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族知識分子的文化生態環境

貴族知識分子的文化生態環境

2012年09月14日 13:37來源：鳳凰網讀書 作者：金雁

字型大小:T|T

0人參與0條評論列印轉發

鳳凰網讀書頻道獨家授權連載內容，如無授權，請勿轉載。

貴族知識分子的生長背景

彼得一世當年對貴族進行強迫教育是一段痛苦的過程，但是半個世紀以後強制教育的效果逐漸顯現出來，貴族整體成為與歐洲貴族相差無幾的「有教育的階層」。18世紀的體制內反對派謝爾巴托夫大公說：「如果我們比其他人民晚一步接受教育，我們就不會擁有現在所擁有的一切，不會比人民提前一步理智地追求人生之路，我們確實在很多方面做出了表率，並且正在迅速改變自己的外部形象。」

十二月黨人運動以後，沙皇政權失去了對貴族的信任，「結束了俄國貴族的政治作用」。近年來，俄羅斯學者馬拉西諾娃用社會學統計方法研究18世紀下半葉到19世紀初的45位貴族之間的私人記錄，如日記、書信往來等，對這一時期的貴族心理變化、行為方式、價值取向做了量化分析。她認為，彼得大帝暴風驟雨般的強化國家方式導致了貴族與沙皇制度的背離，導致了貴族階層無歸屬性和信仰危機。但是由於俄國社會空間狹小，城市化進程緩慢，各階層之間壁壘分明，脫離了國家的體制就無法體現個人價值，俄國從軍功貴族成長起來的貴族與西歐的領主、等級君主制階段的反對中央集權化的波雅爾不同，他們是依賴國家的強大成長起來的，這些貴族身上便體現著相互矛盾的兩重性：依附性和自由性，一方面對國家有一種依賴心理，另一方面，又厭倦國家對個人干預的強烈目的性。他們逃避兵役、迴避官僚體制、隱居田園、離群索居、進入純藝術純文學的領域，「傷感主義」、「諷刺文學」就是那個時候最典型的反應，還有部分貴族通過出國擺脫無形的國家控制。

貴族雖然允許出國，在尼古拉一世期間又有很多附加條件，比如1831年禁止18歲以下貴族到國外接受教育，1834年禁止貴族在國外的期限超過5年，1851年又縮短到3年。為了限制貴族出國，辦理出境的費用相當於中等官員一年的薪水。沙皇賜給貴族自由，但並沒有放鬆對他們的控制。達什科娃在19世紀初說：「我認為，俄國每個領地貴族都是鑄就這個帝國的巨大鎖鏈的一環，當我在社會上遇見他們的時候，就會不由自主地想，他們自己就是沙皇的奴隸。」亞歷山大時期的改革派思想家斯彼朗斯基也說：「農奴同地主的關係和貴族與專制君主的關係非常類似，都是一種依附性的隸屬關係。」

貴族成長過程使他們在言論上更加不依賴集體，更具有獨立性、更加傾向於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貴族成堆的地方成為傳播自由思想的策源地。當時的第三廳廳長本肯多夫在給沙皇的報告中說：在大學和寄宿中學的學生中，很多貴族「接受了許多幻想革命、相信在俄國能夠實現立憲統治的充滿自由主義的思想」。列寧說：「最團結、最有教養和最習慣於政權的階級--貴族階級--非常明確地表示了要通過代議機關來限制專制政權的願望。」

在俄國，歐化的大城市與農村完全是兩個世界，農民很敵視城市文化。由於相當一部分貴族地產並不是自己經營，貴族和農民「他們之間彼此不了解，沒有任何共性，形成了兩種文化」。人民和貴族不只是兩個階級、兩個概念，而且是兩種現實，一方是一億多人，而另一方是幾十萬人，雙方從根本上來說互不了解，互不相見，無法去真正理解對方。「對於很多俄國貴族來說，保姆是他們與人民之間唯一較近的聯繫」。村社制度是貫穿俄國歷史的重要因素，但是貴族因為服役在外，供職於全國各地的各個兵團，獨自承擔法律責任，不採取「一人為大家作保，大家為一人負責」的連環保制度，也沒有土地集體所有制的概念。他們的社會存在形式不是公社性的集體組織，所以與村社制度相當隔膜，這是他們能很快走向歐化和資產階級化的一個重要原因。貴族從來沒受過集體制的長期約束，本來就比較個性化和自由化，接受歐洲文化很容易，公社制度下的那一套運作方式對他們來說是陌生的。

貴族的「分裂教派」：俄國共濟會與貴族思想者群體的形成

在基督教世界，不少社會思想流派的形成都具有某種教派或宗教異端的背景。德國的路德派、北美的清教徒等等都是著名的例子。如前所述，俄國東正教「分裂教派」或曰舊禮儀派對於社會批判思潮和「知識分子」群體的出現也具有強烈的催化作用。在俄國早期貴族-波雅爾對抗專制皇權的鬥爭中，分裂派也起了很大作用，著名的「女貴族莫羅佐娃」就是一個例子。

