處在現今的時局中，黨國領袖賣國，政府賣國，封疆大吏賣國！」「翻開任何國任何朝代的歷史來看，找不出這樣一個卑鄙無恥、喪心病狂的政府。」

顯然，吳晗對政府失去了信心，不抱有任何希望。但是，出路何在？他感到仿徨，他希望胡適能給他「指示一個出路」。

胡適主張「科學救國」，反對愛國青年學生到街上去散發傳單，喊打倒之類的舉動，胡適能給吳晗「指示」的當然也是這樣一條道路。不過，吳晗對胡適的「讀書救國」並不完全贊同，在同一封信中，他繼續寫道，學生離開書桌去發傳單，喊打倒是無聊的，那麼，學生「應否作個別行動，為自己爭人格，為國家爭光榮？」如果這些舉動都不行，「學生一無可殺人的槍械，二無可憑藉的勢位，三無可號召的群眾，空口說救國夕是否有用？」

在這裡，吳晗至少是把「讀書救國」看成不過是空口說救國而已。他信中說的「爭人格」，實際上是說人要有民族骨氣，不能甘心當亡國奴，而「為國家爭光榮」，顯然吳晗這些言論也絕不是來源於胡適的思想體系。

吳晗在信中說，他曾力圖按胡適開的「讀書救國」的藥方來消除內心的痛苦，但幾經實驗也無濟於事。

從這封信看，吳晗想的和胡適想的並不一致，胡適的一些治學之道吳晗是由衷地接受的，胡適的不讓學生參加政治活動，吳晗就不以為然了。至於胡適當時反對共產黨的主張，反對馬列主義的行為，吳晗似乎並不清楚的。相反，在信最後吳晗還囑咐胡適：「這苦痛不能向有黨籍的人吐露，也不能告訴根本沒有主張的人，生在過去，備受先生的訓一了悔指導，盼望此時先生也同樣地予以解決的方法，並指示一條應走的路。」

胡適收到吳晗的信後，到底給吳晗作了什麼「指示」，現在不得而知。但是，四個月後，即一九三二年六月，胡適發表了《贈與今年的大學畢業生》一文，重新提出「科學救國」的道路。他說：「法國的巴斯德對於科學有絕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國家蒙奇辱大難的時候，終不肯拋棄他的顯微鏡和實驗室，他絕不想他顯微鏡底下，能償還五十萬萬法朗的賠款。然而在他看不見想不到的時候，他已收穫了科學救國的奇蹟了。」因此，他要青年學生不論研究什麼問題，都要「有點信心」。胡適當時給吳晗的回答，大約也只能是這麼一些內容。

胡適：學生應該「讀書救國」

胡適主張「科學救國」，反對愛國青年學生到街上去散發傳單，喊打倒之類的舉動，胡適能給吳晗「指示」的當然也是這樣一條道路。

吳晗：學生應該參加政治活動

在社會交往、互動中，吳晗對社會、國家命運等問題的認識發生了巨大變化。他從書齋里的學者慢慢轉變為一個街頭的革命鬥士。

漂泊西南 吳晗開始直接參与政治運動

吳晗政治上的逆轉發生在昆明，這與他的社會交往圈子的變化關係重大。1937年，吳晗赴昆明雲南大學任教（1940年入西南聯大任教），賞識他的前輩學人星散各地，生活中的朋友們也漂泊四方。

在西南聯大，具有留學背景的教授占絕對多數，幾乎壟斷了為數不多的各種教育、學術資源，像吳晗那樣既年輕、又「土生土長」的教授，並沒有太多的朋友和聲望。這些留洋的教授們通過各種聯繫紐帶走到一起，形成一個個的交往圈子，相互扶持，而吳晗無論是在知識結構、價值觀念還是生活趣味上，與那些留洋教授的生活圈子是隔膜的。在昆明，生活的窘迫、政治的腐敗以及對國家前途的迷茫和憂慮，壓得吳晗喘不過氣來，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吳晗開始走進共產黨在昆明的統戰關係網路，他的妻子袁震是牽針引線之人。

1943年初，李文宜（與袁震、袁溥之同學，一起入黨）夫婦接受董必武指派來昆明開展統戰工作。李文宜拜訪老同學袁震時與吳晗相識，又介紹吳晗與丈夫周新民（共產黨員、民盟盟員）認識。不久華崗（時任中共南方局宣傳部長）亦受董必武指派來昆明。在李文宜夫婦的介紹下，吳晗與華崗見面，交談很是投機。

