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清華最貧窮也最「富有」的時光

　　1946年5月3日，西南聯大中文系全體師生在教室前合影。二排左起：浦江清，朱自清，馮友蘭，聞一多，唐蘭，游國恩，羅庸，許駿齋，余冠英，王力，沈從文

　　說到聯大的自由民主，就不得不說梅貽琦治校有方，他並無高級學位（榮譽博士學位受贈於1940年），卻能率領博士群，人人佩服。有人評價，梅貽琦的一生僅僅做成了一件事，那就是成功地管理清華並奠定了清華的校格，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師資人才的嚴格遴選和延聘；二是推行一種集體領導的民主制度，實行「教授治校」。當時校委會秘書長楊振聲是中國文學教授，教務長是社會學教授潘光旦，建設長是教育學教授黃鈺生。昔日聯大學生、南開大學化學系教授申泮文說：「在校領導班子中絕對沒有非教閑雜人等濫竽充數，所以也就沒有外行領導內行的問題了。」

　　梅貽琦身上帶有鮮明的「清華性格」：少說多做，有「寡言君子」的雅號，教授們提出管理學校的策略，梅貽琦發表意見時通常只說三個字：「吾從眾。」始終笑容可掬。他的夫人韓詠華在與他結婚前，曾被人善意警告：「告訴你，梅貽琦可是不愛說話的呀。」韓詠華說：「豁出去了，他說多少算多少吧。」學生為這位輕易不發表意見的校長做了一首打油詩：「大概或者也許是，不過我們不敢說，可是學校總認為，恐怕彷彿不見得。」陳寅恪曾說：「假使一個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說話那樣謹嚴，那樣少，那個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梅貽琦1914年從美國留學歸來，到清華任教，1931年出任清華校長，年僅42歲。此後直到他在台灣去世，一直服務於清華，被譽為清華的「終身校長」。清華學生有「驅逐校長」的傳統，但是無論什麼時候，學生都「擁護梅校長」，有人問梅貽琦有何秘訣，他說：「大家倒這個，倒那個，就沒有人願意倒梅（霉）！」

　　暴雨與轟炸打斷課堂

　　聯大師生生活之艱難貧困是難以想像的，大多數學生家在淪陷區，經濟來源斷絕，只能靠政府發放貸金，而當時中國物價飛漲，不僅學生的貸金不足以糊口，教授們的工資也無法養活家人。學校食堂做飯用的是陳米，學生戲稱之為「八寶飯」：「八寶者何？曰：谷、糠、秕、稗、石、砂、鼠屎及霉味也。」教授也跟學生一樣吃不飽飯，金岳霖、朱自清等人組成種菜小組，推舉植物學家李繼侗當種菜組組長，生物系講師沈同當「種菜助理」，所有教授出力、澆水、施肥，菜豐收了，吃起來格外香。「剛毅堅卓」的校訓，在聯大師生身上得到充分體現。

　　學生宿舍是茅草屋頂，昆明多雨，一到下雨天屋頂即漏水，住在上鋪的同學把臉盆、水桶、飯盒都拿來接水。教室的條件稍好一些，用鐵皮作屋頂，但暴雨打在屋頂上聲如急鼓，老師講課的聲音根本聽不到。法商學院教授陳岱孫歷來以完美掌控講課時間聞名，每堂課他講完計劃內容後，說一聲「下課」，鈴聲立刻打響，萬無一失，令人稱奇，可是昆明的暴雨時常打亂他的計劃。一次，他正講到得意處，忽然一陣急雨，聲音大得使他無法講下去。他想了一下，在黑板上寫了四個大字：「停課賞雨」！同學大笑，陳岱孫一臉無可奈何。

　　更多時候，教師的課不是被大雨打斷，而是被敵機轟炸打斷，歷史系教授雷海宗有一次上課時想不起來上節課講到哪裡，就問一個筆記記得最詳細的女生：「我上一課最後說的是什麼?」這位女同學打開筆記看了看說：「你上次最後說：『現在已經有空襲警報，我們下課。』」

