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解讀古代文學】楊義：杜甫的「詩史」思維（上）

　　 　　一　詩與史的異質同構思維特徵

　　 杜甫詩學是一種充滿著歷史憂慮感的詩學。憂時傷世，哀國悲己，讀之有一種不可抗拒的審美崇高感、嚴肅感和悲劇情調，蕩漾於詩行的脈絡肌理之間。中國文化向來推重歷史意識，置人與天的對話於歷史之中，因而把杜詩這種崇高、嚴肅、沉重的因素，歸因於詩與史的審美遇合。晚唐孟棨《本事詩·高逸第三》借傳聞立此為證：「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這裡看重的似乎還是杜詩「備敘其事」、「盡得其故跡」，即以史筆入詩的功能。但是名目既定，後世就加以沿用推衍，漸成定見。《新唐書·文藝傳·杜甫傳贊》說：「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清人仇兆鰲《杜詩詳註·序》也認為：「宋人之論詩者，稱杜為詩史，謂得其詩可以論世知人也。明人之論詩者，推杜為詩聖，謂其立言忠厚，可以垂教萬世也。」宋人用「史」字論其外觀的意義，明人用「聖」字揭其內蘊的價值，似乎勾勒出不同的「時代眼光」所關注到的杜詩的不同層次和角度，其實也不盡然。

　　 「詩史」的名目，論定於宋。宋人採用這個名目而體驗到的，則是杜詩繼承《詩經》風雅傳統，有愛君憂國之志，可資陶冶和教化之用。比如把杜甫視為詩宗而開創江西詩派的黃庭堅寫道：「老杜文章擅一家，國風純正不欹斜。……千古是非存史筆，百年忠義寄江花！」[1 ]國風和忠義，成了認識杜詩價值的縱橫二軸，它們構成了儒家傳統的詩文評價體系。南宋時期即使與江西詩派有不同的審美追求者，大體也未跳出這個評價體系。如李綱《杜子美》一詩：「杜陵老布衣，飢走半天下。作詩千萬篇，一一干教化。是時唐室卑，四海事戎馬。愛君憂國心，憤發幾悲吒。孤忠無與施，但以佳句寫。《風》《騷》列屈宋，麗則凌鮑謝。筆端籠萬物，天地入陶冶。豈徒號詩史，誠足繼風雅。嗚呼詩人師，萬世誰為亞！」

　　 陸遊的《讀杜詩》也未離這個評價體系，但更為關注詩歌史的承續：「千載詩亡不復刪，少陵談笑即追還。嘗憎晚輩言詩史，《清廟》《生民》伯仲間。」《生民》屬於《詩經·大雅》，為周人自敘開國史詩，次第鋪陳周民族始祖后稷事迹。《清廟》屬於《詩經·周頌》，為祭祀周文王的樂章，《鄭箋》云：「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謂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對於這類開國史詩和祭祀頌詞，陸遊是不願意把杜詩與之相比擬，儘管他熱情地稱讚杜甫於談笑之間「追還」了《詩經》傳統。因為陸遊作為一個志士兼詩人，他深切地感受到杜詩異於歌功頌德的憂患意識，以及蘊藏其間的濟世雄心和用世才能。陸遊詩中的「嘗憎」二字，指的是他的另一首同題的《讀杜詩》：「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萬不一施。空回英概入筆墨，《生民》《清廟》非唐詩。向令天開太宗業，馬周遇合非公誰。後世但作詩人看，使我撫幾空嗟咨。」[2 ]陸遊未免誇張了杜甫的政治才能，但他確實觸及了杜詩關注政治情態的深刻性。也就是說，他想改變那種用空泛的「詩史」二字形容杜詩的作法，而揭示杜詩的詩史品格的獨特深刻的內蘊。

　　 降至明世，詩史的名目受到了挑戰。挑戰來自於文章形態學，或文體本性論。楊慎認為：「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韻語紀時事，謂之詩史。鄙哉！宋人之見，不足以論詩也。夫『六經』各有體，《易》以道陰陽，《書》以道政事，《詩》以道性情，《春秋》以道名分。後世之所謂史者，左記言，右記事，古之《尚書》、《春秋》也。若詩者，其體其旨，與《易》、《書》、《春秋》判然矣。《三百篇》皆約情合性，而歸之道德也，然未嘗有道德性情句也。『二南』者，修身齊家其旨也，然其言琴瑟鐘鼓、荇菜芣苢、夭桃穠李、雀角鼠牙，何嘗有修身齊家字耶？皆意在言外，使人自悟。至於『變風』、『變雅』，尤其含蓄，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如刺淫亂，則曰『雍雍鳴雁，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也；憫流民，則曰『鴻雁于飛，哀鳴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也；傷暴斂，則曰『維南有箕，載翕其舌』，不必曰『哀哀寡婦誅求盡』也；敘饑荒，則曰『牂羊羵首，三星在罶』，不必曰『但有牙齒存，可堪皮骨幹』也。杜甫之含蓄蘊藉者，蓋亦多矣，宋人不能學之。至於直陳時事，類於訕訐，乃其下乘，宋人拾以為己寶。又撰出詩史二字，以誤後人。如詩可兼史，則《尚書》、《春秋》，可以並省。又如今俗卦氣歌、納甲歌，兼陰陽而道之，謂之『詩易』可乎？」[3 ]儘管這裡用摘句的方法對《詩經》與杜詩進行比較，未免落於簡單淺陋，與楊慎年代相承的明人王世貞對之作了辯駁；（註：王世貞的辯駁語為：「余按用修（楊慎字用修，號升庵）此言，甚辨而（上「西」下「敖」），不知向所稱者，皆指興比耳。夫詩固有賦，以述情切事為快，不盡含蓄也。語荒而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遺』；勸樂而曰『宛其死矣，他人入室』；譏失儀而曰』入而無禮，胡不遄死』；刺聽讒而曰『豺虎不受，投畀有北』。若出少陵口，用修不知如何砭駁矣。」此語收入《杜詩詳註》附編，中華書局1979年版，2326頁。）但它強調詩應採用比興意象，貴含蓄蘊藉，貶直陳時事，主張寫詩應該「意在言外，使人自悟」，到底也多少觸及詩區分於史的某些本質屬性。在今天看來，它更值得注意的價值，在於提出了詩與史這兩種異質文體的思維方式，如何能夠在杜詩中融合統一起來的難題。對於這個難題的深入闡釋，將可能使我們對杜甫的詩學原則的精深獨到的建樹，獲得更為充分的理論把握。