但是分裂派畢竟是一種過於古老的精神資源。在舊的波雅爾貴族階層衰亡後，它雖然仍在民間流傳，然而主要是一種草根的、下層的和邊緣化的存在。同時分裂派又有很強的本土性和封閉性，它起源於抵制東正教「西化」（希臘化）改革、堅持古斯拉夫教會「舊禮儀」的人士。而退役貴族思想者卻恰恰是一批以講法語、德語為時尚的「西化」精英。因此，這種資源並不適合於他們。這時，在「貴族解放」前後，一種起源於西方的基督教跨國神秘團體--共濟會傳入俄國，並且迅速在一些新潮的、具有批判思想的貴族中傳播開來。由於共濟會的「西化」和「精英化」兩大特點都非常對自由化貴族的胃口，而它的基督教救贖情懷又迎合了這些貴族的理想主義追求，因此正如分裂派對平民思想異端形成的作用一樣，共濟會對貴族思想異端的形成起了類似的作用。以至於一些極端保守的官方教會人士後來把沙俄的整個衰敗過程、包括1917年革命的發生都一股腦兒地歸咎於「共濟會的陰謀」。

「陰謀論」固然無聊，但共濟會的影響確實值得關注。早有人注意到，很多俄國貴族都是共濟會會員：俄國諷刺雜誌《雄蜂》、《空談家》、《錢袋》的創辦人諾維科夫（1744-1818）1775年加入共濟會，貴族反對派的領導人謝爾巴托夫是共濟會成員，著名歷史學家卡拉姆津（1766-1826）是共濟會會員，十二月黨人「南方協會」的創始人、憲法大綱《俄羅斯真理》的起草者佩斯捷里（1793-1825）也是共濟會會員，俄國社會學創始人之一，與馬、恩私交甚好的柯瓦列夫斯基（1851-1916）教授是共濟會團體的領導人；另一個著名的十二月黨人雷列耶夫也是共濟會成員。類似的名字可以開出一長串來，幾乎可以說，「處在伏爾泰思想和宗教之間的岔路口上」的貴族都是共濟會會員。赫爾岑說，「我處在神秘主義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下，奧加廖夫比我更早的捲入神秘主義的旋渦。」在托爾斯泰、別爾嘉耶夫、索爾仁尼琴的著作里也經常提到共濟會對他們的影響，那麼共濟會到底是什麼樣的組織呢？

共濟會一詞的原意是「泥瓦匠」，在歐洲它原來是教堂建築師的組織。教堂建築本身就是一個神聖而神秘的儀式所在，它體現了基督教文化對衝破塵世的嚮往。最初共濟會的成員自認為是某種特殊行業的聖徒，是所羅門聖殿建築的繼承人，後來又吸收了宗教騎士團和兄弟會的入會儀式以及其他秘密組織的結構方式，變得既神秘又時尚。到文藝復興時期，教堂建築業失去了神秘性質，已經與原來的職業組織沒有聯繫了，但是一些秉承著基督教精神和哲學懷疑論的人繼續成為共濟會的成員。1717年，共濟會第一個聯合組織「共濟會總會」在英國成立，由於英國當時的強勢文化的擴散性，共濟會很快傳播到世界各地，很多名人都是共濟會的成員，比如歌德、李斯特、莫扎特、伏爾泰、華盛頓、富蘭克林等。

共濟會常被認為是基督教組織，但它並非一個專門的教派，而是一個帶有宗教色彩的跨教派秘密團體，一個以公益、互助為標榜的精英俱樂部和非官方組織網路。它一方面具有早期基督教組織的理想色彩，但更多的是一種苦悶而不滿現狀的同身份人士的傳遞消息、互通情況的交流網路。共濟會強調道德、慈善、正義，反對奢靡的生活，追求精神永存，具有明顯的唯靈論特點。由於它入會手續繁雜，有點像現在的高檔會所，對上流社會的人很有吸引力。共濟會政治光譜五花八門，既有自由思想家，也有反對世俗政權的人，甚至還有很多保皇黨人。

在俄國與「官方東正教」對立的有「人民東正教」，自然也會有「貴族的教會」。共濟會就是俄國貴族嚮往的「秘密教會」。共濟會在俄國的活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8世紀，這時的共濟會因為有很多皇族加入，基本上是一種半公開的狀態。

共濟會的標誌俄國共濟會的最早記載見於1713年，據說是倫敦分會的僧侶騎士團首領拉維爾任命英國人約翰·菲利普斯為莫斯科分會的領導人，俄羅斯的貴族中便出現了共濟會組織。葉卡特琳娜時代，共濟會的影響在俄國上層不斷擴大，雖然女皇本人對共濟會並沒有什麼特殊的偏好，但是由於葉卡特琳娜喜歡伏爾泰，而伏爾泰本人是共濟會成員，因此共濟會在俄國得到很快傳播。1731-1732年，俄國出現了最早的共濟會組織，共濟會是俄國貴族當中第一批自由團體組織。別爾嘉耶夫說，「只有它不是政權從上面硬塞給人民的」，它也是18世紀僅有的精神社會運動。由於俄國貴族傳統上從事征戰和流動，一般都不嚴格恪守宗教禮儀，官方「教會對所有這些來自社會上層的人士來說，意義不大」。起初在俄國參加共濟會的很多都是波雅爾舊貴族，他們嚮往貴族制，懷念等級君主制時期波雅爾杜馬的權利，後來一些不滿於彼得一世宗教改革的貴族陸續加入。在貴族們看來，共濟會一方面就是貴族的「分裂派」，就是貴族的「秘密教會」和體現身份色彩的「小教會」，「許多有修養的人感到教會已再不能滿足他們宗教上的需要，轉而向別處尋求精神寄託」。共濟會員像分裂教派一樣厭惡官方東正教，鄙視宗教界對世俗權力的依附，他們也像分裂派一樣尋找真正的基督教。共濟會可以看做是貴族宗教意識的覺醒。另一方面共濟會扮演著質疑、批判沙皇專制政權的角色。

