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話文章】關於錢謙益的一些看法

關於錢謙益的一些看法

　　中國人特別講究「節」，什麼叫做「節」?按照孔子的說法：「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這就叫做節;按照曾子的說法：「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這就叫做節；按照孟子的說法：「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這就叫做節。其實，節的核心內容，還是「從一而終」，你最初選擇了什麼，就要永遠忠實於什麼，無論遇到什麼艱難險阻，困苦危難，都毫不動搖；即使你後來發現你的選擇是錯誤的，或者你所選擇的東西本身發生了逆轉，你也不能後悔，否則就是「失節」。比如女人，你嫁了一個男人，「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無論這個男人是個什麼東西，無論他怎麼對待你，你永遠也不能背棄他，即使他死了，你也不能改嫁另外一個人——這是在倫理道德領域。在政治領域，指的則是對於一君一主、一朝一姓的忠誠，無論這個君主是明是昏，是仁是暴，這個王朝是使百姓安居樂業，還是置百姓於水深火熱，是蒸蒸日上，還是日薄西山，你都要毫無保留地效忠於他。如果你中途發現，你所忠於的東西與你最初信奉時所看到的、所希望的並不一樣，或者原本一樣，後來對方變化了，向著壞的方向變了，你也不能改變。這就叫「好男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如果你改變了，便叫做「大節有虧」。在夫婦關係上，便叫做「**」，在君臣關係上便叫做「叛臣」，總而言之，是非我族類，人人得而誅之。

　　隨著時代的進步，對於「節」的某些觀念，已經有所改變，比如，在夫婦關係上，「烈女不嫁二夫」這個堤防已經突破了，現在，離婚、改嫁，已不再是有辱門庭的恥辱之事，甚至變得十分時髦；而「烈女」、「節婦」也不再是對女子的褒獎了。其實在這個領域，即使在古代，甚至在理學最為盛行的宋代，藩籬也不是那麼嚴密，李清照不是改嫁了嗎，唐婉(陸遊之妻)不是也改嫁了嗎，她們也並沒有被當時的人所鄙視。

　　然而，在政治領域，「好男不事二主」的觀念，幾千年來根深蒂固地存在於人們的腦海之中，前不久獲得茅盾文學獎的長篇歷史小說《白門柳》，寫的是明清之際的一段歷史，作者對其所寫人物的評價，所持的便是這種標準。作品的主人公為大名鼎鼎的錢謙益。

　　錢謙益(公元1582～1664)生活在明清易代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在這種改潮換代之際，處境最為尷尬的，便是那些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以君臣大義、倫理綱常為安身立命之本、出處行藏之則的大臣們。拉棋造反的頭兒們，如劉邦、楊堅(隋文帝)、李淵(唐高祖)、黃巢、趙匡胤、朱元璋、李自成等無所顧忌，成者王侯敗者賊，豁出去賭一場。亡國之君們，如劉禪、孫皓、陳後主、李後主、宋徽欽二帝、明崇禎等，更是無可選擇，氣數已盡，在劫難逃，只好拱手將江山讓給別人，至於自己的生死存亡，節烈點的，以身殉國，如崇禎，但幾千年也只有他一人而已，其他的只好聽天由命，完全交由新主子安排。老百姓更是無所謂，自古以來，只有所謂「忠臣」，

　　沒聽說有什麼「忠民」，誰掌權，他們也是耕田種地，當差納糧。掌權者管得松點，使他們能吃上口飽飯，過上點安生的日子，他們便是順民；被掌權者逼得活不下去了，就揭竿而起，便成了亂民。惟獨大臣們，一個「忠」字，如同思想和精神的緊箍咒，牢牢地控制著他們。「忠臣不事二主」，這是一個臣屬必須奉行的基本原則，至於這個「主」是個什麼樣的，是昏是明，是殘是暴，可以不必管他；

　　而在這個「主」的統治之下，老百姓是死是活，更是無須放在心上。原來所謂的「忠」，只是忠於君，忠於上，而不是忠於民，忠於下。如果那些被爆君壓迫得活不下去的老百姓敢於犯上作亂，那就毫不留情地鎮啞他，扼死他。

　　幾千年來，幾乎所有的臣屬們都是這樣做的，他們得到官方和正統史學的肯定、讚揚。如果有人敢於對造反的百姓表示同情、甚至起而響應，那就是亂臣賊子，會被管方和正統的史學所否定，被口誅筆伐。