　　 詩史思維，是一種異質同構的綜合性思維。詩重抒情性，它進入的是一個心理時空；史重敘事性，它展示的是一個自然時空。這兩種時空是存在著虛玄和質實的差異的。亞里斯多德曾經這樣談論詩與史的區別：「顯而易見，詩人的職責不在於描述已發生的事，而在於描述可能發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發生的事。……因此，寫詩這種活動比寫歷史更富於哲學意味，更受到嚴肅的對待；因為詩所描述的事帶有普遍性，歷史則敘述個別的事。」[4 ]亞氏所論是古希臘敘事詩與歷史的差異。中國古典詩歌講究言志和緣情，詩人往往不是虛構可然性或必然性的情節來蘊含哲學意味，而是通過意象的篩選和組合來建構心理時空的超越可然性或必然性的直覺性，並且通過直覺來體驗著、透露著、或暗示著人情與天道。也就是說，在中國，詩是一種重直覺、重意象的精神體驗方式；而歷史則是在重實錄、重因果聯繫之中展示一種民族的生存形態。杜詩的一大本事，就是把敏銳深刻的詩性直覺，投入歷史事件和社會情境之中，把事件和情境點化為審美意象，從中體驗著民族的生存境遇和天道運行的法則。史使他的詩變得沉重厚實，詩使他把握到的史出現一種精彩的沉痛，從而產生了異質文體思維方式於瞬間遇合中爆發出來的動人心弦的力度。從這種意義上說，詩史思維是高力度的思維。

　　 這種異質同構的思維方式，存在著杜甫家族的文化基因的淵源。詩的基因顯而易見，杜甫一再宣稱「詩是吾家事」（《宗武生日》），「吾祖詩冠古」（《贈蜀僧閭丘師兄》），把這種基因追溯到其祖杜審言的身上。其實，杜氏家族意識，有兩套遺傳密碼，除了詩之外，另一套是史。杜甫而立之年，即開元二十九年（741）， 曾作《祭遠祖當陽君文》，祭奠他的十三世祖晉朝鎮南大將軍、當陽成侯杜預。杜預有兩個綽號：「杜武庫」、「《左傳》癖」。前者指的是他顯赫一時的武功，後者指的是他流傳百世的《春秋左氏經傳集解》。《三國志》卷十六裴松之注引《杜氏新書》，稱杜預「大觀群典，謂《公羊》、《穀梁》，詭辨之言。又非先儒說《左氏》未究丘明意，而橫以二傳亂之。乃錯綜微言，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眾家，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曆》，備成一家之學，至老乃成。尚書郎摯虞甚重之，曰：『左丘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晉書·杜預傳》沿用了這些記載。[5]（P508；P1031—1032）杜甫祭文稱讚其遠祖「《春秋》主解，稿隸躬親」，無疑是把這套遺傳密碼也繼承過來了。

　　 歷史意識介入詩的想像，形成了具有敏銳的感受力和鋒利的穿透力的合金式思維，可以於綺麗中感受到醜陋，於繁華中透視出危機，從而以詩學透鏡窺見歷史潛流。比如前述楊慎非難詩史思維的第一例「慎莫近前丞相嗔」，是見於《麗人行》的。楊貴妃、楊國忠一門由貴傾天下到馬嵬殞生，實際上是大唐王朝盛極致亂的一大象徵。《麗人行》以詩的敏感捕捉到這一特異的社會現象，為歷史行程作「釋例」式的描繪。它無意於如同列傳體例那樣，勾勒這個家族發跡暴貴的過程，而是從中取下一個富有意味的切片，詩化成一幅色彩繁麗的仕女游春圖：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

　　 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

　　 綉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

　　 頭上何所有？翠為勾葉重鬢唇。

　　 背後何所見？珠壓腰（示及）穩稱身。

　　 就中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虢與秦。

　　 紫駝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鱗。

　　 犀箸厭飫久未下，鸞刀縷切空紛綸。

　　 黃門飛鞚不動塵，御廚絡繹送八珍。

　　 簫管哀吟感鬼神，賓從雜邏實要津。

　　 後來鞍馬何逡巡，當軒下馬入錦茵。

　　 楊花雪落覆白?，青鳥飛去銜紅巾。

　　 灸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

　　 唐代畫家張萱有《虢國夫人游春圖》（今存宋徽宗趙佶的重著色摹繪絹本），窮描極繪楊貴妃之姊妹乘馬游春的華貴場面。《舊唐書·后妃列傳》說，楊貴妃「有姊三人，皆有才貌，玄宗並封國夫人之號：長曰大姨，封韓國；三姨，封虢國；八姨，封秦國。並承恩澤，出入宮掖，勢傾天下。」[6]（P2178）在張萱的畫中，三位國夫人嬌媚多姿，雲髻高聳而側垂，衣飾鮮艷絢麗，坐騎矯健雄壯，於一控韁、一揮鞭、一投足之間，不須背景襯托，已是春天氣息撲人。然而，畫是空間藝術，寓時間的動感於線條色彩的平面鋪展上；詩則是時間藝術，寓空間的延展性於聲音韻律的線性時間躍動上。對此，德國18世紀的論藝者萊辛，已在《拉奧孔——論繪畫和詩的界限》中涉及了。詩畫參證，張萱的畫面大體相當於《麗人行》開頭的十句。這十句以繁密的意象，多層次地點染出三位國夫人於長安曲江暮春遊樂的時間地點、丰神體貌、服飾裝束，設色異常華貴濃艷，帶有濃墨重彩的畫面性。據《周禮·春官》記載，上古即有三月上旬巳日於水濱洗濯，祓除不祥的民俗。三國魏以後，便確定三月三日臨水修禊，宴飲行樂。三月三日水邊麗人這一幕，便是這麼一幅民俗畫，用民俗畫設色不避濃艷、以及樂府民歌寫人反覆渲染的手法，把畫面描繪得富貴氣逼人。它在這裡留下了盛唐暮春的最後一縷霞光。

　　 詩比畫多了流動性，在流動中切取特寫鏡頭。這種「切取」便是詩人的主觀介入，是詩人對閱讀關注的引導。他引導人們進入諸楊的幕帳內，窺視其窮奢極欲的宴飲娛樂。駝峰、素鱗，味窮水陸；翠釜、水精盤、犀箸、鸞刀，器皿極其珍貴。如此排場卻不能刺激三位國夫人的食慾，可見其寵貴嬌慵、暴殄天物的作風之一斑了。但這還不夠，宮中的黃門使者絡繹不絕地飛騎送來八珍美味，猶恐她們寵貴嬌慵還不到家，暴殄天物還不盡興。厭飽之後還要黃門飛騎送八珍，說明奢侈在受鼓勵中失控；送八珍的飛騎既快速、又不動塵，於禮儀規矩中透出八面威風的派頭和排場。隨之寫幕帳內的簫管和幕帳外的賓從，似乎依然渲染排場和派頭，卻隱隱然觸及排場和派頭的根源；上有喜好音樂成癖的皇上，自然幕帳中的簫管足以感動鬼神；下有趨炎附勢的風氣，難免熙熙攘攘的賓從把交通要道也塞滿了。

