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宋詞」說評議（附唐詩宋詞的社會功能）

06-14

「唐詩宋詞」說評議

文：歐明俊

　　【內容提要】

　　以「唐詩宋詞」代表「一代之文學」，是元代以來邊緣文人的觀點，而正統文人則以「唐詩宋文」代表「一代之文學」。此說只有限定在韻文系統內，文體自身縱向比較特別是與後代比較，才最具合理性。王國維、胡適以從西方引進的純文學觀念改造「唐詩宋詞」說，此說上升為現代主流學術觀念，胡適更「誤讀」為「唐詩宋詞」勝過同時代其他文體。「唐詩宋詞」代表「一代之文學」，是元代以後「追認」的，遠離文學史原生態。「唐詩宋詞」並提，但不「等值」，唐詩比宋詞更有資格代表「一代之文學」。此說對唐宋文學及文學史研究格局和撰寫模式都產生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它只有一定角度和程度上的合理性，不應作為「定論」接受。

　　【關鍵詞】唐詩；宋詞；一代之文學；音樂文學；追認若問唐宋「一代之文學」，多數學者會毫不猶豫地回答說是「唐詩宋詞」。自金元以來，「唐詩宋詞」說便盛行不衰，特別是經過焦循、王國維、胡適等大學者的進一步闡發，「一代有一代之文學」觀念早已「深入人心」，「唐詩宋詞」說也幾乎成為「定論」，近百年來一直被研究者尊奉，確信不疑。此說的合理性一面是首先應該承認和肯定的，但當從純學理層面上重新審視時，我們便有許多疑問：此說的合理性程度究竟有多大？如果說存在不足，那麼具體表現在哪些方面？又如何解釋？如何彌補完善？這些便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前此，學界對這一論題關注不夠，除一些論著中偶爾涉及外，尚無專文全面深入論述。筆者曾寫有《詞為宋代「一代之文學」說質疑》（《中國韻文學刊》2005年第4期）對「宋詞」說提出質疑，但限於篇幅，未將「唐詩宋詞」說綜合評議。本文擬在《詞為宋代「一代之文學」說質疑》的基礎上進一步展開論證。

　　一「唐詩宋詞」說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學」說的重要組成部分，兩者是子命題與母命題的關係。因此，必須緊密聯繫「一代有一代之文學」說進行論述。「唐詩宋詞」相提並論，最早可追溯到金元之際的劉祁，他說：「唐以前詩在詩，至宋則多在長短句，今之詩在俗間俚曲。」[1]（卷十三）認為唐以前各代詩俱佳，宋代的詩歌真正有成就的則多在詞，而不是古近體詩。元代羅宗信《中原音韻〉序》說：「世之共稱唐詩、宋詞、大元樂府，誠哉！」[2]（卷首）說明元代後期，「唐詩宋詞」已是「通行」的說法了。元末明初的葉子奇說：「唐之詞不及宋，宋之詞勝於唐，詩則遠不及也。」[3]（卷四）實際上也是認同「唐詩宋詞」說。明中葉以後，此說比較流行，楊慎說：「宋之填詞為一代獨藝，亦猶晉之字、唐之詩，不必名家而皆奇也。」[4]（卷二）茅一相《題詞評＜曲藻＞後》，胡應麟《歐陽修論》、《庄岳委談》，陳繼儒《太平清話》、《吳騷引》等，皆作此論。元明人多是限定在韻文系統內肯定「唐詩宋詞」的，認為唐詩勝過宋元詩，宋詞勝過元明詞，只有宋詞可與唐詩媲美。

　　清代，「唐詩宋詞」說仍然是通行觀點，如吳偉業《〈北詞廣正譜〉序》稱李玉《北詞廣正譜》是「騷壇鼓吹，堪與漢文、唐詩、宋詞並傳不朽」。[5]（卷首）顧彩《清濤詞序》云：「一代之興，必有一代擅長之著作」，「古文莫盛於漢，駢儷莫盛於晉，詩律莫盛於唐，詞莫盛於宋，曲莫盛於元。」[6]（卷首）焦循《易餘籥錄》卷十五云：「有明二百七十年，鏤心刻骨於八股……洵可繼楚騷、漢賦、唐詩、宋詞、元曲，以立一門戶……夫一代有一代之所勝，舍其所勝，以就其所不勝，皆寄人籬下者耳。」他打算「自楚騷以下至明八股，撰為一集，漢則專取其賦，魏晉六朝至隋則專錄其五言詩，唐則專錄其律詩，宋專錄其詞，元專錄其曲，明專錄其八股，一代還其一代之所勝。」[7]（卷十五）焦循強調一代文學有一代之「專」、「勝」，後世所不及，論一代之文學，應專錄其勝。作為一代「通儒」，焦循的「唐詩宋詞」為「一代之所勝」觀點，是對歷代觀點的總結，對後代學者影響甚大。清代學者基本上仍是重複元明人的觀點。

　　上述可知，元明清三代，羅宗信、楊慎、茅一相、胡應麟、陳繼儒、吳偉業、顧彩、焦循等，皆以「唐詩宋詞」為「一代之文學」，「唐詩宋詞」說確是歷代流行的觀點，現當代學者的觀點便是此說的自然承繼。

　　學者信奉「唐詩宋詞」說，卻往往忽視古人的另一種觀點，即「唐詩宋文」說。元代虞集云：「一代必有一代之絕藝足稱於後世者，漢之文章，唐之律詩，宋之道學，國朝之今樂府，亦開於氣數音律之盛。」[8]（卷三）首次提出分別以「文章」和「道學」為漢、宋兩代的代表文體，虞集是正統「大文學」觀念，故將唐詩（律詩）與宋道學家文並提，這一觀點被元明清不少學者所接受。葉子奇《草木子》卷四、曹安《讕言長語》卷上、郎瑛《七修類稿》卷二十六等，皆認為宋理學家文才是文學正宗，真正有資格與唐詩並提的是宋文。王思任《〈唐詩紀事〉序》說：「一代之言，皆一代之精神所出，其精神不專，則言不傳。漢之策，晉之玄，唐之詩，宋之學，元之曲，明之小題，皆必傳之言也。」[9]（Ｐ75）艾南英《〈今文定〉序》亦將「唐詩宋文」並列。李漁《閑情偶寄·結構第一》說：「漢史、唐詩、宋文、元曲，此世人口頭語。」[10]（P1）可見，明末清初通行的不只是「唐詩宋詞」說，還有「唐詩宋文」說。

　　元明清三代，虞集、葉子奇、曹安、郎瑛、王思任、艾南英、李漁等皆將「唐詩宋文」並提，以「宋文」（性理文、理學、道學）代表「一代之文學」，這是正統主流文學觀和文學史觀。而「唐詩宋詞」並提，特別以「宋詞」代表「一代之文學」，僅代表非主流的邊緣的文學觀和文學史觀，兩種觀點一直並行。

