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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口述歷史的「影像轉向」

【摘要】口述是最古老的歷史言說方式,從＂口頭傳述＂到＂口述歷史＂,歷史的傳承方式從文字記錄發展到影像傳播。近年來,以＂影像＂為書寫方式的口述歷史節目在電視熒屏上大放異彩,《口述歷史》《大家》《我的抗戰》等節目的熱播見證了史學與影像的融合。

【關鍵詞】口述歷史 影像傳播 言說方式 文字記錄 傳承方式 書寫方式 《大家》節目

【作者】朱奕亭

【作者單位】湖南師範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基金項目】湖南省社科基金項目「口述歷史的影視傳播」（項目編號：13YBA233）的研究成果

口述是最古老的歷史言說方式,從＂口頭傳述＂到＂口述歷史＂,歷史的傳承方式從文字記錄發展到影像傳播。近年來,以＂影像＂為書寫方式的口述歷史節目在電視熒屏上大放異彩,《口述歷史》《大家》《我的抗戰》等節目的熱播見證了史學與影像的融合。經過電視媒介的包裝和拓展，口述史突破了精英和文字的雙重限制，成為可聽、可視的大眾化的影像文化，為受眾帶來「身臨其境」的歷史體驗。毫無疑問，影像的介入使口述歷史煥發出新的生命力，並形成一道獨特的電視文化景觀，而這種「轉向」背後的原因、意義及隨之而來的問題值得我們深思。接下來，筆者將結合影視藝術、歷史學及傳播學的相關理論，從三個方面探討口述歷史的「影像轉向」。

一、轉向: 歷史記憶的影像表達

讓克麗奧(Clio，歷史女神) 走向坊間，是時代的要求，也是民眾的呼喚。隨著新媒介技術的發展，「當代文化正在變成一種視覺文化，而非印刷文化」①，因此，人們不再單一從紙媒上認知歷史，而更傾向於在豐富多彩的影像空間尋找記憶。口述歷史的「影像轉向」主要通過錄音、攝像、電視、互聯網等現代技術來實現，它大大拓展了傳統史學的敘述範圍，使普通民眾對歷史的認知變得觸手可及。攝像技術的普及為口述歷史活動搭建了一個廣闊的平台，使得口述史向影像傳媒的轉變成為可能。

從思想源流上看，影像史是由「新史學」孕育而來的。新史觀主張「自下而上地看歷史」，從精英中心轉向關注草根民眾，以個人命運來折射社會歷史。改革開放以來，民眾的「話語權」意識逐漸覺醒，大眾傳媒開始將鏡頭轉向普羅大眾，並利用「口述歷史」這種顛覆性的治史方法來豐富歷史影像。事實上，「口述歷史類電視節目正是史觀變遷在媒介生產領域的一種表徵」②。比如，紀錄片《我的抗戰》聚焦抗戰時期的普通人，透過個體的生命故事展現特殊的社會背景，通過電視媒介將話語權賦予零散多元的個體，使得「小寫的歷史」進入公共領域。小人物、小道理登上歷史舞台，這打破了上層社會對話語權的壟斷，使平民百姓通過電視親近歷史，解讀歷史。

此外，口述史與影像媒介有著天然的親緣關係。正如馬克·費侯所言「以歷史的觀點來解析影像，或以影像的敘事策略來解釋歷史"" ③，歷史與影像是彼此互惠的。一方面，歷史有助於拓展影像的意義空間，歷史題材使得電視文化更加豐富多彩。另一方面，影像能夠彌補文字描述的不足，真實生動地再現歷史原貌。主人公在口述歷史時，會伴隨著表清、神態、動作等非語符號，影像以視聽手段再現當時的情境，完整地捕捉歷史記憶和細節信息，讓受眾感受到敘述者的情感變化。此時，原生態的口述史與電視觀眾追求真相的需求不謀而合，歷史記憶自然而然地實現其影像轉化。

口述歷史與影像的結合併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記錄在案，它有「更高的意圖」—把歷史的真實性與藝術的真實性有機地結合起來，進行藝術再創造。④「有機』，是指兩者相互碰撞，激發出全新的藝術魅力，此時，影像不再只是一種記錄工具，而被賦予了新的生命意義。

其一，全息式的歷史場域的建構。口述史一向強調鮮活性和互動性，歷史的影像書寫建構了一種近乎全息式的歷史「場」，營造一種重回歷史現場的特殊感受。所謂「場」是電視紀實語言的一個學術概念，它指一個場面內相關事件、行為的動態關係，以及形象、聲音、環境、心態、情感等共同積累出一個豐厚多元的信息時空。《往事》《大家》等紀錄片就是這種藝術再創造的產物，多元話語的記錄、群像面孔的展現，口述者的語調、眼神、表情、姿勢等多種視聽元素的融合，消除了影像與真實生活的間隔，消解了「不在場」的矛盾，打造出立體真實的審美藝術。

