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衰弱的黑鍋，該讓儒家背么？

按某些人說法，儒家是中國最大劣勢，讓中國不斷退化，剷除儒家，從裡到外全盤西化，就能白日飛升，立地成仙。

但對人類歷史上那些古老文明略有了解，未免心生疑惑。蘇美爾、古巴比倫、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臘、古羅馬都沒儒家啊，於今安在哉？早灰飛煙滅了。縱有後繼自居者，亦冒牌居多。沒有儒家，衰亡如此徹底。而有儒家的中國倒似不斷從逆境中站起來，屹立於世界文明之第一梯隊近兩千年。

這些人還可以拿出他們艷羨的歐美來，沒有儒家，你看看，發展的多好。我們先不說近代西方啟蒙思想本受西傳儒家觀念強烈影響（關於這點可參考《中國：歐洲的樣板——啟蒙時期儒學西傳歐洲》一書），即便退一步，西方崛起稱雄滿打滿算不過四百多年而已，現在就急著拿來和華夏文明對比，以為有資格來取笑中國近代之衰落，似乎為時尚早。等到熬滿一千年，再來吹噓不遲。

以上自不足以打消某些人的看法。事實上，他們不僅認為儒家是中國退化落後的原因，還有更陰惡點的說法是認為儒家影響下的中國如同染了梅毒的病人，誰沾上誰倒霉。你看，原本淳樸勇猛的女真勇士、蒙古勇士、滿洲勇士，自從進入中原，受到漢族文化影響，就不斷退化衰敗直至政權滅亡，可見漢文化尤其儒家之腐蝕性。

曾見一種說法是後金在東北是中國之幸運，自身之不幸。據說清朝統治是所謂輸血，若無，則中國到十九世紀會更慘；其不幸則因為佔據的是中國，很快給同化腐化了。言下之意，若清朝政權侵佔的是日本或西歐，大概就可以在其治下實現工業革命，萬年不衰了。

有些人的思維方式真是這樣的。

你看，中國落後了，中國古代奉行儒家思想，所以儒家思想導致中國落後，多麼自然簡單的結論。女真、蒙古之類野蠻部族，進入中原，戰鬥力降低了，所以是漢族文化、儒家思想導致他們退化腐爛的，多麼自然簡單的結論。

照這些人的想法，把儒家拿掉，中國大概就能創造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不間斷強大，永不衰弱的神跡。不受漢族影響，某些野蠻政權大概就能金槍不倒、強悍千年了。

當然，他們結論很可疑。更大的可能性是沒儒家的中國，東漢以後就和西羅馬帝國一樣徹底崩裂瓦解，文明中斷。至於那些野蠻政權，說漢族文化讓他們腐化，善意的說，這是一個笑話。不受漢族影響的政權，中國歷史上不是沒有，大部分稍蹦躂一下，就灰飛煙滅。若說學習漢族文化對某些野蠻政權真有點什麼影響，那大概也是讓他們在這塊土地上有更久一點的表演機會。

以為某某政權佔據中原之後才退化，是一種錯覺。一具肉體在嚴寒環境下之僵硬，與在溫暖環境下腐爛之迅速，不但絲毫沒矛盾，還有一定因果關係。

獸慾未得逞時的兇惡瘋狂與獸慾滿足時潰爛腐敗原本就是一體兩面。由貧賤乍然接觸相對發達之物質文明，就如飢餓者碰上美食美酒，必定少有節制。一個把物質慾望作為自己全部行為驅動力的個人，窮困時表現得多拚命瘋狂，富裕時就會有多腐敗荒淫。個人是如此，一些部族政權也是如此。

腐化或僵硬其實是這類政權的內在天性，環境是嚴寒還是溫暖，物質條件是貧困還是富裕不過是讓其壞死有不同的表現形式而已。溫暖和富裕讓殭屍或獸性時展現出更為觸目顯眼的稀爛臭腐而已。

獸慾未得逞同樣會潰爛，以搶掠殺人為號召聚集起來的政權，一旦搶掠不到什麼東西，作鳥獸散而潰爛瓦解也是勢所必至。就如瓦剌在明朝土木堡事件里似大獲全勝，結果明朝皇帝被俘虜了倒沒什麼事，換個皇帝接著干。瓦剌在和明朝的對壘中自己撐不住爛掉了。僅僅土木堡之後的五年多吧，也先就在內訌中斃命而死。丘浚曾描述過瓦剌內訌互相殘殺的情形：