　　 這似乎只是專心致志地寫詩，在剪裁和綴合著一個華麗的畫面。但是由於歷史憂患意識的滲入，畫面在組接推移中已經潛伏著令人感慨多端的意味了。畫面的推移，終於使歷史意識浮升出來：姍姍來遲的騎馬者為何遲疑徘徊，欲行又止，卻又當軒下馬，不經通報而徑直走入錦茵鋪地的幕帳中呢？這一筆，在一派華貴氣中顯得有點莫明其妙、甚至鬼鬼崇崇的不協調。入幕帳有何貴幹，詩人就不寫了，寫的是意在言外的楊花、青鳥意象。作為西王母使者的青鳥飛去銜啄女人的紅披巾，這是用曲筆寫調情。楊花意象取自樂府雜曲歌辭《楊白花》：「春風一夜入閨闥，楊花飄蕩落南家。」宋代郭茂倩解題引《梁書》：「楊華，武都仇池人也。少有勇力，容貌雄偉，魏胡太后逼通之。華懼及禍，乃率其部曲來降。胡太后追思之不能已，為作《楊白華》歌辭，使宮人晝夜連臂蹋足歌之，聲甚凄惋。」[7]（P1079—1040）可見楊花意象也是諷喻宮闈淫亂的。因而《麗人行》最後評點兩句：天寶年間楊府的勢焰灸手可熱，小心不要走近幕帳窺破秘密，招惹丞相楊國忠發火。《舊唐書·后妃列傳》說：「國忠私於虢國（夫人）而不避雄狐之刺，每入朝或聯鑣方駕，不施帷幔。」[6]（P2179）《資治通鑒》也記載：「楊國忠與虢國夫人居第相鄰，晝夜往來，無復期度，或並轡走馬入朝，不施障幕，道路為之掩目。」[8]（P6919）《資治通鑒》乃是「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

　　 為編年一書」的[9]，《麗人行》與之形異而神合之處，說明了杜甫的詩史思維何等精湛深刻。它在華麗的游春圖中獨具隻眼地發見歷史危機。從而以反諷的筆墨把華麗的畫面解構了。自本質而言，這是在異質同構的思維方式中，歷史預言對歷史現狀的解構，歷史哲學對歷史表象的解構。

　　 　　二　詩史思維的精神指向

　　 在詩史異質同構思維中，詩意味著精神方式，史意味著精神指向，它們代表著不同的思維側面，具有不同的思維功能。史不是寫作方式，而是一種眼光，一種感覺世界、認知世界和發現世界的眼光。這些感覺、認知和發現出來的東西，還是要以詩之所謂詩的方式去表現的，但它畢竟賦予表現方式以特定的思想導向。歷史成了詩的指導老師。度過開元盛世，群臣得知有人上書，說「見玄元皇帝（為李唐王朝視為始祖的老子的封號）于丹鳳門之空中，告以『我藏靈符，在尹喜故宅』」，又得知皇上派使者在函谷關尹喜台旁求得靈符，就一道上表，認為「函谷靈符，潛應年號，先天不違，請於尊號加『天寶』字」。[8 ]（P6852）但是，天寶靈符並不能拯救李林甫、 楊國忠先後為相所製造的弊政，也不能拯救安祿山諸將擁兵橫逆所造成的危機，最終導致盛唐紅日西沉。歷史的疼痛，最能打動詩神對它回眸關注。終於在杜甫的筆下，詩消減了盛唐前期奮發昂揚的青春氣息，在關注歷史中產生了新的精神指向：以憫世情懷，直面血肉人生，正視人間瘡痍。

　　 對此，只須比較一下李、杜之間精神指向的差異，就不難領會到歷史意識在其間起了何種牽引作用。同樣寫黃河，李白是昂首雲天，傲視八極的：「黃河西來決崑崙，咆哮萬里觸龍門」（《公無渡河》）；「黃河走東溟，白日落西海」（《古風》其十一）；「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將進酒》）；「黃河如絲天際來」（《西嶽雲台歌送丹丘子》）；「黃河捧土尚可塞」（《北風行》）；「黃河落天走東海，萬里寫入胸懷間」（《贈裴十四》）。一條黃河浩浩蕩蕩，從崑崙到東海，從天際到胸間，九曲萬里盡收眼底，可見詩人是站在天上總覽大河的——其間精神指向於天，指向海闊天空的擬神話聯想。杜甫的《黃河》則立足大地，直面人生。其一曰：

　　 黃河北岸海西軍，椎鼓鳴鐘天下聞。

　　 鐵馬長鳴不知數，胡人高鼻動成群。其二曰：

　　 黃河南岸是吾蜀，欲須供給家無粟。

　　 願驅眾庶載君王，混一車書棄金玉。

　　 這裡何嘗沒有誇張，何嘗沒有魄力？但其精神指向於地，感受著土地的燥動與悲涼，體驗著土地的焦慮與饑渴，正視著土地的創傷與呻吟。杜甫借黃河來抒發思路，於黃河北岸的土地上看取徵人與邊患，於黃河南岸的土地上看取賦稅與民瘼。當他關切著瘡痍滿目的土地的時候，土地賦予他的詩作以沉哀與厚重。

　　 既比較過李、杜之觀河，再來比較李、杜之聞笛。這是杜甫在秦隴聽到的《秋笛》：

　　 清商欲盡奏，奏苦血沾衣。

　　 他日傷心極，徵人白骨歸。

　　 相逢恐恨過，故作發聲微。

　　 不見秋雲動，悲風稍稍飛。這又是杜甫在巴蜀聽到的《吹笛》：

　　 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

　　 風飄律呂相和切，月傍關山幾處明？

　　 胡騎中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南征。

　　 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卻盡生。

　　 聞笛，乃是詩與音樂締緣，樂聲牽引著詩人的思緒自由飄蕩。但自由中有不自由在焉，杜甫思緒飄蕩所逢，多為秋雲悲風，徵人白骨，胡騎北走，武陵南征，總之是那個戰火連綿、動蕩不寧、多血淚、堪斷腸的歷史人生。笛曲《折楊柳》之音，漂泊者鄉關之思，杜詩有之，李白詩亦有之，但精神指向互異。李白《春夜洛城聞笛》：「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城。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與史郎中欽聽黃鶴樓上吹笛》又寫道：「一為遷客去長沙，西望長安不見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比上杜甫詩思外射，外射至關山秋月、徵人白骨而言，李白詩思是內聚的，內聚於故園鄉關之思，內聚於那個如梅花飄落的失落了的家園。後一首詩涉及樂府橫吹曲辭《梅花落》，南朝宋人鮑照於同題曲辭中說：「念其霜中能作花」，「搖蕩春風媚春日」。梁人吳均同題曲辭中說：「獨有梅花落，飄蕩不依枝。……何當與春日，共映芙蓉池。」因而《梅花落》蘊含著戀春情緒。與「散入春風滿洛城」相聯繫，則不難體會到李白聞笛雖有傷感，到底還在品春、戀春；杜甫聞笛卻顯然滿懷悲愴，純然在悲秋、愁秋了。他們分別以春光和秋色，給自己詩作的不同的精神指向塗上特殊的色調。