　　近現代許多學者皆認同「唐詩宋詞」說。王國維在《宋元戲曲考》中說：「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焉者也。」這種觀點與前人是一致的。不過，王國維懷疑「唐詩宋詞」能否有資格代表「一代之文學」，他說：「余謂律詩與詞，固莫盛於唐、宋，然此二者果為二代文學中最佳之作與否，尚屬疑問。」 [11](P57、160)王氏自己「疑問」，遺憾的是後人卻不加懷疑。王國維引進西方進化論和純文學觀念，特別重視詞、曲、小說，這與傳統「大文學」觀念鄙視詞、曲、小說是不同的。王國維那裡，宋詞與唐詩才真正可以相提並論，無尊卑高下之分。他還將這兩種觀念具體運用於文學史研究和寫作中，這對現代人的文學觀、文學史觀，對文學史寫作模式的影響是十分巨大的。但完全以西方文學觀念硬套中國文學史，局限性也是明顯的。胡適《文學改良芻議》中以進化論解釋文學史演進現象，認為「唐詩宋詞」在當時是新詩體，故必勝舊詩體，可代表「一代之文學」。胡適認為白話文學是中國文學的正宗，《南宋的白話詞》一文中，他將詞看作白話文學的代表，認為宋詞的價值超過正統文學的詩文，詞體之尊，達到極致。這時，「宋詞」徹底擺脫了卑下的「身份」，與「唐詩」平起平坐，成為現代觀念的文學史上的主流文體。胡云翼《宋詞研究》仍是發揮王國維、胡適的觀點，強調只有新文體，才有資格稱「時代文學」。論唐宋「一代之文學」，只有唐詩（律詩）和宋詞這兩種新詩體才有資格。

　　焦循、王國維的觀點經由胡適、胡云翼等人的闡發、改造，自然地進入現代學術。從此，「唐詩宋詞」為「一代之文學」，作為主流觀念影響學術界。胡適將王國維及其以前人的「唐詩宋詞」說「誤讀」為「唐詩宋詞」勝過同時代其他文體，代表「一代之文學」。這種「誤讀」，至今學術界仍不甚了了。胡適以後，「唐詩宋詞」說幾乎成為「定論」，談及唐宋「一代之文學」，很少有人再提「唐詩宋文」了。「唐詩宋文」說由本來的主流退為邊緣，「唐詩宋詞」說則由邊緣上升為主流。這是對傳統文學觀和文學史觀的「革命」性「反動」和「顛覆」，影響深遠。

　　近現代，「唐詩宋詞」說盛行時，仍有人堅持傳統主流文學觀念，認為「宋文」才能真正代表「一代之文學」，而宋詞是沒有資格的。1910年出版的林傳甲《中國文學史》論宋代文學時，仍只談詩文，不談詞，同時黃人《中國文學史》也是如此。宋詞進入文學史的資格都沒有，當然更沒有資格代表「一代之文學」。謝無量《中國大文學史》認為，唐文學之特質，僅在詩歌，宋文學之特質，則在經學文章之發達。曾毅說：「唐之取士以詩賦，宋之取士以策論，故宋之文學，不在詩而在文。」[12]（P69-70）亦認為「唐詩宋文」為「一代之文學」。錢鍾書先生早對「一代有一代之文學」說提出質疑，他說：「王靜安《宋元戲曲史》序有『漢賦、唐詩、宋詞、元曲』之說。謂某體至某朝而始盛，可也；若用意等於理堂，謂某體限於某朝，作者之多，即證作品之佳，則又買菜求益之見矣。元詩固不如元曲，漢賦遂能勝漢文，相如高出子長耶？唐詩遂能勝唐文耶，宋詞遂能勝宋詩若文耶？」他不滿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於宋元以來，只列詞曲，引靜安語為解。」[13]（P99-100）錢先生實際上認為唐詩的成就不及散文，宋詞的成就不及詩文，「唐詩宋詞」皆沒有資格代表「一代之文學」。這一觀點是傳統主流文學觀念的承繼，也是對現代盛行的「唐詩宋詞」說的重新「顛覆」，極有價值，可惜未引起學界的重視。

　　二長期以來，學界對「唐詩宋詞」說多是籠統看待，完全接受，未作深究，因此有重新認識的必要。

　　「唐詩宋詞」說只具特定角度、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當以「合樂」、「可歌」為「真詩」標準，唐律詩多可歌，古體詩多不可歌，宋詞可歌而宋詩不可歌，「唐詩宋詞」實指「唐律詩宋詞」，放在音樂文學系統內，可稱「一代之音樂文學」。唐律詩在律詩系統內與宋元明清詩相較，宋詞在詞史系統內與唐五代詞、元明清詞相較，成就最高，因此可稱「一代之文學」，實指「一代之文體」。在韻文系統內，強調詩歌（母文體）內部各文體（子文體）的演進、新變，唐律詩、宋詞成就超過前代，又為後代所不及，堪稱「一代之文體（新文體）」。以進化論觀念看，唐律詩、宋詞是新文體、新文學，多時代新質，是時代「絕藝」，勝過舊文體、舊文學，故可稱「一代之文學（新文學）」。以現代純文學觀念看，唐宋文（特別是古文）多非文學成分，不合純文學標準，而律詩和詞是純文學文體，且最具時代特色，故可稱「一代之文學（純文學）」。從上述這些角度看，說「唐詩宋詞」為「一代之文學」，才是合理的或比較合理的。

　　「一代有一代之文學」說認為文學隨時代的變化而變化，文體也隨時代的變化而演變更新。這種觀念以《周易》「通變」說為理論依據，重「變」求「新」，與西方「進化論」不謀而合，近代以來廣受學界尊奉。其革新精神和進步意義，是應首先肯定的。「唐詩宋詞」說正是這種文學史觀的體現。

　　「唐詩宋詞」說的局限性是顯而易見的。它過重詩詞兩體在唐宋兩代的「專」、「絕」、「勝」，遮蔽了前後各代詩詞的價值和成就，輕視詩史、詞史發展的承繼性和延續性。唐宋文學史，詩、詞定於一尊，散文、戲曲、小說多變成陪襯。唐宋兩代「一代之文學」是否只有「唐詩宋詞」呢？若只有一體，唐代亦可推散文，宋代亦可推散文或詩。若以兩種或兩種以上文體共同代表「一代之文學」，則更全面合理。郎瑛、王思任都認為宋詞、宋文皆可稱「一代之文學」，並不限於惟一文體。這種觀點突破「惟一」思維排他性的局限，是很有價值的。唐詩代替不了唐文，宋詞更代替不了宋文、宋詩。「唐詩宋詞」說，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唐宋兩代文學史變成「選本」的、主觀片面的文學史，遠離「史」的研究的基本的客觀性要求，遠離「史」的原生態。