貴族們看到彼得以後的教會已經喪失了宗教的意義，表面上俄羅斯教會結構完整、教規教義都尊崇著古老的傳統，教堂林立、信徒遍地、教會事無巨細地滲透到人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實際上俄國的教會缺乏內在的凝聚力，致使俄國又被認為是「所有國家中最無宗教虔誠的國家」。不少下層民眾依然生活在舊的信仰當中，秘密地與分裂派組織保持來往，而貴族也極需要找到一個精神寄託。但是俄國等級制度的壁壘使他們不願躋身於下層民眾中，而這時共濟會的出現，恰逢其時地填補了貴族的需要。克柳切夫斯基就認為，共濟會在貴族中秘密流行是被壓抑的「正義思想的暴發」，它體現了不滿現狀、追求精神生活、要求道德完善、嚮往自由思想以及神秘主義的混合體，共濟會就是試圖在俄國東正教之外尋找真正的宗教信仰，所以共濟會員把自己的組織叫做「內心的教會」、「教會之外的教會」。從東正教會公開反對共濟會我們就可以看出這兩者的關係無法相容。東正教會指責共濟會員不是基督教徒，是一群離經叛道者，甚至罵他們是無神論者。

作為「啟蒙橋樑」和思想平台的共濟會

貴族們感覺在共濟會中可以使被彼得一世世俗化而迷失方向的人「精神復甦」，「在共濟會中尋找自己的精神支柱是貴族加入共濟會的重要原因」。他們可以從被彼得異化（инобытие）的空虛中回到充實的精神世界，他們傾向於有一種屬於自己的「小教會」，在那裡可以找到尋求解惑人的精神世界問題的答案。18世紀70年代末，共濟會幾乎涵蓋了俄國的文化階層。葛蘭西認為，知識分子具有某種「行會特徵」，恐怕對俄國而言，指的就是「共濟會特徵」。共濟會在俄國的特點是「宗教性+貴族」。俄國早期的共濟會有自然神論的因素，他們宣傳自然宗教、理性的道德和神秘主義的特徵。在共濟會中，退役的軍官們意識到自己的莊園生活不但是與世隔絕的，而且精神世界是枯竭的，由於官方東正教神學的陳舊呆板，以及分裂派運動道德優勢，貴族們普遍對國家東正教缺乏應有的虔敬心理，他們如同處在一個雙重禁錮的社會中，這恰好與貴族傷感主義、浪漫主義相契合。他們渴望心靈復甦，渴望探索真理，渴望了解俄羅斯之外的世界。共濟會此時傳入，使那些不滿足於醉生夢死日子的貴族找到了思想寄託。

共濟會對18世紀的俄國知識群體來說意義是重大的，它起到了思想中轉站的作用。由於共濟會越來越多的「扮演著政府與教會反對派的作用」，「很多共濟會員都是有名的啟蒙思想家」，由於共濟會在道德建構和哲學思想方面都有自己的建樹，所以「共濟會又代表著俄國宗教哲學的探索」。俄國學者甚至說，貴族知識分子的發展史「幾乎就是共濟會的歷史」，因此不了解共濟會就不可能真正懂得俄國知識分子，共濟會被稱為是「俄國知識分子的預備組織」，是孕育思想界成長的母體，為俄國的宗教哲學產生做了準備。別爾嘉耶夫也認為，路標派與40年代理想主義者、神秘的共濟會組織有密切的思想繼承關係。

既有錢又有閑，現在又有了組織的貴族，終於找到了擺脫空虛的方向，他們出版地下出版物，散發手抄本書籍，但最多的是進行翻譯工作。1782年，莫斯科共濟會開辦了自己的「翻譯神學院」，1783年，由諾維科夫在內14個共濟會員出資成立了「印刷業友好學術協會」，當時流行的西方神秘主義著作很快便被翻譯傳播，也使俄國的私人出版業快速發展，從1784-1791年的8年間，僅諾維科夫屬下的一個出版公司就出版了554種圖書。正是從這裡，俄國的感傷貴族們一下子獲得了神秘主義的資源，了解到西方神秘主義的思想。很快，共濟會的柏拉圖式浪漫和神秘一下子就充斥了當時俄國貴族空虛的精神。他們認為，在共濟會中能夠與西歐的同行同步感受到解決精神困惑的需求。在莫斯科大學貴族專修班中，這種需求像傳染病般蔓延，他們把共濟會團體稱為自己「秘密教會」，並強調真理只有被獲得頓悟的人群發現。這種「共濟會情結」對20世紀的「神學家知識分子」後來轉向「神秘主義」有直接的影響。這一時期俄國共濟會大約有千把人。

