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與楊德祖書》

曹植《與楊德祖書》作品概貌選自《昭明文選》卷四十二（中華書局1997年版）。楊德祖，即楊修，弘農華陰（今屬陝西）人，博學有才智，與曹植關係密切，後為曹操所殺。作品名稱： 與楊德祖書創作年代： 三國·魏作品出處：《昭明文選》卷四十二文學體裁： 書信作 者： 曹植作品原文　　與楊德祖書①——曹植　　植曰：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　　僕少好為文章，迄至於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璉發跡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包荊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絕跡，一舉千里。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為狗也，前書嘲之，反作論盛道仆贊其文。夫鍾期不失聽，於今稱之，吾亦不能妄嘆者，畏後世之嗤余也。　　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仆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仆潤飾之，仆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仆，卿何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嘆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流通，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　　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訾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蓀蕙之芳，眾人所好，而海畔有遂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眾人所同樂，而墨翟有非之論，豈可同哉！　　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云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德薄，位為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勛績，辭賦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而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慚，恃惠子之知我也。　　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1]作品注釋　　①選自《昭明文選》卷四十二（中華書局1997年版）。楊德祖，即楊修，弘農華陰（今屬陝西）人，博學有才智，與曹植關係密切，後為曹操所殺。[2]全文譯文　　曹植敬白：德祖兄，幾天不見，非常想念你，估計你也是吧。我從小喜歡文章，到今天為止，二十五年了。如今世上文章寫得好的人，大致可以數得上來。從前王粲（字仲宣）在漢南首屈一指，陳琳（字孔璋）在河朔獨佔鰲頭，徐幹（字偉長）在青土名列前茅，劉楨（字公幹）在海邊最是出色，應瑒（字德璉）在此地發跡，而你在上京極負盛名，這個時候，他們都覺得掌握了學問的本質，文章的真諦。我們大王（曹操）於是設置天網來網羅他們，用繩子來聚集他們，如今全都聚集到魏國了。但是這幾個人，卻不能再寫出絕妙的文章，一篇文章震驚千里。以徐幹的才能，不擅長辭賦，卻經常說能達到和司馬相如（字長卿）一樣的風格，就像畫虎不成，反像狗了。我從前寫文章嘲諷他，他反而大肆宣言說我那是稱讚他的文章。鍾子期不會聽錯音律，到現在還都稱讚他。我也不能不感嘆，害怕後人恥笑我。　　世人的著述，不能沒有一點毛病。我也喜歡被人指點批評自己的文章，有不好的地方，立即就改正．從前丁廙（字敬禮）經常寫些小文章，讓我來潤色，我自認為才能比不上他，就推辭了。丁廙對我說：你擔心什麼呢，文章的好壞，我一個人承擔，後世的人誰知道給我潤色的人是哪個？我經常感嘆這句很富哲理的話，認為這是美談。　　從前孔子的文辭，人們可以和他交流，至於他編纂《春秋》的時候，連子遊子夏這樣的人都不能改動一句話。除了這些文章沒有毛病的，我還沒有見過。可能只有擁有像南威那樣的美貌，才可以談論什麼是淑媛；具備龍泉劍那樣的鋒利，才可以談論如何割斷東西。劉修（字季緒，劉表之子）的才能比不上文章的作者，但是喜歡挑剔人家的文章，指摘人家的缺點。從前田巴（戰國時期著名學者，住在齊國）詆毀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堯、舜），蔑視三王（燧人、伏羲、神農），在稷下學宮（當時的講學機構，學者可以在此宣揚自己的觀點）挑春秋五霸的毛病，一天就能讓一千人心悅誠服，但是遭到魯仲連（戰國末期齊國學者）的一通反駁，便終身閉口不再說話。劉修的辯才，還不如田巴，如今像魯仲連那樣的人，也不難找到，（一般人）可不能逞能！人們各有喜好，像蘭、茞（古書上的一種香草）、蓀（古書上的一種香草）、蕙（蘭花的一種）的芬芳，是眾人喜歡聞的，但是海邊上有喜歡追著臭味跑的人；《咸池》（黃帝所作）、《六莖》（顓頊所作）的音樂，是眾人都喜歡聽的，但是墨翟卻有指責它們的議論，怎麼能一樣看待呢！　　如今我從小所寫的辭賦都全部送給你．