　　「唐詩宋詞」說過重新文體而輕視舊文體，認為只有新文體才能代表「一代之文學」。而事實是，一切新時代之文學都是新文學，無論用新文體還是舊文體。唐宋時，古文、賦、古體詩都是舊文體，文體特性本身並無大變化，但內容是新時代的。若推出唐宋兩代有特色的新文體，則非近體詩、詞體莫屬，若論「一代之文學」，唐代僅推出近體詩而不包括古體詩，則是片面的，亦可推出散文，宋代可推散文或詩，詞體未必有此資格。

　　「唐詩宋詞」說將「文體」興衰等同於「朝代」興亡。胡應麟說宋元時，「詞勝而詩亡矣，曲勝而詞亡矣」。[14]（卷一）認為宋代因詩亡而詞興，元代因詞亡而曲興，詞體興以詩體亡為前提，文體興衰與朝代興亡是同步關係。實際上，朝代亡，文體不會隨之而亡，唐初詩風仍是梁陳和隋代詩風的延續，宋初近百年詩壇盛行的是白體、晚唐體和西昆體，與中晚唐五代詩風一脈相承，並未因朝代更替而有多大改變。文體演變是一漸進過程，可經歷幾個朝代，一個朝代滅亡並不意味著某一文體的消亡，某一文體仍會按自身規律發展。文化發展演變有較持久的慣性，文體也有自身的演變規律，不因改朝換代而突然中斷，各朝代初期文壇皆直接承繼前代文壇緒餘。按一般歷史規律，新的王朝初建時，忙于軍事征服、政治統一和經濟恢復，重建新秩序，一時還難以顧及文化建設。身處改朝換代之際的文人適應新王朝的意識形態也有一個過程，文化觀念的改變不像政權更替那樣快，往往帶有滯後性。朝代更替是突變的，文化演進是漸變的，文體發展也是漸變的，兩個朝代之間界限分明，文體發展卻氣脈不斷。代表某一朝代的文學特質總是在立國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才確立的。此說輕視文體自身的穩定性和延續性，遮蔽了文體演變、文學發展在兩個朝代之間的聯繫，導致這樣的尷尬：宋初詩風、詞風基本上是晚唐五代的，而時代是宋代，那麼，宋初詩詞究竟屬於宋代呢？還是屬於晚唐五代呢？

　　以「朝代」代替「時代」，以「朝代文學」代替「時代文學」，亦有不合理處。文體發展史可打破完全以「朝代」為標誌的劃分法，而依據文學史實際劃分不同的「時代」。同一朝代亦可歸入某文體盛衰的不同時代，詩史可以「安史之亂」為界，將唐詩劃分為不同的「時代」，中晚唐五代至北宋初百年，亦可視為同一「時代」，詞史可以晚唐五代宋初為同一「時代」，宋末元初為同一「時代」，這樣更符合文學史實際。

　　僅以詩詞作為唐宋兩代的代表文體，排斥作為其他朝代代表文體的資格，亦不完全合理。一種文體完全可以作為不同朝代的代表文體，詩也可作為先秦兩漢、魏晉六朝和宋代的代表文體，詞也可作為元代的代表文體，詩、詞並不是唐宋兩代的「專利」。

　　「唐詩宋詞」說對文學史研究格局和撰寫模式影響甚大，暴露出來的弊端也較明顯。這種思維定勢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學者的研究視野，造成研究格局的不平衡和文學史撰寫的主觀片面。唐代文學史幾乎寫成唐詩史，宋代文學史亦幾乎寫成宋詞史。如胡云翼《新著中國文學史》，唐宋部分幾乎寫成唐詩宋詞史，其他文體皆一筆帶過。許多古代文學作品選亦過重「唐詩宋詞」。

　　唐宋散文研究最為薄弱，這與唐宋散文成就極不相稱，也是對唐宋和元明清各代重視散文觀念的不尊重。「唐詩宋詞」說對詩史、詞史及整個文學史研究格局亦造成負面影響。因過輕宋元明清詩和元明清詞，以為只是「唐詩宋詞」的「緒餘」，研究上不夠重視，最極端的是陸侃如、馮沅君的《中國詩史》，詩史只寫到唐代為止，只寫唐宋詞，元明清詞則棄而不論。至今，宋詩研究已取得較大突破，元明清詩詞研究論文及專著仍屈指可數，文學史著作和文學選本對元明清詩詞也多重視不夠，這對元明清詩詞是不公的。

　　以「唐詩宋詞」代表「一代之文學」，是元代以後「追認」的。而唐人多認為自己時代的詩不如漢魏古詩，也幾乎無人認為詩歌勝過同時代的散文。宋人自己則更輕視詞，詞在宋人心目中的價值和地位是無法與詩文相比的。「唐詩宋詞」說無視文學的原生態，沒有將其放在歷史語境中評價。後人將自己的觀念強加給唐宋人，「唐詩宋詞」變成後人觀念上的「唐詩宋詞」，而不是唐宋人自己心目中的「唐詩宋詞」。我們要追問，「唐詩宋詞」價值和地位的高低是由「當事人」唐宋人自己決定的呢？還是由後人決定的呢？唐宋人的「自評」是不是可以不屑一顧呢？後人又有多大權力代表唐宋人主張呢？「唐詩宋詞」代表「一代之文學」只是後人的觀念，而不是唐宋人的觀念，是帶有目的性的主觀價值評判，而不是忠於史實的客觀陳述。唐宋人本缺乏「一代之文學」意識，即使有，也只會推出唐文宋文或唐詩宋詩，而絕不會是「唐詩宋詞」。唐宋人觀念如此，我們必須充分體認和理解。

　　一種文體的文學價值認定，可從「觀念價值」和「實際價值」兩方面來看。所謂「觀念價值」，是指主觀性較強的價值認定，是憑某種既定觀念或主觀好惡評定文學價值高低，與實際價值可能距離較大，甚至完全相反。所謂「實際價值」，是指比較客觀的價值認定，與客觀實際基本相符，是一種理性的評判，觀點得到較普遍的認可。具體到「唐詩宋詞」，唐人觀念，唐詩是不如先秦漢魏古詩的，亦比不上唐文。宋人觀念，詞的價值是極低的，「一代之文學」只能是詩文。但「唐詩宋詞」的「實際價值」絕對比時人的「觀念價值」高，所以得到元代以來部分學者的肯定。「唐詩宋詞」的「實際價值」是一種客觀存在，但歷代學者皆有自己的理解，「觀念價值」一直在變化。代表「一代之文學」的「唐詩宋詞」是歷代特別是現當代人觀念上的「唐詩宋詞」，而不完全是歷史事實上的「唐詩宋詞」，更不是歷史「當事人」唐宋人觀念上的「唐詩宋詞」。

　　三「唐詩」「宋詞」，看似簡單的兩個概念，實際上內涵豐富複雜。「唐詩宋詞」並提，「唐詩」多特指原生態的「可歌」之詩，說唐代歌詩與宋代歌詞代表「一代之文學」，實指代表「一代之樂」或「一代之音樂文學」，這是最狹義的「唐詩宋詞」概念。當縱向動態地論及文體特別是韻文體發展流變時，突出時代新文體，「唐詩宋詞」堪稱「一代之新文體」。這時，「唐詩宋詞」為並列概念，是較合理的。當唐詩指包括古、近體在內的全部詩作時，「唐詩宋詞」並稱，則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並列概念，不應混為一談。