　　 杜詩也並非不能吟味春光，並非沒有理想色彩。但它吟味春光時尚能產生一些田園小品，追求理想時卻滿懷不滿於現實的悲憤了。因此他的理想並非屬於虛無飄渺的神仙境，而是屬於執著於歷史現實的精神超越。杜詩寫理想，喜用「安得」句式，這種句式無論是針對天氣、還是針對時局，最終無不指向普天下艱苦辛酸的歷史人生。苦雨傷農，他嘆息：「吁嗟乎蒼生，稼穡不可救。安得誅雲師，疇能補天漏。」（《九日寄岑參》）一旦「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久旱逢雨之際，雲師雷公也得跟著受罪：「崢嶸群山雲，交會未斷絕。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吳越。」（《喜雨》）終於饒恕了雷公雲師，他又把精神指向投至天下蒼生，那首著名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用了同一句式：「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面對動亂時局和艱難人生，他的「安得」句式更是糾纏在濃得化不開的歷史焦慮下。連仲春晝夢，也會猛然驚悟：「故鄉門巷荊棘底，中原君臣豺虎邊。安得務農息戰鬥，普天無吏橫索錢。」（《晝夢》）就連他在蜀中避亂流離時，也夢魂縈繞那個已經逝去的天下太平、不須擇吉出行的開元盛世：「馬驚不憂深谷墜，草動只怕長弓射。安得更似開元中，道路即今多擁隔。」（《光祿坂行》）至於那首同樣使用「安得」句式的《洗兵馬》，心系時局，更饒詩史素質：

　　 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夜報清晝同。

　　 河廣傳聞一葦過，胡危命在破竹中。

　　 只殘鄴城不日得，獨任朔方無限功。

　　 京師皆騎汗血馬，回紇喂肉蒲萄官。

　　 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過崆峒。

　　 三年笛里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

　　 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

　　 司徒清鑒懸明鏡，尚書氣與秋天杳。

　　 二三豪傑為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

　　 東走無復憶鱸魚，南飛覺有安巢鳥。

　　 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正耐煙花繞。

　　 鶴駕通宵鳳輦備，雞鳴問寢龍樓曉。

　　 攀龍附鳳勢莫當，天下盡化為侯王。

　　 汝等豈知蒙帝力，時來不得誇身強。

　　 關中既留蕭丞相，幕下復用張子房。

　　 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

　　 征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

　　 青袍白馬更何有，後漢今周喜再昌。

　　 寸地尺天皆入貢，奇祥異瑞爭來送。

　　 不知何國致白環，復道諸山得銀瓮。

　　 隱士休歌紫芝曲，詞人解撰河清頌。

　　 田家望望惜雨干，布穀處處催春種。

　　 淇上健兒歸莫懶，城南思婦愁多夢。

　　 安得壯士挽天河，凈洗甲兵長不用。

　　 此詩為至德二載（757）廣平王李俶和郭子儀相繼收復長安、洛陽而作，寫作時間當在乾元元年（758）李俶改封成王（隨即立為皇太子，改名李豫，即後來的唐代宗）之後，次年郭子儀等九節度之師「相州大潰」之前。王安石《老杜詩後集序》，稱此詩為杜詩的壓卷之作（《王臨川集》卷八四）。詩中有「詞人解撰河清頌」之句，典故來自南朝宋元嘉中，河、濟俱清，鮑照因作《河清頌》，因為在古人心目中，黃河水由濁變清乃是太平祥瑞的象徵。這也就告訴人們，《洗兵馬》是一首頌詩，全篇堂堂正正，格調雄渾而聲韻清亮，在古今頌詩中展示了一種沉雄浩蕩的大氣象。

　　 此詩的大氣象之所以能於浩蕩處見沉雄，是由於卓越的歷史意識的介入，使歡樂處不致輕狂，歌頌時猶能深思，從而把握住時局的犖犖大端，兼備讚美與諫諍雙重品格。它在歡呼中興諸將收復二京的勢如破竹的氣勢之時，指出官軍合圍叛軍盤踞的鄴城，須「獨任朔方無限功」。這「獨任」二字實在一針見血，其後的戰局發展就是由於未能獨任朔方節度使郭子儀，而以為「（郭）子儀、（李）光弼皆元勛，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開府儀同三司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8]（P7061）從而造成九節度使60萬人馬群龍無首，在史思明大軍的衝擊下大潰於相州。而且詩篇在為「皇威清海岱」而歡欣鼓舞的時候，點出了西域的汗血馬布滿京城街衢，借來平叛的回紇兵在蒲萄宮中大塊吃肉的怪現象，對唐肅宗收京心切，許諾回紇兵以劫掠京師作回報的約言，表示了深切的憂慮。由此它曲折地告誡皇上要經常想起當年鑾輿播遷，往返於崆峒山的艱難困苦，切莫忘記「三年笛里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的亂離歲月。因此，詩篇隨之頌揚成王李俶（豫）「功大心轉小」，也可以看作是欲頌其子而勸其父，在勝利面前要謹慎為政，勵精圖治。

　　 頌揚既要頌揚得堂堂正正，諷喻也要諷喻得堂堂正正，這樣的歷史意識才是大處著眼，才能給全詩帶來氣魄和風度的。詩中頌揚的光復二京有功的將相，所謂郭子儀的深謀、司徒李光弼的明察、尚書王思禮的高爽，都以互文相補的文法稱頌他們的品格與智謀。對於扈從玄宗、肅宗播遷返京的平庸之輩，也坐享其成地陞官晉爵，詩人頗不以為然。覺得他們無非攀龍附鳳就濫為侯王，只不過一時得寵，沒有什麼值得誇口的高強之處的。倒是那些具有扶顛濟危的膽略、其後又蒙冤遭貶的重臣如房琯、張鎬等人，應該如漢高祖任用蕭何、張良那樣，使之與前方的「中興諸將」互為表裡。詩篇對各類人物抑揚進退，隱藏著一種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它在評點四方入貢、祥瑞迭見的令人陶醉的社會現象之餘，清醒地把精神指向引導到民生疾苦上，從而形成全詩旨趣的結穴處。荒蕪的田地有待耕種，破碎的家庭盼望著團圓，詩人用「安得」句式表達的理想是聯繫著土地的呻吟和呼喚的：「安得壯士挽天河，盡洗甲兵長不用！」這裡的想像是擬神話的想像，但是由於歷史意識似乎具有地球吸引力一樣的吸附作用，想像出現了拋物線一樣的軌跡，由大地出發，以大地為歸宿，從而賦予頌詩喜慶而多思、讚美而多諷、務實而多奇的雙重品格和雄渾厚重之感。