　　這裡所說的改朝換代，僅僅指的是江山易姓，如漢取代秦，唐取代隋，清取代明，至於一家一姓之內的帝位更迭，則不在此例。如韓愈、白居易等一生歷仕多位李唐皇帝，誰也沒有說他們不是忠臣。當然也有例外，如明朝的朱棣取代朱允炆，鬧得不可開交的雙方，原本是一家人，你讓做臣下的如何是好?方孝孺等人只承認既成事實，選擇了維護舊主。當時作這種選擇的，有一大批人，光李贄在《續藏書》中以「遜國名臣」名目開列的名單，有名有姓的就有約二百人，尚有四百餘人沒有留下姓名；據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記載，株連而死的，竟多達兩千餘人。為了一個孱弱的皇帝，竟然有那麼多人付出了生命，那景象，也真令人驚心動魄!但也有些人作了另一種選擇，即擁立新主，除姚廣孝外，還有不少是建文帝所倚重的大臣，如當朱棣打到南京時，開門迎降的，竟是原來受命討伐朱棣的大將軍李景隆。這是一種地地道道的背叛，但《明史》也沒有將他列入奸臣名單。

　　朱棣當上皇帝以後不久，就將首都遷至北京，南京成了「留都」。歷史彷彿真的有著某種輪迴，誰能料到，過了二百多年以後，明朝又會再一次以南京為首都呢?那是在崇禎弔死北京，明朝正式滅亡後，南方的一批明臣又挑出了個皇室後裔朱由崧充當皇帝(即所謂弘光皇帝)，在南京又支起了攤子，史稱「南明」。但這個小朝廷只支撐了一年，公元1645年6月，清兵佔領南京，這個小朝廷便宣告滅亡。這是一次真正的改朝換代，江山不只易姓，而且易族，由漢族的朱氏王朝，改易成滿族的愛新覺羅氏。可這一次卻沒有那麼多的人前赴後繼為這個小朝廷殉難了，留在南京城中的大臣，絕大多數都選擇了投降，其中包括禮部尚書錢謙益。

　　在明末清初的政治舞台上，錢謙益可是一個很有點影響的人物。他的仕途並不順利，他於萬曆三十八年中進士，直到崇禎十七年明亡，在前後長達三十五年的時間內，三起三落，旋進旋退，全部任職時間加在一起也不過五六年左右，談不上什麼政績。他的出名，是由於他出色的文才，被視為江左三大家之一；又因為他曾經參與了東林黨人反對魏忠賢閹黨的活動，還被視為士林領袖之一。

　　明亡後，他作為留在南方的大臣，參與了南明小朝廷的建立，此時他已是六十三歲的老人了。當時可供作為皇帝的人選，有兩個，一是福王朱由崧，他是崇禎之弟；一是潞王朱常膟，他是崇禎之叔。按資格，應當是福王朱由崧當皇帝，可此人早已以昏聵著稱，有七大劣跡：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兵部尚書史可法等人主張立潞王朱常膟，錢謙益也同意這一主張，可奸臣馬士英和阮大鋮先斬後奏，搶先一步將朱由崧推上台。阮大鋮原屬閹黨，是東林黨人的冤家對頭，此時重新得勢，要尋機報仇，準備以反對朱由崧為由，對東林黨人下毒手。當正義與邪惡又一次較量時，錢謙益表現了可鄙的軟弱，他居然上書，稱頌馬士英擁立之功，並為阮大鋮鳴冤，這樣，他便背棄了自己的過去，向惡勢力妥協投降，成為一個大節有虧的人物。

　　而當清軍兵臨城下時，他又參與了開城迎降的活動，這更被視為是他一生最大的污點，而為青史所不齒。直到今天，依然被某些史學家視為知識分子的反面教材。

　　筆者無意也無力對錢謙益一生的功過是非做出全面的評價，但他最為後世所詬病的降清一事，是否就真的一無是處了呢?