其二，個性化、故事化的表達。受新史觀的影響，口述歷史擺脫了宏大敘事，轉而關注小人物的個體生命記憶，通過記錄一部分被掩蓋、遺忘或缺失的歷史，來豐富整個社會歷史圖景，這種講述帶有濃厚的個性色彩。比如鳳凰衛視的《冷暖人生》，節目選取的口述者主要是某段歷史的親歷者，他們有著獨特而不為人知的人生經歷，或喜或悲、或光明或灰暗……片中常常是主人公繪聲繪色地講述個人經歷，真實地流露個人情感。這類影像作品充滿故事性和人情味，使枯

燥的歷史變得生動鮮活，更容易引起觀眾的情感共鳴。

其三「群言」與「群像」的多元複合。口述歷史「通過兩種途徑給人傳達信息，一個是視覺，完全靠閱讀當事人的面孔來獲得信息，另一個則靠當事人的話語來判斷文字，來獲得文字的具體的所指』，且。顯然「群言」是由差異性個體的講述建構「眾聲喧嘩」的話語空間，形成觀眾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的多元認知，而「群像」則是匯聚疊合多種感受，觀眾經過自我分析得出最貼近歷史真相的認知。當下的口述歷史節目大多採取「多點探析法」，選擇不同的人物進行講述，這使得史觀的表達不再是片面的「一言堂」，而是全方位完整地展現客觀原貌，進一步增強影像藝術的真實性。

如上所述，口述歷史依託影像媒介獲得了新的生命力，得到多元的發展和廣泛的傳播。然而，在當前功利而喧囂的媒介生態格局下，口述歷史的「影像轉向」遭遇新的瓶頸。

首先，在這個娛樂至死的年代，大眾文化的狂歡與歷史真實的隱退已成為一個普遍問題。隨著大眾傳媒的發展和普及，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從口述歷史紀錄片中獲取歷史認知。為適應激烈的競爭環境，口述歷史節目以多元化、故事性的影像表達來製造吸引力和感染力，以實現更高的收視效益。此時的影像空間，娛樂性多於嚴肅性，感性宣洩多於理性記錄，群眾的「口述」儼然成為一場話語狂歡。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狂歡式的影像表達消解了歷史的真實性，阻礙了觀眾通過媒介來認知和解讀歷史，也削弱了節目在歷史建構方面的意義。

其次，口述歷史的主體更加複雜化，話語權的下放使得不同觀念相互碰撞，形成了「眾聲喧嘩」的局面，在場敘事與個體記憶不可避免地走上異化之路。一方面，口述者在媒體面前，受「霍桑效應」的影響而帶有「表演」性質，有意誇大或遮蔽某些歷史細節，使「真相」不復存在。另一方面，口述者的講述受到記憶、情緒、文化等的影響，所呈現的歷史是他們選擇的「腦海圖像」，其真實性亦讓我們無從考究。由於「口述記憶的內容是不完整的、有限的、流動的、易逝的、未定型的、不穩定的"" ⑥，通過個體記憶進行補充的歷史文本變得愈發撲朔迷離。

不可忽視的是，口述歷史的影像轉向有賴於視像藝術的革新，如何將口述史轉變為富有感染力的藝術形態，是影視行業一直以來探索的問題。在節目的製作過程中，導演的專業水平、攝像團隊的能力、後期剪輯製作的技術等因素都影響著「轉向」的成功與否，從而制約對「過去」的建構。而今，雖然不乏《我的抗戰》這樣精良的團隊，但影像的成功輸出離不開每一個環節的精心製作，這就對我國的人才和技術提出更高的要求。

綜而觀之，口述歷史作為歷史與影像聯姻而生成的藝術形態，其在場性、故事性以及草根的價值取向，拓展了歷史文化的意義空間，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和探索色彩。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新時期影像歷史的建構並不全然是理想化的，它受到大眾文化、個體記憶及傳播技術的制約。因此，如何擺脫困境，追求歷史真相與傳播效果的共振，實現口述歷史與其他媒介記憶的互構，從而豐富和發展口述史的影像空間，這一問題值得學界與業界共同探討。

注釋:

①[美]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156頁。

②蔡驥:《影像傳播中的歷史建構與消瞬》，《新聞與傳播研究》，2012年第2期。

③[法]馬克·費侯:《電影與歷史》，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23頁。

④趙蕊:《影像·記憶與認同—口述史紀錄片的歷史真黝》，《電影文學》，2013年第9期。

⑤肖平:《「過去的聲音」:一個說者的視角視點及其影像寫卿》，《現代傳播》，2005年第6期。

⑥陶濤、林毓佳:《口述歷史:在回憶中製造過劫，《現代傳播》2015年第6期。

（原文刊於《現代傳播》2016年第6期）

轉載自：中國社會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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