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寒：赤子孤獨了，會創造一個世界

06-14

楚寒：赤子孤獨了，會創造一個世界發布時間:2013-12-16 17:06 作者:楚寒字型大小：大中小點擊: 379次

——為傅雷伉儷遷墓合葬儀式而作

　　2013年10月27日，已辭世47年的傅雷夫婦合葬儀式在上海舉行，在傅雷長子、鋼琴家傅聰彈奏的安詳悠揚的莫扎特和肖邦的鋼琴曲聲中，傅雷和朱梅馥夫婦的骨灰合併在一處，葬在了上海浦東福壽園海港陵園的如茵園內。合葬儀式當天，在潔白如玉、高1 .8米的墓碑上面，鐫刻著《傅雷家書》中的一句話：「赤子孤獨了，會創造一個世界。」墓碑的左下方是傅雷夫婦的生卒年：傅雷生於一九零八年，朱梅馥生於一九一三年；夫婦兩人有一個共同的祭日：一九六六年的九月三日——「文革」開始三個多月後的一天。　　在當天的合葬儀式上，傅雷的次子傅敏帶著滿臉的傷痛，不住地低聲抽泣，在場的人見之莫不傷痛，傅敏感嘆道：「這是一個悲劇，有著特定的歷史根源。這個根源還沒有徹底被剷除，但我堅信隨著時代發展，邪惡的東西終將被陽光所取代。」看到傅敏這句耐人尋味的話，讓我一時間唏噓不止。　　對於鐫刻在傅雷墓碑上的那句話，傅敏解釋說：「這是父親家書中很精彩的一句話，顯示出他是一個擁有赤子之心的人，大寫的人，所做的一切就是為了愛人民、愛藝術、愛朋友……父親生前不喜歡花里胡哨的東西，他很樸實。我們也希望將墓碑弄得樸實。」　　因為卷帙浩繁、文筆優美的法國文學譯著，傅雷稱得上是中國近現代翻譯界一個里程碑式的人物。整整15卷之多的《傅雷譯文集》，總共有五百多萬字，乃是中國翻譯史上空前的巨著。傅雷翻譯的作品強調「神似」，也即傅雷反覆闡述的「翻譯應當像臨畫一樣，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他認為「理想的譯文彷彿是原作者的中文寫作」，並要求文字「譯文必須為純粹的中文，無生硬拗口的毛病」。在中國翻譯界，傅雷不僅以譯著甚豐為人稱道，他的譯著文筆優美流暢也是得到公認的，其中不少譯著成了中國譯界備受推崇的範文，形成了「傅雷體華文語言」。　　傅雷於20歲那年留學法國巴黎大學，攻讀藝術理論，開始受羅曼·羅蘭的影響，喜歡並熱愛上了音樂，回國後任教於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現南京藝術學院），講授美術史及法文。雖然有一份固定工作，但傅雷堅持不領取一分俸祿，而致力於法國文學的翻譯工作，以稿費謀生計，可見其人生志趣及一生事業中心之所在。傅雷學養精深，他對美術及音樂理論與欣賞等方面有很高的造詣，這使他同時也是一名傑出的美術批評家，24歲那年他就譯出了《羅丹藝術論》這樣不朽的名著，26歲時寫出了名噪一時的《世界美術名作二十講》，文章不僅分析了一些繪畫、雕塑名作，更觸及了哲學、文學、音樂、社會經濟和歷史背景等等，足見其知識之淵博，多藝兼通。　　俗話說「文如其人」，那麼在翻譯領域就是「譯如其人」。正如其子傅敏所評價父親的「他是一個擁有赤子之心的人」，傅雷一生正直善良、嫉惡如仇、積極向上，是故他的翻譯作品也是多以揭露社會弊病、描述人物的奮鬥抗爭為主，比如巴爾扎克的《歐也妮·葛朗台》、《高老頭》、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朵夫》等，在《貝多芬傳》里，傅雷以一位音樂鑒賞家的角度用「自己的筆與貝多芬心靈相通，在與命運的搏鬥中彼此呼應」。