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北方：賈樟柯騙了我們

李北方

南風窗主筆

來源：未知　 2015-11-18 08:08 　 點擊:222次　

【破土編者按】有人說，《山河故人》是賈樟柯最成功的一部電影，因為其商業運作最成功、知名度最大、院線排片最多，然而，也有人說，正是這個原因，《山河故人》是賈導演最失敗的一部電影——他的文藝也最終墮入了商業片的俗套路線，作品中真正的底層最終喪失，而迷茫的中產階級情感成為了主線。越來越多的人關注著董子健和張艾嘉的忘年戀床戲，誰會介意得了塵肺病的梁子最後怎樣呢？當中產們用底層消費盡自己的同情心，為自己標上聖母的標籤之後，他們的剩餘價值被徹底榨乾。「每個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原來，是底層只能作為時代的犧牲品，只有資本家，才能成為主角。

(圖片來源：網路)

我一直很欣賞賈樟柯，認為他是當代中國最好的電影導演。他自成風格的電影語言，他充滿深情的對底層的凝視，都是我喜歡他的作品的理由。但我也注意過他對政治社會問題的一些發言，覺得他的理性認識與通過電影所呈現的對社會的理解之間存在巨大的張力。本來我以為這種認識上的錯位是他還沒有釐清自己的思想導致的——這種情況在很多人身上都是存在的，他們對底層有人道主義的關懷和同情，卻支持那種導致和加劇底層的痛苦的社會機制。

看了《山河故人》之後，我發現我原本對賈導的認識是錯的。他騙了我們。這一次，他騙不下去了，也許，是他覺得沒必要再騙下去了。

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在《山河故人》中，底層消失了。就像一件被用過多次的道具，在價值被榨乾凈後，被賈導遺棄了。

讀者朋友會不同意了，怎麼能說底層消失了呢？底層一直是賈樟柯電影的主要關注對象，而且在這個三段式的故事中，前兩段不是都有底層的形象嗎？在第一段中，礦工梁子跟小老闆張晉生搶女主角，失敗了，遠走他鄉；在第二段中，在他鄉接著當了多年礦工的梁子回來了，得了塵肺病；張晉生混成了大老闆，去了上海發展；女主角和他離婚了，留在老家，得到了張晉生當年起家的加油站生意，她給梁子送去了三萬塊錢，幫他治病。

作為底層代表的梁子的消失是在第三段。這是一個「科幻」式的故事片段，發生在未來的2025年，張晉生的後台在反腐中倒了，他自己跑到澳大利亞當了寓公。兒子早就送到了國外，那時候跟他生活在一起，住在海邊的大房子里。這段故事的主要人物是張晉生的兒子張到樂，賈導的悲憫都給了這個年輕人，他幼年去國，因為父親的原因不能回國，也不能見到母親，甚至奇蹟般地忘記了母語（這完全不符合生活邏輯）。張到樂是個無根的形象，他的叛逆和痛苦都來自無目的的、被迫的漂泊，為了襯托這個年輕人的苦難，賈導安排了一場毀三觀的「忘年戀」，目的無非是通過到樂的戀母情節放大他的因特殊經歷而產生的人格扭曲。在電影的結尾處，濤，也就是到樂的母親出現了一下，她一個人在包餃子，在幻覺中聽到了兒子在叫她；然後她出去遛狗，在空曠處一個人起舞。

可是，梁子哪裡去了？也許，他早就死了，在第二段中，他已經顯示出生命枯竭的跡象，可是他還有個兒子，到了2025年，也該十幾歲了，這個孩子怎麼樣了？梁子的妻子呢？我想，賈導不至於在創作上忽略了這條敘事的線索，而是他就沒想提。梁子們的命運在他心裡不是真正重要的。