「自是以後，也先為哈刺所殺，哈刺則為孛來所殺。孛來之後，毛里孩、癿嘉思闌之徒，皆是自相屠戮，釁生於黨與，禍起於肘腋，未有父子繼世者。」[1]

從土木堡算起，明朝和瓦剌對壘不過五年多，瓦剌不僅政權滅亡，連整個部族都瓦解逃亡。這點時間撐不下去，可見野蠻政權一旦獸慾未逞，其殘虐惡毒不能向外發泄，則返而自噬，同樣會爛掉。

把金國、蒙元、滿清佔據中原後表現出來的稀爛臭腐乃至最後渾身流膿的潰爛或僵化保守歸咎於漢族文化的影響，是天大的誤會。這和什麼文化或思想都沒關係。一具殭屍從嚴寒地區移到了溫暖地區，腐爛是必不可免的。他們的戰鬥激情原就來自於對子女玉帛的渴望，侵略得逞，荒淫奢靡，花天酒地的生活就成了理所應當。其戰鬥力迅速衰減的根本原因就是他們當初戰鬥力兇猛的原因，其潰爛不過是物質條件改變後的邏輯必然。

假設他們搶劫到的是歐洲，也會爛，只不過古時候歐洲比中國窮太多，爛的就慢一點，在爛光之前，被某種洗腦式的宗教傳染，則就會漸漸和被侵略地區的民眾融合。

要說儒家思想對金、元、清之類真有什麼影響，可能還是放緩了它們潰爛的速度。形式上採用一些儒家觀念，一方面欺弄世人，另一方面也限制自己部分獸性，免得發作太快，迅速完蛋。元採用程度最淺，故此完蛋最速。至於南北朝時期，北方那些採用儒家文化更淺的胡人政權，如後趙、後秦之類就更快了。

對野蠻政權來說，接受儒家之皮毛僅是減緩其潰爛速度；而對一個真正獨立自主的文明來說，儒家思想確實能讓其在更長久的時間內保持強大生命力。

孟子云：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這不僅可以用來衡量個人之氣節操守。也可以作為一個文明、一個族類堅韌程度的標準。

蒙元、滿清之類部族政權，富貴可淫、貧賤可移、威武可屈。這也是為什麼中國歷史上野蠻政權不斷登台，又不斷完結，最後甚至銷聲匿跡，不知所蹤。即便真有傳承，在現代也不過成為落後愚昧的典型。也是為何這些野蠻政權在遇到比他們弱的對手時表現出滅絕人性的兇惡殘虐，而一旦遇到比他們強的對象，則表現出的奴性跪舔程度亦堪稱一絕。西漢末期匈奴單于諂媚王莽，叩頭謝罪，甚至主動改名以示卑順。隋代突厥可汗啟民不僅嗅楊廣帳前之草，還媚態可掬地親自除草。至於溥儀在日人治下，蘇聯治下的無恥奴態就更不必多說。

正因為此可淫、可移、可屈。故形形色色的蠻族政權，或許血緣上彼此有一定聯繫，但文化是中斷的，語言是不同的，文明也是不能累積的。他們不能創造自己的物質文明和精神財富，只能把搶掠屠殺破壞作為自己在這個世界留下的痕迹。

而華夏文明之所以能不斷傳承積累，連續發展，跨越時空形成內在的認同感，和儒家思想有關。儒家傳統下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民族脊樑、民族靈魂式的人物。

正因為此，中國文明雖歷經打擊，有五胡亂華之血腥摧殘；有五代十國之崩解動亂；有遼金之對峙破壞；有蒙元之瘋狂屠殺掃蕩致華夏之陸沉；更有滿清三百年剃髮易服、篡改思想、文字獄高壓黑暗統治；仍如不死之火鳳凰，不斷涅槃重生。

資格比華夏老的蘇美爾、古巴比倫、古埃及徹底滅亡消失了，與華夏文明崛起時期相近的古印度、古希臘、古羅馬徹底衰亡消沉了，後於華夏文明而起的阿拉伯也僵化不振。而有儒家思想的中國能一次次浴火重生，重上巔峰。華夏漢族文明，沒有任何理由妄自菲薄，自輕自賤。更沒有理由把近代衰弱落後的髒水潑到儒家頭上。