　　公元1645年，清兵在豫親王多鐸的率領下，大舉南進。此時南明的小朝廷在幹什麼呢?皇帝朱由崧忙著選美女；馬士英、阮大皐等忙著排異己，殺忠臣；幾支主要的軍事力量，即所謂「江北四鎮」的首領們，忙於內訌；另一支部隊的首領左良玉，以「清君側」的名義，忙於向南京進兵；被倚為國家柱石的史可法，忙於在各派政治勢力之間苦苦周旋。誰也沒有將抗清的大事放在心上，於是，清兵一路長驅直入，四月中旬，直逼揚州城下。史可法困守孤城，部下紛紛投降，他以四千人之眾，抗擊數萬清兵，處於絕對劣勢。他自知難免一死，事前曾寫信給家人，囑咐他死後將他安葬在朱元璋的陵旁，又囑託部下，兵敗後，將他殺死，不要落入敵手。這一場守衛戰是慘烈的，使清兵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最後終於還是以失敗而告終。四月二十五日，揚州陷落，史可法以身殉國。揚州人的堅強抵抗，使清兵十分惱火，入城後，便以血腥的屠殺進行了報復，十天之內，殺人多達八十餘萬。後世將這一慘案稱之為「揚州十日」。五月初一，清兵列陣長江，南京群臣居然向朱由崧說什麼「北馬畏熱，必不渡江!」當初九黎明，清兵出現在長江南岸時，江防駐軍全部潰逃；當京口潰兵逃回南京時，南京大為震驚，而那個昏皇帝尚沉醉在酒宴中。十日半夜，他騎馬逃出南京。十一日，馬士英以四百貴州兵為護衛，挾逼朱由崧的母親及妃子逃往浙江。此時的南京，上無可忠之君，下無主事之臣，內無守城之將，外無勤王之兵，已經成為清兵的囊中之物。十五日，多鐸進駐南京，於城北紮營。

　　此時此刻，尚留在南京城內的大臣們，應當如何是好?可以有三種選擇：一是抵抗，二是逃命，三是出降。抵抗的後果是顯然的，個人的犧牲固然可以博得個「忠貞」的好名聲，如史可法，但南京數十萬生靈的性命，將可能遭到同揚州人同樣的結局，甚至更悲慘；逃命能否成功，尚是未知之數，即使個人撿得一條命，南京城數十萬百姓的身家性命難道應當置之度外嗎?出降是可恥的，個人的名節從此掃地以盡，在歷史上也會留下千古罵名，但南京城近百萬百姓的性命也許可以得到保全。

　　以京營總督趙之龍、大學士王鐸，包括錢謙益在內的數百名文武官員選擇了後者。他們何以作這種選擇?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不排除貪生怕死，有些人甚至還想以此為契機，改換門庭，在新主子那裡重新謀求功名富貴，但有沒有避免揚州悲劇重演這個因素在內呢?

　　至少在錢謙益那裡是有著這種考慮的。南京百姓保住以後，錢謙益在給蘇州等四郡長官的親筆信中提出，如今是「大事已去，殺運方興」，「為保全百姓之計」，不如舉郡以降。有人以為這是為虎作倀的勸降書，錢謙益自認為此舉有保全江南百姓生命財產之功。我們又如何來評價其間的功過是非呢?

　　讓我們還是以聖人之是非為是非吧!儒家說過「君君，臣臣」，這是封建政治倫理綱常的核心。首先是君要像個君的樣子，然後臣才應該和能夠盡到臣的職責；如果君不君呢?臣也就難以為臣了。錢謙益走上政治舞台以後，歷仕萬曆、天啟、崇禎、弘光四帝，這四個人，哪一個可以算得上是個稱職的國君?萬曆、天啟向來以昏聵著稱，我們姑且不論；就是那個自詡為「朕非亡國之君」的崇禎，他初時了了，後則不佳，聽信讒言，用人一再失誤，枉殺袁崇煥，自毀長城，明朝的滅亡他難辭其咎；至於朱由崧，他連稱昏君都不夠資格，他根本就是一個出身皇家的流氓無賴。這樣的君，難道還應該忠、值得忠嗎?

　　有的論者以為，「在當時，南方半壁江山尚在，江南各地軍民都在浴血奮戰，共同的信念是寧死不做亡國奴。那麼，錢謙益以江南縉紳文人領袖與降清大臣的雙重身份，寫信差人到各地勸降，究竟是在幫誰的忙呢?即使他當時的動機確實是保護民力生齒，而客觀上則起著瓦解南方抗清志士的鬥志的作用。歷史上每次愛**衛戰中，都有舉城投降與血戰到底兩大類型。主動請降則可保生齒，血戰到底則全城遭屠，對這兩種方式幾乎無法用一種統一的價值標準去衡量。主動請降固然有保全民生的客觀效果，但我們能說這比血戰到底更明智、更可取嗎?何況在錢謙益曉諭四郡速降免戮之時，還很難說當時的抗清鬥爭已經是無謂的犧牲了。」(張仲謀《貳臣人格》)

　　的確，南京淪陷後，又一批明朝大臣先後擁立了幾位皇室後裔唐王、魯王、桂王，在浙東、福建、雲貴一帶，各自稱帝，繼續堅持抗清鬥爭達十幾年之久，錢謙益的得意門生鄭成功、瞿式耜便是這些抗清勢力中的中堅力量，直到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桂王朱由榔被俘身死，這場抗清鬥爭才算最終結束。

