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談】大歷史敘述背後的文明互動

　　全球史中譯本的出版近來形成出版界的一道獨特景觀，除坊間熟知的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又推出新譯第七版外，新問世的還有《世界：一部歷史》《全球文明史》《新全球史》《時間地圖：大歷史導論》《人類之網：鳥瞰世界歷史》《大地與人：全球史》《人類共同體史》《世界史》等。然而，把這些中譯本都加起來計算，同西方特別是美國近年出版的宏觀世界史著作相比，也只佔很小比例。按說，西方流行一時的後現代主義是反對宏大敘事的，歷史學甚至還曾因之「碎片化」，那為什麼這些宏觀史作還能大行其道？　　　　人類歷史漫遠悠長，而目下正進入一個瞬息萬變的時代。在這種形勢下，人們自會產生「如何理解世界變遷」「當下為什麼變化如此之快」「人類應該怎樣應對」之類的問題，而要回答這些問題，不管在當今功利主義盛行的形勢下歷史學顯得多麼「無用」，恐怕還要首先回顧歷史。所以，探討「人類常規」、追究「人類社會變遷的方式和原因」、「認識、描述、理解世界範圍的變化」，構成上述「大歷史」論著的共同宗旨。　　　　不但時代要求大歷史敘述，學術傳承也呼喚重塑「命運共同體」。如果說把本族、本區域的歷史與異族、異地歷史併為一體、互為參照是宏觀世界史之基本性質的話，那麼應該說歐洲向來有撰述「世界史」的傳統。這可能與歐洲史上大一統局面較少，習俗不同、語言各異的各族群體長期雜處有關，也可能與「基督教世界」觀念曾深入人心有關。不管怎樣，歐洲從古代的希羅多德、中世紀的奧古斯丁，到近代的伏爾泰，現代的湯因比，具有世界眼光的史家，可謂代不乏人。而康德更有言稱：「如果不用編纂世界歷史的方式認識雜亂無章的歷史現象，我們就只能走向絕望。」只是19世紀末葉以後，伴隨歐洲近代學科體系的建立，民族國家史學被尊為「正統」，超越國家之上的世界史幾為「世界觀」的同義詞，屬於哲學範疇，世界史才淡出史學領域。因此，當上個世紀中葉英國史學家巴勒克拉夫倡導宏觀史學時，他用的詞是「回歸」，而不是「開創」。　　　　「回歸」並不等於「復舊」。「回歸」後的宏觀史學較之以往，判然有別。　　　　反對「歐洲中心論」。各族在撰寫歷史時，較之旁族，難免以本族為中心，這不足為怪。問題在於，19世紀以來，歐洲人把歐洲中心「提升」為一種理論。根據這種理論，歐洲是世界的典範、人類的楷模。按康德或黑格爾的解釋，人類的宿命在於其理性潛能的充分挖掘，而世界歷史則是人類將不同發展階段的理性潛能作用於物質世界的進步過程。他們認為，到19世紀，歐洲人的理性已經發展到極致，因之歐洲社會已經兌現人類文明理想，進步過程就此結束，餘下的任務只是把歐洲文明向世界各地傳播。這樣，書寫人類歷史當然應以歐洲為中心，因為其他民族或因社會停滯根本沒有進步意義上的歷史，或僅在歐洲人後面學步。　　　　進入20世紀以後，兩次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大戰，徹底擊碎了「歐洲理性至尊」的神話。而伴隨後來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的「語言學轉向」，既往理論受到空前質疑：理論自身失去客觀本質，其意義或價值完全依附於認識主體（讀者）的建構，所謂「公認真理」被視為權力的表徵。這樣西方長期以來自我標榜的種種「理性優勢」和「文化特質」就失去支撐，被還原為西方政治、經濟霸權的語言符號。西方的典範和榜樣意義既被顛覆——如亨廷頓所言：「西方僅是特例，而非常例」——其「歷史中心」地位自然動搖。宏觀史學的「回歸」及其倡導的全球視野，本身就是對西方中心的否定，全球史學家對西方中心論的糾正則採取「平等對待各種文明」「揭示文明的混成性質，淡化單一文明的純粹性」「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凸顯非西方文明的中心地位」「去中心論」等多種形式。　　　　轉換視角。