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高文化問題引發音樂學論域中的若干問題思考（三）

（續）由此可見，全球化的實質就在於：人文資源將面臨重新配置。作為一個不爭的事實，在社會分工這一歷史機制的驅動下，職業化進程已然成為人文化的一個主要歷史標示，尤其，就其本身進展而言，通過不同歷史層面和學術范型，並以此斷代，這樣的方式已然表明了一種姿態：任一學科存在，都必須有其自身的規則，以及在其之外的公約。這樣，矛盾就產生了：在文化多元的前提下，人的需求也是多種多樣的。當下社會，有一個跡象表明：人們多種多樣人的需求，往往容易被一式一樣規約所籠罩或者瀰漫。其中，最最明顯不過的就是，理性至上、科學唯一、知識仲裁，作為當今歷史文明主潮並具世界性意義，對人文化歷史進程起著主導標示作用。[1]與此相對的別一種跡象是抗拒，無論是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幾十年前的警世忠告詩意地居住，還是當下作為一種全球化策略被列入跨世紀議程的可持續發展，其真實目的，並非僅僅為了復原人類的詩意，或者只是通過緩動而實現持續發展，更為具體者，就是直接針對極度擴張了的知識邏輯和過分鋪張著的科學理性。看樣子，人們正是在這樣一種尷尬的處境當中，甚至於對自己發出尖銳的置疑：我們時代的問題，即在一個完全由科學支配的社會現實中人如何能夠理解自己。[2]毫無疑問，隨著社會分工機制的日益凸顯，以及職業化進程不斷推進本身，必然預設了另外一個主角：現代性。[3]誠然，這裡所說的現代性，除了其最明顯的經濟指標之外，在當下，還有兩個足以引發人文關懷和歷史衝動的空間：一、現代性往往和全球化關聯一起，並以標準化＋複製作為它們之所以關聯的充分理由，於是，在知識優先的前提下，通過科學、技術、教育、訓練等途徑而取得進步；二、現代性往往和人文化關聯一起，並以精確性＋實在作為它們之所以關聯的足夠依據，於是，在知識主導的前提下，通過理性、認知的架構而進行覆蓋。因此，就根本意義而言，現代性就是對人文資源合理配置的一個新的歷史姿態。由此，比經濟全球化更為徹底的計算機網路一體化乃至信息高速公路，比物質—精神社會更及底線的生態社會，都將是不可迴避的真現實。與此相關，電子文本的出現，無疑，與現代性乃至全球化歷史進程的成型相伴隨。然而，與口頭文本、書面文本乃至行為文本、血肉文本等等相比，電子文本其實僅僅是處在一個虛擬的空間當中。於是，被網路所籠罩或者瀰漫的時間，至多，也只能是一個自欺的行為記憶。相反，作為一種倡導，以完形人本結構系統（通過感性—知性—理性—靈性的有機整合）[4]為策略，則不僅有助於人文化的全面發展，而且，不乏為適應未來生態社會的一種方式：通過引發精神靈魂空間的共振，以彌補物質功利時間的中斷。 四無論是表層觀測還是深度閱讀，有一個事實是不可否認的，這就是，之所以引起衝突的原因主要在差異。1993年夏，美國哈佛大學亨廷頓教授以《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命題，在美國《外交》季刊發表文章，預言：隨著冷戰的結束，意識形態不再重要，各國開始發展新的對抗和協調模式。為此，人們需要一個新的框架來理解世界政治，而「文明的衝突」模式似乎滿足了這一需要。[5]並以此為據，給出一系列相關問題：文明的概念；普世文明的問題；權力和文明之間的關係；文明之間均勢的轉移；非西方社會中的文化本土化；文明的政治結構；西方普世主義、穆斯林的好戰性和中國對自身文化的伸張所導致的衝突，對中國權力的增長所作出的反應——是均勢還是搭車；斷層線上戰爭的原因和動力；西方的未來和由各種文明構成的世界的未來。[6]20年過去了，文明衝突這個國際關係格局的政治修辭，雖然說未必完全合式，但從相當程度上看（尤其是發生一些非傳統意義上的衝突事件，諸如「9.11」），則由文明衝突引發的帶有全局性的強烈社會震蕩是毋庸置疑的。