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語境論的歷史解釋研究

作者：山西大學科學技術哲學研究中心　殷傑

維特根斯坦的名言「全部哲學都是語言批判」是對於哲學語言學轉向的精準概括。但是，語言學研究範式是不斷演變的，不能一概而論。在20世紀，語言哲學經歷了「語形—語義—語用」三個研究階段，自70年代以來，分析哲學和語言哲學已經發生「語用學轉向」（thePragmaticTurn），從對語言和文本之意義的探求轉向了實踐層面的交流和使用的研究。然而，懷特等敘述主義者雖然標榜自己是從史學實踐來切入文本研究，卻在實際的歷史解釋中將文本性置於首位，以至於顛覆了歷史事實與文本敘述之間的關係，導致其敘述和解釋理論脫離了社會、文化語境而完全在文本語境中「兜圈子」。因此，從歷史學家的實踐來重新考察「語境論歷史解釋何以可能」，成為極為迫切的問題。

在思想史研究中，自1969年昆廷·斯金納（QuentinSkinner）發表綱領性論文《觀念史中的意義與理解》以來，歷史語境論的解釋策略逐漸成為該領域的核心範式，有些學者甚至將這一研究實踐稱為思想史中「斯金納式的革命」（SkinnerianRevolution）。斯金納敏銳地把握到傳統思想史研究中的文本中心主義預設及其導致的將經典文本視為「永久性智慧」的謬誤。這種研究路徑在文本解讀和理解上忽視了作者意圖和語境因素，往往將文本的問題情境錯置，認為經典文本就應該是系統地回答某一思想主題中所有問題的學說，從而把作者的隻言片語當成微言大義來比附於相應主題，強行把文本理解為前後一致的融貫性整體，甚至以讀者的「後見之明」將某些意義強加於作者。事實上，斯金納所提倡的「跨文本的、語境論的」（intertextualcontextualist）歷史解釋，將思想史中的文本和主題視為不斷變化的問題及其相應解答（即柯林伍德所謂的「問答邏輯」），其思想史研究不只是對文本意義的解讀，他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思想家提出思想和寫作文本的特定時代的普遍性話語之上，而這種話語就是語言、社會和文化語境。斯金納借鑒日常語言學派哲學家奧斯汀（J.L.Austin）的「言語行為」（speechacts）理論，指出政治思想史研究應將文本視為「行動」，考察文本產生的思想語境和政治語境。這樣一種歷史解釋就超出了文本的界限，而將文本與行動之間的張力凸顯了出來。從本質上講，斯金納的解釋策略十分強調對文本的語言學語境（linguisticcontext）的把握，這一點與敘述主義解釋並無二致。但是通過斯金納式的努力，我們能夠揭示出文本中的意圖和行動隱喻，從而融合文本性和語境性，構建出一種語境論的解釋理論模型。

總體來看，當代歷史解釋研究已經超出了傳統的行動解釋的論域，進入到了對解釋的語言、文本和敘述維度的考量，歷史解釋本身已經文本化了，而歷史事實也變成羅蘭·巴特（RolandBarthes）所謂的「語言學上的存在」。懷特的語境論歷史解釋雖然揭示出歷史編纂過程中語言語境與文本之間的緊密聯繫，但並沒有真正將史學實踐中對於事實和證據的依賴考慮進去。而奧斯汀等人所揭示的言語行為的以言行事（ilocutionary）功能卻為我們考察文本之中蘊含的行動意向提供了思路。斯金納的歷史語境論就是在這種語用學維度下建構歷史解釋的一種有益嘗試，這與歷史解釋的實踐訴求不謀而合。在史學實踐中，文本與行動、話語與語境都是密切關聯的，我們很難忽略其中任何要素來片面地談解釋。此外，作為歷史編纂和史學理論的核心論題，歷史解釋的根本目的是對歷史現象進行意義建構，而意義的生成和建構都是在文本、行動與語境的互動中實現的，因此，語境論作為一種橫斷性、整體性的研究綱領，能為歷史解釋問題的求解提供一種新的理論範式和平台。

來源： 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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