葉卡特琳娜從俄國貴族趨之若鶩的態度中看到了威脅，想方設法對共濟會進行限制。共濟會為了便於自己的活動，便在宮廷中策動與自己母親不合的保羅一世也參加了進來，所以共濟會在俄國也被下層民眾稱為「老爺的教會」。因為共濟會的圈子很狹小。貴族的身份認同是一個重要的入會條件。共濟會一方面是世界性的，在莫斯科等地的共濟會組織只屬於英國總會的分會，但同時它又是小眾而封閉的，它的「會員制」操作方式即便是貴族也不是想進就可以進得來的。共濟會的入會條件：第一，不得吸收無神論者入會，他們認為，無神論者對文明基督社會構成威脅，是不適宜自由制度的，共濟會會員一定要相信宗教，遵守宗教道德。第二，共濟會會員必須具有貴族頭銜，加入「共濟會」的人必須是貴族，而且還必須是具有道德約束能力的貴族。俄國共濟會的口號是「自由」、「平等」、「友愛」和「互助」，反抗世上的惡勢力，讓社會變得更人道、更公正，它強調通過人自身的道德修鍊來消除社會中的醜惡現象，達到一個盡善盡美的世界。第三，共濟會具有一定的理論探索和神秘主義傾向，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強調道德自律，潔身自好，入會者必須有純潔和革新自己內心的強烈願望，通過入會達到精神「出浴」，自我完善。因此，共濟會也被稱做是「體制內的白烏鴉」，以至於有人把不能進入共濟會的看做是「有道德瑕疵者」。法國大革命後，葉卡特琳娜與貴族的關係漸行漸遠，公開的共濟會的發展勢頭受到阻礙，但秘密的共濟會組織則方興未艾。

「在俄國，任何一個秘密或半秘密組織的形成，都自覺或不自覺地從共濟會組織那裡借鑒了某些形式。」這在十二月黨人組織形式上體現得尤為明顯，俄國學者認為，「如果沒有共濟會，很可能就不會有後來的十二月黨人起義」。據涅奇金娜研究，十二月黨人早期的四個組織都是受共濟會的影響或者在共濟會的直接幫助下建立的，「這些組織成了未來運動的學校，是這一運動的前提」。1812年俄法戰爭結束以後，俄軍遠徵到西歐，兩種社會制度的優劣對俄國軍人產生了巨大的心理衝擊，他們被一種全新的文化所吸引，「很多軍官加入了法國共濟會，這種行為的直接後果就是，軍官們吸收了冒險的政黨精神，他們自己也開始組織一些類似於法國共濟會的秘密社團」，「貴族革命者利用共濟會團體為自己的政治目標服務」。在亞歷山大一世執政後期，就多次頒布「禁共令」，查封關閉共濟會分會據點，理由是任其組織坐大，將會對「國家造成危害」。1826年十二月黨人起義被鎮壓以後，尼古拉一世再次重申「禁止軍職人員和所有的貴族加入共濟會」。此後，俄國的共濟會活動或者轉移到國外，或者在國內轉入地下狀態。

作為反對派秘密組織的共濟會

第二階段是19世紀下半葉，共濟會處於地下狀態。「共濟會的啟蒙」對俄國貴族非常重要，參加共濟會的貴族首先對俄國的官方教會持批判態度，他們認為俄國的宗教不過是「國家的奴僕」，國家取代了教會的位置，俄國的教會服從於官僚制度，成為國家統治的工具，當一個人在向教會宣誓時，就意味著他的自由已經被限制了，因為這二者是一個不分彼此的互相支撐體系。所以教會和國家必須劃清界線。雖然他們並沒有明確談論分裂運動的意義所在，但顯然對彼得一世宗教改革的批評已經再明顯不過了。

但是同時，這些俄國貴族又認為東正教，尤其是原始東正教中存在著一些超越西方的東西，他們不同意西方天主教的模式。他們認為，歐洲文明是在羅馬文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以《羅馬法》為標誌的理性精神不能不影響到西歐的教會，西方的分析、邏輯、推理，工具理性的發達使人精神的整體性遭到破壞。從亞里士多德、經院哲學到康德、黑格爾，一步步地把唯理主義的邏輯推向高潮，單一的邏輯推理不是最高真理，《羅馬法》的邏輯體系把人們引向理性的世界，這勢必造成與自然道德的割裂，導致東西教會分裂。東正教中並不都是糟粕，也不是像西歐人們所說的，沒有生命力的偶像，是「拜占庭的頸圈」。東正教是唯一真正的基督教，它是在所有基督教信仰中保留了早期基督教原生態東西最多的民族，但是這個東正教並不是指沙皇的官方東正教，霍米亞科夫甚至提出，教會變成一個國家的部門，使它成為帝國的宣傳機構和意識形態的掌控部門，就已經以世俗文化取代了宗教世界，這是和基督教原則相違背的，沙皇不應有神職方面的權利，他們希望復原一種沒有被破壞的宗教。共濟會作為一個活動平台和思想中介，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他們的願望。

可以說，俄國的共濟會是一個矛盾體，一方面神秘主義的共濟會模糊不清地表達了他們對現實不滿和反抗體制的願望。但同時共濟會的眼睛只是向上的，從來沒有向下聯繫過俄羅斯下層民眾，他們把變革的希望寄托在近衛軍官的宮廷政變和影響沙皇的政治取向上，所以彼得三世、葉卡特琳娜二世、保羅一世、亞歷山大一世、亞歷山大二世、尼古拉二世身邊和外圍都有共濟會人員活動的身影。

第三個階段是20世紀初到1917年，在這個階段共濟會的激進化步伐加快。別爾嘉耶夫說：「我們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不可抑制地想參加共濟會，這種心理動力是在生活中起作用的，是想參加到某種最主要的潮流中去，加入決定人命運的中心中去，特別嚮往參加到神秘的團體中去。」20世紀，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共濟會的活動再度復甦，並改變了以前不反對專制制度的方針，其成員中從主張君主立憲到以推翻沙皇制度為目標的各種人都有。20世紀初，俄國科學院院士柯瓦列夫斯基根據法國共濟會團體的授權，於1907年建立以「北極星」為名的共濟會團體，在1912年成立了共濟會的領導機構--最高會議。與18-19世紀共濟會的主要區別是，20世紀的共濟會一開始就具有明確的政治目標，即限制或推翻沙皇政權，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制度，這時它已經在承擔著政黨的職能了。共濟會的組織者之一庫斯科