　　 　　三　詩史思維的文化底蘊

　　 詩史思維中直面人間瘡痍的精神指向，是以儒學的仁愛情懷作為文化底蘊的。杜甫把「奉儒」作為自己家族的文化基因來對待和接受，《進雕賦表》說：「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貴磨滅，鼎銘之勛不復照耀於明時。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矣。」[10 ]（P2172）他的「奉儒」自然也遵奉儒家託言堯舜的「仁政」理想，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的抱負。但是當他的抱負一再受挫、終不能用的時候，他對儒者之仁的體驗，愈來愈傾於仁民而愛物，傾於仁者愛人，推己及人的倫理信念。儒家的仁學，自然有其主張「克己復禮」以達到禮樂治世的一面。但它更有長久價值的一面，則在於以實踐理性的形態肯定了人類的同類親和情感。在這種意義上的仁，是不妨視之為人類精神文化史上的共同財富的。比如孟子就弘揚了孔子「里仁為美」的信念，於人類的同類性上發掘其理論根據：「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由此出發，他提出了「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一類著名的命題。[11]（P328—330； P238）正是從這種人類親和情感出發，杜詩中出現了民胞物與的仁者情懷：「白魚困密網，黃鳥喧嘉音。物微限通塞，惻隱仁者心。」（《過津口》）對魚、鳥的同情是與他關注民間疾苦相通的，這就引導他的詩史思維返回到那片瘡痍滿目的土地：「邦以民為本」、「請哀瘡痍深」、「惻隱誅求情，固應賢愚異。烈士惡苟得，俊傑思自致。贈子《猛虎行》，出郊載酸鼻。」（《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由此可知，儒家的仁者情懷是與杜詩關注民生疾苦的精神指向互為表裡的。

　　 值得注意的是，杜詩使儒家的仁者情懷發生了兩種富有價值的變化：一為仁者情懷的平民化；二為仁者情懷的難民化。他把自己的人生閱歷和社會觀察，注入儒家的人類同類性思考中，從而使仁者情懷增添了豐厚而鮮活的歷史內涵。《兵車行》使是仁者情懷平民化的傑作：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

　　 耶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

　　 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

　　 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

　　 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

　　 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戌邊。

　　 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

　　 君不見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

　　 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

　　 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

　　 長者雖有問，役夫敢申恨？

　　 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

　　 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

　　 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

　　 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

　　 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

　　 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若從詩文角度談論此詩，它展示的乃是一種社會史，一種與社會底層的疾苦進行的同情的對話。史載天寶之世，玄宗委政於李林甫、楊國忠，權奸借開邊戰事培植私黨，邊將也冒領戰功而擁兵自重。頻繁的戰爭給人民帶來沉重的徭役和賦稅，其中以伐石堡和征南詔之役損失最為慘重。天寶八年（749），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強攻吐蕃石堡城險塞， 士卒死者數萬，應了他的前任王忠嗣所謂「以數萬眾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的預言。天寶十載，劍南節度使鮮於仲通討南詔，大敗於瀘南，士卒死者六萬。楊國忠掩其敗狀，仍敘其戰功，「制大募兩京及河南、北兵以擊南詔。人聞雲南多瘴癘，未戰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應募。楊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連枷送詣軍所。……於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振野。」[8]（P6907）《兵車行》所寫，便是這場凄慘的募兵事件及其震動原野的哭聲。

　　 這番哭聲，李白也聽到了，遂寫下《古風》其三十四：「羽檄如流星，虎符合專城。喧呼救邊急，群鳥皆夜鳴。……借問此何為？答言楚徵兵。渡瀘及五月，將赴雲南征。怯卒非戰士，炎方難遠行。長號別嚴親，日月慘光晶。泣盡繼以血，心摧兩無聲。困獸當猛虎，窮魚餌奔鯨。千去不一回，投軀豈全生。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李白斯時客游梁、宋之間，對河南、河北的徵兵事件有所見聞，也許不及客居長安的杜甫見聞深切，但那種「長號別嚴親，日月慘光晶」的慘象，也使那位飄逸的詩仙採取詩史思維了。相對而言，李白此詩用的是遠視角，較多關注未經訓練的怯卒用以抵擋猛虎奔鯨般的南詔勁旅的危險前程；杜甫《兵車行》則置身於平民、部伍之間，採用的是近視角，於所見所聞、言談應對之中更多社會體察和心靈交流。也就是說，仁者情懷的平民化，使詩章對歷史的透視維度更多，更富立體感了。

　　 詩一開頭，就令人置身於車馬喧闐、哭聲震天的臨場感覺之中。把徵募入伍者稱為「行人」而不稱士兵，就與他們「弓箭在腰」的裝束形成了一種不諧調感。奔走相繼的爹娘妻子「牽衣頓足攔道哭」，一連密集了牽、頓、攔、哭四個動作，把生離死別時的眷戀、悲愴、絕望和哀慟寫得淋漓盡致。不僅有情境、有氣氛、有聲音、有動作，而且人物開口說話，交代事情的來龍去脈，以及內心的怨憤、無奈和悲涼了。這裡用設為問答的體式，展示了戰爭與人的外在（社會）的和內在（心靈）的空間。「點行頻」，說明徵役的無比沉重；十五、四十的年齡排比，說明人的生命都消耗在曠日持久的戌邊戰事之中了。「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這種果與因直接相銜對比的句式組合，把無限擴張的戰爭災難寫得極為痛切、極有力度，極其強烈集中地展示了朝廷意志造成「流血成海」的歷史荒謬性。

　　 仁者情懷的平民化，不僅使征夫發出抗議性的聲音，而且使詩人作出視野開闊的歷史觀察的回應。在這種發出和回應之間，形成了對民生疾苦和民族命運的深刻反省。詩人以「君不聞」的句式回應徵人，警醒讀者的注意。華山以東二百州的中國腹地，已是荊棘遍野，滿目凄涼。即便有健婦耕種，也顆粒無收，何況她們丈夫又有若雞狗那樣被驅遣著走向戰爭死地！這一回應，就把征夫傾訴時發生的個人命運的信號，轉換為民族命運的總信號。詩人在聽取徵人的傾訴之後，望著「塵埃不見咸陽橋」的隊伍行進，不聽取徵人的爹娘的傾訴。以往把「長者雖有問，役夫敢伸恨？」解釋為役夫自稱，以應對身為長者的詩人。行色匆匆的徵人豈可駐足長談，而悲憤至極的送行的爹娘又豈能閉口不言？按諸情理，當是徵人的爹娘替代徵人回答感慨多端、想進一步了解實情的長者詩人，又為不敢過分宣洩憤恨的徵人承擔一些精神壓力。因此，他們申述送走徵人之後，家中沒有能力應付官府催租逼稅的苦情，以及環顧徵人的妻子，說出生男不如生女的憤激語。詩人對這番苦情與憤激語的回應，又用了「君不見」句式，點出古今徵人的命運結局，在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之處又添新鬼，新鬼與舊鬼在陰雨天含冤哭泣。詩篇以青海伐吐蕃之役征夫的命運，比方和預言云南討南詔之役的征夫命運，有若它以漢武帝的窮兵黷武來影射唐玄宗的開邊戰事一樣，都以時空錯綜的抒寫策略，曲曲折折地把社會抗議的鋒芒提高到儘可能犀利的程度而不失其委婉蘊藉。最後又把人與人的對話，推衍為人與鬼的對話、生與死的對話。在一種悒鬱陰冷的格調中強化了社會危機感以及歷史透視的深廣度。