當然，就本文而言，更值得關注的是後冷戰時期出現的文化問題，比如：依地緣而構建的不同區域文化，依血緣而構建的不同族類文化，依物緣而構建的不同形態文化，依人緣而構建的不同制度文化，以及不同文化之間的分立、相間、互動、制衡。[7]回到本文的問題。所謂高文化，究竟是一個層級概念還是一個類別概念？進一步，與此相應的高文化現象，究竟是一個事實存在還是一個概念存在？有的社會科學家擬通過實證測試手段給出的智力高低作為判斷種族差異的依據，有的人文科學家擬通過智能與教育結構範式給出的天才與否作為判斷人力資源配置的依據。[8]毫無疑問，這些置於全球化與多樣性語境中似乎不合時宜的理論，經常會受到譴責，甚至於會被認為是為種族主義策略提供事實依據。然而，它們的合理性起因又該如何得以解釋呢？無論是不及的不同還是不同的不同，[9]究竟是否可能在認同差異的同時又去除等級呢？毫無疑問，這裡已然牽扯意識形態的不同指向。[10]那麼，究竟是否有可能在這樣的前提下去實現這樣的理想：變本原對立為本原分立，變異質相融為異質相間，變偶合互補為偶合互動，變權力制約為權力制衡。[11]或者，是否還可能通過主體間的相遇和碰撞實現主體自身的變相更新？[12]高文化，無論是層級概念還是類別概念，一旦置入音樂學論域，就必須面對這樣的選擇——如果是否定者，那麼，至少需要回答這樣的問題：去體裁近類別的文化音樂（非藝術音樂）將之所以是的聲音置於何處？不斷鋪張的類地方性敘事的結構力場又如何自覺應對傳統高文化規訓？如果是肯定者，同樣，也需要回答這樣的問題：高文化語境（高尚高貴高雅[13]）何以形成並適度傳播？進一步，高文化現象，無論是事實存在還是概念存在，一旦納入音樂學學科，則同樣需要考量這樣的問題——如果是事實存在，那麼，在文物事實與文獻事實之外還有沒有感官事實？面對啞巴音樂史，[14]曲調考證或者樂調考古[15]的可能性是否存在？如果是概念存在，那麼，當音樂文化史僅僅作為高文化現象的貫串狀態（文化血脈存在），則低文化現象[16]的碎片狀態（文化細胞存在）難道果然應驗了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中有關農民沒有歷史的論斷？反過來設問：要是低文化碎片一旦縫合成型，那麼，這樣的縫合本身是否還是借用了高文化的針線？[17][1]案，關於理性、科學、知識作為現代性的集中體現問題，參見佘碧平《現代性的意義與局限》中的有關敘事：「現代性」是指從文藝復興、特別是自啟蒙運動以來的西方歷史和文化。其特徵就是「勇敢地使用自己的理智」來評判一切。它表現在兩個方面：（1）對於自然世界，人類可以通過理性活動獲得科學知識，並且以「合理性」、「可計算性」和「可控制性」為標準達至對自然的控制。其口號是「知識就是力量」。（2）在社會歷史領域裡，人類應該相信歷史的發展是合目的的和進步的。人們可以通過理性協商達成社會契約，把個人的部分權力讓渡給民選政府，實行「三權分立」，就能夠逐步實現自由、平等和博愛的理想。上海三聯書店，2000年5月第1版，上海，第2頁。[2]［德］加達默爾：《哲學解釋學》（Han-Georg Gadamer，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David E. Ling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1976),「八、20世紀的哲學基礎」，夏鎮平、宋建平根據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76年英譯本譯出，上海譯文出版社，1994年11月第1版，上海，第111頁。[3]參見韓鍾恩：《直接面對敞開：回到音樂——人文資源何以合理配置》中的有關敘事，第5頁。[4]參見韓鍾恩（署名「《中國音樂年鑒》史工」）《架構可持續發展框架——再及跨世紀中國音樂學學科建設》中的有關敘事：除了處於理性界域之中的認知方式以精確與實在予以展示之外，尚有處於感性界域之中並與之相適應的感受方式，處於知性界域之中並與之相適應的體驗方式，處於靈性界域之中並與之相適應的覺悟方式，而理性與認知，只是其中的一種，並由感受方式、體驗方式轉換而來，再向覺悟方式轉換而去，以至形成一個人本的完形。