由於袁震的關係，吳晗與周新民、華崗等共產黨人來往日益頻繁，周新民等人不僅幫助吳晗解決生活上的困難（如幫助袁震聘請醫生治病），還經常談論時局、國共鬥爭、國家前途等這些吳晗頗感困擾的問題。費孝通說，吳晗和袁震是「婦唱夫和」。他深信正是通過袁震，吳晗才對華崗和周新民談及的政治活動產生了興趣，並開始主動而頻繁地參加民主運動。

吳晗在西南聯大任教三年之久，熟悉民盟教授。因此，在共產黨的統戰工作中，吳晗無形中佔據了舉足輕重的位置。在西南聯大，吳晗經常與民盟教授們一起參加社會活動。在日常生活中，彼此也保持著密切往來。

在生活往來中，他們除了慨嘆日益艱難的生活，也討論抗日時局，批判國民黨的腐敗，探討中國的前途命運，在許多社會問題上達成了共識。吳晗妹妹回憶：大哥與聞先生住在昆明西倉坡聯大教職員宿舍時，門戶相對，隔窗相望。他們經常一起交流思想，探討中國的前途命運。聞先生曾書贈大哥一條用鐘鼎文寫的橫幅：「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這樣，曾經承受道德焦慮和社會認同困擾、到昆明後又倍感孤獨無依的吳晗，在與共產黨人和民盟教授的交往中，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在社會和國家問題上，有了明確的方向和越來越清晰的認識。而周新民、華崗等共產黨人，由於袁震的關係，也對吳晗寄予了特別的信任，希望他充任共產黨與民主教授之間的溝通渠道。

1943年7月，吳晗加入民盟，同年秋，民盟昆明支部在華崗等共產黨員的幫助下，成立「西南文化研究會」。這是一個以西南聯大、雲南大學教授（民盟盟員）為主體的學術團體，研究會每周舉行一次座談會，學術研究與政治討論交替進行，與會者還學習毛澤東的著作、《新華日報》和《群眾》雜誌等。這些教授們通過座談、學習、爭辯、協商，彼此間消除了成見，加深了了解，逐漸生成嶄新的認同標準，即政治上的覺悟或政治態度。

加入民盟後的吳晗，迅速融入角色，充當了中共和自由知識分子中間的「橋樑」，團結了一大批著名教授，如錢端升、張奚若、向達、費青等人，「爭取他們參加簽名，作公開講演，送給他們書報刊物。」

這樣，在離開北平後，吳晗建構起嶄新的社會交往網路。

吳晗與妻子袁震（左）

通過袁震的關係，在中共代表華崗、李文宜夫婦的協調下，形成了一個以「西南文化研究會」為溝通渠道，以民盟為組織依託，以吳晗為共產黨與民主人士的溝通橋樑，以潘光旦、費孝通、曾昭掄、楚圖南、聞家駟、潘大逵、尚鉞等民盟盟員為主體，以張奚若、向達、費青、錢端升、朱自清等同情民主運動的教授及以「民青」為外圍支持性力量的知識分子群體。在這種社會交往、互動中，吳晗社會、國家命運等問題的認識發生了巨大變化，他日益遠離了胡適提倡的學術救國、教育救國道路，從書齋里的學者慢慢轉變為一個街頭的革命鬥士。

1946年8月，吳晗回到闊別九年的北平，任教於清華歷史系。此時，胡適已從美返國，準備就任北大校長。師生二人分別近十年，已是物是人非，胡適成為堅定的反共人士，吳晗則與國民黨不共戴天。政治上的分歧不僅讓二人未能再續師生情緣，進而反目、徹底斷絕往來。

吳晗在清華的工作環境沒有多少改善，反而因其政治色彩備受同事的冷落。在清華，以吳景超、劉大中為首的教授創辦了《新路》周刊，成員均為留學國外的自由知識分子，且大多留學倫敦大學。潘光旦、費孝通均為其中的重要成員，而吳晗則被排除在外。

其實，深陷政治鬥爭漩渦的吳晗也時常興起重返學術的念頭，但他已經遠離了胡適派學人群的學術網路，以吳景超為首的清華派學人網路也拒斥他加入。更為重要的是，許多青年學生和同事傾向於將他看作「街頭上的民主鬥士」，而非「書齋里的明史專家」；另一方面，吳晗與民主革命界綿密的關係網路也容不得他輕易離去，在民盟北平市支部的幹部推選會議上，吳晗被選為主任委員。回北平後的吳晗，其生活仍然被民主運動所填滿並逐漸成為革命民主人士關係網路中的核心人物。