　　 仁者情懷的平民化，使杜甫以憫世的姿態同情民生疾苦；而仁者情懷的難民化，則使杜甫以身家性命感受著、體驗著和咀嚼著民生疾苦了。安史亂後，杜甫長期漂泊於秦隴、巴蜀和楚湘之間，其時的詩史思維多滲透著難民感受。寫《北征》之時，他也許只算是一個「准難民」，但難民化的仁者情懷已使全詩深摯痛切，把國難家愁聚於一爐，寫得悲慨不已，意氣縱橫了。「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唐肅宗至德二載（757）， 時任左拾遺的杜甫因上疏諫阻房琯罷相，觸怒皇上，詔許他回鄜州探望家室，意在疏遠他，使他實際上已感受到難民況味了。他雖然自慚自責，揮涕恍惚地上路，但心中已激蕩著「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的無限悲哀，遂成這140句的五古詩章。

　　 值得尋味的是「北征」的詩題具有反諷的意味，它既可釋為向北運行，也可釋為向北出兵征討。在戰亂時世更易令人想到後者，而皇帝讓「杜子北征」的不是赴敵，而是探家。可是杜甫偏偏寫自己走向戰場：「靡靡逾阡陌，人煙眇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回首鳳翔縣，旌旗晚明天。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殘害為異物。況我墮胡塵，及歸盡華髮。」在這呻吟更流血，寒月照寒山的荒涼戰場中，詩人讓白骨與白髮、死與生打了個照面，思考著戰爭的突發性、殘酷性，以及自己曾經陷入敵手和秦地民眾大量死亡的共同命運。詩人也就把這次北征變成了歷史的探尋，命運的探尋。當然在這種探尋中，他也發現荒涼中生命的頑強：「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車轍。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在自然生命這種「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頑強延續和生長中，人間生命顯得艱難支拙，但詩人還是從中尋覓到不滅的真情，因而把家庭團聚一幕寫得格外動人：

　　 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

　　 慟哭松聲回，悲泉共幽咽。

　　 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

　　 見爺背面啼，垢膩腳不襪。

　　 床前兩小女，補綻才過膝。

　　 海圖坼波濤，舊綉移曲折。

　　 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

　　 老夫情懷惡，嘔泄卧數日。

　　 那無囊中帛，救汝寒凜栗。

　　 粉黛亦解包，衾裯稍羅列。

　　 瘦妻面復光，痴女頭自櫛。

　　 學母無不為，曉妝隨手抹。

　　 移時施朱鉛，狼藉畫眉闊。

　　 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饑渴。

　　 問事竟挽須，誰能即嗔喝？

　　 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

　　 新歸且慰意，生理焉得說！

　　 這裡把一個半難民人家以沫相濡和天倫之樂的情景，寫得纖微畢現，滿紙情韻。初見的驚喜中有關切，關切中有辛酸。亂離之世存亡未卜而突然歸家，其驚喜至極只能用慟哭和背面啼來表達；初歸察變，一種無微不至的關切之情，則全然體現在對妻子的鶉衣百結，對嬌兒的無襪赤腳所露出的垢膩，對小女的顛倒補綴的藍縷衣衫的仔細端詳之中了。當然，詩人帶回的那點解困衣帛和粉黛，也浸染著思念與關切之情，一旦從行囊中取出，就使自己上吐下瀉、卧病數日的艱辛黯淡的氛圍，透出一線喜悅的光輝，也是一線可憐的光輝。痴女學著瘦妻梳妝的模樣，梳頭抹粉，把眉毛胡亂地描畫得闊大走樣；小兒子糾纏著問事，竟然扯起阿爸的鬍子來。對兒女驕憨情態的這番渲染，散發著別具滋味的幽默感，也顯示出詩人心理的久陰乍晴，因為他反想到當年陷身於安史叛軍佔領的長安，如今的嘈雜煩人也是一種福氣了。

　　 「杜子北征」是一種雙歷程的北征，一為歸家省親的歷程，至此已達到歸程終點；二為念念不忘的討平叛亂的心靈征程，由於深厚的歷史意識所產生的心理驅動力，在歸家獲得精神休息之餘，卻在潛意識中激起了第二度平叛征程的幻覺。「仰觀天色改，坐覺妖氛豁。陰風西北來，慘澹隨回紇。」以天照心，隨風入幻，詩人玄想有回紇勁旅之助，不日可以收復二京，直搗安史叛軍的巢穴。回憶當初皇帝狼狽離京之日，尚能誅滅奸臣和後宮隱患，實在有一點周宣王、漢光武帝中興的明哲之處。因此，長安的殿闕雖然凄涼寂寞，但是人心歸唐，由太宗皇帝創下的大業還是可以光復和弘揚的。對幻覺寫理想，以散文的議論入詩，乃是《北征》拓展詩學表現手段的一個重要創造。這一創造使「北征」之「征」在歸家路程之外，多了一個幻覺征程的維度，從而在出入於乾坤瘡痍和茅屋妻孥之間，體驗著大地的呻吟之餘，又仰視著天際的風雲變幻，玄想著兵馬東進和北征，重振太宗偉業的蒼涼中的銳氣。這種亦真亦幻，開闔自如的抒寫方式，被前人多少感覺到了，謂《北征》「似騷似史，似記似碑……足與《國風》、《雅》、《頌》相表裡。」[12]一種難民化的仁者情懷，把詩史思維推向戰場白骨、荒野花果、人倫悲喜、征戰預言，從而賦予它異常廣闊豐厚的社會歷史和精神文化的內涵。

　　 　　四　詩的時事化與時事的詩化

　　 天寶十四載（755）安史之亂爆發後，唐王朝進入了政治、軍事、

　　 社會嚴重失控的多事之秋，遍地皆是兵亂與難民。平民化和難民化的仁者情懷，使杜甫長期處在感時傷世、憂國憂民的精神焦慮之中。朝廷簸蕩、親友星散、故人成鬼和家室流離的浩浩蕩蕩的心理壓力使他在翻雲覆雨、風吹草動中，磨銳了對時事的感覺。年積月累，那些感時傷世的詩篇簡直累積成為唐王朝盛極致衰、江河日下的詩化的編年史。時代的變亂無常，成了詩歌急遽時事化的根源。中唐元稹倡導新樂府運動時說過：「況自風雅至於樂流，莫非諷興當時之事，以貽後代之人。沿襲古題，唱和重複，於文或有短長，於義咸為贅剩。尚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焉。曹、劉、沈、鮑之徒，時得如此，亦復稀少。近代唯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復倚旁。予少時與友人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為當，遂不復擬賦古題。」[13]寫樂府歌行而寓意古題，思維方式是古今聯通的，「即事名篇」則在詩題的專門化新創之時，使樂府題旨直接地時事化和現實化了。

　　 比如杜甫的《麗人行》，多少還取義於《樂府廣題》所引劉向《別錄》「昔有麗人善雅歌，後因以名曲」，[7]（P976 ）使篇名帶點超越感。而《兵車行》、《悲陳陶》、《悲青坂》、《哀江頭》、《哀王孫》諸章，則即事命題，幾為專用，使詩題與時事密切締緣，把詩史思維直接化了。下為《哀王孫》本文：