傅雷的譯著主要是法國文豪巴爾扎克、羅曼·羅蘭、伏爾泰的名著，還有一些探討藝術、人生的作品，通過其大量的譯著、著作以及那本廣為流傳的《傅雷家書》，一位純潔、正直、真誠的文化人躍然於紙上。　　從早年留學法國，到後來回國任教，致力於教育、翻譯、撰著等工作，雖然經歷了抗戰、國共內戰的硝煙，傅雷的前半生大致還算順遂，甚至可以說是事業卓有成就，在文化界享有極大的聲譽。然而這位國內翻譯界巨擘的厄運從49歲那年——1957年——開始降臨。在這年席捲中華大地的「反右運動」中，傅雷因為十年前翻譯有關蘇聯的文章集結成《美蘇關係檢討》一書、在儲安平主編的《觀察》上發表《所謂反帝親蘇》一文反擊左翼文人，這成了傅雷思想反動的罪狀，1957年下半年，傅雷被指控為親美反蘇急先鋒，遭到滬上各大報紙連日批判，次年4月30日，他被劃為右派。　　傅雷的厄運接踵而來，在他被劃為右派後不久，1958年12月，他的在波蘭留學的長子傅聰駕機出逃英國，成為一名「叛逃者」，傅雷因此受牽連，被認定為「教育出叛徒傅聰的、來自舊社會資產階級文化界的渣滓」，此後，傅雷閉門不出，情緒苦悶低落。1966年8月底文革初期傅雷遭到紅衛兵抄家，被搜出所謂「反黨罪證」，即一面小鏡子和一張褪色的蔣介石舊畫報，傅雷夫婦因此受到連續四天三夜批鬥、罰跪、戴高帽等各種形式的凌辱。　　數日後，9月3日，傅雷夫婦帶著絕望的心情離開了人世，夫婦倆人在上海江蘇路284弄5號的住所「疾風迅雨樓」雙雙自殺身亡，傅雷吞服了巨量毒藥，在躺椅上自殺，享年58歲，夫人朱梅馥在窗框上自縊而亡，傅聰收到父親的最後贈言是：「第一做人，第二做藝術家，第三做音樂家，最後才是鋼琴家。」在他所留的遺書中這樣表白：「只是含冤不白，無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還要難過。何況光是教育出一個叛徒傅聰來，在人民面前已經死有餘辜了！更何況像我們這種來自舊社會的渣滓早應該自動退出歷史舞台了！」　　就這樣的，在1966年初秋上海那個臨街的窗口上，垂掛著兩具純潔的聖潔的遺體，當代最傑出的翻譯家和最高貴的文化人，與他相濡以沫的夫人一道，用主動結束年僅半百的生命，來表達他們對於一個瘋狂而野蠻的時代的失望，乃至徹底絕望。　　四十七年的時光如流水一般逝去了，死後的傅雷經歷了昭雪平反、恢複名譽、骨灰移葬革命烈士公墓、官方重新作出正面評價、成立「上海浦東傅雷文化研究中心」、鑄造傅雷銅像等一系列舉動，在他的家鄉上海，曾經不為「新中國」所容、被「新社會」所唾棄的傅雷，成了上海市的重要文化標籤之一。但在此刻，傅雷夫婦合葬儀式的今天，我感到，比為傅雷昭雪平反和建銅像更重要的是，應當傳揚這位高貴文人的精神世界、和他所創造的文學世界，因為這是一個純粹的文化人，一個擁有高貴人格的知識人，一個終生秉持信仰並保持內心純凈的世界公民。　　很久以來，傅雷這個名字在我內心佔據著重要的一席之地，我的心靈長期受到傅雷的滋養，在那個以培養順民、塑造奴性為宗旨的教育體制中長大，幸而我在中學時代就與傅雷的文字相遇。我曾一遍遍地捧讀《約翰·克里斯朵夫》、《貝多芬傳》、《傅雷家書》等傅雷或翻譯或撰寫的書籍，記得在許多個日子裡，我喋喋不休地向同學好友講述傅雷筆下呈現的文學世界，以及傅雷那純誠的人格、悲慘的人生結局。無論如何，世界應當記住這位死於文革初期的文化界人物，讓這個純潔如同羔羊的名字在新的世紀流傳於世間。作為一個生於文革末年的後輩中國人，值此傅雷夫婦合葬儀式完成的今日，我在遙遠的他鄉對他懷有深深的緬懷和敬意，並會永遠記住他所說的那句如今鐫刻在其夫婦墓碑上的話——「赤子孤獨了，會創造一個世界」　　寫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