　　對這場鬥爭，錢謙益是什麼態度呢?我們知道，錢謙益降清後，被送到北京，清廷授他以禮部右侍郎之職，可他投降而未投靠，只幹了半年，便借口有病還鄉，從此隱居不出，一直到十八年後病逝。在這十八年里，他同抗清勢力一直保持著密切聯繫，為他們出謀劃策，並傾全部的財力物力，支持抗清勢力，以及那些在抗清鬥爭中犧牲者的家人。他本來有個頗為殷富之家，到他臨死時，竟然家徒四壁，他甚至沒有為自己留下一點操辦後事的錢財。他在自己的詩文里，更是抒發了深沉的故國之思和對清政權的敵對情緒，也正是因此，使得乾隆皇帝龍顏大怒，下令為明朝降清的官吏創修《貳臣傳》。中國的「二十四史」沒有「貳臣傳」這個名目，直到清朝才出現，而這可以說是專為錢謙益等人而設的。

　　由此，我們可以相信，錢謙益所說的「為保全百姓之計」，並不是一種自辯，而是可信的。亞聖孟夫子說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也是儒家要義之一。筆者以為，對錢謙益的降清之舉，可以從這裡得到解釋。

　　明朝的皇帝沒有幾個像樣的，到了崇禎，它也該壽終正寢了。它的滅亡，是歷史的必然。弘光帝朱由崧，在明朝皇帝系列中，是一個編外人物，卻集中了明朝皇帝的一切劣根性，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紈絝子弟。在那國難當頭的嚴峻歲月，他毫無抗擊清兵、重整帝業的打算，終日沉溺於酒色之中。他的宮中有一副對聯：「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這是一個什麼人，也就可想而知了。這個小朝廷，連一點迴光返照的跡象都沒有，只是一派尸居餘氣，難道還應該要求人們為它而殉葬嗎?為保留它而做的任何努力，都是保留黑暗，保留腐朽，這難道值得肯定嗎?如果那種節操是值得肯定的，那麼，獨擅南明小朝廷大權的馬士英倒應該算是一個具有節操的人了，因為他始終沒有投降清人，南京危機之時，他挾弘光帝的母親出逃，最後被清兵捕獲，斬首而死。但誰都知道，他是一個罪大惡極的大奸臣。

　　明末東林領袖錢謙益在無數野史筆記里，彷彿就作為一塊笑料存在著：

　　清兵入關後，柳如是讓他蹈水殉國，他試了一下水說：「不行，水涼。」他寫給柳如是的《催妝詩》被世人當做艷詩嘲諷「謙益愈放廢」了；清廷招他北上做官，他就答應了，動身那天，柳如是特地穿上象徵「朱明」的紅袍為他送行，把錢謙益和同行的降臣們羞的無地自容；經清廷朝議返鄉後，和柳如是坐船出遊，被砸得滿船都是磚頭瓦塊；七十多歲時，他被惡名摧煎地要尋死，柳如是嘲諷他「現在才想死，晚了！」……不可全信，但終歸是無風不起浪。

　　初知「秦淮八艷」的故事，最喜歡的是李香君，侯方域投清後李香君與他毅然決裂，死前遺言「國土已亡，懸棺而葬」，真是亮烈難犯的揚眉女子。而柳如是雖然也性情剛烈，和李香君相比還是太弱了，感覺她之所以包容了錢謙益的一切，是一個疲憊不堪的歡場女子對「救風塵」的男子心存的一份恩情。

　　直到看了陳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別傳》和其他一些資料，才覺得柳如是其實更是「通權達變，大義凜然，苟利家國，生死以之」的女中丈夫。南宋洪邁曾這樣評價女子英烈：「能以義斷恩，以智決策，斡旋大事，視死如歸，則幾於烈丈夫矣！」王書奴曾稱讚柳如是「亮節高風，柔情俠骨，其可歌可泣舉動，真非晚近士大夫所能做到的。」河東君柳如是當是受之無愧。

　　國難當頭時，南明小朝廷的文武官員們騎坐牆頭「闖至則降闖，獻至則降獻，一降不止則再」，其無恥喪德不說也罷。既同樣在去國懷鄉的悲涼與屈辱中苟活下來，錢謙益作為東林領袖不得已用自己的變節避免了江南文化界更大的浩劫。晚年的錢謙益更是在柳如是的鼓勵下傾盡家產資助反清力量，秘密策劃反清的戰略。可惜得不到人們的絲毫原諒，生前故後，毫無尊嚴，墓碑上甚至連名都不敢刻，只有「東澗老人之墓」幾個字，「孤墳接蒙叟，鬼唱夜為鄰」。