街巷裡人們的談論，一定有可以采乃的地方，駕車所唱的歌曲，也一定有符合風雅的地方，普通人的心思，不要輕易忽視。辭賦是小技藝，不足以用來宣揚大道理，垂範後世。從前楊雄（字子云）是先朝的重臣，依然說壯士有所不為。我雖然沒什麼德行，但是作為王侯，還儘力報效國家，造福百姓，建立永世的基業，留下磨不滅的功績，難道只以空洞的文章來建立功勛，用辭賦來追求當上君子嗎！如果我的志向沒有成功，我的方法沒有被推行，我將採集人們的言論，辯別時事的成敗、得失，評定仁義的本質，成就自成一家的學說．就算不能把握的文章藏在名山，也要把他們傳給有同樣志趣的人，我要堅持到白頭，並不是今天說了就算了！我大言不慚，是因為我知道您懂得我的心意。明天早晨我去迎接你，信上就不一一敘述了。曹植書。作品賞析　　這篇書信約作於建安二十二年（217）前後。在信中，曹植集中地談到了他對文學的一些基本觀點，如作家的自我認識與評價、作品的修改、文學批評的條件及文學的地位等問題。文章先說明王粲等人歸魏之前雖已名聞天下，然而他們的創作卻尚未達到最高境界。接著指出，為文應該多與人商討，多聽取別人的意見，多請人修改潤飾，並進而認為人們的愛好是各不相同的，不能憑自己的好惡妄論別人的文章。文章最後說辭賦不過是小道，最重要的是要為國儘力。　　全文充滿昂揚飛動的氣勢，駢散兼行，富於文采，而又自然流暢，處處流露出朋友間真摯的感情，曹植早年積極奮進、渴望建功立業的人生理想在文章中得到了充分體現。[2]作者簡介　　曹植（192～232），三國時魏詩人。字子建，封陳王，卒後謚思，世稱陳思王，譙（今安徽亳州）人。他是曹操之妻卞氏所生第三子。曹植自幼穎慧，年10歲余，便誦讀詩、文、辭賦數十萬言，出言為論，下筆成章，深得曹操的寵信。曹操曾經認為曹植在諸子中「最可定大事」，幾次想要立他為太子。然而曹植行為放任，屢犯法禁，引起曹操的震怒，而他的兄長曹丕則頗能矯情自飾，終於在立儲鬥爭中漸佔上風，並於217年（建安二十二年）得立為太子。建安二十五年，曹操病逝，曹丕繼魏王位，不久又稱帝。曹植的生活從此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他從一個過著優遊宴樂生活的貴公子，變成處處受限制和打擊的對象。所作詩賦善用比興，辭采華美，骨力勁健，在文學史上有重要地位，後人輯有《曹子建集》。[1]重點提示知與能，作與評（中國文學批評的兩個傳統）。關於知與能、作與評的問題，在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上歷來就共存有兩個傳統。一是以曹植此文中所提出的「能作而後能評」的觀點為代表的一派。曹植以為，「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也就是說，高度的藝術素養與才能，是文學批評者必具的條件。知評者未必能創作，而唯有自身具備創作才能的人才有資格進行文學評論。類似的觀點，後世繼承者頗多。陸機《文賦》：「非知之難，能之難也。」盧照鄰《南陽公集序》，批評《文心雕龍》和《詩品》曰：「異議蜂起，高談不息。人慚西施，空論拾翠之容；質謝南威，徒辨荊蓬之妙。」陳衍評鍾嶸：「未嘗存其片牘，傳其隻字，是猶終身藜藿，而能評珍饈之旨否；畢生菅蒯，而能辨錦繡之楛桹也，夫誰信之？」（《詩品平議》）另一派傳統以曹丕為代表。《典論–論文》中說：「人善於自見，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家有敝帚，亨之千金」。繼而劉勰在《文心雕龍–明詩》中也說：「隨性適分，鮮能圓通。」且又在《知音》一篇中說：「圓照之象，必先博觀。」其後王羲之《書論》有曰：「善鑒者不書，善書者不鑒。」王世貞《藝苑卮言》：「眼中有神，腕下有鬼。」王闓運：「辭章知難作易。」錢鍾書譏曰：「必曰身為作者而後可『掎摭利病』為評者，此猶言身非馬牛犬豕者，不得為獸醫也！」（《管錐編》第1052頁）問題分析1，本文是我國中古文學批評的一篇重要文獻，試述其所包含的文藝思想。楊德祖是曹植的好友，故曹植幾次寫信給他，討論當時文人的優劣，這是其中的一封信，專門論文。在信中，曹植敘述了鄴下文人集團的形成，討論了文學批評的弊病，表達了自己平生的胸懷和抱負。其中蘊涵了不少可貴的文學思想，大致可歸約為以下幾點。一是反對文人相輕。這乃是針對建安文壇「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的現狀而有的放矢的議論。不僅如此，本文還進一步提出了這樣一個基本觀點：著述不能無病，作家當精益求精，不憚修改。二是以批評陳琳為例，主張文人之間能客觀地開展相互批評，而不是一味專事互相吹捧。三是強調文學批評應以創作才能為基礎——即唯有自身具備創作地才華和能力，方有資格對他人文章一論長短高下。此論雖有「辯而無當」之嫌（《文心雕龍–自序》），但對於當時劉季緒之流才庸行妄、卻隨意抵苛他人的文壇時弊，也不失為一種矯枉糾偏的助益。四是提出了在文學口味上「人各有好尚」，不能強求統一的觀點。所謂「海畔有逐臭之夫，墨翟有非樂之論」。因此批評者在評論文章時，不可以一己之偏好，強求他人認同遷就。五是肯定了民間俗文學所獨有的價值。「街談巷議，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應該說，此書見地高遠，且意到筆隨，情文並茂，堪稱魏晉時代極有特色的一篇論文文章。2，書信末尾不僅申明了曹植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畢生追求，且對辭賦創作貶抑甚低。這與當時曹丕「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新文學觀背離甚遠，當如何理解這一問題？曹植斥文章為「小道」，一心要「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這與曹丕視之為「不朽」的文學觀大相徑庭。