　　1939至1940年間，空襲警報兩三天一次，有時甚至一天兩次，當時飛虎隊尚未來華，昆明上空毫無防範力量，日軍又以西南聯大為主要攻擊目標，警報一響，師生就要立即放下書本跑到山溝里掩護，俗稱「跑警報」。「跑警報」本是生死關頭，卻被師生解讀的十分浪漫，當年的聯大學生汪曾祺寫到：「『躲』，太消極；『逃』又太狼狽。惟有這個『跑』字於緊張中透出從容，最有風度，也最能表達豐富生動的內容。」國文系教授劉文典說：「教授跑警報是為保存國粹，學生跑是為保留下一代希望。」劉恃才傲物，一向瞧不起只有小學文憑的沈從文，有一次跑警報，他回頭髮現沈從文也在跑，說：「我劉某人是替莊子跑，你替誰跑？」

　　教授們不僅學術造詣深厚，他們的學風和敬業精神對學生更有深遠的影響。朱自清患有嚴重胃病，在昆明因為飢一頓飽一頓更加嚴重，有一次得了痢疾，還堅持連夜批改學生作文，妻子勸他休息，他說「我答應明天給學生的。」書桌邊放著馬桶，整整改了一夜作文，拉了30多次，第二天人都脫了相，臉也沒洗就去上課了。潘光旦右腿膝蓋以下截肢，行動不便，他住在郊區，要請人抬他到學校上課，從不遲到。力學教授周培源住處離聯大20餘里，沒有公路無法坐車，他只好買了一匹馬，每天早上騎馬先送兩個女兒上學，再騎到聯大。陳岱孫不會騎自行車，於是也買了馬。周培源與陳岱孫都是清華園裡有名的「帥哥」，相貌英俊，身材高大，兩人騎馬上課成為聯大一道風景線。

　　從學術中心到民主堡壘

　　「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這是西南聯大紀念碑碑文中對聯大的準確定位。聯大並不是從一開始就是一個「民主堡壘」，1941年以前，師生非常珍惜難得的學習環境，潛心於民族文化的傳承與創造，對國民黨及國民政府還抱有極大信任，支持國民黨領導的抗戰，期望齊心協力度過民族危機，聞一多1945年曾撰文回憶到：「人們對蔣委員長的崇拜與信任，幾乎是沒有限度的」。「先生和同學那時都注重學術研究和學習，並不像現在整天談政治，談時事。」

　　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國民黨加強對意識形態的控制，封報館，逮捕進步人士。當時的教育部長是陳立夫，他推行以黨治校，通令高校「整頓學風」，委派國民黨官員在高校設立「訓導處」,師生強烈反對。1942年，聯大發起「倒孔（祥熙）運動」，民主運動日趨成為校園主流。1945年12月1日，聲勢浩大的「一二·一」運動爆發，各校學生罷課，爭民主，反內戰，聯大出動100多個宣傳隊，到街頭、工廠、郊區宣傳。但學生運動遭到血腥震壓，大批國民黨特務和軍人分途圍攻西南聯大和雲南大學等校，毒打學生和教師，並向學生集中的地方投擲手榴彈，炸死4名青年學生和教師，其中包括西南聯大女生潘琰。就在聯大準備北返復校前夕，國民黨又在昆明製造了「李聞慘案」,殺害了民主人士李公朴和聞一多。

　　懷著極度悲傷憂慮的心情，梅貽琦處理完最後一批遺留事務，回到北平那滿目瘡痍的清華園，帶領師生致力於復校事業。經過八年抗戰，清華師生增加到3000人，其中從昆明來的有900多人。設立文、法、理、工、農5個學院，26個學系，清華大學成為一所國內一流的綜合性大學。

　　國共內戰已經打響，當年同甘共苦的聯大師生面臨著兩條道路的選擇，政治分歧日漸鮮明。梅貽琦一心投身教育，他曾在日記中寫道：「余對政治無深研究，於共產主義亦無大認識。對於校局，則以為應追隨蔡孑民先生兼容並包之態度，以恪盡學術自由之使命??此昔北大之所以為北大，而將來清華之為清華，正應於此注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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