漢唐宋明等中國巔峰時期，無不以傳承弘揚儒家為己任。雖然層次有淺深，力度有強弱，然對儒家精神之尊崇重視，對儒家經典整理保護則一也。

漢武帝首設五經博士，對儒家典籍系統研究傳承功德無量。雖彼時對儒家之理解尚流於膚淺，其他諸家觀點也雜糅其中，然也是對先秦學術思想的一次初步匯總綜合，為儒家更深刻之發展奠定了必要基礎。

唐太宗李世民令孔穎達修撰《五經正義》，系統保存梳理先前兩漢儒學思想成果，可謂集大成者。對後世儒學之發展，有巨大意義。至於如今，欲研究《詩》、《書》、《禮》、《易》、《春秋》者，《五經正義》也是必不可少之參考也。

宋明儒學之發達則不必贅言了。偉大思想家層出不窮，燦若星河。宋明理學可謂中國從先秦至今，思想史上最巔峰之成就。從世界歷史角度看，對近現代西方哲學都有啟蒙開導之作用，其意義之巨大至今尚未被完全充分認識。

和儒家之興旺相對應，這四個朝代也是中國之經濟、藝術、文學、科技、思想等硬實力軟實力綜合水平在整個世界上地位最高的時期。

或有人問，滿清也尊崇儒家，怎麼中國就衰落退化至於半野蠻人狀態，成為西方國家鄙視嘲笑之對象呢。回答很簡單，滿清是民族壓迫時期，也是全面篡改儒家，毀滅儒家的時代。

別的先不說，要辨別一個朝代之儒學真偽很簡單，先看對講學的態度。《論語》劈頭開門見山第一句就是說講學：「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宋明都有大思想家開宗立派，士人大規模聚集講學辯論之景象。南宋朱熹、陸九淵之鵝湖辯論，傳為美談。到明代則更甚，何心隱甚至寫有專門之《講學論》論述講學之巨大重要性。《傳習錄》也記載王陽明講學時之盛況：

「先生每臨講座，前後左右環坐而聽者常不下數百人，送往迎來，月無虛日；至有在侍更歲，不能遍記其姓名者。每臨前，先生常嘆曰：『君等離別，不出在天地間，苟同此志，吾亦可以忘形似矣！』諸生每聽講出門，為嘗不跳躍稱快。」

羅汝芳講學盛況比之陽明亦不遑多讓：

「公享年七十有四，門弟子百餘人，皆相向而哭。里人皆罷市盡哀。窮鄉僻谷，莫不走吊悲號，七日不忍見聞。海內同志奔奠，三年不絕。」

「身所止處，弟子滿座，未嘗以師席自居。及門者數千人，直下承當者亦眾。」[2]

陶望齡記載王艮和羅汝芳講學情形則曰：

「心齋父子盛時，升堂談道，萬眾咸集。既退，雖皂隸臧獲，人人意滿，若懷寶而去者，至先生會講時亦然。」[3]

心齋父子即王艮父子也。若是滿清治下，這麼聚眾講學，萬眾咸集，就是自己找死了。即講學一事，亦可見滿清尊儒之偽，余則亦不必多論矣。儒家自誕生以來，最為扭曲，受打擊最嚴重之時期即為滿清。

有人會說，南宋還不是被蒙古打敗了，明朝還不是被滿清給侵佔了，有個什麼用？這些人其實是分不清政權衰弱和文明衰弱之間的區別，南宋和明朝的問題是政權衰弱的問題，華夏文明在這兩個朝代晚期仍舊展現蓬勃向上之活力。就以晚明而言，思想之活躍，科技之進步，對外交流之深入，平民知識分子參政議政熱情之高漲，都達到了中國歷史上空前未有的程度。

政權的衰弱帶有一定的規律性必然性，任何朝代，任何制度經過數百年的時間都難以完全避免，古今中外，東方西方無一例外。這種衰弱是一時的，只要完成政權的過渡交接，恢復對人力物力的動員能力，則國家之強大仍無可匹敵。