何則？不妨可從兩個角度來揣測。一是兩人身份立場不同。曹丕身為儲君，「立功」於他而言，早已成為人生規劃中的題中之意，並未見得希罕。相反，此時「立言」與他，倒是更能體現個人才華價值的裝飾品了。因而持有文章「大道」的見解。而曹植則不同。他身為臣子，一心追求的便是功名建樹，而辭賦翰墨之事與此相比就顯得無足輕重了。加之自己「立功」之志受挫未果，於是只得轉而求「立言」——這就無怪乎會視文章為「小道」了——其間充滿的是情非得以的苦衷以及鬱郁不得志的苦悶。另一種原因，魯迅先生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葯及酒之關係》一文中就已作過推測。他認為曹子建說文章是「小道」大概是違心之論。因為人總是不滿自己所作而羨慕他人所為的。他自己的文章已經作得很好，便敢說文章是小道；他的活動目標又在政治，政治不甚得志，遂說文章無用。這顯然也不失為一種中肯的分析。總之，覽文如詭，循理即暢，今人當細心揣摩體察，理解作者真意所在。文化史擴展1，田巴遇魯仲連而終身杜口。田巴是戰國時齊國著名的辯士，極富有反傳統的精神。魯仲連，乃戰國時期著名的傳統義士。據說有一次，田巴曾在狙丘和稷下等地與人辯論，毀五帝，罪三王，一日說服千人。但經魯仲連指責之後，田巴便就此閉口不談了。（可參看《史記–魯仲連傳》索引）陳寅恪先生在其《寄北大學生語》一詩中就曾援用此典。詩曰：「群趨東瀛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魯連兩無成，要待諸君洗此恥。」2，「人人」與「家家」（中古語言學用例）。《與楊德祖書》中有「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的一句。此處「人人」和「家家」的對文，屬於中古語言學上的一種較為普遍的用例。類似的情況還有不少。比如：「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文心雕龍–辨騷》）；「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神滅論》）；「家有千里，人懷盈尺，可事貴乎」；「家家自以為稷、棄，人人自以為皋、陶」；「家自以為我土樂，人自以為我民良」等等。對於這一現象，王利器先生經過分析考證，得出這樣的結論：在中古語言的實際發展進程中，「家」也並非今人使用時的複數——而是第三人稱單數的泛稱，與「人」相同。比如「冤家」、「仇家」等。因為這裡的「家」，乃是「他」字的古代用法，兩者屬同音語根「牙」。只不過「他」字與「家」相比，比較晚起而已。因此，中古文章中，常有「家」、「人」對舉的用例出現。（詳見宋孫奕《示兒編》卷七「句法同」條，以及王利器《「家」、「人」對文解》一文）。集評《與楊徳祖書》略云：「詞賦小道，（揚）子云先朝執?之臣，而猶稱壯夫不為。吾雖薄徳，位為藩侯，庶幾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勛績、詞賦為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將采庶官之實錄，辨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名山，將以傳之同好。」味其文勢駿壯，退之《答崔立之書》本此。（宋劉克莊《後村詩話》巻六）曹子建《與楊徳祖書》云：「世人著述不能無病，仆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仆潤飾之。仆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仆：『卿何所疑難？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嘆此達言，以為美談。」子建之論善矣！任昉為王儉主簿，儉出自作文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嘆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正用此語。今世俗相承，所作文或為人詆訶，雖未形之於辭色，及退而怫然者，皆是也。（宋洪邁《容齋續筆》卷十三、十四則）「……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吾嘗嘆此達言，以為美談。此魏陳思王曹子建《與楊徳祖書》中語，久為名言，世之露才揚己，強辯護短者，宜味之。夫文章是非，無有定極，人言果當，何吝更改？正不失為己益也。子建深明此理，甚善。（元劉塤《隠居通議》卷十八）昔人謂天下才共一石，惟曹子建得八斗。乃其《與楊徳祖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丁敬禮常作小文，使之潤飾，自以才不過若人為辭。當時目子建者，以為『綉虎』，而欿不自足若是。李本寧謂其弱志強骨、虛心實腹，故當時獨步鷹揚。擅名振藻、發跡髙視之儔，無得而踰焉。（清周召《雙橋隨筆》卷一）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氣焰殊非阿兄敢望。（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十九）有波瀾、有性情。（清 李兆洛《駢體文鈔》卷三十引譚獻評語）子建人品甚正，志向甚遠。觀其《答楊德祖書》，不以翰墨為勛績、詞賦為君子；《求通親親表》、《求自試表》，仁心勁氣，都可想見。（清潘德輿《養一齋詩話》）論文語意切摯，真甘苦自得之言。後幅傾吐懷抱，不欲以文人自囿，尤覺英氣逼人。何義門謂氣焰非阿兄敢望，信然。（近代 高步瀛《魏晉文舉要》）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