1946年胡適由美返國後不久，得知吳晗已走出書齋，並在北平積极參与民主運動。對此，「他曾和人談起，說吳晗可惜走錯了路。」無可諱言，胡適對吳晗後來所選擇的道路的確感到失望。因為按照胡適的看法，吳晗與其他進步青年不同，他不僅具備了學術研究的條件，而且已經跨進學術殿堂，如果在明史研究上，持之以恆，深人下去，其對社會所作出的貢獻，必將超過他所從事的革命事業。基於這種思維形式，胡適才以惋惜的心情，坦率地表達出自己的意見。

縱觀吳晗一生，他究竟應當繼續治學還是投身革命，胡適的「走錯了路」一語成讖，不同的價值判斷造成了吳晗與胡適，吳晗與傅斯年交往的斷絕，吳晗亦因此沒有在學術道路上取得更多成就，這都是那個風雲際會的年代留下的遺憾。

建國後積极參与政治 1969年吳晗死於獄中

作為北京市副市長，1966年之前的吳晗仍然斷斷續續的與學術界發生著某些關係。

章詒和在《往事並不如煙》中記載了吳晗與梁思成夫婦的一段公案：

梁思成認為，「城門和牌樓、牌坊構成了北京城古老的街道的獨特景觀，城門是主要街道的對景，重重牌坊、牌樓把單調筆直的街道變成了有序的、豐富的空間。這與西方都市街道中雕塑、凱旋門和方尖碑等有著同樣的效果，是街市中美麗的點綴與標誌物，可以用建設交通環島等方式合理規劃，加以保留。」林徽因也說，「保護文物和新建築是統一的。保護舊的是為新建築保存優良的傳統……」

這時吳晗拍案而起，橫眉冷對：「您是老保守，將來北京城到處建起高樓大廈，您這些牌坊、宮門在高樓包圍下豈不都成了雞籠、鳥舍，有什麼文物鑒賞價值可言！」梁思成據理力辯，吳晗便道「你想把新中國的首都變成封建主義的紀念館！」

1957年在批判「章羅聯盟」的大會上，吳晗取出1948年秋秘藏下來的羅隆基讓他轉交在港民盟領導人的密信交給了黨的領導，羅隆基在信中要求香港民盟堅持民盟自主，不接受中共的領導。這一揭發給羅以最沉重的打擊，並最終導致羅隆基淡出政壇。

同時，吳晗還揭發章伯鈞，「在1951年五一節，在天安門城樓上和我說，只要我們兩人合作，事情就好辦。我置之不理。」作為民盟中央領導的章伯鈞，對作為民盟北京市領導吳晗所說應該是民盟中央與民盟北京市委的關係問題。當時兩者的關係頗有齟齬，章的話頗有和解之意，與反對共產黨領導並沒有什麼關係。

反右開始不久，吳晗在全國一屆人大四次會議上作了《我憤恨，我控訴！》的長篇發言，聲色俱厲地討伐所謂『章羅聯盟』。吳晗聲稱：「章伯鈞、羅隆基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是一貫的，有組織、有部署、有計劃、有策略、有最終目的，並且還和各方面的反動分子有配合，異曲同工，互相呼應」，「他們一夥是人民兇惡的敵人！」他的發言博得了「長時間的鼓掌」。

《海瑞罷官》讓吳晗的命運瞬間逆轉

積极參与政治的吳晗在學術研究中頗為重視毛澤東的意見。1943年吳晗寫了《由僧缽到皇權》一書，走的是「影射史學」的路子，用以影射蔣介石的文字獄；而到了六十年代改寫為《朱元璋傳》又變成了「命題史學」。他在不少公開場合大談「紅太陽」如何對他的《朱元璋傳》提出英明的修改意見，並且刪去朱元璋文字獄的殘酷事例，以達到迎合上意的目的。同時又以明史專家的身份，在1959年反右傾機會主義時也把彭德懷說成是「假海瑞」。

恰是在這真假海瑞之間，吳晗的命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姚文元在他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中用較大篇幅針對吳晗採用史料的標準和改編提出了極大質疑，不由得令人想起前文提及的1937年羅爾綱著述太平天國時受到胡適的教訓——「時髦」的吳晗，就這樣「莫須有」地結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1968年3月，吳晗被公安部逮捕。

1969年10月11日，吳晗死在關押中。

吳晗的妻子——引領吳晗棄學從政的袁震也被關進「勞改隊」，於1969年3月18日去世。袁震臨終前，對看管人員的要求只有兩個，一是想喝碗粥，二是想看吳晗一眼，可惜都沒能實現。

吳晗的出身和成長經歷使他對胡適的「讀書救國」論頗為懷疑，抗戰中積極投身政治，然而，在政治運動的漩渦中，吳晗再也不能掌控自己的命運，最終落下「爾曹身與名俱滅」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