到1916年，共濟會已吸收了約300名自由主義和民主派政黨的上層人物、高級軍官、王室成員。當時，俄國自由主義的大多數領導人都是共濟會成員：比如立憲民主黨的馬克拉可夫、涅克拉索夫、盛加廖夫、庫庫什金、奧波連斯基，接近立憲民主黨的李沃夫，進步黨人科諾瓦洛夫、耶夫列莫夫，以及接近該黨的捷列申科；十月黨人的古契柯夫（古契柯夫的父親就是分裂派信徒）。米留可夫在1906年也被邀請入會，他說，通過對該組織地深入了解，因為共濟會的存在，俄米留可夫古契柯夫馬克拉可夫羅斯帝國最後幾年的歷史應該重寫。因為共濟會政治黨派色彩不突出，所以它反而成為政治人物間相互溝通的「世外桃源」，成為一個黨派之外的共同平台。這時共濟會一個最突出的特點是：它成為了各個反對派政黨的「聯絡站」和「消息集散地」。它的溫和俱樂部式色彩對各類政治人物都很有吸引力，政治上的不同派別在杜馬內外鬥爭中因政治差異性很難坐下來達成共識，但是卻在共濟會中「建立了各黨之間的聯繫，為共濟會的密謀提供了組織和人員上的條件」。共濟會一貫強調的道德完善造成氣場，使不同黨派的人在這種面對面的交流中較容易形成一種「公共看法」，而少了劍拔弩張的「唯我正確」。

1916年共濟會最高會議的5人核心中，除書記克倫斯基是社會革命黨成員外，其餘4人都是自由主義者。據孟什維克領導人齊赫澤後來回憶：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華沙陷落後，共濟會的最高會議還討論了通過宮廷政變的方式迫使尼古拉二世退位，並著手進行輿論和資金準備。至此，共濟會對俄國政治生活的影響達到頂點。

戰爭爆發以後，由於政府的行政能力低下，從事實際工作的「第三種知識分子」占多數的「地方和城市自治局聯合會」逐漸取而代之，共濟會也加快了密謀顛覆皇權的步伐。1916年夏天，在共濟會最高會議的安排下，參加共濟會的各政黨活動家都在自己所屬的黨派進行活動，迫使沙皇交權。共濟會曾多次密謀脅迫沙皇退位交權，古契柯夫還給大本營的阿列克謝耶夫將軍（共濟會成員）寫信，請他對尼古拉二世施壓，讓沙皇把權力交給民主派政黨，共濟會最高會議擬定的政府名單也通過沙皇的一個貼身秘書轉呈沙皇，其中提出由阿列克謝耶夫或李沃夫組閣。當時一些自由主義的報刊曾公布過未來政府的組成方案，被提及的人士中有90%後來成為二月革命後的第一屆臨時政府成員。

1916年10月，由共濟會活動家、立憲民主黨人費奧多羅夫主持召開了共濟會自由主義反對派秘密會議。會議討論的議題就是在革命形勢逼近、政局面臨失控的時候，要趕快發動軍事政變迫使尼古拉二世退位，否則會被激進左派搶班奪權，那時問題就難辦了。大多數與會者都贊同這一思想，認為目前宮廷政變是拯救俄國的唯一辦法，在這次會議上制定了明確的政變綱領。政變的目的是讓尼古拉二世交出政權，讓權於其子阿列克謝，並由其弟米哈伊爾大公攝政，由李沃夫公爵組閣，但是當務之急是儘快頒布一部新憲法，從而使俄國和平走上君主立憲的道路。這次會議以後，古契柯夫、涅克拉索夫、捷列申科一起擬定了政變的具體計劃，他們準備在彼得格勒和莫吉廖夫大本營之間攔截沙皇專列，將其扣留以後送往國外，甚至有人提出過「處死保羅」的方案，但是被大多數與會者否決。另外，共濟會的其他成員也在分頭準備，後來由於阿列克謝耶夫臨陣動搖，這一周密的計劃未能實施。11月初又在十月黨領導人、杜馬主席羅將科的家裡再次密謀政變，參加會議的有共濟會軍事支部成員克雷莫夫將軍，他在會上表示，如果舉事開始，軍隊將予以支持。此後密謀者著手招募鐵路警衛隊的軍官，準備讓他們執行攔截沙皇專列的行動。如遇抵抗可以採取武裝行動，並授權克雷莫夫將軍指揮，最後因為德軍意想不到地打入芬蘭灣，計劃再度擱淺。

顯然，共濟會及其聯繫的各種反對派群體的活動對於沙俄專制政體的瓦解和最終垮台都起了重要作用，正如分裂派商人的經濟支持對上述過程也起了作用一樣。當年正統東正教人士宣稱的所謂沙俄帝國被「共濟會的陰謀」所葬送的說法雖然誇大得離譜，但並非全為無稽之談。

然而，共濟會的最終命運也和分裂派一樣，由於俄國革命最終走向了無限制的狂暴，「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兒女」的悲劇也降臨到他們身上。十月革命後，布爾什維克大舉鎮壓各「資產階級政黨」，作為反對黨人俱樂部的共濟會也成了覆巢之卵。仍然活著的共濟會會員大部分被迫流亡到海外，這些「白頭宮女」們唏噓，如若當初行動果斷一些、決心再大一些，俄國的歷史進程可能就全然是另一種面貌了。其實這只不過是他們的一廂情願，即便當時他們早幾個月扳倒了沙皇，俄國政治運動的高潮照樣會來到，這就叫「形勢比人強」。

