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從政治破產到社會分裂

06-14

佔領華爾街的運動，已經維持了20多天。這個本來由很少數人發起的運動，沒有明確的綱領，更無嚴密的組織，一度連左翼媒體也對之不屑一顧。如今則早已不是星星之火。雖然是否能像參與者宣稱的那樣蔓延到美國上千個城市還需要觀察，但這場運動無疑正在發展成一股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其支持者中，包括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克魯格曼，華爾街大亨索羅斯、巴菲特，以及相當多的作家、知識分子、好萊塢名流。

　　奧巴馬總統審慎地承認這一抗議運動表達了老百姓的挫折感。共和黨政治家，特別是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則旗幟鮮明地反對，甚至稱運動的參與者是「暴民」。

　　雖然這場運動整體上還相當理智，但還是讓人們聯想起久違了的六十年代的街頭政治。美國社會和政治究竟發生了什麼？是否正在退回六十年代那種抗議的時代？　

選民多屬溫和政黨立場強硬

　　一位資深媒體人士深有感觸地把兩個時代作了一番對比。在六十年代民權運動中，美國社會彷彿是處於內戰狀態。黑白雙方的極端主義者，都採取了恐怖主義策略，製造了一系列惡性事件。但是，即使在這一你死我活的拚鬥中，政治家們還是非常理性的，兩黨不停地進行合作，推動了一系列的改革。彈劾尼克松總統，是兩黨團結起來的行動。這種跨黨派的合作，今天已經不能想像了。如今的美國，則如一系列民調所揭示的，大多數選民實際上是溫和的中間派，願意並希望接受各種妥協，解決國家面臨的問題。在總體上社會還是相當和諧的。但是，政治家們則把民主制度的壞處發揮到了極致，都想把對方的事情搞砸，以謀取自己的政治利益。結果，在債務上限這種本來走個形式的小問題上，也互相把政治對手當人質，手法形同恐怖主義。這導致了正常的政治程序的失靈。最終逼得社會不得不走向極端主義。

　　舉例而言，在解決財政赤字的問題上，民主黨傾向於增稅，共和黨傾向於消減政府開支。經濟學家們算來算去，發現單純增稅或消減開支都無法清理債務。如果兩黨妥協，共和黨同意增稅，民主黨同意消減開支，這樣雙管齊下，債務問題就解決有望了。但是，在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辯論中，主持人問是否有人同意每消減10美元的聯邦財政開支就增加一美元的稅，主要候選人竟沒有一個敢支持。固然，減稅在理論上能夠刺激增長，進而增加稅源。但這種增加，往往被誇張了四倍，屬於畫餅充饑。從戰後的歷史看，高稅率的五十年代是高經濟增長期；布希主政的8年稅率最低，經濟增長最慢。怎麼能假設一減稅經濟就增長，然後把所有政府的財政建立在這種違反近期經驗的假設上呢？這叫什麼財政責任？

　　共和黨這種一步不讓的強硬立場，使兩黨之間的討價還價成為不可能。堵死了妥協之路，一定要你吃了我，或我吃了你，這還叫什麼民主政治？

美國民主制度的瑕疵

　　這種政治的極端主義，揭示了美國民主制度本身的瑕疵。這種瑕疵一旦被政客們利用，就會被不斷放大，導致政治的破產。　其中一個最大的制度瑕疵，就是兩黨的預選制度。在這種制度框架內，無論是總統、議會、還是州長的選舉，兩黨候選人都要通過本黨預選才能進入最後一輪競爭。一般而言，美國選民中民主黨、共和黨和中間派人士各佔三分之一。兩黨預選，就要求候選人在最右的和最左的三分之一中勝出。這就使中間派人士基本沒有可能在預選中出頭。於是，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候選人必須先走極端。更可怕的是，這種制度總是傾向於把極端分子推上政治舞台。

　　一般而言，政治極端主義者往往熱情比較高，投票積極。他們在最右或最左的三分之一選民中，哪怕人數不佔優，也很容易獲得主流地位。里根的保守主義革命後，保守主義日趨激進，到1994年，就出現了金里奇帶領國會兩院共和黨通過財政手段讓政府關門的極端行動。到了布希上台，他發現根本不必考慮中間選民的意志，只要抓住極端保守主義的基地，就可以立於不敗之地。這是共和黨越來越極端的重要原因。

　　民主黨則在「偉大社會」之後，完成了一個馴化民權運動的反叛主義的過程，逐漸轉向中間立場，進入政治主流，最後由柯林頓完成了「新民主黨」的構建。奧巴馬雖然比柯林頓左傾一些，但本質上沒有偏離「新民主黨」的精神，即更多地容納保守傾向的民主黨人和中間選民。這就使民主黨顯得比較兼容並包。當然，這種兼容並包並非沒有陣痛。2000年大選，極左翼對民主黨主流的中間立場不滿，投到了納德爾的綠黨旗下，分走了選票，導致了布希8年的統治。付出如此慘重代價後，民主黨內的極端勢力得到了抑制。奧巴馬上台後，依然試圖走中間路線，希望和對手進行妥協，達成更廣泛的政治共識。可惜，共和黨內的政治生態更有利於極端勢力的發展。特別是茶黨的興起，使共和黨政治家不敢往中間邁一步。奧巴馬妥協來妥協去，什麼也贏不回來。這樣，他就成了一個軟弱的總統，在本黨內也喪失了信譽。所以，一些自由派人士覺得左翼也需要茶黨運動，雖然他們要努力使這種運動不削弱奧巴馬的政治資源。這恐怕也是佔領華爾街運動的一個大背景。

　　但是，這種激進的政治運動，很容易走火入魔、一發而不可收。美國社會的總體政治傾向還是溫和的。只是選舉制度和兩黨內部政治生態劫持了理性的政治過程。政治被黨爭所分裂，陷於破產之境地，於是把本來相對溫和的社會逼入極端主義之途，這才是最可怕的。

　　兩年前一位民主黨戰略家在《紐約時報》撰文，稱美國的選舉制度應該學習歐洲。比如，各州的預選如果跳出兩黨框架，進行全州選舉；預選中勝出的前三名進入最後一輪決戰。這樣一來，政治家們從一開始就要關注大多數選民的利益，而不是遵守最右或最左的三分之一選民的立場。可惜的是，美國的民主歷史甚久，這樣的改革在可預見的未來也只能是紙上談兵。

　　作者是美國薩福克大學歷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