　　 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

　　 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達官走避胡。

　　 金鞭斷折九馬死，骨肉不得同馳驅。

　　 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

　　 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為奴。

　　 已經百日竄荊棘，身上無有完肌膚。

　　 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常人殊。

　　 豺狼在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

　　 不敢長語臨交衢，且為王孫立斯須。

　　 昨夜東風吹血腥，東來橐駝滿舊都。

　　 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

　　 竊聞天子已傳位，聖德北服南單于。

　　 花門剺面請雪恥，慎勿出口他人狙。

　　 哀哉王孫慎勿疏，五陵佳氣無時無。

　　 詩與時事締緣，不能一味地依附，而應有依附中不忘詩之本性的超越。開頭四句本來要寫安祿山攻陷潼關之後，長安的達官顯貴出走避胡的，但它不直接寫，而詩化出一個白頭烏的意象，作為不祥的象徵飛翔於唐玄宗倉皇出逃的禁苑西門——延秋門之上。此意象又取自侯景圍困梁武帝蕭衍於建康台城，使之餓死，自立為帝之時，有數以萬計的白頭烏飛集朱雀門樓。以賊臣侯景比安祿山，也合詩歌中以古方今的隱喻手法。

　　 據《資治通鑒》卷二一八記載，天寶十五載六月，唐玄宗於安祿山叛軍逼近長安時黎明逃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於是王公、士民四出逃竄，山谷細民爭入宮禁及王公第舍，盜取金寶，或乘驢上殿。」叛軍入城後，「祿山命搜捕百官、宦者、宮女等，每獲數百人，輒以兵衛送洛陽。王侯將相扈從車駕、家留長安者，誅及嬰孩」。十月，「安祿山使孫孝哲殺霍國長公主及王妃、駙馬等於崇仁坊，刳其心，以祭安慶宗。凡楊國忠、高力士之黨及祿山素所惡者皆殺之，凡八十三人，或以鐵棓揭其腦蓋，流血滿街。己巳，又殺皇孫及郡、縣主二十餘人。」[8]（P6971—6984）杜甫詩中所謂「金鞭折斷九馬死，骨肉不得同馳驅」，就是以詩的語言寫天寶十五載玄宗倉皇出奔，委棄王孫骨肉的狼狽狀的。不然它是不會採用「金鞭九馬」的意象的，因為「九馬」典故來自《西京雜記》卷二：「（漢）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事涉天子威儀。然而詩畢竟有詩的規矩，它在作了這番隱喻性時事點染之後，返回到一個在路旁哭泣的王孫，他隱姓埋名，東躲西藏，在艱難困苦中求乞為奴了。在詩人與之問答勸慰中，透露出他「已經百日竄荊棘」，正好對應於長安六月陷落，到十月安祿山屠殺皇族王孫的日期。而詩人告訴他：「竊聞天子已傳位」，「花門剺面請雪恥」，也對應於七月唐肅宗李亨在靈武即位，八月回紇遣使請和親，願助國討賊等一系列時事。由此可見，所謂詩的時事化，並非刻板地要求把時事正面地記錄在案，而是把時事化作投射於繁枝密葉之間的月光，但見或隱或顯的光斑，而詩所正面描寫的卻是那株繁茂的大樹。是否杜甫羈留長安之時真的遇見這麼一位王孫，無從考證，也許他目睹叛軍殘殺王孫的景象，又耳聞肅宗在靈武出師破賊的消息，因而藉此一幕來表達對國家命運的關切，以及對唐朝「五陵佳氣無時無」的拳拳之心而已。

　　 換言之，詩的時事化是經過詩人心靈對時事的過濾的，在這過程中時事已被程度深淺不同地詩化了。詩對時事的過濾和轉化效應，在《悲陳陶》中表現得相當明顯：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

　　 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

　　 群胡歸來血洗箭，仍唱胡歌飲都市。

　　 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軍至。

　　 陳陶澤（又稱陳濤斜）之役，是唐肅宗即位之後第一場軍事慘敗。至德元年（756）十月，宰相房琯自請為兵馬元帥收復兩京， 統兵「遇賊於咸陽縣之陳濤斜，接戰，官軍敗績。 時琯用春秋車戰之法，以（牛）車二千乘，馬兵夾之。既戰，賊順風揚塵鼓噪，牛皆震駭，因縛芻縱火焚之，人畜撓敗，為所傷殺者四萬餘人」。[14]寫此詩之時，杜甫尚困身於淪陷的長安，以故都與新戰場作遙遠而痛切的心靈對話的方式，為陣亡將士鑄造詩碑。既為詩碑，就在首句中標明陣亡將士的籍貫為西北十郡、身世為清白人家子弟、陣亡時間為孟冬十月。既為遙祭式的心靈對話，就不妨借天地作為對話的大空間。「血作陳陶澤中水」，這是寫地：「野曠天清無戰聲」，這是寫天。在充滿血腥的天地大沉默中，容納著「四萬義軍同日死」的歷史大悲劇。這裡的詩化過濾效應，就是把兩軍鼓噪震駭的撕殺過程和聲響過濾掉，只剩下千古一瞬的浩劫的靜止結局，賦予詩行以天地同悲的超級沉重感。

　　 後四句從陳陶澤戰場返回對話的主體長安，寫了長安的隱顯表裡兩層。表層是胡兵帶著血箭歸來，於都市中狂歌酣飲，驕橫萬分；裡層是故都人民向著北戰爭啼哭，日夜更甚一層地盼望官軍收復舊京，焦慮萬分。詩就是以這種人心向背、受挫彌堅的民氣，過濾了戰爭悲劇，從中過濾出悲壯來。《資治通鑒》卷二一八記載：安祿山佔領長安，大肆殺掠，「民間騷然，益思唐室」，「民間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長安民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裡為空。賊望見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遙應官軍；誅而復起，相繼不絕，賊不能制。」[8]（P6994—6995）這種民心思唐，正是陳陶澤之敗未能從根本上動搖唐朝根基的原因所在。在這裡，時事在詩化的同時，也在歷史潛流的方向上深化了。

　　 杜甫在48歲拋棄華州司功參軍之官職，自秦州入蜀後，在政治行為上已處於邊緣化、甚至局外人的位置。但他的歷史意識、或詩史思維並未淡化，只不過由於邊緣化的心理效應，他更多地關注與自己身家性命相關的地域性時事，即蜀中之亂。王朝時事往往得諸耳聞，多用間接抒寫，或以山川寄興，或對群臣反譏，或在回憶中寄託命運的感慨。比如《苦戰行》、《去秋行》，就要寫上元、寶應年間（760—763）蜀中之亂：「干戈未定失壯士，使我嘆恨傷精魂」；「到今不知白骨處，部曲有去皆無歸」。詩人依然關心中原時事，但是由於音訊遙隔，新聞已成舊聞。比如廣德元年（763），吐蕃入大震關，盡取河西、隴右地。 十月，唐代宗東走陝州，吐蕃入長安。杜甫如何反映這場中樞危機呢？一是以蜀地春色反襯對危機的憂慮，《傷春五首》其一寫道：「天下兵雖滿，春光日自濃。西京疲百戰，北闕任群凶。關塞三千里，煙花一萬重。蒙塵清路急，御宿且誰供？殷復前王道，周遷舊國容。蓬萊足雲氣，應合總從龍。」它把蜀地春光與長安煙花遙相映照，為京城的屢次淪陷和天子蒙塵，發出深沉的憂慮。