而文明的退化衰弱則是長期的，扭轉的代價成本相當巨大的。蒙元的統治期較短，帶來的文明退化效應相對較弱，但明代也是用了較長時間，才逐漸恢復思想和科技上的強大創造能力。而滿清近三百年統治導致文明退化效應則要深重得多，清末的問題不是政權衰弱的問題，不是統治者退化的問題，而是中國文明大幅度衰落的問題，中國從原本的禮儀之邦，退化成了天下聞名的粗俗野蠻之邦，到當今中國經濟雖有發展，但仍舊以粗俗野蠻聞名於世界。至於思想、科技方面的原創力較低也一直飽受詬病。

即便退一步言，單純以政權強弱來說，不局限於幾百年，而放眼於幾千年的時間尺度，儒家影響下的漢族政權表現也更出色。在絕大部分時間裡，恰恰漢族政權是勝利者，就如一個圍棋高手張三，面對甲、乙、丙、丁、戊、己、庚、辛等對手，各下十盤棋，有的十盤全贏，有的下十盤贏九盤，有的下十盤贏八盤，最少的也贏七盤。

這時候若有李四跳出來宣揚說張三真膿包啊，棋力真低下，甲、乙、丙、丁、戊都贏過他。把百分之八十的時間裡都保持勝利的棋手張三，當作下棋最爛的典型來宣揚。而那些大部分時間裡都是失敗者，只贏了張三一盤或者兩盤棋的人，則可以被其認作祖宗炫耀，看他們多厲害，把張三打敗了，贏張三的這盤棋多精彩絕妙。一定會有人覺得李四荒唐可笑了。

不過還真沒什麼可笑，大部分人評價中國歷史，就是用這麼一種離奇的思維。他們會說，漢族文明軟弱腐化，故一而再，再而三被野蠻部族政權侵略乃至佔領。而那些游牧狩獵部族則多麼強悍，有血性，所以能不斷打敗漢族政權。

我常常好奇，這些人思維怎會錯亂至此？他們所謂軟弱腐化的漢族文明，其實大部分時間裡，頂住了走馬換燈般的不同野蠻民族一輪又一輪的侵略。而他們艷羨稱頌的野蠻部族，實際上在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都不過是軟弱渙散，任由其他部族蹂躪欺凌的對象，稍遇強手，即表現出極端的奴顏媚骨。稍遇到富裕寬鬆的條件就迅速腐化。

時間太早的，難以考證，從戰國說起，和華夏政權敵對的周邊野蠻部族成氣候者大體說來先是匈奴，匈奴之後為鮮卑，鮮卑之後為柔然，柔然之後為突厥，突厥之後為契丹，契丹之後為女真，女真之後為蒙古，蒙古之後為通古斯（建州女真）。這些野蠻部族在歷史的舞台上輪流登場，常常換了幾茬，漢族文明屹立如故。甚至有時同一個漢族政權就能見證幾個野蠻部族政權你方唱罷我登場式的興衰起落。在歷史的大部分時間段內，華夏政權對這些野蠻部族有壓倒性優勢。

戰國二百五十多年裡戎狄、匈奴之類基本不是諸夏對手，甚至成為燕、趙、秦反擊侵略後順帶擴充領土的辦法。戰國末尚有所謂「匈奴不敢入趙邊」的說法。秦統一後，匈奴非秦軍之敵，遷徙北逃。秦末戰亂，才敢遷回。

兩漢四百多年時間，除了西漢初對匈奴有所妥協退讓，後面基本完虐匈奴。

漢宣帝甘露元年，匈奴兩單于皆遣子入侍，匈奴左伊秩訾曰「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4]

甘露三年，「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賜以冠帶衣裳，……，自是烏孫以西，至安息諸國近匈奴者，咸尊漢矣」[5]

漢元帝建昭三年，陳湯襲斬匈奴郅支單于，四年春正月，將郅支單于的頭顱「傳首至京師，懸槀街十日」。[6]槀街者，長安之街道名也，為各屬國使節集中之地，將郅支頭顱於此懸掛十天，也是彰顯匈奴侵略者頭目之罪惡下場，以儆效尤。

陳湯有言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樸鈍，弓弩不利。」[7]即匈奴之兵，戰鬥力低下，五人才可抵擋漢兵一人

漢哀帝時，西漢處衰落期，仍震懾匈奴有餘。元壽二年，「匈奴單于烏孫大昆彌皆來朝」，「時西域凡五十國，佩漢印綬者三百七十六人」[8]