載《中國音樂年鑒》1996卷，總第10卷，山東文藝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北京，第415~416頁。[5]［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Samuel P.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中文版序言，周琪、劉緋、張立平、王圓譯，新華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第1~2頁。[6]［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前言，第1~2頁。[7]參見韓鍾恩：《直接面對音響敞開：人文資源何以合理配置——中西音樂文化的美學敘事》中的有關敘事，第25頁。[8]案，2010年4月21~22日，我受學校教務處委派去東北師範大學音樂學院進行本科專業評估，受到頗多啟發，在專家反饋意見會上提出一個綠色哺育的理念，其核心是，給孩子喂他該吃的東西，具體落實在教學環節上，就是按不同學歷層級實施不同的教案，其中一個結構範式就是相關天才的剩餘結構，表示原始創新永遠屬於無須通過教育的天才。參見韓鍾恩：《音樂學寫作》（Writing Music on Musicology）中的有關敘事，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上海，第256頁。[9]案，這兩種不同的經典界定：不及的不同和不同的不同，是語言學家趙元任先生在其《新詩歌集》（1928）序中所說。[10]參見韓鍾恩：《直接面對音響敞開：人文資源何以合理配置——中西音樂文化的美學敘事》中的有關敘事，「作為官方主流意識形態的意志形態，作為大眾平面意識形態的意象形態，作為知識分子深層意識形態的意義形態」，第27頁。[11]參見韓鍾恩：《直接面對音響敞開：人文資源何以合理配置——中西音樂文化的美學敘事》中的有關敘事，第26頁。[12]案，2013年11月8日上午，蕭梅教授在上海音樂學院舉行的《尼伯龍根指環》多學科專題論壇上，為2011級音樂人類學方向博士候選人關冰陽的演講《聚流為終，移形成跡——瓦格納〈尼伯龍根指環〉的音樂人類學解讀》進行現場講評，認為：作為認識的主體要不斷地去穿越，不斷地通過文化考察去否定自身文化的邏輯結構，在這種關係轉換中，某一個集團的自我認同實際上是依存於另外一個集團的認同，今天的音樂人類學學科實際上就是這樣體現出自身與其他學科的依存關係，由此引發的思考是，我們該如何在我們的學科中持續進行一種永恆的、贖罪式的、在他者間不斷否定自己的學科自戀？[13]案，2011年6月4~6日，中國傳媒大學曾田力教授在其策劃組織主持的（北京）居庸書院雅集上，以此三高修辭高文化。[14]案，這是楊蔭瀏先生對中國古代音樂史失聲現象的比喻。[15]案，這是黃翔鵬先生晚年由此溯流探源的一項重要工作。[16]案，用低文化這一稱謂來標示與高文化相對的文化現象，顯然是不妥當的，然而，在還沒有找到恰當的術語概念的情況下，姑且用之。[17]參見韓鍾恩：《音樂學問域：音樂美學並及音樂學題庫（問題輯錄集）》中的有關敘事，2013年12月5日，上海虹橋機場赴桂林參加全國音樂學跨界問題高層論壇途中。全文完作者簡介韓鍾恩（1955~ ），男，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學系教授、博導，音樂學專業音樂美學方向學科帶頭人，中國音樂美學學會會長（上海 20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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