「沙龍里的論戰」：西方派與斯拉夫派

1762年，葉卡特琳娜期望通過貴族解放，使其成為專制制度的基石，為了收買貴族，她把80萬國家農民賞賜給服役人員，就是想從這個階層中獲取支持。沙皇政權與貴族的關係在葉卡特琳娜時代還比較融洽，兩者之間曾表現出相互理解的趨勢。1812年衛國戰爭結束後，這種貴族與沙皇「惺惺相惜」的局面結束，尼古拉一世時期雙方的關係惡化。在「改革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時，共濟會一度又支持政府的改革，雙方關係達到最高峰。但到亞歷山大二世死後再次轉變。從1890年到1907年，共濟會與當局又分道揚鑣，雙方逐漸疏遠、出現裂痕到最終決裂。

從葉卡特琳娜到亞力山大一世，半個世紀培養貴族的結果，得到的卻是十二月黨人起義，十二月黨人起義以沙皇亞力山大二世遇刺身亡事實擊碎了沙皇的指望。尼古拉一世徹底對作為最高政權可靠支柱的貴族失望了，在他看來貴族不過是喂不飽的「白眼狼」，於是他儘可能擺脫貴族，而主要依靠官僚階層來進行統治。1825年十二月黨人的起義被鎮壓以後，尼古拉一世的反動統治使俄國進入到一個「冰冷的冬天」（詩人雅澤科夫語）。沙皇對貴族的不信任越來越明顯，成立新的警察機構--第三廳，用以防範思想意識形態、嚴控社會思想。亞歷山大一世時期實行的大學自治被取消，1826年頒布了新的書刊檢查制度，嚴禁一切對沙皇、政府和官方東正教不滿的言論，教育大臣烏瓦洛夫提出的「東正教、專制制度和民族性」三位一體的綱領成為沙皇政府的基本國策，把貴族的利益訴求摒除在外。高壓之下，俄國貴族中瀰漫著寒潮來襲的緊張氣氛，許多人銷毀日記、信件、文章以求自保，在這個「思想界的沉寂期」，同情十二月黨人的貴族知識分子，要麼去國外留學，要麼轉入純粹的文化藝術領域。「大約十年的功夫，俄國才從這一被奴役被迫害的狀況中蘇醒過來。」30年代地下小組活動和貴族家庭沙龍又活躍起來，成為新的「磁場」，再加事實擊碎了沙皇的指望。尼古拉一世徹底對作為最高政權可靠支柱的貴族失望了，在他看來貴族不過是喂不飽的「白眼狼」，於是他儘可能擺脫貴族，而主要依靠官僚階層來進行統治。1825年十二月黨人的起義被鎮壓以後，尼古拉一世的反動統治使俄國進入到一個「冰冷的冬天」（詩人雅澤科夫語）。沙皇對貴族的不信任越來越明顯，成立新的警察機構--第三廳，用以防範思想意識形態、嚴控社會思想。亞歷山大一世時期實行的大學自治被取消，1826年頒布了新的書刊檢查制度，嚴禁一切對沙皇、政府和官方東正教不滿的言論，教育大臣烏瓦洛夫提出的「東正教、專制制度和民族性」三位一體的綱領成為沙皇政府的基本國策，把貴族的利益訴求摒除在外。高壓之下，俄國貴族中瀰漫著寒潮來襲的緊張氣氛，許多人銷毀日記、信件、文章以求自保，在這個「思想界的沉寂期」，同情十二月黨人的貴族知識分子，要麼去國外留學，要麼轉入純粹的文化藝術領域。「大約十年的功夫，俄國才從這一被奴役被迫害的狀況中蘇醒過來。」30年代地下小組活動和貴族家庭沙龍又活躍起來，成為新的「磁場」，再加上「大學」，這三大場所是知識分子成長的必要路徑。正如赫爾岑所說，30年代是「外部的奴役和內部的解放」並存的時期，也是俄國貴族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獨立群體登上歷史舞台的時期。

1830-1840年間，俄國思想界進行了一場關於歷史性質和發展道路的大論戰，也就是我們熟知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爭論。西方派的代表人物有：安年科夫、恰達耶夫、卡維林、別林斯基、赫爾岑等。他們認為，俄國無法孤立於歐洲，從彼得大帝和葉卡特琳娜二世已經把俄國拉上這條道路，俄國就處在世界歷史發展的共同規律下，只是比西歐慢了幾個節拍而已，俄國已有的歷史事實「無法確認它是一種神秘的、獨一無二的偉大存在」，俄國不具有任何特殊性，所以從西方已有的經驗中尋求出路是一條捷徑，並且應以自由主義的思想理論來改造俄國。與此相反，俄國斯拉夫派的代表人物有：霍米亞科夫、阿克薩科夫兄弟、基列耶夫斯基、陀斯妥耶夫斯基、薩馬林等人。他們認為，俄國的歷史特點就在他的「村社原則」和東正教思想，俄國應該走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不同於西歐的發展道路，未來的方向是回到彼得大帝以前的傳統道路上。