哀帝死，王莽當政，此西漢衰亡之末期矣，然而王莽訓斥之下，匈奴頭目依舊誠惶誠恐叩頭謝罪，甚至改名討好王莽，卑躬屈膝達於極致。

「車師後王姑句、去胡來王唐兜，亡降匈奴，單于受之，上書言狀。詔遣使責讓，單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付使者，因請其罪。莽不聽，詔會西域諸國王，陳軍斬以示之。乃造四條：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使雜函封付單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為約束封函還。時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諷單于，單于上書，更名曰『知』。莽大悅，自遣使答諭厚賜焉。」[9]

王莽篡位後，與匈奴鬧翻，始建國二年十二月「改匈奴單于為『降奴服於』，遣其將軍孫建等擊之」。

「莽恃府庫之富，欲立威匈奴，乃更名匈奴單于曰：『降奴服於』。遣孫建等率十二將分道並出，募卒三十萬人。先至者屯於邉郡，須畢具乃同時出。窮追匈奴，內之丁令，分其國土人民，以為十五，立呼韓邪子孫十五人皆為單于。」[10]

東漢建立後，南匈奴卑順如舊，北匈奴時或作祟也難掀大風浪。漢明帝永平十六年，班超以三十六人在鄯善國襲殺北匈奴使者，後又出使于闐，再殺匈奴使者，西域諸國懾服，「皆遣子入侍。」[11]

漢和帝永元元年，竇憲大破北匈奴，「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還」。「竇憲、耿秉出朔方塞，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單于遁走，斬獲甚眾，降二十餘萬人，出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命中防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遣司馬吳汜奉金帛，遺北單于於西海上，以詔致賜，單于稽首拜受。」[12]

永元三年二月，「竇憲遣兵擊北匈奴於金微山，大破之。單于走死。」「竇憲以北匈奴微弱，欲遂滅之。遣左校尉耿防圍北單于於金微山，大破之。獲其母閼氏，名王已下五千餘級。單于逃走，不知所在。出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13]

永元四年，竇憲立北匈奴於除鞬為單于。永元五年，竇憲既死，於除鞬叛亂，漢「遣兵追斬滅之」。[14]至此北匈奴衰弱近滅亡，鮮卑逐漸登上歷史舞台，佔據其故地。

以後東漢雖不斷衰弱，南匈奴亦有叛亂，和烏桓、鮮卑之類聯手侵略襲擾漢地，但仍難和漢軍正面對抗。漢順帝時，漢軍有擊破南匈奴左部，胡羌、烏桓悉降之記錄。

漢桓帝時期亦有張奐多次率軍大破匈奴、烏桓、鮮卑、羌人之記錄。其威名赫赫，以至胡虜聞其帶軍，即喪膽投降或逃跑。如延熹九年，匈奴、烏桓、鮮卑侵掠邊塞各地，張奐領軍出征。匈奴、烏桓懼於張奐之威，二十萬人不戰而降。鮮卑亦嚇得逃出塞外：

「匈奴烏桓聞奐至，因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奐但誅其首惡，余皆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15]

值得一提的是張奐為名將，也為大儒。少年時學《歐陽尚書》，又將《牟氏章句》從四十五萬言精簡至九萬言。退休居家後，門徒千人從其學儒家經典，著有《<尚書>記難》三十萬字。《後漢書》記載「奐閉門不出，養徒千人，著《尚書記難》三十餘萬言」[16]。

到了東漢末至三國時期，鮮卑、烏桓、匈奴亦非割據軍閥之對手。即曹操就有擊破烏桓，斬殺蹋頓之事。

晉時五胡亂華，華夏實力大大下降，然而胡人真實戰鬥力仍大有疑問。東晉末期劉裕北伐，所向披靡。先則消滅南燕，擒斬慕容超。再則襲破長安，滅亡後秦。其間借道則大敗北魏；沈田子率千餘兵本作疑擾之用，結果卻擊潰後秦守衛長安的數萬主力軍隊，北方胡人軍隊戰力之低下，和晉軍相差之懸殊，實在令人瞠目。更早時間的淝水之戰，晉軍以少勝多，固非偶然。

