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棄的生命》《全球化：人類的後果》 [南方網教育頻道]

《廢棄的生命》，（英）齊格蒙特·鮑曼著，谷蕾、胡欣譯，

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版，12 .00 元。

　　延伸閱讀

《後現代性的預言家：齊格蒙特。鮑曼傳》，（英）丹尼斯·史密斯著，

蕭韶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版，16 .00 元。

《全球化：人類的後果》，（英）齊格蒙特·鮑曼著，郭國良、徐建華譯，

商務印書館2001年8月版，11.00 元。

　　今年二月間，兩位美國2008年總統大選的熱門人物———民主党參議員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 a ） 和共和党參議員約翰。麥凱恩（J ohn Mc Cain ） 相繼在自己的競選聲明中稱，太多美國人的生命被「廢棄」（w asted ） 在了伊拉克戰場上。旋即，兩人又迫於輿論壓力，為自己失言侮辱了美國大兵的愛國主義情操而公開道歉。奧巴馬在道歉時說，我本該沿用一直以來的措辭「犧牲」（sacri fice ） 的。於是，整個二、三月間，美國媒體圍繞著「廢棄的生命」（the wasted liv es ） 打得不可開交。

　　究竟是「被廢棄的」，還是「被犧牲的」？問題的核心似乎在於被修飾詞「生命」。如此，則對施動者行為正當性的質疑，忽然變為對受動者內在價值的判斷———究竟是「輕於鴻毛」，還是「重於泰山」？動詞被動型兼形容詞的簡單語法規則在這裡發揮了微妙的作用。

　　對於以雄辯取勝的政治家來說，這自然是一個修辭的障眼法。而對於齊格蒙特。鮑曼來說，這卻是一個常識的盲點，它根植於人心更脆弱、更幽暗的深處。

　　2004年，鮑曼寫作了《廢棄的生命：現代性及其棄兒》。這一年，他八十歲。這把年紀的老頭大都趁著遲暮的閑暇，記錄自己的或比自己還要老的老頭的故事，鮑曼似乎沒多少心思關注自身。自1972年，開始用英文寫作起，他幾乎是以筆為矢，如雨般地射向資本社會的每一個痛處；以「現代性三部曲」（《立法者與闡釋者》、《現代性和大屠殺》、《現代性和矛盾態度》）為轉折點，幾乎他的每部著作都在資本文明的深處激蕩起了巨大的回聲。當他感到遲暮的歲月正逼近時，發表著述反而益加頻密，截至其在2006年10月最新出版的「流動性五部曲」之五：《流動的時間———生活在不確定性的時代》，鮑曼在34年間共出版了36部英文著作。難怪有研究者說，閱讀鮑曼，你可以同時感受到老年人的自由和年輕人的火熱。

　　《廢棄的生命》講述的是現代社會中多餘人的故事。他們中，有的是城市裡勞而固窮的階層（the workin g poor ） ，越來越多的青年人正在加入這個行業；有的是來自落後國家的移民，發達國家的公民以對白蟻的恐懼眼神注視著他們；有的是資本文明世界路燈光影之外的人，發達國家的人準備用金錢換取他們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在現代理性、樂觀的規劃看來，他們是無助於世界歷史進程（經濟進步和社會發展，從文化霸權的角度講，亦即人類文明）的過剩人口。對此，我們首先會想到的是排猶運動。所以，這聽起來便很像是在講述鮑曼自己的故事。作為一個猶太人，他早年的生活軌跡因三次反猶迫害而出現急轉：14歲時被迫舉家遷居蘇聯、28歲時遠大的軍旅生涯夭折，41歲時華沙大學的學術生活被粉碎。但鮑曼並未賦予自己的猶太身份以思考的優先性，他在移居西方二十年後才開始表述自己對於反猶問題的見解。對他而言，這並不首先表現為一種政治權利問題，由此他與漢娜。阿倫特便選擇了完全不同的立場。

　　首要的問題是，為什麼一種出自人類理性與樂觀規劃的社會架構總是走向它的反面？我們對於世界的展望出了什麼問題？在強權體制中，人們總是儘可能地被納入一個普遍秩序中去，朝向同一種烏托邦信仰生長，多餘人在其中往往以一個危險的異己者的面目出現，面對規定的社會范型，他們要麼被強行型塑，要麼被毀滅。鮑曼選擇了另一條更痛苦的道路———在一個體制中被宣告死亡，在另一個體制中流亡。鮑曼拆解了舊日蘇維埃帝國的烏托邦，卻沒能找到光明世界的入口。在保姆型國家退位的體制中，自由、平等與權利成為泡影；佔據統治地位的並不是公民而是消費者。鮑曼眼見這樣的新世界壯大，多數人陶醉於消費主義的狂歡氛圍，在享受著消費市場的單向自由的同時，他們作為公民的行為能力日漸凋亡；窮人被拒斥在所有自由之外，政府對於社會事務控制力萎縮，所剩的只能是壓制那些沒有嘉年華入場券的人的憤懣。鮑曼沒有找到現代性的解決方案，因為這不是歧路亡羊的抉擇，而是道路本身已經消失。

　　在道路消失的地方，鮑曼找到了後現代性。資本社會的教條是每個人必須自己證明自身存在的交換價值。於是，人與人失去了相互依傍的紐帶，每一個單獨的肉體存在成為社會焦慮的直接發泄對象，導致人類社會各種對立衝突。對於他人的責任感迅速鈍化，成為每個個體必須獨自面對的無法規避的重重道德困境。在當下，並不是猶太人、伊斯蘭人或是任何一個「他者」在形成對「我們」的威脅，而是社會的碎化和普遍的「安全恐慌」。鮑曼向我們揭示了產生「廢棄物」的文化根源：恐懼，對死亡的恐懼。文明以某種方式將死亡上升為永恆而使生活獲得向前發展的推動力。部分個體的死亡意味著人類的永恆，所以我們願意以現代性的某些美好願景為犧牲部分個體的高尚借口。

　　而當現代性的基礎被瓦解以後，崇高感便蕩然無存，我們直面的是被廢棄的陌生生命的痛楚。

　　鮑曼作為一個陌生人與更廣大的陌生人們站在一起，他無法提供一種社會學的解決方案，或是任何學科性的方案，而是轉向萊維納斯的「他者的倫理」，這位「後現代性的先知」最終完成了一個宗教意義上的回歸。於是，他只是給我們講述了一個現代性的故事。

　　在全書開頭，他說這個故事有許多講法。卡爾維諾在《看不見的城市》中講的是阿格勞拉和里奧尼亞的故事。現代社會，就像阿格勞拉城一般永遠建築在自己的名字之上，像里奧尼亞一樣歡快地擁抱技術進步帶來的物質富足、同時被自己製造的廢棄物所圍困。聽著這些寓言的我們，就像故事中的可汗在征服了廣闊疆域後那般，感到寬慰而憂傷。新浪潮之母瓦爾達在《拾荒者》中用鏡頭對準城市的拾荒愛好/工作者，放大了米勒《拾穗者》的意象，影片結尾處那個在垃圾堆里被拾回的心形土豆，是以一曲優美的田園牧歌在向工業社會做溫和反抗。

　　而鮑曼的故事，既沒有凄楚也沒有優美，有的是向自己提出的問題。在全書的結尾，鮑曼這樣問道：「是否包含/排斥遊戲是人類進行其日常生活的唯一方式，同時，作為其結果，這種遊戲是否是我們所共有的世界唯一能想像到的———被給予的———形式？」

（編輯：木頭丫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