　　柳如是最有名的詩是崇禎14年與錢謙益同游黃山時所做：

旌心白水是前因，覷浴何曾許別人？

煎得蘭湯三百斛，與君攜手祓征塵。

　　「我們的因緣是前世註定的宿約，今生理應攜手，或許還許有來世吧！」

　　錢謙益的回贈是「試聽同聲山樂禽，何如交響頻迦鳥」。

　　佛經《正法念經》上釋說頻迦鳥：「如是美音，若天若人緊那羅等，無能及者，唯除如來妙音」。知己之音，應是如此。

海角崖山一線斜，從今也不屬中華。

更無魚腹捐軀地，況有龍涎泛海槎。

望斷關河非漢幟，吹殘日月是胡笳。

嫦娥老大無歸處，獨倚銀輪哭桂花。

　　錢謙益的這首《後秋興》表明了他心跡與寂寞，他的痛苦憂歡應是都在柳如是心上，患難夫妻其實更象是知己。

　　柳如是陸續寫給錢謙益的信是如此耐讀，字裡行間透著一份看盡浮華的淡定情長：

　　「古來才子佳婦，兒女英雄，遇合甚奇，始終不易。如司馬相如之遇文君，如紅拂之歸李靖，心竊慕之。」

　　「自悲淪落。墮入平康。每當花晨月夕，侑酒征歌之時，亦不鮮少年郎君、風流學士綢繆繾綣，無盡無休。但事過情移，便如夢幻泡影，故覺味同嚼蠟，情似春蠶。年復一年，因服飾之奢靡，食用之耗費，入不敷出。漸漸債負不貲，交遊淡薄。故又覺一身軀殼以外，都是為累，幾乎欲把八千煩惱絲割去，一意焚修，長齋事佛。」

　　「自從相公辱臨寒家，一見傾心，密談盡夕。此夕恩情美滿，盟誓如山，為有生以來所未有，遂又覺入世尚有此生歡樂。復蒙揮霍萬金，始得委身，服侍朝夕。春宵苦短，冬日正長。冰雪情堅，芙蓉帳暖；海棠睡足，松柏耐寒。此中情事，十年如一日。」

　　「不意山河變遷，家國多難。相公勤勞國事，日不暇給。奔走北上，跋涉風霜。從此分手，獨抱燈昏。妾以為相公富貴已足，功業已高，正好偕隱林泉，以娛晚景。江南春好，柳絲牽舫，湖鏡開顏。相公徜徉於此間，亦得樂趣。妾雖不足比文君、紅拂之才之美，藉得追陪杖履，學朝雲之侍東坡，了此一生，願斯足矣。」

　　這麼幽微清麗的文字，這麼朝暮綿長的思念，這麼一往無悔的愛與悲憫，在相濡以沫、不離不棄的日子裡，他們的年紀彷彿是倒過來了。只是「相思楓葉丹、一簾風月閑」的兒女情事同家國天下相比，實在太微末渺小了。在亡國之人悲涼的末世情懷中，曾經燈影槳聲的秦淮河已是無限傷心地，記憶中的墳塋，荒草漫蕪，無處憑弔。錢謙益死後多年，柳如是以自殺來解決錢氏家族的矛盾，是她最後「以死謝君心」的方式。錢謙益與髮妻合葬，柳如是則孤墳獨葬於虞山腳下，因為她只是錢謙益的妾。

　　所謂士人，在各個歷史時期意義不同。在狹義語境下，士人指的是學習研究並信奉儒家學說經典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通常來講是西方概念，側重點在公共責任感，而中國的士恰恰與此相合。「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士人是脫離了物質生產，轉向精神層面而以政治、文化為己任的人群。「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是儒學對士人的道德準則，而士人時刻沒有忘記這一點，尤其是後者。正心誠意，修身齊家之後，治國平天下才是士人的終極目標。

　　凡是研究明末這一段時期的士人思想、士人心態、或者社會發展等等，都不能規避錢謙益，其重點就在他的降清。作為士，作為儒學的信奉者，錢謙益不可能不知道節義兩字怎麼寫。而且對於一個自尊的士人而言，死節遠比活下去容易。清議力量龐大，而且史筆無情，任誰都知道貳臣的名字將是萬世的恥辱。那麼他為什麼會投清，就是一件很值得研究的事情了。