隋朝時期，中國對突厥之類依然壓倒性優勢。隋煬帝車駕北巡，兵威之盛，懾夷狄之膽，遂有突厥頭目啟民可汗親自為隋煬帝除草之舉：

「至榆林遂欲出塞耀兵徑突厥中，恐啟民驚懼，先遣長孫晟諭防。啟民奉詔，因召所部酋長咸集。晟欲令啟民親除草，示諸部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啟民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自掃除，以表至敬之心，今牙內蕪穢，謂是留香草耳？啟民乃悟曰：奴之罪也，遂拔所佩刀自芟庭草，其貴人及諸部爭效之。於是發榆林北境，東逹於薊，開為御道，長三千里，廣百歩，啟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吐谷渾髙昌並遣使入貢」[17]

以後歷代之事，不必一一枚舉。總之形形色色之部族政權，在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都極盡軟媚之諂態，醜態層出不窮，以抱大腿為能事。和華夏民族相比，其缺乏骨氣，缺乏血性，缺乏持久的韌性。其政權在弱小時毫無廉恥氣節可言，而稍微得勢之時，又格外凶虐殘暴。此正是其反動統治階層高度奴性之表現。正如魯迅所言，越是奴性十足者，其有機會當主子，就越是凶虐殘暴，此正是一體兩面。

從公元前五百年到公元2000年算起兩千五百年的時間段里，北方野蠻民族完全得勢，也不過就是蒙元九十年和滿清之二百七十年。即便單單算兩漢、唐、宋、明這些朝代，加起來也接近一千三百年了，算起來大半時間是華夏政權佔據優勢。即便在南北朝，五代十國這些動蕩時期，漢族政權和蠻族政權之間也算互有攻守。

但在一些有著奇怪邏輯荒唐思維的國人心中。強盛千年，衰落一時的漢族文明，代表軟弱無能退化腐朽；勃興一時，衰萎千年，大部分時間裡表現出極端奴性，物質條件稍有改善就迅速腐化的野蠻部族，則成了所謂強悍有血性的代表。

要說對外來侵略的抵禦能力，把侵略者驅趕掉重建文明的能力，把華夏民族放在世界舞台上比較下，可說相當出色了。現在許多人喜歡跪舔的古希臘、古羅馬，不早就在侵略面前徹底完蛋了？

至於中國的鄰居印度，說來更慘，曾經被馬克思相當無情尖刻的嘲諷挖苦過，

「印度本來就逃不掉被征服的命運，而它過去的全部歷史，如果還算得上是什麼歷史的話，就是一次又一次被征服的歷史。印度社會根本沒有歷史，至少是沒有為人所知的歷史。我們通常所說的它的歷史，不過是一個接著一個的入侵者的歷史。他們就在這個一無抵抗、二無變化的社會的消極基礎上建立了他們的帝國。因此，問題並不在於英國人是否有權征服印度，而在於我們是否寧願讓印度被土耳其人、波斯人或俄國人征服而不願讓它被不列顛人征服。」[18]

印度因為一次次被侵略者征服，雞來迎雞，狗來迎狗，以至被馬克思嘲諷成根本沒有歷史，甚至讓馬克思這樣一個大左派居然為英國的侵略殖民粉飾辯護，悲慘至於斯。和印度比較，漢族的血性和反抗精神顯然強多了。元朝雖能建立統治，但九十年左右就被漢族給推翻了；滿清靠瘋狂屠殺和陰毒文字獄，從肉體和精神兩方面試圖徹底奴化人民，但反清復明的口號有清一代從未斷絕過。

漢族雖曆數十世而不泯之反抗精神就和儒家有關，儒家《春秋》大義首先就是大復仇。南宋理學家胡宏曰：「《春秋》之法，大復仇，然不為復仇而作也」[19]

南宋陳亮則更張揚儒家之復仇精神曰：「《春秋》許九世復仇。而再世則不問，此為人後嗣所當憤也。中國，聖賢之所建置，而悉淪於左衽，此英雄豪傑之所當同以為病也」[20]

陳亮對金國之侵略尤為憤怒曰：「堂堂中國，而蠢爾醜虜安坐而據之，以二帝三王之所都，而為五十年犬羊之淵藪，國家之恥不得雪，臣子之憤不得伸，天地之正氣不得而發泄也。」[21]

陳亮對漢武帝評價不高，但對其能復仇一事則大加讚揚：「觀武帝之政，惟復仇一事，所以掩過。高祖白登之恥，歷孝惠、文、景不能報，且賂之以重幣，以苟旦夕之安，武帝奮然為復仇之舉，義師一出而漠南無王庭，其功大矣。倘武帝無窮黷之禍，則亦漢之賢君」[22]