按照黑格爾的歷史哲學理論，15—16世紀西歐出現的民族國家是個體意志與普遍精神的統一，是絕對精神最高體現的特徵之一，嗣後人類文明進程都只能在民族國家框架內展開。因此19世紀末葉歷史學科一建立，以蘭克為代表的西方「專業」史學家就以民族國家史作為史學研究的唯一對象，蘭克編纂的多卷本《世界史》也以民族國家作為基本的敘述單位。這一傳統一直延續到20世紀，至今餘風猶存。　　　　而全球史學家認為，在影響世界歷史進程的諸多因素中，無論是氣候、地形、資源、天災等自然現象，還是商業往來、物種交流、瘟疫傳播、宗教傳布等人為現象，都具有跨國別、超民族的性質，如果僅從民族國家角度考察，忽略這些有時具有決定性作用的跨國現象，勢必造成對人類歷史的誤讀。全球史學家反對「國家本位」並不意味著他們忽略世界各地之間的差異，也不意味著他們拒絕分區敘述人類故事的方法，只是他們認為應該用更能體現世界發展動因的單位來取代民族國家。目前大多數全球史學家選擇的單位是「文明」（或「文化共同體」）。他們所說的文明並不是19世紀歐洲文明史觀意義上標識「進步」的文明，而是年鑒學派所定義的文明，即「長時段的、歷經一系列經濟和社會變動而持續下來的，處於人類社會結構最深層的文化共同體」。在全球史學家看來，民族國家是隨政治而變動的區劃，文明則是超穩定體系，民族國家只代表某個部分，文明則體現整體，而世界歷史，正如布羅代爾所言，描述的是「整體的整體」。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全球史學家在處理世界的多樣性與一體性之間的關係方面，與以往的世界史作者有一個顯著區別，即他們不滿足於而且更非側重於羅列各種文明的特點及命運，而是更深入一步，揭示不同文明之間的聯繫與交往，並把這種文明之間的互動視為全球發展的動力之一。全球史學家認為，每個人類群體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他們總會與其他群體發生聯繫，而在接觸過程中，或出於學習的願望，或迫於競爭的壓力，或主動，或被動，自身總會發生不同程度的變化，這就叫「互動」。這種互動無時無刻不在進行，全球性變化乃是這無數互動性變化的累積，所謂世界性重大事件不過是這種累積達到一定程度的總爆發而已。　　　　多少個世紀以來，史家書寫文明史時，總是習慣於把世界視為分裂的世界，集中描寫不同文明之間的區別和區隔、爭奪和傾軋，卻忽略了人是群居的動物，人類社會本質是相互依存的，忽略了各種組織形式的人類群體都在互動中不斷成長和發展，忽略了在5000年文明中人類積累了豐富的共存、共生、共榮的生存經驗，這是非常遺憾和悲哀的。而全球史學家強調世界的統一性，說明各文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動關係，這無疑對人類建立「命運共同體」具有啟發意義。　　　　環境變遷受到高度重視。環境史興起於上個世紀晚期，發展迅速，當下幾成顯學。這當然與當前環境危機令人不禁懷想早期人類對大自然的「敬畏」有關，也與西方，特別是近代以來，史學研究比較重視地理因素有關。但是，全球史學家在環境問題上與傳統的「地理因素決定論」迥然不同。這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地理因素決定論單方面強調地理環境對人類社會的影響，而全球史學家關注人類行為與自然環境的雙向互動，即他們不僅說明自然環境對人類活動的影響，也描述人類活動對自然環境的影響，並指出兩者之間的制約關係。第二，許多全球史學家所說的環境，不僅包括自然環境，還包括社會環境，即把社會關係也納入「客觀」範疇，並指出兩種不同類型的環境變遷之間存有密切關聯度。　　　　總之，全球史觀提出思考人類歷史的新視角，具有啟發性，也引起爭論。我國學者對全球史觀的看法，贊同與質疑者兼而有之。但不管取何種態度，他們都呼籲我國加強宏觀世界史研究，述說「中華民族的世界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