　　「唐詩宋詞」說有不同層面的含義：一、時代的代表文體，即唐宋文學各體中，詩、詞的成就最為突出，故可代表「一代之文學」。二、詩、詞發展到唐宋，分別到了頂峰，後代無能為繼，「唐詩宋詞」強調與後代相比成就最高。三、「唐詩宋詞」在詩歌史上和詞史上的成就和地位最高，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我們應分別看待。

　　認為「唐詩宋詞」代表「一代之文學」，往往是以肯定唐詩、否定宋詩為前提的。就是認為詩在唐詩達到極盛，到宋代達到極衰，宋詩無足道也，因為「宋無詩」，只剩下詞才算「真」詩，才有資格與唐詩並提。焦循《與歐陽制美論詩書》云：「詩亡於宋而遁於詞，詞亡於元而遁於曲。」[15]（卷十四）但這只是部分學者的觀點，顯然是偏激之論。元明以來，肯定宋詩者亦大有人在，唐詩、宋詩優劣之爭始終未斷，我們不應簡單地接受某一觀點。平心而論，唐詩、宋詩各有特色，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對此，清人陳梓的觀點最為公允中肯，他說：「唐自成一代之詩，宋亦自成一代之詩。唐詩自有優劣，宋詩亦自有優劣，本不必較量高下。」[16]（卷五）如果我們尊重古人的觀念，就不應認為只有宋詞代表「一代之文學」，而宋詩卻無資格。若以宋詩代表「一代之文學」，則更合理。

　　「唐詩宋詞」並提，只有從「可歌」角度立論，才是最合理的。真正可以並論的是「唐律詩」和「宋歌詞」，若是理解為全部唐詩和全部宋詞，則宋詞的成就和地位是無法與唐詩相比的。此處不必多論，僅舉其要者。一、詩在唐代是科舉考試科目，詞在宋代則無此資格。二、唐人觀念上重視詩，宋人觀念上亦重詩而輕詞。唐代作家投入詩創作的精力遠遠勝過宋代作家投入詞創作的精力。詩在唐代是全民性文體，宋人則多以詩文創作餘力作詞。三、唐代詩學批評和理論成就遠遠勝過宋代詞學批評和理論成就。四、唐詩反映社會生活的廣度和深度遠遠勝過宋詞。五、唐詩是時代主流文體、中心文體，滲透於社會文化生活的各個方面，詞在宋代則屬邊緣文體，地位不高，甚至不被視為「文學」，影響有限。六、在詩歌史、文學史上的影響，唐詩遠遠勝過宋詞。因此，總體上看，詞在宋代的價值和地位是無法與詩在唐代的價值和地位相比的。比較而言，唐詩更有資格代表「一代之文學」，宋詞則缺乏資格。不應完全脫離歷史語境看待和評價唐詩宋詞。

　　「唐詩宋詞」並提，並不意味著兩者「等值」。宋詞價值再高，也只是與唐五代、元明清詞相比，或與宋詩相比，但比不上唐詩，是無法與唐詩「等值」的。

　　若論文學表現和代表「時代精神」，只推一種文體，難免片面。因古代文體有大致的分工，文載道，詩言志，詞言情尤其是私情。一種文體只能代表「時代精神」的某些側面，沒有資格單獨代表「時代精神」，只有最主要的幾種文體合起來，才能真正代表「時代精神」。代表時代精神的文學必需具備反映社會生活的廣度和深度，有深厚的文化意蘊，充當時代文化「代言者」形象。若要推出代表「時代精神」的文體，唐代可推出散文和詩，宋代可推出散文、詩和詞，這樣更合理。

　　說「唐詩宋詞」代表「一代之文學」，還要看它是不是時代中心文體，對其他文體有沒有較大的輻射力，深刻影響其他文體？唐代律詩興盛，是時代中心文體，影響其他文體，賦亦「律化」，變成「律賦」，駢文也律化，還影響到詞和小說，因此，可稱唐代律詩為「一代之文學」。而宋代文學卻不同，是散文影響詩，潘德輿《養一齋詩話》說：「宋詩似策論，南宋人詩似語錄。」[17]（卷二）宋詩深受宋文影響，以文為詩，以論為詩，以學問為詩，宋詞又受詩文影響，以詩為詞，以文為詞。宋代只有散文或詩為中心文體，而詞為邊緣文體。從這一角度看，代表宋代「一代之文學」的不應是詞而應是散文或詩，「唐詩宋文」或「唐詩宋詩」並論才更合理。

　　古代主流文學觀念，文體的尊卑等級秩序是文第一，其次詩，其次詞，為詩之餘，其次曲（散曲），為詞之餘，小說、戲曲更是等而下之的文體。依此觀念，如要選出某文體代表「一代之文學」，只能是詩、文，而不可能是其他文體。詩、文在各代都是代表文體，都是「一代之文學」，其「至尊」地位是其他文體無法企及、無法替代的。因此，「唐文宋文」或「唐詩宋文」、「唐詩宋詩」才有資格代表「一代之文學」，而「宋詞」是無資格的。元代以後，有些學者將宋詞與唐詩並提，譽為「一代之文學」，但屬非主流觀點，並未得到主流觀念的認同。從總體上看，元明清各代，詩文獨尊的地位並沒有實質性的改變，「唐詩宋文」說仍佔主流。只是元明清各代，受政治、經濟、科舉制度等方面變化的影響，「邊緣」文人學者比古代更多，這樣，「唐詩宋詞」說才有一定的「群眾基礎」，才會在一定範圍內流行起來。近代以來，引進西方純文學觀念，重詩歌、戲劇、小說，輕散文，拋棄傳統「大文學」、「雜文學」觀念，現代又過重反傳統、反正統，將古代文體的尊卑等級秩序幾乎全顛倒過來。「唐詩宋詞」說恰與西方純文學觀念相吻合，故被現當代學界普遍接受，而傳統觀念中「古文」獨尊的地位則受到冷落。因此「唐詩宋詞」說成為現當代的主流文學史觀，「唐詩宋文」說則極少有人提及。「唐詩宋詞」並稱，對矯正輕視純文學的古代主流正統文學觀念，是有積極意義的。

　　但將古人的觀念完全「顛覆」，又矯枉而過正。時過境遷，這種觀念局限性逐漸凸顯出來。應清楚地認識到，這只是一種認識唐宋文學及文學史的觀點，絕不是惟一的，完全可有另一種或數種觀點。