朱子對《春秋》復仇之義，在《四書或問》，《朱子語類》，及《朱文公文集》中多處闡釋。然而《語類》與《或問》、《文集》的意見似有矛盾抵牾處。這裡以《或問》、《文集》為準，《語類》則僅為參考。蓋後者弟子記錄，難免有錯解錯記處。《或問》為朱子親自整理編修，《文集》更是親自撰寫，深思熟慮所得文字，更能真切代表朱子之思想。

《四書或問》「《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此當報者也。當報而報，不當報而止。是即所謂直也。」[23]

此處《春秋傳》，乃《春秋公羊傳》，完整原文是：

「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為可以復讎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復讎不除害，朋友相衛而不相迿』」（定公四年十一月）[24]

《公羊傳》議論乃針對伍子胥向楚王復仇之事。其意為父罪不當誅而被君主所殺，則子可向君主復仇，但復仇不得株連仇人之子孫。儒家復仇精神固不為君臣關係所束縛也。若君主濫殺臣僚，則臣子展開復仇行動是正義之舉。朱子此處基本肯定《公羊傳》之說法，當報則報，若是於理不應該報仇，則須停止。

君殺臣尚且如此，若是外敵侵略國家之仇，自然更需報仇雪恨。在《朱文公文集》之《與陳侍郎書》中曰：

「講和之計決而三綱頹，萬事隳」

「沮國家恢復之大計者，講和之說也。壞邊陲備御之常規者，講和之說也。內咈吾民忠義之心，而外絕故國來蘇之望者，講和之說也。」

「若熹之所言，則又有大於此者。蓋以祖宗之仇，萬世臣子之所必報而不忘者。苟曰力未足以報，則姑為自守之計，而蓄憾積怨以有待焉，猶之可也。」[25]

此處朱子不但認可《春秋》許九世復仇之義，甚至帶有修辭誇張地言萬世。我意以為真到再世直至百世之後，所謂復仇則不必是什麼對仇人後代肉體上的打擊消滅或其他迫害措施，只要嚴禁對侵略者歌功頌德，清算當年侵略者之罪惡行徑，讓後代吸取教訓，銘記於心，防止被侵略歷史重演，則也算得上是復仇了。

《語類》中朱子或也是此意：

「僩云：『如本朝夷狄之禍，雖百世復之可也。』

曰：『這事難說。』久之，曰：『凡事貴謀始，也要及早乘勢做。才放冷了，便做不得。」

又曰「又況復讎，須復得親殺吾父祖之讎方好。若復其子孫，有甚意思？」[26]

收復故土，明辨侵略者罪惡意義上的復仇，朱子應不反對，即《語類》中亦有「先生喟然嘆曰：『某要見復中原，今老矣，不及見矣！』」[27]，此與陸遊「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詩中表達之悵恨固相通也。朱子之意應該是肉體消滅之仇殺，最好施於侵略作惡之本人，若施於其後代，則沒有多大意思了。

明儒亦有強調春秋大義，論述夷狄侵犯中國之惡者，以此表彰明太祖驅除韃虜之偉業的巨大意義。如丘浚曰：

「臣觀孔子作春秋，其意切切於華夷之辨，毫髮不肯假借，正恐後世夷狄或犯我中國之分，防微杜漸，無所不至。豈意奠楹之後千有八百餘年，天翻地覆，而有蒙古之禍也哉！」[28]

「伏惟我聖祖承元人斁敗彝倫之後，所謂大亂之世也。當是之時，以夷狄之人，為中國主，天地於是乎易置，華夷於是乎混淆，自有天地以來，所未有也。三綱五常之道，詩書禮樂之教，一切墜地。彼其同類，固無足責。而我中國之人，或帝王之苗裔，或聖賢之子孫，或前代之臣子，一旦舍我衣冠，服其氈毳，染其腥膻之化，習其無倫之俗。甚至為之腹心股肱，耳目爪牙，以為我中國之害。受其爵祿，為之輔翼嚮導。感其煦嫗之恩，日新月盛。口其語言，家其倫類，淪膚入髓，知有胡人，而不知有吾中國帝王正統之傳，綱常倫理之懿。子承其父，孫襲其祖，習知其故，以為當然，蓋已百年矣。是真所謂大亂之世也，難以新國待之。苟不痛絕其根源。加之以重典，何以洗滌其腥膻臭穢，而復還我中國之綱常倫理也哉？」[29]