斯拉夫派論據主要依託點是俄國的村社制度，尤其是彼得以前的俄國。他們說：「歐洲國家的產生是征服和暴力的結果，而國家又造成對立的社會等級的劃分。俄國的國家則是人民生活的自然產物。西方存在著黨派之爭和由『精神騷亂』引起的暴力變革的基礎，而俄國一切都是在寧靜和平靜中自然發展。」斯拉夫派認為，由於學習西方，由於彼得一世的改革，俄羅斯文化的積極原則受到了歪曲，俄國被從它特有的道路上引開了，俄國應該向彼得大帝以前的傳統回歸。在他們看來，一切俄國過去的東西都是神聖的、美妙的，他們希望從純潔樸實的俄羅斯精神中找到俄國的未來。他們觀點的核心是「公社原則」。他們認為，俄國農村公社是民族精神的集中體現，是俄羅斯民族生活方式和世界觀的絕對特點。

俄國歷史上沒有西歐歷史上常見的「分裂現象」，就是因為俄國的農村公社造就了俄羅斯民族對宗教的虔誠、對君主和國家的忠順以及內部的和諧。基列耶夫斯基曾說，俄國文化是一種宗法制的文化，村社土地受地主或世襲領主權利的限制，而這種權利又受到他們與國家關係的束縛。在村社的基礎上，農民可以同地主也可以同沙皇和平相處。斯拉夫派中有很多人迷戀彼得大帝以前的「純樸的羅斯」，對彼得改革持一種批評的態度。基列耶夫斯基說，在彼得大帝以前，政府和人民是平等的，「歷代沙皇都沒有離開過俄羅斯人的原則，也沒有改變過俄羅斯人的道路」。但是，俄國的這一特點由於彼得改革而扭曲了，歐化政策使俄國離開了獨特的發展道路，使它受到「西方瘟疫」的侵害，並造成了俄國貴族和人民的分裂。這些人熱衷於保持舊俄國的生活方式，他們不喝外國的飲料，只喝國產的格瓦斯，他們不穿西式服裝，只穿俄國農民長袍戴毛皮高帽，被西方派譏諷為「格瓦斯愛國者」和「農民服飾愛國者」。

西方派指責斯拉夫派「幼稚地膜拜俄國歷史上的幼稚的時期」。格拉諾夫斯基強調，俄國文化植根於拜占庭文化，而正是這種文化被沙皇政府用來作為對付西方更先進文化影響的解毒劑。格拉諾夫斯基對「群眾暴力」一直憂心忡忡，他擔心，很可能群眾的勝利，將使優尼古拉一世檢閱軍隊秀文明成果毀滅，無產者的勝利難道就不會扼殺現代文明，就像野蠻人的入侵毀掉古代文明那樣嗎？西方派在同斯拉夫派的爭論中，廣泛利用了當時西方自由主義學者的經濟和政治理論，加強了俄國社會中的理性因素和現代氛圍，並刺激了資產階級法學、經濟學、史學等學術的形成和發展。

契切林後來在他的回憶錄中說，「斯拉夫派的全部說教對於我來說，是某種荒謬的、沒有道理的東西……我熱愛祖國並且是東正教會的忠實的兒子，從這方面說，這種學說似乎可以得到我的同情。但是人們要我相信，受彼得改革影響的俄國社會整個上層都鄙視一切俄國的東西，盲目地拜倒在一切國外的東西面前，這種情況在彼得堡的某些客廳里可能會有，但生活在俄國的我卻從未見過。人們肯定地對我說，人類的最高理想就體現在那些我曾在其間生活並從孩提時代就十分了解的農民身上，這對於我來說是荒謬的。他們證實說，我們從西歐的自由中沒有什麼好學的，並且拿出彼得以前的俄羅斯作為證據。……我從小就習慣於尊重的教育，我渴望學習的科學，被看做是像毒藥一樣需要提防的危險的謊言，而被許諾取代它們的是某種誰也不清楚的俄國科學。這種科學現在還沒有，但是它在某個時候將從不可侵犯的保存在農民中間的土壤上發展起來。這一切是如此的不符合真理的要求，不符合俄國的現實，是如此的違背最普通的健康思想的邏輯，以至於對我們這些還沒有被莫斯科沙龍里的爭論弄糊塗的外省人來說，斯拉夫派是某種怪誕東西。」

赫爾岑說：斯拉夫派的核心就是「復古」，「回到被外國文化和外國政府所隔絕的人民中去」，「但是歷史是不會倒轉的，生活有的卡維林是布料，它永遠不需要舊的衣衫，一切復古、一切復辟，始終只有假面具，……何況我們也無古可復。彼得以前的俄國生活是醜陋的、貧困的、粗野的，而斯拉夫派要恢復的就是這樣一個社會，雖然他們並不承認這一點」。

「俄國發展道路」的討論是具有貴族風範的爭論，幾乎可以說19世紀所有的文學-思想大家都捲入了這場討論之中。有幾個因素把他們結合在一起：首先他們志趣相同，關心俄國發展的命運，有相同的經歷和結識的機緣，很多人都是莫斯科大學的校友、哲學協會的成員、讀書俱樂部參加者，莫斯科大學的斯坦凱維奇小組、赫爾岑-奧加廖夫小組，以及稍後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這些「19世紀思想家的搖籃」里產生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都是從這種自發的小組發展而來的。從西歐學來的貴族客廳沙龍文化成為思想博弈的平台。經歷了十二月黨人事件的波及而使整個貴族階層受到打擊後，他們更加熱衷於思考、熱衷於探索俄國的發展道路。人們在各種聚會和小組中不倦地進行熱烈激昂的思想爭鳴。恰達耶夫回憶說：「每逢星期五我們在基列耶夫斯基家聚會，星期四有時在科舍廖夫家，偶爾在巴拉丁斯基家，一周我們聚在一起兩三次，霍米亞科夫不斷地辯論，基列耶夫斯基誨人不倦，科舍廖夫娓娓而談，巴拉丁斯基沉浸在詩中，恰達耶夫則善長說教。」契切林回憶說：在這些辯論中，我「第一次感到那種從未有過的、出於人類靈魂中最高尚和最良好動機的對思想的熱愛」，「我想成為這種精神活動的參加者和活動家」。安年科夫稱，40年代是一個值得回憶的「光輝的十年」。50年代，二者的爭論趨於淡化，而以政治立場劃分的自由主義和革命民主主義之間的對立形成了。