梁子在第三段中的消失，是真正的消失。他透露了賈樟柯電影中底層的真正作用。

在賈樟柯的一些訪談性文字中，經常看他談起體制，他也不迴避對體制的負面態度。他通過鏡頭凝視底層，他表現底層的方式，自然與對他對體制的態度有關。底層的苦難不是天下掉下來的，苦難的來源自然也與體制有關。

賈樟柯關注的底層，是1980年代以來社會巨變背景下的底層。這個時代也是體制發生巨變的時代，舊的體制有遺存，新的體制也在舊體制的肌體內生成和壯大。關於體制的這種雙重性，我在《公知與偽士》一文中有過非常簡單的討論。如果看到體制的這種雙重性，就不會把底層的遭遇籠統地歸結為體制，而是需要進行更細緻的剖析。正如在梁子和張晉生這對矛盾體所象徵的，張晉生是通過與體制中新的那部分的勾連而發家的，而梁子是他發達的代價，梁子不但在爭奪配偶方面輸了，在一切方面都輸了。梁子和其他底層以身體和精神的垮掉為肥料，養肥了張晉生們這樣的中國新富人。

新體制偏差不少，反腐可以視為對新體制所包含的偏差的糾正。正是在這個糾偏中，張晉生及其後台都倒了，於是他流亡海外。在第三段故事中，觀眾可以明顯地感覺到，賈導不但以悲憫的眼光注視張到樂，也以悲憫的眼光看著張晉生。他的生活也很苦悶，可以買槍，但連敵人都找不到，一副很不容易的樣子。如果說張到樂是個孩子，他經歷的一切都不是他能選擇的，那麼張晉生不是應為他的處境、梁子的處境甚至更廣義地說為中國社會的變遷中的陰暗面負責嗎？他怎麼也被賈導當成了一個某種程度上的受害者的形象來處理了呢？

奧秘只能回到賈樟柯對體制的理解中去尋找了。賈導眼中的體制是僵化的，他看不到，或者說不樂意看到體制的雙重性，於是他把生活在體制中的所有人都視為受害者，忽視一部分人與體制勾結傷害同類的事實。他的矛頭僅僅指向「體制」。正如我在《公知與偽士》中揭示的，這種理解體制的方式是公知的共性。在這種理解方式中，張晉生是可以成為「受害者」的，富人沒有安全感，難道不是體制的問題嗎？同時，在這種理解方式中，無論如何做出關心底層的姿態，都不可能是真的，只不過是把底層當成了某種反體制的工具。新的工具（作為受害者的新富人）有了，舊的工具（底層）自然就可以扔到一邊了，這大體就是梁子為什麼會在《山河故人》的第三個故事中消失。

我無論如何不能接受這種把悲憫和同情同時分給張晉生和梁子的做法，不能接受通過這種分攤而進行體制批評的做法。《山河故人》讓我理解了底層在賈樟柯電影中的功用，也明白了賈導的認識中的張力其實可以在公知邏輯的中達成高度的統一。

在這個意義上，我才說賈樟柯騙了我們，騙了我們好多年。

到了《山河故人》，他「騙」不下去了，或者不想再「騙」下去了。他的分裂源自於他的公知史觀，在他以後的作品裡，他的分裂會更明顯地表現出來。

不信等著瞧。

PS.聯想起一個事：在倫敦時曾經去一個教堂上了一個學期的聖經課，只當是課外學習了。一次跟那個牛津畢業的牧師抬杠抬起了上帝眼中的善惡觀，我說上帝那麼英明神武，為何對世間的一切不公和苦難視而不見，非等什麼末日審判。牧師就給我畫了兩張圖，第一張，壞人拿希特勒為例，好人拿甘地為例，把我算個不好不壞的，三個柱狀圖，對比清晰；第二張，來了個高高在上的上帝視角，於是那幾個柱狀圖看起來就沒啥區別了，就好像從飛機上往下看，不大分得清大象和螞蟻。

其實，公知邏輯跟上帝視角，是有些相像的，很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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