　　縱觀歷代所論，主要是從文體演變「史」的角度縱向比較，極少有人將同時代不同文體橫向對比。縱向比較，說「唐詩宋詞」後無來者，是「一代之文學」，大體上是合理的。若橫向比較，唐詩與唐文比較，宋詞與宋詩、宋文比較，說「唐詩宋詞」代表「一代之文學」，則是片面的。長期以來，學界多輕視這種區別，甚至不加分辨，造成唐宋各體文學研究格局的失衡以及評價上的偏頗。

　　「唐詩宋詞」說過分拘泥於朝代與文體的對應關係，帶有天生的局限性。作為此論的彌補、修正，論者又從另一角度立論，強調文體與時俱變，並不看重與特定朝代的關係，淡化或不談朝代，而只談文體自身的演變。如明王驥德《古雜劇序》說，後三百篇而有楚騷，後騷而有漢之五言，後五言而有唐之律，後律而有宋之詞，後詞而有元之曲。尤侗《己丑真風記序》、梁廷柟《曲話》等大體上亦作此論。諸家只就韻文系統立論，描述和總結韻文體內部興替演變規律，並不特彆強調文體盛衰與朝代興亡有直接對應關係。王國維《人間詞話》說：「四言敝而有楚辭，楚辭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詩敝而有律絕，律絕敝而有詞。蓋文體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豪傑之士，亦難於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體，以自解脫。一切文體所以始盛終衰者，皆由於此。故謂文學後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體論，則此說固無以易也。」[18]（Ｐ14）認為由興到盛到衰，「一切文體」皆逃脫不了這一規律。從這一角度看，說律詩在唐代特盛，詞在宋代特盛，這是文體演進的規律所至，而與朝代關係是其次的。

　　又有學者突破僅將「一代之文學」等同於「一代之文體」的局限，而從總體上論「一代有一代之文學」。如顧炎武說：「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辭，楚辭之不能不降而漢魏，漢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勢也。用一代之體，則必似一代之文，而後為合格。詩文之所以代變，有不得不變者。一代之文沿襲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語。」[19]（卷二十一）他肯定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學，文學隨時代變化而不同，重一代之「文學」，而不拘泥於一代之「文體」。馮桂芬《國朝古文匯抄序》（代）從總體風格上論述「一代之文章」，亦不看重一代之具體文體。這樣立論更合理全面「唐詩宋詞」說的局限性引發我們對文學觀、文學史觀的深刻反思。「唐詩宋詞」只有在一定前提下，從特定標準和角度看，才可稱為「一代之文學」，籠統而言，是不科學的。本文寫作意圖絕不是想否定此說，只是在肯定其合理性一面的前提下，指出其存在的不足，以及後人理解和實踐此說時的偏差，呼籲學界同仁對此論題的應有關注和審視。

　附錄1：論唐詩的社會功能

唐詩是中國古典詩歌群峰中的珠穆朗瑪，其思想成就與藝術成就令其他時期的詩歌無法企及。究其原因，除了政治開明、文禁鬆弛、經濟強盛、民氣高揚之外，廣泛的社會功用也是重要的因素。俗語說：有用則興，無用則廢。詩歌在唐代，因其有用於社會生活而得到高度重視，唐詩不僅用於審美，更重要的是具有實用價值。

　　首先是用於科舉考試。早在高宗、武后時期，命題作詩就出現在考卷上了，形式是寫五言六韻的律詩。知識分子要想金榜題名，詩作不好是絕對不行的。這樣的考試製度，一下子就把準備進入仕途的人統統變成了詩人。唐代的知識分子都會寫詩，差別只是寫作水平高與低而已。唐代的選官制度，科舉及第之後，並不馬上授予官職，還要候選幾年，你要想提前獲得官職，還得經過一次考試，叫作「科目選」，其中的「博學宏詞科」，要考生寫出論文一篇、詩一首、賦一篇。可以說，詩在唐代是知識分子走上仕途的「上馬石」。你要是沒有這方面的能力，乾脆就歸田務農或經商算了。

　　其次，詩歌在唐代還應用於廣泛的社交活動。唐代人無論迎客來訪或是送人離鄉，無論賀人及第或是慰人落榜，諸如婚喪嫁娶、生辰祝壽、思親憶舊、乃至請客吃飯，都用詩歌來表情達意。唐代的送別詩有許多名篇，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王維的《送元二使安西》、李白的《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都是用於社交而產生的。白居易想請朋友來家中喝酒，既不寫信更不寫便條，他以詩代簡：「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問劉十九》)綠蟻，是酒面上漂浮的酒渣，表示這酒是剛剛釀成的，還沒來得及過濾，味道十分鮮美。唐代還沒有燒酒，度數較低，時間一長就不好喝了，所以人們喜歡喝新酒。這詩先以新酒來吸引對方，接著又說自家的爐火旺盛，然後說天氣寒冷正需飲酒暖腹，最後點明邀請之意，一片盛情見於字裡行間。想那姓劉的朋友不來才怪！杜甫貧窮，秋天來了沒錢置辦衣服，就向時任彭州刺史的高適求援，也是寫詩：「百年已過半，秋至轉饑寒。為問彭州牧，何時救急難？」(《寄高彭州》)杜甫在成都西郊蓋了一所茅屋，為了美化周圍環境，向附近幾個官員索要各種樹苗，都是用詩達意，甚至還向縣尉韋班要吃飯用的瓷碗：「大邑燒瓷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君家白碗勝霜雪，急送茅齋也可憐。」(《又於韋處乞大邑瓷碗》)，詩中讚美大邑縣燒出的瓷碗又輕便又堅固，白如霜雪，用手一敲，聲如哀玉。把大邑縣的瓷碗說得這麼好，對方還好意思不贈送嗎？這就是詩歌的功用。

　　再次，寫詩可以獲得尊貴的社會地位，甚至可以免於災禍。這與唐代帝王喜歡寫詩有關係。唐代的帝王都喜歡寫詩，《全唐詩》中收錄了不少帝王作品，比較多的如太宗李世民的詩有90多首，玄宗的詩60多首，武則天的詩40多首。這是個了不起的事情。俗話說，「上有所好，下必有甚」，有唐一代，寫詩由於皇帝的身體力行而獲得極高的行為品位。會寫詩的人由此而獲得尊貴的社會地位，受到世人的尊重，「詩人」在當時是一頂輝煌的桂冠。李白一生是靠詩歌揚名天下的，「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杯」，這是杜甫給他的定論。杜甫後半生漂泊西南天地間，也是靠寫詩交結朋友，取得生活的資助。倘若他不能寫詩，怕是早已葬身溝壑了。還有個典型的例證，安史之亂髮生以後，王維被叛軍捉到，被迫接受了偽職。兩京收復之後，他被唐政府押回長安，按刑律當判死罪，正是由於他在叛軍營中寫了一首懷念故國的詩(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僚何日更朝天？秋槐落盡深宮裡，凝碧池頭咽管弦)，才免於死罪。王維不死，當然還有他弟弟王縉起的作用，但這首深蘊故國之思的詩歌，確實打動了朝中大員。還有一事也很說明詩歌的免禍功用。唐朝長慶年間，詩人李涉去南方遊歷，入夜時分，來到九江邊上的一個荒村，當時天下著雨，正準備投宿，卻被一夥強盜圍住了。強盜們喝令他交出財物免除一死。李涉的隨從對強盜說，他是詩人李涉，你們不能劫他。強盜首領說：「李涉這名字我知道，我還讀過他的詩。要真的是李涉，就放你們走。不過，我要的是證據，李涉不是能寫詩嗎？他能立成一首好詩，就證明是李涉。」那李涉稍稍鎮定心情，便口吟一絕：「暮雨瀟瀟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他時不用藏名姓，世上如今半是君。」強盜首領聽罷，露出一張笑臉來，連聲說，好好，果然是李涉。於是命令手下把財物奉還。一聲呼哨，群盜消失在夜幕中。(事見《唐才子傳》)寫詩能讓強盜退避，這在別的朝代是難以想像的。