　　而若我們仔細探討南明小朝廷在南京期間的作為，以及錢謙益在其中的心路歷程，就可以很自然的得出結論，其實原因在於絕望。

　　錢謙益在福王監國之後立即趕赴南京，意圖投身報國。但是當時的弘光小朝廷沉迷於秦淮河的幾朝金粉，完全不思進取，一心依靠長江天塹劃江而治。錢謙益幾次請見不得，向弘光投詩投書都沒有音信。到最後竟然只能忍下屈辱，向當時主政的佞臣馬士英行賄，才得到了禮部的位子。

　　東林黨魁向權臣行賄，一時輿論嘩然。但他的求見求位很可能不是為了一己私利，除了幾個奸佞無知小人還在擅權，天下人都知道大樹將顛，明朝的官位已經不值錢。他要求一個機會陳述政見，要求一個機會施展才能，事實上是要求一個機會來救**民。但是此時，朝廷又忙於和左良玉內訌，管不了什麼天下。

　　清政權的勢如破竹的前進，之前范文程洪承疇吳三桂投清後的待遇，使錢謙益有理由相信，在清政權里有他施展才華的餘地。所以他離開，義無反顧。但是投清之後，錢謙益又失望了。清廷給他的位置依然是禮部右侍郎，二十年前就坐過的位子。有清望，但是沒有實權，依然不能推行自己的理念，不能造福蒼生。所以他辭官回鄉。

　　據陳寅恪先生考證，錢謙益在鄉居後竟又投身到反清復明的運動中來。和黃宗羲來往，甚至和鄭成功來往。在鄭成功一度攻下了福建的某個小港口之後還做詩慶賀。而且我們看他晚年做的詩，對自己沒有死節還是後悔的。

　　既然錢謙益的降清是出於對明朝的絕望和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是無可厚非的，他現在為什麼又後悔了。我以為他事實上面對了士人思想深處的一個矛盾，天下為公還是天下為私，社稷為重民為重還是君為重。一聽之下自然應當是天下為公民為重，但是實際上士人普遍的思想里存在著誤區。為一個朝代的滅亡死節，就是放棄了為萬世開太平的理念，就是把天下萬民拋下，把社稷拋下，實質上就是承認君為重民為輕；為一個朝代的滅亡守節，就是在道義上不認同新朝，就是認為天下為舊朝所私有而他人的染指是對其的侵犯，實質上也就是否認天下為公。但是若說要以社稷為重，以天下為己任，要以人民為轉移，就要有選擇或者說就可以有選擇。良臣擇主而侍，就是擇一個對社稷更有好處的政權，擇一個自己能夠真正使自己處於有為之地，從而能夠給萬民以更好的生活的政權。

　　反觀歷史，在西漢以前，士人從來沒有這種矛盾。孔子做過魯國的司寇，但是罷官之後周遊列國，宣傳自己的政治理念，如果有哪一國君支持他的政治理念，能夠行仁道，能講禮，能夠愛人，他就可以出仕於斯。在他心裡，不曾有一日存過曾受魯國君恩所以不能改仕他國的念想，這種思想實際上是以一己忽略公利。而只要對天下人，甚至只要對一國之人有利，就可以改仕。孟子更進一步，遊歷各國，意圖在使某國君接受自己的理念從而統一全國。當時周天子尚在，孟子事實上就是唆使諸侯下克上，他這樣做，是他認為大一統的局面對人民有利。天下為公，王位是天下公器，士對君王負責本質上是對天下人負責，所以君王無德可以取而代之；民為重，所以殘民獨夫可得而誅之。

　　矛盾的開始於西漢。其時情況開始改變。先是士人的地位下降了。戰國時，大名士多與國君保持半友以至半師的關係。但是大一統的條件下，士人只有唯一的選擇，這使君王對士人的尊敬成為不必要。而以泗水亭長而一統宇內的劉邦不學無術，所以對於士人沒有學術上的敬意。於是士人開始淪為附庸和臣下，或者說奴僕。政治和社會地位的下降很快在學術上體現，董仲舒篡改了儒家的思想，雜糅了各家理論以迎合皇帝，甚至接納了秦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觀點，從而模糊了公天下與私天下的界限。之後到貞觀政要，就發展成天下為公，一人慶之。這就已然很模糊。到朱熹以及其後對朱熹的曲解就更進一步。