「斯拉夫派」與「西方派」雙方的組成只是以思想理念分野，是一種鬆散結構，人員變換不定、彼此平等，沒有形成組織，沒有綱領，也沒有畫地為牢式的門戶觀念。其內部不是鐵板一塊，既可以改換門庭，也能夠自由爭論，爭論雙方之間常常保持良好的私人友誼。如恰達耶夫是西方派，卻與霍米亞科夫、基列耶夫斯基等人關係親密。斯拉夫派與西方派的行為方式都是挺「君子」的、挺有貴族氣的，或者說挺「自由主義的」。大家都遵守一些不成文的規則：正如他們自己所說的「我們都是文明的孩子」，都是有教養的人，都是「沒有徹底越出貴族世界的人」。激烈的爭論有時偶爾也會出現越界的人身攻擊，但總是適可而止，就像是「家庭紛爭」。如赫爾岑總結的：「我們是對立的，但這種對立與眾不同，像是希臘神話中的門神伊阿諾斯，或是像一隻雙頭鷹，我們望著不同的方向，與此同時，卻又像有一顆共同的心臟在跳動」，我們之間的關係就像是「敵對的友人，友好的敵人」。這種高雅的沙龍討論與後來平民思想家的激烈言辭以及與民粹派的組織模式和布爾什維克的黨派紀律完全不同。

除「西方派」的個別人物外，這些討論者幾乎是清一色的貴族出身，而且都受過西方的教育。也就是說，他們本人就是軍人或軍人的後代。他們共同認為，「我們貴族好像血管一樣，在這個血管里有著高尚的道德，這種道德應當迅速傳遍俄羅斯大地，以便使其他階層都基列耶夫斯基知道，為什麼高等階層被稱為人民的精華」。他們中既沒有顯赫的官吏也沒有平民。貴族知識分子是很排斥「有知識的官員」的，甚至排斥自然科學家。在他們看來，「俄國科學是由政府來扶植的，政府把學者視為某個行政單位的官員，他們猶如擔任公職的人」。過去人們往往誇大了他們之間的差異。他們對俄國發展道路的觀點不同自然不言而喻，但是他們也有很多共同點：比如都是沙皇專制與農奴制的反對者。過去被視為保守的「斯拉夫派」的霍米亞科夫就參加過十二月黨人《北極星》雜誌的編纂工作，也贊同他們的基本思想，只是不同意起義的計劃。甚至有研究者認為，斯拉夫派「是俄國自由主義的一個變種」，是貴族自由派的一支，是在民族主義和傳統符號下的自由主義。但另一方面，他們又都不主張用激烈的革命方式顛覆現政權。都不主張用「社會革命」方式來改造世界。他們都具有人道主義的情懷。用霍米亞科夫的話說：我們「既遠離保守主義的盲目片面性，又遠離革命的無道德性及危險的自我信念」。在1845年大論戰高潮時，阿克薩科夫和別林斯基相互向對方宣布，因為思想差異過大，爭論激動時難免會傷害相互的感情，他們將不再來往，然後以傷感的「俄羅斯擁抱」惜別。這種「紳士風度」後來在革命隊伍中屢受嘲諷和恥笑，但卻在僑民哲學家中傳為佳話。

他們彼此承認對手的價值，作為西方派代表人物的別林斯基這樣評論斯拉夫派：「作為對無條件模仿（西方）的抗議，作為俄羅斯社會需要獨立發展的證明，斯拉夫派現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美好的事實。」斯拉夫派的出現是對西方派的一個矯正。西方派赫爾岑在斯拉夫派阿克薩科夫去世時的悼詞中說：「基列耶夫斯基兄弟、霍米亞科夫和阿克薩科夫履行了自己的責任，他們的一生有長有短，但在閉上眼睛的時候，他們都可以問心無愧，他們已做了他們要做的事情」，「俄國思想界的轉折點是從他們開始的，我們與他們是對立的，但這種對立與眾不同，我們有共同的愛，只是方式不一樣，這種共同的愛使我們有權向他們的墳塋俯首哀悼，給安息在墓中的人們撒上我們的一撮黃土，對著他們發出深深的祝告：但願他們的墓上和我們的墓上，生長出一個繁榮昌盛的年輕的俄國」。別爾嘉耶夫這樣評論40年代的斯拉夫派：「儘管在他們的世界觀中有保守因素，但是他們仍然是個性自由、良心、思想和言論自由的積極扞衛者，而且揭露彼得以後的俄羅斯，筆鋒比西歐派還要犀利。」

「西方派」與「斯拉夫派」這兩個派別逐漸成為過去式，他們爭論的話題甚至可以認為是被克服了，但是問題本身卻散發著頑強的生命力，在20、21世紀新的形勢下又被多次重新提出，可見俄羅斯在發展方向定位上的認同依然具有很大的爭議。

（本文摘自《倒轉紅輪》一書）

推薦閱讀：