　　在中國詩歌的歷史長河中，唐詩是個輝煌的瞬間。這個輝煌瞬間的形成，是由於詩歌繁榮所需要的條件——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諸多條件的一時兼備。後代王朝由於某些條件的缺失，遂不能使詩歌重現輝煌。全面總結唐詩繁榮的原因，對於檢討當今詩歌創作具有歷史借鑒的重要意義。

　　附錄2：論宋詞的社會功能

　　在宋代，郊遊、賞花、聽歌、觀舞、飲酒、品茶等等，是文人士大夫社會生活的基本內容，這種以娛樂為主的節序風俗和士大夫社會的生活風俗，為宋詞的發展繁榮提供了最為基本的保證。事實上，宋詞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是作為這些風俗行為的一種表徵、一種特殊的語言而存在的。在數量上佔有絕對優勢的應歌詞、應社詞、節序詞、酒詞、茶詞、壽詞的出現，便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與此同時，流行於宋代民間與士大夫社會的風尚習俗，不僅僅停留在娛樂之上，具有娛樂功能；而且還具有抒發情感、探親會友、契闊談燕的機制，具有抒情、交際的功能。而作為風俗行為的一種表徵和特殊語言的宋詞，也自然而然地具備這三大功能。換言之，作為反映社會群體的心理積習與情感趣味的宋代風俗，賦予宋詞以娛樂功能、交際功能和抒情功能。[1](P179)而這三大功能又給宋詞的生命力帶來了生生不息的源泉。

以娛樂為主的節序風俗和士大夫社會的生活風俗，為宋詞的發展繁榮提供了最基本的保證。同時，也決定了宋詞具有娛樂、交際和抒情三大社會功能。這些功能作用於宋代士大夫生活的各個領域，豐富了他們的生活情趣，促進了宋詞的大量創作。

　　一、宋詞的娛樂功能由於詞本來就是為適應酒筵花間、歌台舞榭娛賓遣興的需要而產生的，因此，宋詞的首要社會功能就是其娛樂功能。

　　（一）侑觴勸酒宋詞的娛樂功能，首先表現為侑觴勸酒。[2](P139)飲酒和聽歌，在歷代士大夫的生活中常常是相伴而行的。以詞為侑觴勸酒的手段，從中晚唐起到兩宋，都十分流行。不少詞人正是抱著這一目的而在酒席上當場揮毫的。北宋詞人黃庭堅即是如此。據清徐軌《詞苑叢談》卷一記載：「韓文公《遣興》詩：『斷送一生惟有酒』；又《贈鄭兵曹》詩：『破除萬事無過酒』。山谷各去其一字，作《勸酒》詞云：『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遠山橫黛蘸秋波。不飲旁人笑我。花病等閑瘦弱，春愁沒處遮攔。杯行到手莫留殘。不道月斜人散。』」[3](P34)他的《木蘭花令》（庾郎三九常安樂）也是一首勸酒詞。該詞詞序說：「庾元鎮四十兄，庭堅四十年翰墨故人。庭堅假守當塗，元鎮窮，不出入州縣。席上作樂府長句勸酒。」

　　很顯然，黃庭堅之所以作這首《木蘭花令》，目的就是為了勸他那位「四十年翰墨故人」庾元鎮多喝一杯酒。當時賀鑄正好路過此地，於是也在酒席上作詞為黃庭堅等勸酒。《詞苑叢談》卷一引《復齋漫錄》說：「方回詞有《雁後歸》云：『巧剪合歡羅勝子，釵頭春意翩翩。艷歌淺笑拜嫣然。願郎宜此酒，行樂駐華年。未至文園多病客，幽襟凄斷堪憐。舊遊夢掛碧雲邊。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山谷守當塗，方回過焉，人日席上作也。」

　　因此，從詞人的創作意圖和實際效果來看，這兩首詞的存在價值，首先是它的侑觴勸酒的功能。將侑觴勸酒作為作詞的目的，在宋代詞壇上實屬普遍。除黃庭堅、賀鑄的作品之外，其他詞人的作品也向我們透露了此中消息。仲並的《好事近》詞序說：「宴客七首。時留平江，俾侍兒歌以侑觴。」[4](P1665)毛滂的《剔銀燈》詞序也作了同樣的說明：「同公素賦，侑歌者以七急拍、七拜勸酒。」[4](P723)除了由詞人在詞序中說明其目的之外，更多的作品則未作說明，但是在事實上，它們中的相當一部分，在詞人創作的當初，都曾發揮過侑觴勸酒的實用功能。

　　（二）勸茶延客勸酒需要歌詞，勸茶同樣也需要歌詞。這一點，長期以來一直被人們所忽略。事實上，就宋詞的社會功能而言，它不僅用來侑酒，還用來送茶助興。元費著《歲華紀麗譜》曾說：「正月二日，出東郊，早宴移忠寺，晚宴大慈寺。清獻公（趙抃）記云：宴罷，妓以新詞送茶，自宋公祁（曾帥蜀）始。蓋臨邛周之純善為歌，嘗作茶詞授妓首度之以奉公，後因之。」[2](P140)與這一風氣相適應的，是詞人們紛紛寫作「茶詞」。

　　在宋代茶詞創作中，黃庭堅的創作數量最多、質量最高，而且影響最大。如黃庭堅詞直接標明「茶詞」的有《品令》、《惜余歡》、《看花回》、《西江月》、《阮郎歸》、《滿庭芳》等諸多詞牌。從這些茶詞中，可以知道：第一，宴後烹茶唱茶詞是為了延續酒後未闌之餘歡。如黃庭堅《看花回茶詞》上片云：「夜永蘭堂醺飲，半倚頹玉。爛漫墜鈿墮履，是醉時風景，花暗燭殘，歡意未闌，舞燕歌珠成斷續。催茗飲、旋煮寒泉，露井瓶竇響飛瀑。」[4](P521)酒歇而歡意未闌，於是便再烹清茗、唱茶詞以振余歡。再如其《惜余歡茶詞》下片云：「歌闌旋繞絳蠟。況漏轉銅壺，煙斷香鴨。猶整醉中花，借縴手重插。相將扶上，金鞍騕裹，碾春焙、願少延歡洽。未須歸去，重尋艷歌，更留時霎。」[4](P521)也是以碾點春茶，再唱艷歌來少延歡洽。第二，由於茶詞是在酒闌宴散時所歌，故而其中還含有留客和送客的意思。黃庭堅《惜余歡》詞所謂「願少延歡洽」、「更留時霎」即是如此。此外如黃庭堅《阮郎歸》詞的「絳紗籠下躍金鞍。歸時人倚闌」、《滿庭芳》詞的「歸來晚，文君未寢，相對小窗前」，則是替客人想像家人倚樓望歸的情景。