　　所以說自董仲舒開始，孔孟的傳統就被破壞以逢迎帝王。明末士人的矛盾就在於此，他們從孔孟從經典知道天下為公民為重，但是又受到西漢以來對儒學的扭曲的影響認為應當守節忠君。事實上，稍後的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三位民本遺民思想家就很清楚地意識到一點，提出天下非一家之天下，非一族之天下。他們並不反對自己的弟子後人出仕清廷，就是實踐上的證明。

　　但是思想的火花很快又被撲滅了，清廷大力推行程朱，大興文字獄，之後的學人紛紛轉向訓詁，不復有幾個能直指本源。錢謙益所以為英明的清朝實際上比明朝更保守而倒退。乾隆修貳臣傳，禁了降臣的書，這樣來繼續鼓吹忠君，鼓吹節義論。帝王首先都是利己的，他要的永遠是絕對以他的意志為轉移的忠臣，而不是心懷天下以蒼生為己任的賢臣，不是能夠擇主的良臣。

　　近來又有人把錢謙益拿出來，當作無恥文人的典型，和胡蘭成放在一起。我以為是不恰當的。錢謙益是文學家，可以算政治家，但不是思想家。他能夠勇敢的跨出這一步，在當時而言是進步的，但是內心深處實際上沒有完全擺脫忠君節義的影響。所以他是值得讚賞的，也是悲哀的。

總體評價

　　錢謙益是個思想和性格都比較複雜的人。他的身上，不乏晚明文人縱誕的習氣，但又時時表現出維護傳統道德的嚴肅面貌；他本以「清流」自居，卻而為熱衷於功名而屢次陷入政治漩渦，留下諂事閹黨、降清失節的污名；他其實對忠君觀念並不執著（《陸宣公墓道行》詩有云：「人生忠佞看到頭，至竟延齡在何許？」），卻又在降清後從事反清活動，力圖在傳統道德觀上重建自己的人生價值。這種進退維谷、反覆無常的尷尬狀態，給自己造成心理的苦澀，雖取得南明諸王及明遺民的諒解，但仍被後世清朝皇帝所憎厭。尤其在乾隆時期，乾隆帝的一道道諭令，將錢謙益打入最低谷，不僅徹底否定了其人品，也否定了他的學問「文章哪有光？」首開對錢評價中「以人廢言」之先例。此後，不僅錢本人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其著作也被禁而長期不能流傳，甚至和錢同時與之有交往的人，其著作中有錢氏一序，或者有酬和之詩文，「亦在禁毀之列！「錢基博在《明代文學》中評價「錢氏以明代文章鉅公，而冠遜清貳臣傳之首，人品自是可議！」在他身上，反映了明清之際一些文士人生態度的矛盾。

　　但他在學界文壇的宗主地位，未因此而動搖。當其八十華誕時，歸庄仍送壽聯云：「居東海之濱；如南山之壽。」黃宗羲在錢逝世後所作的《八哀詩》中，仍將其引為「平生知己」，且肯定其「四海宗盟五十年」的學術地位；即使是像顧炎武至死不仕清廷，不願列名於錢的「門生」的人，仍肯定其是「文章宗主」。

　　近代著名史學家陳寅恪曾撰寫了一部百萬字的史學名著，以錢謙益小妾柳如是為書名，叫做《柳如是別傳》，表面上是柳如是的傳記，實際上寫的卻是錢謙益在降清之後如何與鄭成功合作反清復明。當然，也有很多人質疑、挑戰陳寅恪的觀點，至今仍無定論。

歷代評價

陳子龍：「閣下雄才峻望，薄海具瞻，嘆深微管，捨我其誰？」

黃道周：「虞山尚在，國史猶未死也。」

黃宗羲：「四海宗盟五十年，心期末後與誰傳？憑煙引燭燒殘話，囑筆完文抵債錢。紅豆俄飄迷月路，美人慾絕指箏弦。平生知己誰人是？能不為公一泫然。」

閻爾梅：「絳雲樓外鑿山池，剪燭春宵念昔時。鼎甲高題神廟榜，先朝列刻黨人碑。邵侯無奈稱瓜叟，沈令何言答妓師。大節當年輕錯過，閑中提起不勝悲。」

歸庄：「先生通籍五十餘年，而立朝無幾時，信蛾眉之見嫉，亦時會之不逢。抱濟世之略，而纖毫不得展，懷無涯之志，而不能一日快其心胸……窺先生之意，亦悔中道之委蛇，思欲以晚蓋，何天之待先生之酷，竟使之齎志以終。人誰不死，先生既享耄耋矣。」