　　 另一種反映方式就是把邊地危機與中樞危機相映襯，生髮出一種蒼茫凄傷之感。在唐代宗出奔的同年年底，吐蕃攻陷劍南西山（今四川中西部）的松、維、保三州，杜甫所在的閬州人皆避亂，城為之空，故有《城上》之作：「草滿巴西綠，城空白日長。風吹花片片，春動水茫茫。八駿隨天子，群臣從武皇。遙聞出巡狩，早晚遍遐荒。」詩從蜀地寂寞的空城寫起，由邊緣轉向中樞，以周穆王馭八駿巡行天下，比喻唐代宗出奔避亂，又以漢武帝巡幸汾陰、洛陽、泰山的車馬之盛，比喻群臣的奔走扈從。這看似採取《春秋》以「天王狩於河陽」寫周王出奔的筆法，為代宗的出奔作阿Q式的避諱。深而思之， 以盛世雄主顯示威武派頭的巡行，來曲喻唐代宗的狼狽出奔，而且涉及群臣的無能，只配作太平天子的扈從，其間的反諷意味是非常濃郁的。從《城上》、《傷春五首》這些詩來看，由於政治身分的邊緣化，杜詩對時事的詩化出現了一些新特徵，除了那些對蜀中之亂有切膚之痛的篇章之外，關切中原時事的作品手法上更多間接性、寄託性和反諷性了。同樣有意味的是，這些詩篇作於廣德二年春，由於闐州地處僻遠，詩人尚不知郭子儀諸將驅逐吐蕃之後，已於頭年十二月迎唐代宗入長安，結束了東奔行程。也就是說，詩人的這些感傷和反諷，雖然是饒有意味的，但也是趕不上趟的感傷和反諷了。

　　 既然不易趕上趟，杜甫晚年詩作除了對中原的特大時事表現出激情，如52歲在梓州作《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之外，逐漸返回對身邊現實的審視和對蒼涼心境的尋味。他57歲，即去世前二年，由荊楚南下湘衡，次於岳州作《歲晏行》：

　　 歲雲暮矣多北風，瀟湘洞庭白雪中。

　　 漁父天寒網罷凍，莫徭射雁鳴桑弓。

　　 去年米貴闕軍食，今年米賤太傷農。

　　 高馬達官厭酒肉，此輩杼柚茅茨空。

　　 楚人重魚不重鳥，汝休枉殺南飛鴻。

　　 況聞處處鬻男女，割慈忍愛還租庸。

　　 往日用錢捉私鑄，今許鉛鐵和青銅。

　　 刻泥為之最易得，好惡不合長相蒙。

　　 萬國城頭吹畫角，此曲哀怨何時終。

　　 詩從歲暮白雪洞庭，漁夫罷網，瑤民射雁，即景起筆，從而敞開蒼涼的胸襟擁抱民間疾苦。「去年米貴闕軍食」，當足實錄。去年即大曆二年，《舊唐書·代宋本紀》載，該年秋，「河東、河南、淮南、浙江東西、福建等道五十州奏水災」；十月，減京官職田三分之一，給軍糧；十一月，率百官京城士庶出錢以助軍。[15]（P287—288 ）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半是天災，半是兵亂。今年豐收了，卻出現米賤傷農的嚴重現象，原因在於官僚制度和不察民情的經濟措施。「高馬達官厭酒肉」，造成了耕織人家的茅屋頂下空空如也。詩人上承瑤民射雁的意象以作比興，借用楚人好魚肉不好鳥肉，勸告不要枉殺哀鳴南飛的鴻雁，不要賦斂殘民：窮苦農民為了繳納租庸官賦，已經割慈忍愛，到處賣兒賣女了。

　　 這裡以時事入詩，打破了官修正史對弊政的掩飾，透露出民間充滿淚痕血跡的實情。「往日用錢捉私鑄，今許鉛鐵和青銅」，就是揭露了錢幣制度的官樣文章掩蓋下的腐敗實質。《續通典》卷十一引正史材料說：「唐肅宗上元元年，詔曰：『因時立制，頃議新錢，且是從權，知非經久。如聞官爐之外，私鑄頗多，吞併小錢，逾濫成弊。抵罪雖眾，禁奸未絕。況物價益起，人心不安。事藉變通，期於折衷。……』（代宗）寶應元年，改行乾元錢一以當三，乾元重棱小錢亦以一當二，重棱大錢一以當三。尋又改行乾元大小錢並以一當一，其私鑄重棱大錢，不在行用之限，人甚便之。其後破錢鑄器，不復出矣。」[16]如此看來，似乎捉拿私鑄，整頓幣制，腐敗已絕，天下大吉了。讀杜詩才知這些王朝文件到底值多少錢，既然官方允許沿鐵和青銅混合鑄錢，刻泥為模澆鑄起來也甚方便，那麼好錢惡錢不等價的矇混欺騙行為，也就長久地給老百姓帶來災難了。如此政治經濟行為，再加上「萬國城關吹畫角」的遍地烽煙，整個民族的哀怨的命運曲又何時是個終了？詩人的政治身分邊緣化，使他更深至地潛入社會底層，以仁者情懷觀照周圍的現實，從而在時事詩化的過程中融入深厚的大地的呻吟和憂患。（待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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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陸遊.劍南詩稿（卷三十四）[A].陸遊. 陸遊集（第二冊）[M].北京：中華書局，1976.889.

　　 [3]　楊慎.總纂升庵合集（卷一百三十七）[M].光緒八年新都王鴻文堂藏版.

　　 [4]　亞里斯多德.詩學（第9章）[M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

　　 [5]　[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二）[M]. 北京：中華書局，1959.[唐]房玄齡等.晉書（四）[M].北京：中華書局，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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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宋]郭茂倩. 樂府詩集（三）[M ]. 北京：中華書局， 1979.

　　 [8]　司馬光.資治通鑒（十五）[M].北京：中華書局，1979.

　　 [9]　司馬光.資治通鑒（二十）[ M ]. 北京：中華書局，1979.9607.

　　 [10]　[清]仇兆鰲.杜詩詳註（五）[M ]. 北京： 中華書局，1979.

　　 [11]　孟珂.孟子[A].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3.

　　 [12]　黃周星.唐詩快（卷二）[M].清康熙刊本。

　　 [13]　元稹.樂府古題序[A].四部叢刊影明嘉靖本.

　　 [14]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十）[M].北京： 中華書局，1975.

　　 [15]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二）[M].北京： 中華書局，1975.

　　 [16]　續通典[A].十通[M].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