　　（三）娛賓遣興所謂「娛賓遣興」，是指作為主人的一方在迎接和招待來賓之時，運用各種方式營造輕鬆愉快的氛圍，從而使客人盡情地享受作客的樂趣。[2](P141)顯然，這也是與人們的生活情趣密切相關的。在兩宋時期，無論是君臣之間，還是文人士大夫之間，他們用以遣興的手段之一，便是唱詞、作詞。

　　清徐軌《詞苑叢談》卷六引周密《武林舊事》云：「淳熙九年八月十八日，駕詣德壽宮，奉迎上皇觀潮。百戲撮弄，各呈技藝。上皇喜，曰：『錢塘形勝，天下所無。』上啟奏曰：『江潮亦天下所獨。』宣諭侍臣，各賦《酹江月》一曲。」[3](P327)這裡所記載的是君臣在一年一度的觀潮節時，邊觀潮邊賦詞的情景。又曰：「澹庵老人胡銓《玉音問答》云：『隆興元年五月三日晚，侍上於後殿之內閣。時方欲易金人書稿。蒙賜金鳳箋，就所御玉管筆並龍腦墨、鳳咮硯，又賜以花藤席。命某視草畢，喚內侍廚司滿頭花辦酒。上御玉荷杯，某用金鴨杯。初盞，上令潘妃唱《賀新郎》令，蘭香執上所飲玉荷杯，上注酒，顧某曰：『賀新郎者，朕自賀得卿也；酌以玉荷杯者，示朕飲食與卿同器也。』某再拜謝。《賀新郎》有所謂『相見了，又重午』句。上曰：『不數日矣。』又有所謂『荊江舊俗今如故』句。上曰：『卿流落海島二十餘年，得不為屈原之葬魚腹者，賴天地祖宗留卿以輔朕也。』某流涕，上亦黯然。俄而遷坐，進八寶羹，洗盞再酌。上令潘妃執玉荷杯，唱《萬年歡》。此詞乃仁宗親制。上飲訖，親唱一曲名《喜遷鶯》以酌酒；且謂某曰：『朕昨苦嗽，聲音稍澀。朕每在宮，不妄作此，只是侍太上宴間，被上旨令唱。今夕與卿相會，朕意甚歡，故作此樂，卿意勿嫌。』某答曰：『方今太上退閑，陛下御宇，正當勉志恢復，然此樂亦當時有。』」[3](P364－365)這也是君臣相聚時以作詞、唱詞為娛樂手段的例子。胡銓還以大臣的身份，對宋孝宗說「陛下御宇，正當勉志恢復，然此樂亦當時有」之類的話，讓人聽了覺得頗含辯證之理。

　　二、宋詞的交際功能從宋代文人士大夫社會的生活風俗來看，他們作詞大多表現為應歌、應社的創作動機。以作詞相互贈答、唱和，成為宋代文人士大夫社會交際的一種重要手段。

　　（一）祝壽賀誕兩宋祝壽的風俗之盛是以往任何一個時期所難以企及的。用於祝壽祈福的歌詞，在唐五代詞中並不多見。至兩宋則大部分詞人染指其間，使壽詞創作成了一種新的詞學現象。在宋代，第一個大量創作壽詞的是晏殊，《全宋詞》收錄其存詞135首，其中壽詞有28首；南渡時期的曹勛存詞182首，壽詞有29首；南宋沈瀛存詞99首，壽詞有53首；廖行之存詞41首，壽詞有21首；而孫惟信「歲為一詞自壽」；魏了翁有詞186首，幾乎全是壽詞。據統計，現存的兩宋壽詞達1876首之多（其中題序標明祝「壽」的1270首，祝「生日」的400首，祝「生朝」的59首，祝「生辰」的35首，慶某某「六十」或「八十」的23首，無題序的89首），佔全部宋詞的8.91%。

　　從創作動機來看，這些壽詞可以分為兩類：一類用於自壽；一類用於他壽。用於他壽者，既有壽皇帝、太后、宰執、長官，又有壽同僚、親人包括父母、兄弟、叔伯、妻子、兒女，對象極為廣泛。不過，無論是用於自壽，還是用於他壽，壽詞都是慶壽祝生的風俗行為的表徵，都是一種社會交際功能的體現。

　　作為一種風尚習俗，祝賀壽辰，祈禱長生富貴，是一種約定俗成的社會行為。作為該行為的一種表徵，壽詞雖然絕大部分重複著一個不變的主題——長壽富貴，而且在近兩千首壽詞中，無論出自何人之手，無不洋溢著和樂吉祥的氣息，在風格上明顯給人以千篇一律之感，堪稱「無謂」（清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但是事實表明，當日的詞人們並不以此為嫌，而是爭相染指其間。這是因為：一方面在祝壽慶生中，自壽抑或慶賀他人壽辰，創作和進獻壽詞，成了他們諸多社會交際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禮數」之一，具有重要的社會交際功能；另一方面在勸壽酒、唱壽詞、佐清歡時，激發了詞人自我生命的慾望和律動，表現了個體的生命意識和價值。因此，在賦予壽詞以流行的、普泛化的情感和藝術效果的同時，也豐富了祝壽的表現形式，推進了祝壽風俗的盛行，反過來，又促進了壽詞的大量產生。

　　（二）禮儀交際眾所周知，宋代詞人中的一部分，其身份是「亦官亦文」的。因而，宋詞所具有的社會功能，也就隨著其生活範圍的變化而增多。如果說宋詞的娛樂功能主要體現在他們的個人生活中的話，那麼，這種社會交際功能則主要體現在他們的仕宦生涯中，尤其是在一些特殊的禮節、儀式之中。[2](P143)如當某一官員赴任、離任，或者是到各地巡視時，當地的官府大都要舉行規模不等的迎、送儀式。於是，那些「亦官亦文」的詞人便作詞相贈，或恭喜，或慰籍。