徐鼒：「謙益負文章重望，羽翼東林，主持壇坫；百年後，文人猶艷稱之。論者徒誚其不死國難，而餘事無述焉。而不知其名辱身危者，非一日之積矣。獻台之媚，瓦礫盈舟；同乘之羞，招搖過市。身死未寒，破巢毀卵。夫豈無罪而獲斯報於宗族鄉黨也！純廟之諭曰：『謙益一有才無行之人』。真萬世斧鉞之公哉！」

乾隆帝：「平生談節義，兩姓事君王，進退都無據，文章那有光。真堪覆酒瓮，屢見詠香囊，末路逃禪去，原是孟八郎。」「至錢謙益之自詡清流，靦顏降附；及金堡、屈大均等之幸生畏死，詭托緇流：均屬喪心無恥！若輩果能死節，則今日亦當在予旌之列。乃既不能捨命，而猶假語言文字以自圖掩飾其偷生，是必當明斥其進退無據之非，以隱殛其冥漠不靈之魄。」

紀昀：「首鼠兩端，居心反覆。」

鄒鎡：「牧齋先生產於明末，乃集大成。其為詩也，擷江左之秀而不襲其言，並草堂之雄而不師其貌，間出入於中、晚、宋、元之間，而渾融流麗，別具爐錘。北地為之降心，湘江為之失色矣。」

周星譽：「時我世祖定鼎已六七年，而牧齋謬托於淵明甲子之例，於國號紀年皆削而不書，已悖甚矣。」「是時殘明遺孽，猶假號嶺越間，江浙遺民，與海上之師互為影響，故牧齋自附於孤臣逸老，想望中興，以表其故國舊君之思，真無恥之尤者也。」

趙爾巽：「錢謙益……博學工詞章……為文博贍，諳悉朝典，詩尤擅其勝。明季王、李號稱復古，文體日下，謙益起而力振之。」

劉聲木：「自知大節已虧，欲藉此以湔釋恥辱，此所謂欲蓋彌彰，懺悔何益？」

張鴻：「先生以外家顧氏之產，置紅豆山莊，托跡嘯詠，人不措意，實則密使往來，傳達消息，招募志士，調達軍令，特為樞鑰。讀集中時有流露，否則呂留良、黃宗羲、歸庄、鄧起西、吳之振及松江、嘉定諸遺老，志節貞介。若稍有異趣，必至割席，何肯往來如家人兄弟乎？」

章炳麟：「鄭成功嘗從受學，既而舉舟師入南京，皖南諸府皆反正。謙益則和杜甫《秋興》詩為凱歌，且言新天子中興，己當席蒿待罪。當是時，謂留都光復在俾倪間，方偃卧待歸命，而成功敗。後二年，吳三桂弒末帝於雲南，謙益復和《秋興》詩以告哀。凡前後所和百章，編次為《投筆集》，其悲中夏之沉淪、與犬羊之俶擾，未嘗不有餘哀也。」

徐世昌：「牧齋才大學博，主持東南壇坫，為明清兩代詩派一大關鍵。」

柳亞子：「及去秋武昌發難，滬上亦義軍特起。余為寓公斯土，方閉戶吟虞山《秋興》諸詩，以當鐃吹。」

陳寅恪：「送客筵前花中酒，迎春湖上柳同舟。縱回楊愛千金笑，終剩歸庄萬古愁。」

顧誠：「降清的官員也不能一概而論……錢謙益就是一個相當特殊的例子。」「幕後聯絡東南和西南復明勢力高層人物的正是錢謙益。」

錢仲聯：「有清一代詩人，工七律者無過牧齋……然則牧齋志節，歷久不渝，委曲求全，固不計一時之毀譽也。」

錢海岳：「謙益清流領袖，首先迎附，皆為國罪人，乃失身於前，歸正於後。」

吳晗：「人品實在差得很，年輕時是個浪子，中年是熱中的政客，晚年是投清的漢奸，居鄉時是土豪劣紳，在朝是貪官污吏。一生翻翻覆覆沒有立場，沒有民族氣節，除了想作官以外，從沒有想到別的。」「就錢牧齋對明初史料的貢獻說，我是很推崇這個學者的。二十年前讀他的《初學集》、《有學集》、《國初群雄事略》、《太祖實錄辨證》諸書，覺得他的學力見解，實在比王弇州、朱國禎高。」

日本著名漢學家吉川幸次郎先生，早在1965年就曾發表長文——《錢謙益與清朝的經學》，文中指出：「錢謙益是明末清初17世紀前半葉中國文學或文明史的巨人，他不僅是文學家、批評家、理論家，也是政壇巨子，但他卻未能受到重視，研究論著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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