「朱熹曰：夏，明而大也。中國，文明之地，故曰華夏。」[30]

「臣常因孔子及朱氏之言而推之，有以見我聖祖之有功於天地為甚大。管仲之功，遏楚而已。楚，中國之諸侯也。漢祖、唐宗之功，除秦、隋而已。秦、隋，中國之天子也。我聖祖，除去胡元，恢復帝王之境土，重闡中國之彝倫。其功較之二君一臣，大小輕重何如哉？夫自五代之世，石晉以幽燕十六州之地以賂契丹。宋靖康之變，女真奄有中原之地，而韃靼又混華夏。至於我聖祖洪武開國之春，幽燕淪於夷狄者四百四十八年，中原變為夷狄者二百四十一年。至是復歸中國，治教於是乎大明，彝倫於是乎復古。臣恆謂天地開闢以來，夷狄亂華之禍，莫甚於胡元。蓋中國全為胡有者幾百年，我聖祖始復而有之。內外疆域，截然有定限。華夷之倫類，秩然有定所，百有餘年矣。」[31]

「以夷之性，因華之俗，用戎狄之猛鷙，假中國之位號，而華人之不逞者，又為之指示彌縫，所以其毒遠甚，其禍尤慘。觀諸淵、聰，可鑒也已。自是以後，夷狄之禍，比漢魏以前為甚。濫觴於元魏，洋溢於遼、金，滔天於蒙古極矣。不有聖明者出，安知全天所覆者，不至於盡有夷而無華哉？蓋天地開闢以來一大禍也。我聖祖再造之功，如此其大，承其後者，當思履霜堅冰之戒，析其萌而謹其防，毋使其朕兆微形，芽櫱微生，則千萬世中國生靈之幸也」[32]

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華夏文明、儒家思想對外來侵略之反抗精神，在世界各大族類中都可算得出類拔萃的。中國人在這個問題上沒有任何理由自卑自賤，自我矮化。一些人因蒙古、滿清僥倖得逞，用盡惡毒言辭對華夏文明百般醜化貶低，他們的意思不是被蠻族入侵是多糟糕的一件事；而是意圖徹底打消中國人之族類自尊，灌輸中國人就是無能低賤腐化，就應該被異族征服，過去如此，以後也應該如此。中國就是應該膜拜跪倒在侵略者腳下，最好和印度一樣，雞來迎雞，狗來迎狗就對了。對這些人的觀點還是應該予以徹底回擊駁斥的。

[1]丘浚《大學衍義補》，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1964頁

[2]羅懷智《羅明德公本傳》，羅汝芳集下冊第832頁

[3]陶望齡《近溪先生語要序》，羅汝芳集下冊第959頁

[4]《朱子全書》第8冊，《資治通鑒綱目》第387-388頁

[5]《資治通鑒綱目》第389頁

[6]《資治通鑒綱目》第410頁

[7]《資治通鑒綱目》第420頁

[8]《資治通鑒綱目》第476頁

[9]《資治通鑒綱目》第481-482頁

[10]《資治通鑒綱目》第497頁

[11]《資治通鑒綱目》第619頁

[12]《資治通鑒綱目》第646頁

[13]《資治通鑒綱目》第647頁

[14]《資治通鑒綱目》第652頁

[15]《後漢書》中華書局簡體字本，1999年出版，第1446頁

[16]《後漢書》第1448頁

[17]《資治通鑒綱目》第2049頁

[1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856頁

[19]《胡宏集》，中華書局1987年出版，第143頁

[20]《鄧廣銘全集第五卷——<陳亮集>增訂點校本》，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12頁

[21]《陳亮集》第2頁

[22]《陳亮集》第176頁

[23]《朱子全書》第6冊第838頁

[24]《春秋公羊傳譯註》劉尚慈譯註，中華書局2010年出版，第590頁

[25]《朱子全書》第21冊， 《朱文公文集》第1085頁

[26]《朱子全書》第18冊，《朱子語類》第4162，4163頁

[27]《朱子全書》第18冊，《朱子語類》第4161頁

[28]丘浚《大學衍義補》第846頁

[29]丘浚《大學衍義補》第1281頁

[30]丘浚《大學衍義補》第1823頁

[31]丘浚《大學衍義補》第1836頁

[32]丘浚《大學衍義補》第184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