　　據宋吳曾《能改齋詞話》卷二記載：「侍讀劉原父守維揚，宋景文赴壽春，道出治下，原父為具以待宋。又為《踏莎行》詞以侑歡云：『蠟炬高高，龍煙細細。玉樓十二門初閉。疏簾不卷水晶寒，小屏半掩琉璃翠。桃葉新聲，榴花美味。南山賓客東山妓。利名不肯放人閑，忙中偷取功夫醉。』宋即席為《浪淘沙近》，以別原父云：『少年不管。流光如箭。因循不覺韶光換。至如今，始惜月滿、花滿、酒滿。扁舟欲解垂楊岸。尚同歡宴。日斜歌闋將分散。倚蘭橈，望水遠、天遠、人遠。』」[5](P149)宋祁（謚景文）即將赴壽春任職，路經維揚，維揚太守劉原父（敞）便設宴招待他，並作詞「侑歡」。宋祁出於禮貌，也即席作詞相贈。很顯然，他們的作詞，起到了很好的社會禮儀交際作用。

　　宋代大詞人蘇軾和辛棄疾也經常以詞作為社會交際的手段。宋神宗熙寧四年（1071）至熙寧七年（1074），蘇軾任杭州通判。在這三年里，杭州三易太守。在後兩位太守陳襄（述古）和楊繪（元素）離任時，蘇軾都曾經寫詞相贈。其中送陳襄的有《南鄉子送述古》、《菩薩蠻述古席上》等詞；送楊繪的有《定風波送元素》等詞。這些詞很顯然是與蘇軾作為杭州通判的身份有關的。詞人寫這些詞的主要目的便是出於禮儀交際的需要。

　　與蘇軾相似，辛棄疾的不少詞，也是其仕宦生涯中為某種禮節的需要而作。如《西河》（西江水）詞，就是在一位名叫錢佃（仲耕）的官員，從江西轉運副使移守婺州時寫的，該詞詞序說：「送錢仲耕自江西漕赴婺州。」[4](P2429)與此相對應的是，當辛棄疾自己調任他地時，也常常以詞送給那些曾經朝夕相處的同僚。即便像那首千古絕唱的《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詞，最初也是出於禮儀交際的需要而寫的。該詞詞序說：「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為賦。」[4](P2413)因此，這首詞的成功也給了我們一個新的啟示，那就是，宋詞的社會功能有時完全能夠與其審美功能完美地統一起來。

　　三、宋詞的抒情功能任何文學作品，都是作者心靈的表現，都是為了表達作者的某種思想情緒。所謂「詩言志，詞言情」、「詩庄詞媚」，就是宋詞抒情這一功能特性的最好說明。

　　（一）言情提及宋詞，人們總是把它與唐詩並舉，列為我國韻文的兩大極致，並且以「詩庄詞媚」來界定二者的區別，認為詩居正統地位，是「言志」的領地，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社會功效；而詞則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艷科」「小道」，是「言情」的工具。從實際創作情況來看，宋詞中的大多數篇章確實是用來歌詠男歡女愛、風花雪月的，具有「言情」的主導傾向。

　　作為一種新興的文學樣式，詞一旦從阡陌流入城市，從村夫傳到文人手中，便顯示出它特有的審美功能，這就是它給宋代文人提供了抒發「七情六慾」的領地。這個時期有關女子懷春、男子鍾情的生活內容在詞中得到了表現；青年男女無視禮教而約會的情事在詞中得到了展露；情人話別、夫妻分離、朋友遠行、歌妓交往以及感時傷世的種種情愫在詞中得到了透視。並且這些複雜的情感又因為內容的不同，分別形成了懷春詞、幽會詞、夫妻恩愛詞、憐香惜玉詞、送別詞、相思詞、傷春詞、悲秋詞、悼亡詞等等。也許正是緣於一個「情」字，王國維《人間詞話》才會有「詞之為體，要眇宜修。能言詩之所不能言，而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詩之境闊，詞之言長」[5](P4258)的概述。

　　（二）言志隨著北遼、西夏的經常犯邊，宋朝的國勢已漸趨衰弱，加上官場黑暗，爭權奪利之風盛行，政治紛爭時起，文人動輒得咎，貶謫流放之事屢有發生。於是，他們在冶遊歡娛的同時，也滋生了憂國憂民之心，因而感時傷世、指陳時弊之作大量出現，並且詞的境界也由身邊的「言情」擴大到家國的「言志」。

　　蘇軾是一位有著敏銳才思的大詞人，他不僅在詞中寄予了滿腔的熱情，而且借詞抒發了一生的憂憤。他認為自己「帕首腰刀是丈夫」（《南鄉子贈行》），況且還「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沁園春》）。他很想干一番經天緯地的大事業，發揮自己非凡的濟世之才。然而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在經歷了幾起幾落，嘗盡人間甘苦之後，他曾總結「人生不如意」的經驗說：「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水調歌頭》）。但是即使這樣，他仍不改報效國家、積極入世的人生初衷，「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

　　周邦彥也借作詞表達了他在仕途中的甘苦體驗和對社會、國家的高度責任感：「登臨望故國。誰識京華倦客」（《蘭陵王柳》）。在經歷了幾度的返、離汴京的羈旅生活之後，他深深地嘗到了人生的艱辛，認識了人世的複雜多變。他曾經試圖讓自己忘卻身外之事，卻是「不堪聽、急管繁弦」（《滿庭芳》）；他也曾經自寬自解，「無事小神仙」，卻「驚覺。依然身在江表」（《隔浦蓮》），因而免不了生出幾番感慨：「楚客憶江蘺。算宋玉、未必為秋悲」（《紅羅襖》）。在這些詞中，詞人的情緒雖然有些抑鬱，意志卻是那麼堅強，表現出了一個文人在仕途迷茫、情緒憂鬱的情況下仍然不屑與世浮沉、不忘國家的人生態度和高度的社會責任感。

　　如果說北宋詞主要反映了當時文人積極入世、感時傷世的憂患意識的話，那麼，南宋詞則隨著國家、民族的危亡，轉向了愛國主義這一重大的社會主題。綜觀整個南宋詞壇，寫愛國題材、表現愛國情懷的詞人不絕如縷，如李綱、張元干、岳飛、陸遊、張孝祥、辛棄疾、陳亮、劉過……等等。正是愛國文人們的這種「壯懷激烈」的心態，給宋詞注入了一股浩然之氣，從而揭開了宋詞發展史上嶄新的一頁，並使宋詞的整體格局發生了巨變。於是，在宋詞中，「女性形象逐漸讓位於男性形象，男子漢逐步登上了詞世界的統治地位」。[6](P63)因而，慷慨激壯之氣，遍被詞林：「擁精兵十萬，橫行沙漠，奉迎天表」（李綱《蘇武令》）；「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岳飛《滿江紅》）；「當年萬里覓封侯，匹馬戍梁州」（陸遊《訴衷情》）；「舉頭西北浮雲，倚天萬里須長劍」（辛棄疾《水龍吟》）。聽著這一聲聲的怒吼，誰還能夠說詞一定應該是「要眇宜修」、「深美閎約」的呢？

　　綜上所述，宋詞的三大社會功能，作用於宋代文人士大夫生活的每一個領域，豐富了他們的生活情趣，促進了宋詞的大量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